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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澤: 香港示威用盡顏色革命種種手段 要靠警隊、執法司法機關嚴正執法遏制

博客文章

徐澤: 香港示威用盡顏色革命種種手段 要靠警隊、執法司法機關嚴正執法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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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澤: 香港示威用盡顏色革命種種手段 要靠警隊、執法司法機關嚴正執法遏制

2019年08月25日 19:53 最後更新:00:41

全國港澳研究會昨日(8月24 日)在深圳舉行專題座談會,主要討論香港近期局勢。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形容,香港的暴力示威用盡顏色革命種種手段,「這是一場要守護『一國兩制』,還是要毀掉『一國兩制』的決戰」。有別於特區政府官員力推的對話、溝通,徐澤認為要依法嚴懲。

徐澤在港澳辦成立之初已經加入,深明鄧小平設計恢復香港和澳門主權的「一國兩制」構想背後的精神。他總結鄧小平的「一國兩制」重要思想的兩個基本點:統一和發展,這也可以說是「一國兩制」的初心。鄧小平以一國兩制模式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而香港50年不變也是配合國家改革開放集中精力搞發展的構想。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資料圖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徐澤。資料圖片

按徐澤的思路,現時香港暴力示威湧現的港獨思潮,是從最核心違反一國兩制構想中的統一思想。而搞暴力示威的必然後果,也會嚴重阻礙香港以至國家的發展。

徐澤又指出,習近平主席關於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和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論述,是對鄧⼩小平「一國兩制」構想的繼承和發展。習主席認為,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必須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徐澤認為,習主席聚焦於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如果說香港的核心價值是法治,那麼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則是維護香港法治的核心。當前在香港發生的問題,包括自回歸以來發生的一系列列重大政治法律律問題,究其根本, 是香港社會社會對特別行行政區憲制秩序的理理解缺乏共識,而各種反對勢力從中蠱惑生亂,導致香港政治爭抝不斷,近期甚至出現一系列列嚴重衝擊「三條底線」的暴力犯罪行為和一些極其錯誤危險的政治傾向。

徐澤認為,近期在香港出現的亂象中,發生了衝擊地方國家政權機關和中央政府機構,汚損國旗、國徽和區徽,衝擊國際航空樞紐和重要公共交通系統等嚴重暴力行為,甚至出現「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鼓吹「港獨」等口號,這些行為用盡了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顏色革命」時所採取的種種手段,已絕非一般的遊行示威活動,而是有各種反對勢力在其中蠱惑誘導,組織、策劃和指揮,衝擊「一國兩制」底線的違法犯罪活動。這種犯罪活動的目的,是要從根本上毀掉香港的憲制秩序,毀掉香港的法治,對此絕不能姑息,必須依法懲治。

徐澤解釋最近中央對香港局勢的應對方法,話中央對於近期的香港亂象,中央從戰略略和全域高度作出分析和部署,指出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要求把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作為當前最急逼和壓倒一切的任務。明確提出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力挺林鄭月娥行政長官,依靠特區警隊和執法司法機關嚴正執法、公正司法,依靠愛國愛港人士發揮中流砥柱作用,團結一致、堅決鬥爭,依靠廣大港人積極行動,敢於向暴力說不,向踐踏法治的行為說不,以正壓邪。

政壇高人話,徐澤當然能權威解讀中央的思想,他突顯了這是一場顏色革命,他和特區政府如今強調搞平台對話的方向不同,是強調要警隊和執法司法機關嚴正執法、公正司法。兩者的分歧,值得細味。




Ariel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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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樂士:減刑從來不是「自動」 限制提前釋放國安罪犯是合理、不可避免

2024年03月28日 20:11 最後更新:20:25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後,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囚犯獲減刑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否則違反國安法罪行不獲減刑。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日前在報章撰文強調,減刑從來都不是自動的,限制提前釋放國安罪犯加強香港保護網,是合理的預防措施。

江樂士同時指出,英國2023年頒布嚴厲的《國家安全法》時同樣承認,如果要確保國家安全,有時就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並批評英國外相卡梅倫高調抨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是雙重標準。

 全文如下:

 在獄中表現良好的囚犯可以獲得減刑,減刑幅度可能相當大。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減刑的前景可以激勵囚犯在監禁期間不做出不當行為,而且基本上可以改過自新。然而,減刑從來都不是自動的,前首席大法官貝理士爵士曾說:「他們能否獲得減刑,必然取決於他們今後服刑時的行為」(CACC 535/1970)。

 根據《監獄規則》(第 234A 章)(《規則》)第 69(1)條,實際刑期超過一個月的服刑囚犯可「基於勤奮和行為良好」獲得減刑。但減刑不得超過實際刑期和任何羈押期總和的三分之一。

