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等在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
列寧有這樣一段名言：「 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 斯大林也提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中國共產黨從1921 年成立已經90 多年，從1949 年執政也已經60 多年了。在革命、建設、改革開放的歷史時期，我們黨在政治、經濟、軍事、黨建等方面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經驗及教訓，這是我們黨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其中，關於建立中共領導集體的歷史經驗及教訓很值得我們認真總結。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形成於20 多年的革命戰爭年代，鄧小平、江澤民分別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胡錦濤、習近平分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形成於我們黨執政的60 多年裏。本文通過回顧我們黨在這方面建設的重大建樹，反映我們黨在國際共運史所上取得的偉大歷史功績。
一、毛澤東縱論中央領導集體的組成
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上世紀30年代初，就已經在中央蘇區的歷史舞台上不約而同的匯合了。在1934 年至1936 年的紅軍長征期間，特別是遵義會議上開始形成。經過延安整風至1945 年4 月中共召開七大，選舉產生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書記處書記，8 月，因毛、周去重慶談判，又增補了陳雲、彭真。實際上，前5 位書記處書記就是政治局常委，後兩位就是政治局候補常委。不久，年輕一些的陳雲、彭真去了東北開創根據地。到1947 年，毛、周、任留在陝北，劉、朱前往華北，直至新中國誕生前後彙集河北西柏坡，最後匯合在北京。
中國革命取得了徹底勝利，社會主義建設中由怎樣的中共中央集體來領導呢？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當然，這是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候補書記相互之間通過有關渠道和溝通後提出的。
1.中共八大毛澤東論中央領導集體的新老交替
1956 年9 月13 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也就是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講話，在討論選舉問題時，他著重就設幾個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向大家說：「 上一次也談過， 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雲同志。另外，還準備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準備推舉鄧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總書記的人選是不是恰當？當然，這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由中央委員會去選舉。但是要使代表們與聞，請你們去徵求徵求意見，好不好？」
他停頓了一下，面帶凝重地說：「對於我們這樣的大黨，這樣的大國，為了國家的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對劉少奇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否則原來“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感到孤單”，毛澤東也感到孤單。他說：“黨章上現在準備修改， 叫做‘ 設副主席若干人’。我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那末，什麼人當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來書記處的幾個同志。”“暫時就是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
毛澤東幽默地講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只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設總書記完全有必要。」
應該說，這時的毛澤東在這個重大問題上頭腦非常清醒。他已經設想了自己的將來位置和作用。所以，他建議設立名譽主席的職務，說：「我說我們這些人（出生），包括我（1893 年）一個，總司令（1886 年）一個，少奇同志（1898 年） 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1898 年）、陳雲同志（1905 年）跟鄧小平同志（1904 年），他們是少壯派」。
毛澤東認為自己、劉、朱「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麼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於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台演說，就不行了。同志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他誠懇地告訴大家：“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樣幹事，只要能夠乾的都干。”正是根據毛澤東的建議，八大通過的黨章，增加了一條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
儘管後來這種設想毛澤東本人並沒有在行動上實現。但是，當時在組成一個什麼樣的中央領導集體、怎麼樣發揮領導作用，中央領導集體怎麼樣繼往開來這方面的重要探索，毛澤東的主導地位無疑是第一位的，而且這種主導下的探索正確的。
由上可知，毛澤東把自己和劉、朱、周擺在了「第一線」，1904 年出生的任弼時已經在1950 年過早病逝。準備擺在“第二線”的年輕常委是陳雲和鄧小平。因為彭真原來在1945 年七大時就是政治局委員，不久又被增補為書記處候補書記。而鄧小平當時僅僅是中央委員，只是1952 年到中央工作以後才進入中央政治局。所以，在談到由鄧小平擔任總書記（常委）職務時，鄧小平表示這樣不順，他講：“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
