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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毛澤東談「民主」:是一個方法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

共產黨內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時期。那時候,黨的領袖們幾乎全都義正詞嚴地抨擊蔣介石政府的獨裁,還說只要蔣介石真正地改變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政治,則共產黨一定會同國民黨精誠合作。1945年,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的時候,曾經對延安的欣欣向榮感慨良多,他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看到了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的前途。但是,作為一個熟知古今興亡大歷史的學者,他還看到了更多的東西。他對毛澤東說,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歷史上朝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則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也許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對於民主制度的追求,毛澤東在共產黨執政後領導制定第一部憲法的時候,明文規定了藝術創作和科學研究的自由,還規定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這一憲法誕生於1954年,正是我們國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徹底建立起來的時候。這也表明,自由和民主的原則不僅不為社會主義制度排斥,而且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應有之義。

問題似乎發生在兩年以後。

1956年年初,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全面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並且指出這在蘇聯已經造成嚴重的後果。如許多歷史學家所說,毛澤東雖然深深地了解斯大林的錯誤,但他對赫魯曉夫的這一舉動並不滿意。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乃是中國共產黨對這一事件的第一個反應。此文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寫成,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本人的想法。文章並不追究「個人崇拜」的問題,只是說,斯大林的錯誤在於他的思想方法發生了偏差:「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里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面性。」

四個星期以後,也即1956年5月2日,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舉國為之歡呼,直到現在人們還念念不忘。實際上毛澤東所說這八個字,只是重申了1954年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他的貢獻在於,以一種生動和朗朗上口的語言將這種權利加以概括。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事情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公民本身就擁有的權利現在不知不覺地成為黨的領袖頒佈的最新政策,憲法的權威之上已經覆蓋著領袖的權威。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毛澤東的民主思想,可以知道,他始終認為民主只是領導人的一種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而非制度和法律。這在他公開發表的文章和私下的講話裏面可以找到許多證明。比如,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讓人們講話,天不會塌下來。這當然表現了一個領袖的襟懷和氣魄,但也同時表明了,人民的說話的權利,是要通過領導人的「讓」方能實現。毛澤東還曾直言不諱地說他自己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當南斯拉夫的鐵托在1956年11月11日發表演講,指出赫魯曉夫把「整個事件當做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不是當做一個制度問題」是一個不足,因為斯大林現象「是一種制度的產物」的時候,毛澤東就表示不能同意這樣的判斷。這一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說「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這正是代表了毛澤東本人的意見。

但是,也有證據表明,毛澤東在私下裏並非沒有另外的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裡,他對黨的一些領導人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一重要的細節是否表明,毛澤東已經意識到民主不僅是思想方法問題,而且也是一種制度?我們在今天已經無法揣測,我們所能知道的是,他在生前從來沒有公開過他的這種想法。他在公開的場合只是批評蘇聯人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有如《論人民民主專政》所說:「無論怎樣的錯誤,對於人民群眾來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剝削階級專政的制度,比起資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總是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應當承認,1957年2月毛澤東在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中,相當完整地表明了他對民主的看法。毛澤東的一些論述,可能是緣起於當時我們國家發生的種種罷工、罷課、遊行和請願的事件。據薄一波的陳述,此類事件在鄰近1957年的幾個月里波及幾十個城市,在鄉下也連續發生了鬧社的風潮。毛澤東針對這些情節說他不贊成鬧事,因為人民內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

「民主是一個方法,」毛澤東說,「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幹什麼事情。」

他解釋說,「民主的方法」對敵人和對人民是不同的。對於人民內部,就是「團結—批評—團結」。至於罷工、遊行之類,毛澤東認為是「大民主」。“我們是愛好大民主的,”他說,“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他還列舉了發動群眾斗垮蔣介石等事情,說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用來對付階級敵人,而不是在人民內部使用的。

至於人民內部的民主,按照毛澤東的解釋,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亦即“說服教育”。毛澤東的設想是,從團結的目的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後達到團結。從毛澤東闡述這一思想以後的20年來看,無論是“民主集中制”,還是「團結—批評—團結」,都沒有能夠防止中國出現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那樣的錯誤,反而還會推波助瀾地把這種錯誤“升華”到“文化大革命”那樣極端的情形。

現在,我們在回顧這些事情的時候,就不禁要想到毛澤東1956年曾經說過而在生前從未公開的那句話,發生在中國的這些悲劇,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有可能發生么?

毛澤東也許已經認識到制度問題的重要性,至少在私下裏是這樣。但是,更加明顯的是,他不願意公開承認這一點。在迄今為止我們讀到的毛澤東的公開發表的文章裏面,他是把民主看做領導人的思想方法問題的,而不是看做一種制度。這一點也許是後來我們國家發生的一系列悲劇的原因之一。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 馬立誠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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