根據《規則》第 69 條給予減刑由懲教署署長(署長)決定。即使囚犯因勤奮和行為良好而獲得減刑,司徒敬法官也解釋說,「《規則》第 69 條並不賦予囚犯減刑的權利,無論減刑是三分之一還是更少」(CALL 154/1999)。

1996 年頒布的《監管釋囚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對《規則》第 69 條產生了影響。在特殊情況下,該條例允許監管釋囚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在監管下釋放特定類別的囚犯。該條例適用於所有在服刑時年滿21歲或年滿25歲的囚犯,以及正在服6年或以上指定刑期的囚犯,或因表列罪行(如勒索罪、搶劫罪或嚴重入屋犯法罪)而被判處2至6年監禁的囚犯。

如果委員會認為符合其標準的囚犯應「以其勤奮和良好行為為由」獲准提前釋放,委員會可下令在監督下將其釋放。不過,在做出決定之前,委員會必須考慮署長的建議,而且署長的建議在決策過程中會得到充分重視。

如果署長得知委員會沒有對囚犯下達監管令,他可以根據第 69 條行使減刑的權力。換言之,《監獄規則》仍然允許在沒有監管令的情況下減刑。

《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第 524章 )於1997年制定。該條例規定,在香港被判無限期或長期監禁刑罰(刑期為10年或以上)的囚犯,其刑期經監獄長轉介後,由長期監禁覆核委員會覆核。委員會在決定釋放囚犯是否適當時,會考慮多項因素,包括囚犯是否改過自新、已服刑期是否符合司法公正及保障公眾的利益等。

3月 19 日,《維護國家安全條例》(SNSO)在立法會以全體 89 票贊成三讀通過。在該條例中,對於被裁定犯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囚犯,署長和兩個覆核委員會提前釋放囚犯的權力受到了限制。署長只有在「信納提早釋放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情況下,才能對此類囚犯給予減刑,而只有在同樣信納的情況下,署長才能將此類案件轉介覆核委員會。如果他決定不批准減刑或不將囚犯的案件轉介這兩個委員會中的任何一個,他必須每年對其決定進行覆核。

這些限制的理由是,過去曾發生因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而被定罪的囚犯在提早獲釋後潛逃或繼續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因此必須加以防範。無論囚犯是在《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頒布之前還是之後被定罪,限制措施都將適用,這是一項合理的預防措施。

有了這一先例,我們也可以考慮對其他同樣被判定犯有嚴重罪行的罪犯引入法定的提前釋放限制。例如,如果一名強姦犯、兒童性騷擾者或搶劫犯被認為仍然對公眾構成威脅,那麼無論他在監禁期間表現多麼良好,他也不應該有資格獲得提前釋放。這樣的囚犯可能只是在等待時機,很容易就會原形畢露。 

儘管一些觀察家批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對提前釋放的限制,但其他地方也有先例。例如,根據英國的《2020年恐怖主義罪犯(限制提前釋放)法》(Terrorist Offenders (Restriction of Early Release) Act 2020)),就收緊了被判定犯恐怖主義罪行的囚犯的釋放門檻。現在,當局只有在信納不再需要為了保護公眾而監禁某囚犯,才能批准提前釋放該囚犯,這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先例。

英國外相卡梅倫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最高調的批評者之一,他甚至呼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重新考慮」整個23 條方案,聲稱這會「對香港人產生負面影響」。如果他真的相信這一點,那麼他對其他地區的事態發展卻無動於衷,這就非同尋常了。

2月5日,尚未和香港一樣適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新加坡,頒布了一項法律,允許當局無限期拘留「危險罪犯」,即使他們已經服滿刑期。該法適用於21歲以上、被認為獲釋後有犯罪風險的罪犯。現在,囚犯不再像香港那樣在刑滿後自動獲釋,而是面臨無限期拘留,直到內政部長決定他們不再對公眾構成威脅。

雖然預防性拘留在英國是不受歡迎的,因為在英國,以這種方式被拘留的囚犯可以透過人身保護令向法院尋求釋放,但令人費解的是,卡梅倫對此卻沒有任何評價。

雖然英國曾經殖民統治新加坡,但卡梅倫顯然不想說任何可能冒犯新加坡的話。與此相反,他總是樂此不疲地教訓香港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希望以此來抨擊中國。沒有人會被他的雙重標準所迷惑。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包含了早該進行的改革,香港的保護網也得到了加強。雖然沒有人希望囚犯被關押的時間超過絕對必要的限度,但必須對可能濫用提前釋放的人加以限制。正如英國2023年頒布嚴厲的《國家安全法》時所承認,如果要確保國家安全,有時就必須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因此,應該從這個語境下,來看待對國家安全囚犯施加提前釋放的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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