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鄧小平到處「點火」：毛主席究竟哪裏偉大?

1978年3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當選為政協主席（資料圖）

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  馬立誠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1

最近半個世紀，世界輿論里，美國的《紐約時報》是最少說中國人好話的報紙之一，不過，它把鄧小平看做一個例外。它說道：「鄧小平永遠地改變了歷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國報紙《聯合日報》則說，鄧小平「為未來歷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過當今任何一人」。

不過，這都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們國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時候。在1978年的這個秋天，鄧小平官復原職已經14個月。為了這一天，他忍辱負重又嘔心瀝血，如索爾茲伯里所說：「鄧使用了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計謀、策略，去搏鬥、鬥爭、交談和激烈地爭論。他再次掌了權。」可是他還沒有能夠遏制我們龐大國家的歷史慣性。

這時候，掌握著中國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領袖」華國鋒，大政並未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觀，階級鬥爭仍然是「綱」，「兩個凡是」雖然受到巨大的挑戰，但仍然是我們國家的主流思潮。鄧的威望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取代華的程度。他的理論雖然已經不再是右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們國家的治國大政當中還遠遠沒有成為主流。至於20年後所有人公認的「鄧小平理論」，在那個時候人們連想也沒有想過。那些日子，眾口相傳的是華國鋒的教誨：「世世代代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

鄧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對過去有一個交代。他不可能在帶領中國走向未來的時候還背負沉重的過去，不把過去說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這中間既有意識形態的問題，也有權力誰屬的問題。

前一個問題：毛澤東還能作為中國人的導師嗎?如果能，他鄧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評又兩次打倒的人，有什麼理由再來現世呢?如果不能，那麼沒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國，是否還有走向未來的力量?後一個問題：「文化大革命」的遺留至今的權力體系，絕不可能繼續作為今後中國的依據。但這肯定會牽涉到他身邊的「英明領袖」。

此前，鄧小平是這場「革命」的受害者，華國鋒卻是最大的受益者。對於「兩個凡是」的批評，能夠不聯繫到華國鋒嗎?如果聯繫到華國鋒，又是否能夠得到允許?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國的人看來，是難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紀90年代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念來衡量，也會令人莫明其妙。不過，在當時，也即1978年的這個秋天，這些問題確是中國大局之中的關節點。

北京出現的這一場交鋒，從1977年春天開始，就怎麼也制止不住似的，堅守在「兩個凡是」營壘裏面的人們似乎正在步步潰敗，叛逆者的隊伍卻日益強大，就好像一股「禍水」，捲來捲去，到處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這股「禍水」就衝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紅牆，衝出這座古老的城市，席捲了全中國。

說來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個相當遙遠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對一群理論學者說：「拿出勇氣來追求真理」，「不要這個是禁區，那個也是禁區」。過了兩個星期，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個遙遠的地方——東北。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要他的下級「解放思想」，還用一種近乎煽動的口吻鼓勵大家，什麼話都可以說，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過了兩個星期，遼寧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就說得更加直截了當了。他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當前最大的撥亂反正」。然後，西北方向又有了回應。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說，「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還說，承認不承認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問題」。接著，這股「逆流」便轉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書記廖志高說，科學理論可以作為邏輯證明的論據，但不能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還說，這是“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大問題’。

這一番話的確不是聳人聽聞，至少在鄧小平看來是如此。但是鄧小平卻不會認為僅僅有這幾位省區書記出來說話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後來說的：「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他一向精於審時度勢，這時候就更加認識到，要把這場爭論擴大到全國去。爭論得越徹底，「凡是派」就越是無地自容，自己的理論也就可以越徹底地成為新時代的主流。於是，他就覺得有必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到處點火”。

說到「點火」，事實上，鄧小平在17個月之前就開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說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說，「兩個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說：“現在，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說：“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際上是主張只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這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怎樣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還說：“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說，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來爭論，其根源就是「兩個凡是」。鄧的所有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高牆深院裏面說的。現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專車，在金色的秋天裡向北方隆隆駛去。

9月14日，鄧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曉色中到達吉林省陶賴昭火車站。黑龍江省委書記李力安已經在車站上等候。此行在國事的既定程序為訪問朝鮮歸來順道視察東北三省，其實卻是鄧小平心中久已醞釀的行動。火車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龍江省大慶油田，接著又不停頓地跑到哈爾濱。他心裏要說的話挺多，嘴上卻說「我是沒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隨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談物質獎勵，和大慶市黨委書記陳烈民談引進外國設備。他說權力過分集中是國家體制的一個弊端，“不解決不行”。又說“要把被‘四人幫’迫害的老幹部請回來”。他就這樣隨便“吹”著，其實並沒有把心裏想著的最急迫的念頭說出來。又過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長春市。走進南湖賓館之後，吉林省委書記王恩茂請他講話，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來了個開門見山。他說：“現在擺在我們面前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理論與實際聯繫，一切從實際出發。現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麼東西都是上邊說了就算數，華主席、哪個副主席說了算數，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