毛澤東接過他的話頭指著說：「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
鑒於上述情況，毛澤東出面做工作，他根據幾十年特別是鄧小平來中央工作的近距離關注後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
話題一轉，毛澤東一邊說一邊指著自己，把鄧同自己聯繫了起來：「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顯然，這是指在中央蘇區時經受的反對“鄧、毛、謝、古”的錯誤鬥爭。
在討論中間，在1945 年七大時就是政治局委員，不久又被增補為書記處候補書記的陳雲也曾表示，他當副主席不適當，可以不必加他。為此毛澤東也特地為他講了這樣一段話：「至於陳雲同志，他也無非是說不行、不順。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幹，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後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雲同志行。至於順不順，你們大家評論。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不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裏工人階級成分少嗎？我看不少，我們主席、副主席五個人裏頭就有一個。」
最後，毛澤東說：“請你們在代表裏頭醞釀一下，因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個整個的名單，要一道選。至於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
所以暫時用這麼一種辦法。這就是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只是比過去多了一個總書記。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十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裏處理，在那裏提出議案。政治局委員的名額也要擴大，不是十三個，要擴大到二十人左右。因為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是一百七十人，也許一百七十幾。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安排？今天不作決定。”
綜上所述，毛澤東一是考慮到了年齡大的準備將來退出中央領導集體；二是力薦年輕領導同志並為他們多做宣傳；三是廣泛民主協商不急於決定；四是常委人數是雙數有利於反覆討論。總而言之，透過毛澤東這篇講話和講話的氛圍，人們會深刻地感受到：中國共產黨是堅強團結的，黨中央是堅強團結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是堅強團結的，就像《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所說的，「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中共七屆七中全會至此結束。
2.毛澤東在1964 年談培養接班人問題
毛澤東在1964 年中期談到關於各級組織都要培養接班人問題時，又涉及到了建立中央領導集體的問題。不過，此時他已經在不斷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似乎這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當然，他還是講兩種可能性。不過，他把工作部署的重點放在出的可能性上。這樣，就把建立中央領導集體這樣重大的問題同反修防修結合起來了。
根據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4 年6 月8 日，毛澤東關於培養接班人的問題說：宋任窮的一個材料（即宋任窮1964 年5 月13 日報送的關於一個農村黨支部培養接班人問題的材料。5 月18日，毛澤東將這個材料印發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很值得注意。那個支部書記說要注意後事，注意培養提拔青年人。這個材料要發到各縣、各社、各隊去。”毛澤東批評說：「你不注意培養後代怎麼行？現在，就是不讓青年人上來，有些人佔着位子，都是老年人。」他加重語氣強調：“總之，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幹部配備也要有一、二、三線。不能一個人死了， 沒人管事了， 要準備幾線。”這時，毛澤東正在提出國家經濟和國防事業開展三線建設的問題，這裏的幹部配備也要有一、二、三線，要準備幾線，顯然是又聯繫到了經濟上的三線建設。
6 月16 日這一天下午，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管理處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在這次重要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接班人問題的著名講話。他說：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
「第一條，要教育幹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
「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所謂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 第四條， 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 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共產黨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
「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一個指揮員指揮打仗，三個仗，勝二個，敗一個，就可以當下去。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
