當年的紅衛兵領袖蒯大富（資料圖）
蒯大富被判刑，是元老的決定，也是政治的需要。身為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有自己的看法。他對一個清華同學說，對待蒯大富，從前我不贊成把他捧得那麼高，現在我也不贊成把他整得這麼狠。但這只是一種私下議論，並沒有影響到對蒯大富的審判。
蒯大富：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領袖之一，領導、參與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動。（編者注）
胡耀邦還在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位置上的時候，蒯大富是一名共青團員，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63級學生。蒯大富知道胡耀邦，胡耀邦不知道蒯大富。
「文革」開始後，團中央負責人「三胡一王」（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王偉）因為派工作組進駐首都中學，受到批判。此前蒯大富因為與校工作組發生衝突，工作組有王光美參與，幕後有劉少奇支持，曾蒙受極大壓力。
這一個案得到毛澤東的關注，他派周恩來親自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一下子成為名人，進而成為首都高校的「五大領袖」之一，任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
但好景不長。以他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捲入武鬥，毛澤東在1968年7月28日召見了「五大領袖」，從此讓他們退出政治舞台。接著，蒯大富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任技術員。在清查「五一六」運動的過程中，蒯大富開始受審查，1973年到北京東方紅煉油廠監督勞動。1983年3月10日，又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殺人罪和誣告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1984年送往青海共和縣塘格爾木勞改農場服刑。和他關在一起的有「五大領袖」之中的另一位韓愛晶，還有許世友的兒子徐青和魏京生。
蒯大富被判刑，是元老的決定，也是政治的需要。身為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有自己的看法。他對一個清華同學說，對待蒯大富，從前我不贊成把他捧得那麼高，現在我也不贊成把他整得這麼狠。但這只是一種私下議論，並沒有影響到對蒯大富的審判。
1986年8月19日，胡耀邦到青海視察，聽省委書記彙報工作，談到蒯大富等人在青海服刑時，胡耀邦問蒯大富表現怎麼樣？省委書記說他表現很好。胡耀邦說：出來以後給他分配工作。胡耀邦又問魏京生表現怎麼樣？省委書記說魏京生有些急躁。胡耀邦說：年輕人嘛，還可以教育嘛。胡耀邦的話當時在監獄幹部中作了傳達。
胡耀邦為什麼要過問蒯大富？蒯大富也不清楚。惟一可以查到的線索是魏京生給胡耀邦寫了信，要求解決治病問題。所以胡耀邦在青海視察期間，專門聽取了彙報，並指示對魏京生等人按照革命的人道主義原則，應給與普通職工的醫療待遇，並且改善生活條件，達到普通居民的標準。
胡耀邦這次視察青海四個多月以後，就辭去了總書記職務。然而，他對蒯大富發出的善意，還在起作用。
1987年8月21日，勞改農場派車讓蒯大富和魏京生到青海湖鳥島旅遊。蒯大富有如下記錄：「車沿著青海湖南岸長驅一百來公里，遠望海心山、白石山，廣袤無垠，水天一色，賞心悅目。適逢湖邊重鎮江西溝召開科普大會，聯合國亦有官員參加，人山人海，熱鬧非凡。可惜鳥群大部南徒，但尚有大批飛鳥在湖邊覓食，我親嘗了一口青海湖水，鹹度和高湯差不多。返程中車出故障，竟在無人的鳥島留宿一夜，玩得盡興，累得也夠嗆。」
他還賦詩一首：「不見白骨無人收，牛羊遍佈青海頭。影影綽綽倒淌河，熙熙攘攘江西溝。湖光山色爭妖嬈，雁鳴鷗叫賽歌喉。我愛神州大地美，洗凈煩惱忘卻愁。」詩雖不工，蒯大富的心情卻溢於言表。
一個多月以後，蒯大富被釋放。比他刑期短一年的韓愛晶已經留場就業，分在農場管教科工作。蒯大富不願意終老於青海。他向青海省司法廳、勞改局寫信，要求回寧夏青銅峽鋁廠工作，或者回蘇北老家農村種地。
當年的另一位團中央書記胡啟立，這時擔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批示，對蒯大富的要求，除了平反，別的都可以滿足。寧夏自治區黨委書記白立忱也說：「關於蒯大富的事我們說不了什麼，但在生活上可以盡量給予照顧。」
蒯大富返回青銅峽鋁廠當了助理工程師，並和北京大學畢業生羅曉波結了婚，生了女兒。當時鋁滯銷，廠里請蒯大富出馬推銷。蒯大富帶著妻子、女兒，在全國轉了三個月，為廠里銷售了600多噸鋁。他說，各地廠長、處長都是他這個年齡段的，走到哪裏，企業負責人都願意見見他，所以銷售很順利。這也說明，胡耀邦寬厚對待蒯大富，和當時的社會心理是一致的。
最近，韓愛晶編著了一本書《清華蒯大富》，記錄了這件事的前前後後。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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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街上排隊買東西的人群
1988年9月10日,武漢青山友誼商店,人們隔著鐵柵欄搶購黃金首飾
但此次「價格闖關」隨後導致了全國範圍內嚴重的物價上漲情況。圖為1986-2007全國居民消費走勢圖，在圖上可以看出，在1988年前後，居民消費漲幅巨大。
1988年新春伊始，各種漲價的小道消息便在坊間流傳，各種商品的價格也在悄悄地陸續上揚，民眾的心理就已經開始發生了波動。 3月份，國家即將對一些主要農副產品零售價格進行調整的消息傳出，部分地區的民眾（主要是一些大城市）出於對漲價的擔憂，開始搶購商品，從而颳起1988年的第一波搶購狂潮。國營商場的肉、蛋、糖等副食品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搶購一空。上海在數日之內，商場裏的食鹽、食油、肥皂等日用消費品即告售罄。就連火柴也不例外。
