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有著內容和時間大致限定的概念，即毛澤東的思想統領和型塑社會面貌的時代，它所處的時間階段應是自1949年到1976年，有些學者認為還可以延伸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舉行以前，因為在毛澤東去世後的1976年到1978年，我們的國家在總的格局方面還是延續毛澤東時代的那些最重要的特徵的。
把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視為「毛澤東時代」的起點是合乎歷史邏輯的，因為從那時起，我們的社會和人們的生活就發生了意義深遠的變化，而這種變化之廣泛和劇烈，已把「毛澤東時代」和之前、之後的時代區別開來。但是，在「毛澤東時代」和“過去”及“現在”之間並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歷史的長時段因素還在對歷史的進程發揮著深刻的影響。我們所處的當下，是從「毛澤東時代」而來的，那個時代的結構、傳統、思想、風俗、文化情趣並沒有在一夜之間成為過去，它們和80年代後出現的新因素互相交融，構成了當下斑斕的畫面。它的有形和無形的留存，仍有著深刻的影響，它們和今天有著“同時代性”。
但是能否把1942—1976年的革命美術稱之為「毛澤東時代美術」，我個人認為是有問題的。很顯然，在1942—1949年間，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後，毛澤東對中國的文學藝術，包括對美術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是那種影響主要集中在解放區或根據地，直到1949年，毛澤東的思想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制度才成為全國的中心思想和制度。如果定義為“毛澤東革命美術（1942—1976）”，那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毛澤東時代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在世界兩大陣營冷戰的格局下，中國的新國家、新制度的創立，中國出現了新的面貌：民族獨立國家地位的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展開，全社會的高度組織化，高度意識形態化，普通民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全社會共同意識、共同價值觀的建立等等。
新國家、新制度、新社會是中國革命勝利的產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當代史上繼續發揮重大的影響，成為建國、治國的「依賴路徑」，有力地塑造著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面貌。我認為，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有三個因素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第一，軍事化的作用及其影響。眾所周知，中國革命的成功是共產黨長期領導武裝鬥爭勝利的結果。從建國初開始，社會的組織化加速進行，在全社會的範圍內，軍事化的風格和精神氣質也逐漸濃厚，這大大改變了20世紀初以來，由於受列強侵略而造成的民氣低落、精神低迷的狀態。50年代初，國家進入建設時期，從蘇聯引進的經濟管理體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幫助中國建立起初步工業化的基礎，中國的計劃管理模式事實上已具有「理性計劃經濟」的特徵，但是過去革命時代的經驗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957年後，軍事化或類軍事化的思維和管理方法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中全面恢復，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達到高潮。烏托邦主義伴之以高度的組織化和軍事化的政治措施，用行政命令解決一切問題的慣性，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60年代初，軍事化動員模式在工業管理領域一度後退，但很快又捲土重來，並向其它領域全面滲透。受到意識形態支持的集中劃一的思維和方法成為這一時期政治文化的顯著特點，以至“唯軍事至上”在“文革”初期達到巓峰。在戰爭年代運用高度集中統一的軍事化方法達成革命目標是順理成章的，在從軍事時期到和平時期的過渡階段，繼續沿用軍事化方法和手段進行快速動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進入長期和平建設階段後，遲遲未能建立起以法律為中心，體現共性和個性相協調的現代經濟和社會管理體制，培育現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這必然給國家、社會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帶來消極影響。
第二，農民和知識分子在新國家中的角色。1949年，在農村進行了多年武裝鬥爭的革命者進入城市，他們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就是如何與城市融合，與知識分子結合，這是建設國家，發展教育、科學、文化的關鍵。但正如陸定一所說的，解決這個課題對於黨和知識分子來說，都是有困難的，因為以農民為主體的黨的幹部並不熟悉城市，而知識分子對革命也不了解①。在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農民是當之無愧的革命的主力軍，被廣泛動員的農民不僅構成了革命軍隊的主體，而且在建國初期黨的隊伍中也佔了絕大的比重。到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黨員組成中，工人成分所佔比重仍極小。以工人黨員最多的東北三省為例，在90萬產業工人中，黨員只有16508人，占工人的1.8%，到1949年12月，農民出身的黨員有340.1萬人，占黨員比重75.8%，文盲共309.6萬人，占黨員比重的69%②。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民的狹隘性和保守性被遮蓋了，而只是被限定在「小生產自發性」上面，這就造成一種現象：一方面，是壁壘分明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提高，甚至有相當數量的農民無法維持溫飽；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領域，農民思維，農民習氣又受到高度推崇，而與城市相聯繫的知識分子等階層則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認定是舊階級、舊思想的載體，被無休止地要求純化思想，在這種認識下，新老知識分子都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長時期內難以正常發揮。