毛澤東在這裏根據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前進的。無產階級的大人物，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嗎？世界革命還是在前進。」“但是，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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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從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起一直處於“養病”狀態的陳雲，仍遭到了「左」傾錯誤的排擠和打擊，其間還一度被下放到江西兩年多。他雖然一直被保留著中央委員的名義，但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始終沒有能回到中央政治局。儘管如此，陳雲仍然利用各種機會，努力抵制和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由於「文革」這個特殊時期的史料保存和披露較少，再加上陳雲在世時不同意對他個人的各種宣傳，他的秘書們回憶說：“有關宣傳他的文章、書籍，只要報到他那裏審閱，一律被他‘槍斃’。”因此，陳雲的這些事迹還不被人們完全知曉。
工廠就是要搞生產，如果工廠只搞革命不搞生產，我們吃什麼
1966年8月，隨著劉少奇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批判，1962年協助劉少奇進行經濟調整的陳雲，也遭到康生攻擊，說陳雲「也是長期與主席對立的。他以經濟專家自居，自以為他的經濟學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1962年的報告，就懂得他的經濟學是什麼貨色。他只講經濟，不講政治。他講的經濟政策，據我看，只是資本主義的商人經濟而已」。
會後，陳雲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一起，實際被免去了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不久，大字報上便出現了「打倒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修正主義分子陳雲」的口號。以後，造反派又成立了“徹底批判陳雲聯絡站”，要求把陳雲拉出去批鬥。只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保護下，陳雲才幸免於難。
1968年10月，林彪、江青集團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掀起了圍攻老同志的風潮。謝富治「揭發批判」陳雲說：“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席三次叫他發言，他說沒調查沒發言權，後來不到一個月做了個黑報告反主席、反大躍進、反總路線。”攻擊陳雲“多年不做工作，劉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經濟小組，收拾‘殘局’，就是搞修正主義”，“一貫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幹好事。這些東西都要清算”。
在逆境中，陳雲雖然不得不多次作出「檢查」，但他從不違背事實，更不打擊同志，仍然儘可能地利用各種機會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抵制極「左」錯誤。
陳雲對污衊天津工學院副院長、黨委副書記袁血卒有「歷史問題」的學生說，“黑幫”這個詞可不能隨便用啊。說袁血卒叛黨、叛國，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在陳雲三次去信耐心勸導下，那些原來要打倒袁的學生改變了態度，要求把袁樹為革命領導幹部。陳雲的這一態度竟被康生攻擊為“又一次包庇”。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舉行。由於林彪、江青集團的攻擊和污衊，自1931年9月就進入中央領導層、1934年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的陳雲，35年來第一次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只是由於毛澤東的指示，他才被保留了中央委員。
鈴，以便每個人都做好準備，避免事故，這個安全操作規程「絕不能廢除」。
話安排，中央辦公廳負責準備專機或專列。”
陳雲被安排到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調查，住在距離工廠1公里的南昌郊區青雲譜幹部休養所。進廠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大家對他如何稱呼。江西省為了保密，對下面只說他是“北京來的客人”，還說這個“客人”“有右傾錯誤，但還是中央委員，對他要注意安全，還要向他宣傳毛澤東思想”。但是大家一眼就認出了他是過去在報紙上常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陳雲。於是，有一個工人試著叫他“老首長”，見沒有遭到廠領導的異議，這個稱呼就被大家通用起來。而陳雲則給自己起了個化名陳元方，這是他從兩個孩子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
雖然離開了政治風雲中心北京，但陳雲仍然關心著國家的生產。1971年9月，他在聽彙報時指出：凡是對「抓革命、促生產」有利的就是正確的，凡是對「抓革命、促生產」不利的就是錯誤的！當聽到當地兩派群眾組織都有過打人的現象時，他說：打人在歷代都是犯法的！
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對自己的錯誤有所改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相機而動，向毛澤東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幹部的建議，得到逐步採納。一部分長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幹部的處境得到明顯改善。
1972年4月，中央批准陳雲返回北京。4月21日，陳雲到化工廠向工人和幹部話別。上午，他還向工廠的負責人談了近兩個小時的意見和建議，重複了他過去的一貫看法：工廠就是要搞生產，如果工廠只搞革命不搞生產，我們吃什麼？國民經濟怎麼發展？國家怎麼發展？他還反覆強調要提高效率，注意節約。
4月24日，陳雲回到了北京。6天之後，他在國務院的安排下，參加了在中山公園舉行的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遊園活動。7月，他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希望能安排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下面作些調查。7月22日，毛澤東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長期不能公開參加國家政治活動的陳雲，和王震、蘇振華、楊勇等一起出席了國防部慶祝建軍45周年的盛大招待會，陳雲的名字前又冠以「副總理」的字樣出現在報紙上。