5月份，國家決定放開四種主要副食品的零售價格，果然證實了此前坊間的流言，民眾的神經再次被觸動，搶購之風又起。與第一次搶購風潮不同的是，這一次絕大部分商品的價格都隨著搶購風而直線飆升。四種主要副食品之外的各種商品也大都乘機漲價，政府的紅頭文件完全失去了效力。
7月28日，國家決定對13種名煙名酒放開市場價格。當天起，全國各大城市就出現了搶購名煙名酒的風潮。北京、上海、天津的商店在開門的幾個小時內，庫存的煙酒就被搶購一空。
台播發「價格闖關」的消息。當天就出現搶購狂潮。
這一次搶購風潮波及面非常廣，搶購風不僅發生在大城市，而且迅速席捲全國中小城市和部分鄉村地區。
突如其來的全國性搶購風潮，加上脫籠而出的通貨膨脹之虎，使整個社會的經濟秩序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嚴峻的形勢不僅引起了國際國內的普遍關注，也導致了廣大民眾的嚴重不安，影響社會的安定和廣大民眾對改革的信心。如何應對這一複雜而又危險的局面，成為擺在中央決策層面前的頭等大事。
9月12日，鄧小平在聽取了有關部門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的彙報後指出：「現在的局面看起來好像很亂，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需要進行調整，這是不可少的。」“我們要定一個方針，就是要在中央統一領導下深化改革。不僅是價格一個方面的改革，而是多方面的、綜合的改革。只有多方面的、綜合的改革，才能為價格改革創造條件。當然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順價格不行。價格沒有理順，就談不上經濟改革的真正成功。我們準備用若干年時間把價格初步理順，最終達到面向世界市場。 ”四天之後，他又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說：“目前膽子已經夠大了，所以步子要穩一些。”“今後要控制總需求的增長，要控制發展速度，要治理通貨膨脹。 ”
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的這些講話無疑具有指導方針的意味。
會議確定：治理整頓最迫切的任務是確保1989年物價上漲的幅度明顯低於1988年，並把這一點作為1989年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會議雖然原則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但不再急於馬上推行，而是建議國務院在今後五年或較長的時間內，根據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要求，並考慮各方面的實際可能，逐步地、穩妥地加以組織實施。會議決定從兩個方面採取堅決的措施：
第一，治理經濟環境，主要是壓縮社會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會議要求：1989年全社會固定資產規模壓縮500億元；控制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堅決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穩定金融，嚴格控制貨幣發行，辦好保值儲蓄，開闢多種渠道吸收社會遊資，引導購買力分流；克服經濟過熱現象，把1989年全國工業增長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與此同時，要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給。大力發展生產，特別是農產品、輕紡產品、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緊俏產品的生產。國內短缺的原材料和必需品要減少出口，從而保證國內市場供應。特別是要解決好糧食和「菜籃子」問題。
第二，整頓經濟秩序，重點整頓在新舊體制轉換中出現的種種混亂現象。一是堅決剎住亂漲價風。二是整頓公司，實行政企分開，官商分開，懲治「官倒」。三是儘快確立重要產品的流通秩序。對流通秩序混亂的重要產品，尤其是緊缺的重要生產資料，有的要實行專營，有的只准在國家統一市場上交易。四是加強宏觀監督體系。五是制止各方面對企業的亂攤派。
以十三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治理整頓工作全面展開。圍繞「治理整頓」這一工作中心，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一個個決策接連出台：
10月初，國務院發出關於清理固定資產投資在建項目、壓縮投資規模、調整投資結構的通知。
10月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
10月6日，國務院作出關於從嚴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的決定。
10月12日，國務院發出全面徹底清查樓堂館所的通知。
10月下旬，國務院作出關於加強物價管理、嚴格控制物價上漲的決定。
據統計，從十三屆三中全會到1989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接連發出四十個條例、決定、通知，治理整頓經濟秩序，人稱「四十道金牌」。
到1990年，治理整頓收到了十分顯著的效果。
1992年3月，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宣佈治理整頓的主要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標誌著經濟困難時期已經渡過，進行價格體系全面改革的條件已經初步具備。
本文摘自《共和國歷史的細節》，李穎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