這些話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處幽林環抱著的這座漂亮建築裏面起伏蕩漾，令所有在場的人驚心動魄。這些人雖非京官，但也屬高級官員，不免會同京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當然知道鄧小平所說何指，更懂得這是醞釀已久，蓄勢而發。然而想不到鄧小平還有更加尖銳的話呢：再一個問題是怎麼樣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是個大問題。大家知道，過去有一種議論，「兩個凡是」不是很出名嗎?凡是毛主席圈過的、講過的都不能動，凡是毛主席做過的、說過的都不能動。這是不是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損害毛主席。毛主席最偉大的就是實事求是。……馬列主義從來沒有說過農村包圍城市啊，當時世界上沒有啊。毛主席的偉大是什麼呢?就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指明革命的具體道路。如果沒有實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這樣的道路嗎?能夠把中國革命搞成功嗎?

說完了這些話之後，鄧小平便離開長春到了瀋陽。這一次，他不僅說「兩個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澤東思想，也暗示「兩個凡是」已經把中國搞得民不聊生，這樣下去總有一天老百姓會起來造共產黨的反。他說：不恢復毛主席給我們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還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還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經夠了。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他的這些話是對著眼前這些高級官員說的，但是，毫無疑問，在老百姓聽來更加中聽，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眾中間煽起對舊時代的不滿和憤怒。事實上，鄧小平的確是希望全國都來響應他的。他對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說，我是到處點火，在這裏點了一把火，在廣州也點了一把火，在成都也點了一把火。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五四運動時，北京大學在知識分子和全國民眾中擁有很高的威信。圖為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陳獨秀（前排右二）參加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禮的合影。（資料圖）

晚飯後，有錢的教師帶頭，大批師生坐洋車直奔北京最大紅燈區八大胡同。妓院皆稱「兩院一堂」是照顧生意的最佳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學的舊稱“京師大學堂”。

1917年，留法多年的蔡元培在北洋政府再三邀請下，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行前，朋友們都力勸他千萬不要就職，以免影響一世名譽。今天看來，擔任全國最高學府的校長是件光榮差事，為何當時被視為跳火坑一般？原來，1917年之前的北大，學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學歷當公務員為目的；教師有的不學無術一心當官，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僚。學校上下風紀敗壞，尤其是「課餘生活」令人瞠目：晚飯後，有錢的教師帶頭，大批師生坐洋車直奔北京最大紅燈區八大胡同。妓院皆稱「兩院一堂」是照顧生意的最佳主顧。兩院指參議院、眾議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學的舊稱“京師大學堂”。

成立社團引導「健康娛樂」

蔡元培到任之後，立即做了兩件事整頓校風，僅一年之後就使北大煥然一新。第一，吸收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周作人、辜鴻銘等大批優秀學者，充實教師隊伍；第二，提倡社團。在蔡元培號召下，師生成立了各種學會和興趣會，如新聞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畫法研究會等。蔡校長儘力給予資金和場地支持，這樣做既是出於對美育、體育的重視，也是為了引導師生進行健康活動，免得他們「沒有高尚的娛樂與自動的組織，遂不得不於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的消遣」。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親自發起了一個特別的社團：進德會。要加入此協會，必須符合三項基本條件：不嫖、不賭、不娶妾。蔡元培以身作則，得到普遍響應。到5月28日正式舉辦成立大會時，全校兩千名師生，有七十多名教員、九十多名職員、三百多名學生報名入會。包括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瑮，教授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章士釗等；還有學生中的風雲人物傅斯年、羅家倫、張國燾、鄧中夏等。協會通過選舉產生了評議員和糾察員。每個入會者都要寫志願書承諾遵守戒律。如果破戒，則通信勸告。如仍犯，經會員十人簽名報告，評議員調查屬實，開評議會宣告除名。

也有些教授對進德會不以為然，比如辮子教授辜鴻銘就拒絕入會。「一個茶壺可以配好幾個茶杯」，他秉承這套著名的納妾理論，並身體力行，其日本小妾就是他從青樓贖出來的侍女。辜鴻銘認為自古名士皆風流，作為名士豈能承諾不嫖娼、不納妾？

對此，蔡元培表示「兼容並包」。他成立進德會，旨在倡導風氣，不強迫入會，協會也沒有行政權力。

文理科學長帶頭破戒

難免有會員破壞戒律。最典型的莫過於身為進德會評議員的陳獨秀和夏元瑮。一個是蔡元培三顧茅廬請來的文科學長；一個是嚴復校長1913年聘任的理科學長。兩人皆性情豪放，不拘小節。