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陳雲在中央有關會議上就自己所知進行了積極的批判揭發。然而「四人幫」一夥仍在全國各地興風作浪。1972年6月，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彙報會”，周恩來在巨大壓力下被迫做了檢討自己“歷史錯誤”的報告。在周恩來困難的時刻，陳雲挺身而出，針對江青集團栽贓周恩來的“伍豪啟事”發言說：我當時在上海臨時中央。知道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對這樣歷史上的重要問題，共產黨員要負責任，需要向全黨、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採取負責的態度，講清楚。這件事完全是國民黨的陰謀。他還寫出書面發言說：“我現再書面說明，這件事我完全記得，這是國民黨的陰謀。”
列寧講過，到共產主義時代，會用金子修一些廁所。我看，現在離那個時代還很遠
從江西回到北京，陳雲參加了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協助周恩來開拓外貿工作。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世界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遇到一場大規模經濟危機，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極度不安。這樣，原有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壁壘開始松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日益增多。
從1973年到1974年，陳雲協助周恩來進行了外貿工作的領導和研究。他敏銳地看到了世界形勢這一變化，以他特有的領導藝術和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提出了一系列帶有真知灼見的戰略性意見，為我國20世紀70年代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開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首先，抓住時機，大膽地提出了「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利用外資的新課題。
1973年6月7日，陳雲在家中約見了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陳希愈等人。問過在延安一起搞財經的喬培新的情況，他感慨地說：「你也這麼大年紀了，也算老年了！你還可以活20年。不過和資本主義打交道是大勢已定。」這最後一句話是指當時的國際形勢。陳雲說：“過去我們的對外貿易是75%面向蘇聯和東歐國家，25%面向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改變為75%對資本主義國家，25%對蘇聯、東歐。”他還說：“這個趨勢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們對資本主義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不研究資本主義，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有我們應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說：“列寧講過，到共產主義時代，會用金子修一些廁所。我看，現在離那個時代還很遠。”
陳雲的這個判斷，可以視為新中國向西方國家開放的認識轉折點，在當時動輒批判「對外投降賣國主義」的政治形勢下，如石破天驚，振聾發聵。他還提出了要研究資本主義的10個具體問題，如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發行量、黃金儲備量、美元分佈、基本建設投資總額、赤字等，並且要求銀行研究西方領導人尼克遜等的講話、文章，利用外資。1973年，中國人民銀行積極開展了籌措外匯和利用外資的工作，一年中籌措到10億美元。這在一年引進幾百億美元的今天只是一筆小數目，然而卻邁出了中國利用外資的新步伐。
其次，積極支持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及管理經驗，利用國際期貨市場等手段為國內服務。
站，武鋼一米七軋機，及透平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製造廠等項目。陳雲堅決予以支持，還指出：買舊軋機要慎重從事，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設備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準備好新配件。並且要求學習舊中國永利化工廠、太原鋼鐵廠等買設備的經驗。
過去，外貿部門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國內急需物資時，常常是直接購買現貨，外國資本家一看到訂單，就大幅度抬價，使我們吃了不少虧。在陳雲指導下，外貿部門改變了這一做法，開始利用國際期貨市場商品交易所。如一次接受了購買砂糖47萬噸的任務，外貿部門先不急於購進現貨，而是購進26萬噸期貨，再購買41萬噸現貨。待到交易市場上得知中國購買的消息，砂糖價格上漲，再拋出多餘的期貨。這樣，不但順利完成了採購任務，而且還為國家賺取了240萬英鎊的外匯。陳雲總結這次經驗說：「國際市場上的交易所是投機商活動場所，但也是一種大宗商品的成交場所。」“對於商品交易所，我們應該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極迴避。”他還指出：“在今後兩年里，對交易所要認真進行研究。”今天，中國不僅全面參與了國際期貨市場的交易，而且有了國內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這個開創，可以追溯到陳雲當年的指導性工作。
再次，主張進口原料，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加工成品出口，再進口國內急需物資。