第三，毛澤東的領導因素。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性因素之一是毛澤東的領導，革命的勝利使毛澤東獲得極高的威望，他成為了革命與革命道德的象徵和最高體現，事實上，其權威地位具有不受制約的至高無上性。在這種狀況下，領袖的自律和智慧成為政策糾錯的惟一條件。遺憾的是，50年代中後期以後，一方面是他的專斷性急劇發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代表人民的意願，於是，在他的不可違逆的意志和昂揚的理想主義精神氣質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糾錯機制都無法真正建立。
列寧說，靠廣大工農的熱情、衝擊和英勇精神，可以解決革命的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但這個優點現在已經成為我們的最危險的缺點了。我們總是向後看，以為這同樣可以解決經濟任務。但錯誤也正在這裏，因為情況改變了，……不能企圖用昨天的辦法來解決今天的任務」③。1949年革命的勝利既是革命的到達點，也是建設的出發點，革命者所面臨的環境和任務都變了，經濟建設為第一要務，為此需要對過去的傳統進行轉換。和平時期的經濟社會管理方式和戰時狀態下組織形式有著巨大的差異，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烏托邦主義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決策過程中的隨意性和浪漫主義，在追求理想主義的美好未來時，過去熟悉的記憶和經驗不斷被喚醒和複製，於是，延續過往的傳統，就成為應對現實和未來的不二法門，如此就很難在治國理念和組織形式上向現代公共管理轉變。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時空條件下有可能成為障礙性的因素，而這種轉化的遲滯一定會給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生活帶來消極的影響。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和人的認識水平的限制，這個轉變直到改革開放後才得以完成。
如何認識毛澤東時代？近年來思想界的爭論頗為活躍，一些學者高度評價50年代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認為大躍進、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要的正麵價值④。而另有一些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種“全控主義”的結構和體制⑤。我認為對這個歷史階段的研究，應充分考慮國際冷戰格局對中國的影響，從中國的歷史背景和從中國革命的歷史背景出發，著眼於考察“新制度與新國家的創立及民眾對此的參與，反映和互動”，同時，也應注意考察“歷史的延續性”在毛澤東時代的表現和作用的問題。
這次「毛澤東時代美術」的研討會從廣州出發，再到延安，這兩個城市，一個是“民主主義革命的策源地”，一個是“無產階級革命的聖地”，無形中暗合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即20世紀中國革命的不同類型及其異同點的問題。
觀察毛澤東時代，離不開19世紀後半葉以來的中國的大背景，這一百年的中國的基本主題就是爭取民族獨立和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造。這兩大主題在20世紀有不同的回應方式，簡言之，一條就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這是激進的面向社會底層的社會改造路徑；另一條就是孫中山的「國民革命」，這是主要面向社會中間階層的漸進改造的路徑，兩者都追求建立一個現代民族獨立國家。關注它們的本質差異其實還可以兼容另一個視角，這就是“延續性的視角”⑥：
1，追求「現代化」，並試圖把“民族性”融入現代化；
2，都著力加強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繫；
3，都在謀求一種「最好的」治理中國的制度或管理形式，傳統的思想及制度資源與外來因素融為一體，都被運用其中；
4，都重視意識形態敘述，希望以此整合社會意識，渴求出現一個能帶領民眾使民族走向復興的「英雄」，為達到此目標，在歷史素材和人民期盼的基礎上，積極建構“英雄創世紀”的社會記憶工程；
5，都在做動員組織民眾的工作，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的軍事化趨勢不斷增強等等。
如果我們能夠追問、考察這些「延續性」的命題，使之成為一個和“斷裂性”命題相對應的視角，再來探究這個命題和毛澤東時代社會變動的關係，或許我們在觀察毛澤東時代時就會有一種歷史的縱深感，從而看到一些過去被我們所遮蔽的一些重大的現象。
例如：過去我們理解和認識的毛澤東時代的大眾生活是具有相當的「同質性」的，簡言之，就是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在幾十年的時間裡，代表老百姓敘述和描繪的“翻身”、“勞動”、“幸福”、“鬥爭”、“走社會主義的道理”這樣幾個基本的主題，現在看來，對這些主題的反映是過分簡單化的，有些主題甚至是和民眾的思想和生活沒有關係的。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與感受對我們認識過往歷史是極為重要的，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狀態，應永遠在我們關懷的視野之內，我們的研究者和藝術家雖然不斷“深入生活”,但是對這個問題以往是有所忽略的。當然對毛澤東時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記憶和感受，也許永遠不會有統一的看法，正是在這種差異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歷史的複雜性。當我們真正傾聽普通百姓時，我們才可能對過往的歷史，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因為他們組成我們社會的最大多數，他們所處的地位、環境更能使我們了解到毛澤東時代歷史的多重側面。
①《陸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2頁。
②趙暉：《中國共產黨組織史綱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243頁。
③《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5頁。
④參見韓德強《50年，30年和20年》載《士伯諮詢網》網站；崔之元：《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載《讀書》，1996年第3期；高默波：《書寫歷史：高家村》，載《讀書》，2001年，第1期。
⑤蕭功秦：《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頁。
⑥美國柯偉林教授在《認識20世紀中國》一文中將「疆域統一」、“統治中國”、“工業化”等視為20世紀中國的基本趨勢。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2001年10月號。
作者:高華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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