夏元瑮是物理學家，主講愛因斯坦相對論，在學術上對「孔孟之道」沒有直接破壞，礙不著舊式文人的事。陳獨秀則是老派學者眼中的洪水猛獸，他們早就想將他剷除。與陳獨秀並列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胡適，本也是攻擊對象，但除了“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他沒什麼可批的。早年在上海讀書時，胡適也墮落過，幾乎天天打牌喝花酒。有一天風流歸來，醉倒街頭，淋了一夜雨，被人偷光了錢，第二天早上幡然醒悟，發誓痛改前非。到北大當教授後，胡適再沒做過嫖娼之類的荒唐事。相比之下，陳獨秀說話作文皆言辭犀利，本就易招人忌恨，加上私生活不加檢點，我行我素，授人話柄。在新舊兩派論戰中，陳獨秀成為活靶子，中槍無數。

1919年3月間，圍攻達到頂峰。陳獨秀逛八大胡同被人知曉，以訛傳訛，一些八卦小報甚至編造出陳獨秀與學生為同一妓女爭風吃醋，抓傷妓女下體以泄私憤。

桐城派古文家、翻譯家林紓多次在報紙上發表公開信，批判北大毀斥倫常、詆誹孔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也發表一封公開信回應林紓，並藉此機會為教授嫖娼之事作了辯解：「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挾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苟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公曾譯有《茶花女》、《迦茵小傳》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事小說體裁講文學，以挾妓奸通爭有夫之婦講倫理者，寧值一筆歟？」

蔡元培 「生平不喜作謾罵語，輕薄語。」 這封帶著諷刺和火藥味的反擊信件，表明他確實動了氣。在他看來，教授有真學問、把課上好是最重要的，偶爾有些“韻事”可以包容。

陳獨秀因嫖娼變相被辭

蔡校長包容得了陳獨秀，老派學者卻不能善罷甘休。曾任晚清翰林院編修的國會議員張元奇，向國會提出彈劾教育部長傅增湘和北大校長蔡元培，其中一個重要理由就是縱容陳獨秀嫖娼。一時輿論大嘩。兩年前力薦陳獨秀到北大任職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面子上掛不住，率先倒戈，認為陳獨秀不配為人師表，破壞北大聲譽，要求蔡元培撤銷其文科學長之職。

蔡元培愛才心切，當年為了力挺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甚至幫他偽造學歷，自然極不願意開除他。但湯爾和力言陳獨秀「私德太壞，且蔡先生還是進德會會長」，怎能姑息他？壓力之下，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召集幾位教授到湯爾和家中開會，至午夜12點才散。 會議做出的決定在4月10日的全校教授會議上公佈：北大廢除學長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會主任組成的教務處，推馬寅初為首任教務長。文科學長陳獨秀，就這樣被變相辭退了。在蔡元培的一再堅持下，陳獨秀仍保留教授職位，但給他放假一年，實質上將他從教學一線隔離。不久之後，「五四」運動爆發，陳獨秀於1919年6月因散發傳單被捕，出獄後南下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

胡適認為北大中了離間計

陳獨秀嫖娼公案至今還為人津津樂道，甚至與中國革命走向掛鉤。最早表達這種觀點的是胡適。1935年，湯爾和將早年日記借給胡適看。胡適看到記錄1919年3月26日晚上會議這一篇，不禁觸動傷心往事。1935年12月28日，胡適寫信毫不客氣地譴責湯爾和不辨是非。「嫖妓是獨秀和浮筠（夏元瑮的字）都乾的事，而‘挖傷某妓之下體’是誰見來？」胡適認為，這些傳言表面針對陳獨秀的個人道德，其實是離間計。“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

1936年1月2日，胡適再次致信湯爾和，將心中鬱悶一吐為快：「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的變弱，皆起於此晚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 (編者著：陶孟和)的影響，故不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定論。」

胡適與知己好友陳獨秀在政治理念上分道揚鑣，惋惜之痛溢於言表。但陳獨秀自「五四」之後就越來越靠近馬克思主義，無論是否離開北大，當時變“左傾”都是歷史必然。嫖娼事件恰從側面說明陳獨秀特立獨行的性格，他認準的方向，不會因幾個自由主義的朋友而改變。

1937年，湯爾和投汪精衛麾下，在日偽政權任職。1940年病逝，周作人在悼詞中譽他為「非常的碩德者」。當時陳獨秀正隱居荒山對共產主義進行反思，聲明“不擁國、不阿共”，陪伴身邊的是比他小29歲的第三任夫人。私德與公德之辯，的確是探討不盡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