早在1961年，陳雲就提出並主持制定了從中東、東非「全球購棉」，加工成紡織品出口換匯，再進口糧食的戰略，為克服國內糧食嚴重困難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初，國際市場上棉布價格較高，棉花價格偏低，而國內棉花歉收，棉布供應緊張。但在極「左」思潮壓制下，有人卻認為進口外國原料再加工出口是依靠外國，不是自力更生。陳雲再次主張，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以加工成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要長期這樣搞，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同時，他還主張，在整個外貿工作中，都可以這樣做。中國人多，進口化肥設備和化肥，增產糧食，再出口大米和肉類，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樣的。我們是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這個道理是容易講通的。1973年，外貿部門進口了1600萬擔棉花進行棉布加工，一部分出口換匯，一部分解決了國內需要。陳雲的這個思想，鄧小平在1975年整頓中將其發展為以補償貿易方式引進外國技術設備的“大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更擴大成為“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圖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的利用外資重要手段。
當時，有人提出利用外匯資金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針和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以及同現有規矩相矛盾的疑問，陳雲堅決地指出：要把一些界限劃清楚，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要把大道理講清楚。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這可能會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錯誤？1973年10月，他在聽取外貿部彙報時指出，進口軋鋼設備，有關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進口，如果缺了零配件，就要推遲生產，很不合算。江青等不敢直接反對毛澤東已經批准的進口設備計劃，就反對進口有關附件，說這是「洋奴」。陳雲憤然而起說：如果有人批評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1974年，江青集團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指使上海港碼頭貼出“要做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的奴隸”大字報，攻擊擴大外貿是“幫助外國資本家剝削”。陳雲經過冷靜思考，針鋒相對地說：對去年利用國外交易所買糖是否是剝削了工人階級剩餘價值的問題，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講過，交易所是剩餘價值分配的場所。我們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讓資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額利潤，並沒有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
陳雲當時對國際形勢的預見性分析，對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的戰略制定，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73年，他在聽取外貿部彙報時指出：現在，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但誰也不敢輕易打。這樣，生產力越來越大，而市場的容量有限，矛盾也就越來越大。我們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的各個因素，如次數、周期變化都要好好研究，這對我們的外貿特別是進口關係很大。從20世紀80年代起，以西方國家為代表的世界生產力迅速增長，形成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貧富差別成為時代主要矛盾，證實了陳雲的這個判斷。
1974年7月，陳雲撰寫了關於7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兩份提綱，第一份是《對目前世界經濟危機的看法》，第二份是《這次經濟危機與1929年危機的比較》。在提綱中，陳雲提出的國際形勢判斷，不僅符合當時的形勢發展，而且對比以後的30年，與他的許多預見也出現了不少驚人的吻合。例如，關於世界新格局，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了新的國際關係」，“以美帝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雖然遇到經濟危機，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仍然是有較大發展的”；“一度出現過的社會主義陣容”“不存在了”；“現在是三個世界。廣大第三世界出現是最大的變化”，“帝國主義殖民地區和力量已縮小了”。20世紀90年代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出現的多極化世界格局證實了他的遠見。關於未來的戰爭，他認為，首先是“部分戰爭”，如“挑撥第三世界之間發生戰爭。帝國主義武力佔領中東產油國”。這已經被20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90年代海灣戰爭和2003年美國佔領伊拉克的戰爭所證實。關於經濟危機，陳雲判斷說，“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是輕微受害或不受害。第三世界國家勞動人民受害最大”，“最大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出口收入多於其他進口貨國家是得利者。資本主義大國的壟斷資本家是最大的得利者”。1997年衝擊世界的亞洲金融危機的後果正是如此。它明顯不同於過去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經濟危機，出現了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的特點。這兩份提綱，反映出陳雲在「文革」條件下仍然保持著敏銳的國際問題洞察力和長遠的預見性。
陳雲在「文革」後期開拓對外經濟工作新局面的寶貴思想和實踐，與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當時的開放探索一起，彙集成流，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噴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基礎。
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辦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把手伸向了最高權力。華國鋒、葉劍英等開始考慮除掉這個毒瘤。當時，可供選擇的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幫」搞下去；另一個是採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幫」抓起來。採取何種方式，頗費思慮。
難以決斷之際，葉劍英想到了在黨的歷史上久經風浪、立場堅定、長於謀略的陳雲，並請王震多次找陳雲商量。據姚依林回憶，一次他去北長街陳雲家遞交關於江青問題的材料，看到陳雲在家裏反覆研究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算來算去，覺得並沒有完全的把握。通過子女傳話與葉劍英交換意見後，10月1日晚上，陳雲冒著被「四人幫」發現的危險，穿上大衣，把帽子壓得低低的，身子蜷縮在車子后座里，前往葉劍英的西山住所面談，他進去時，正好遇到鄧穎超談完出來。葉先給陳看了毛澤東關於「四人幫」問題的談話記錄，然後問陳怎麼辦。陳雲堅定地說：“這場鬥爭不可避免。”在陳雲堅決態度的推動下，中央下了決心，採取斷然措施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挽救了黨和國家。
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兩年里，由於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文革」，中央領導層沒有得到徹底的調整，因此「左」的指導思想仍然束縛著前進的步伐，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文革」的「左」傾錯誤仍然在繼續。
在政治上，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提出「兩個凡是」方針，“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思想仍然統治著全黨，「文革」造成的許多冤假錯案得不到平反，被錯誤打倒的老幹部難以出來工作。
在經濟上，「文革」造成的經濟混亂狀況沒有得到調整，反而又出現了急於求成的傾向。在規劃部署上，仍然是「文革」中的老辦法：一是繼續提高積累率，擴大基本建設投資規模，使「文革」時期國民經濟結構持續嚴重比例失調的矛盾更加突出；二是繼續“抓革命促生產”的老模式，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抓綱治國”、“大批促大幹”，大搞“全國普及大寨縣”等政治運動和大會戰。
針對這兩方面的嚴重問題，還沒有進入中央決策層的陳雲，以他在黨內的崇高威望影響和推動著中央，為糾正「文化大革命」遺留錯誤而進行不懈的努力。
1977年3月，陳雲在向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海代表團提交的書面發言中指出：天安門事件的「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會議工作班子要求陳雲按照華國鋒講話的口徑修改這篇發言，被陳雲拒絕，結果會議簡報竟不予刊登。但這兩篇發言都在會場內外傳開，產生重要影響。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後，陳雲表示完全同意中央關於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提出要解決「文化大革命」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和評價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其中包括：重新審查所謂“六十一人集團”和陶鑄、彭德懷等人的結論，肯定天安門事件，結束專案組的不正常狀態，審查「文革」中有嚴重問題的康生等。他強烈表示：“這些問題不解決，在黨內黨外都很不得人心！”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並不是糾纏歷史舊賬，“不是要搞運動，只是要中央開個口”。陳雲的發言得到與會者的熱烈響應，使會議突破了原定的框框，開成了一次解放思想、集中批判「左」傾錯誤的會議，成為黨和國家撥亂反正的一個偉大起點。
為了糾正經濟方面急於求成的「左」傾錯誤，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發言指出：不能到處緊張，要多進口一些糧食，把農民安穩下來；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漸進，不要一擁而上。各方面都要上，樣樣有缺口，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這是第一次把比例失調的問題擺到全黨面前。全會對陳雲的意見給予了高度重視，決定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不久，陳雲、李先念又聯名寫信給中央，建議用兩三年時間調整經濟，把各方面的比例關係大體調整過來。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後表示贊同。經過糾正上述政治、經濟兩個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遺留的錯誤，黨和國家擺脫了歷史包袱，輕裝上陣，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這是和陳雲的重要貢獻分不開的。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當選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會後，他面臨著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及這一時期的人和事，如何處理林彪、江青兩個集團的大量問題。當時曾經有兩種認識：一種認為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另一種認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團的犯罪內亂，只能通過審判處理。陳雲提出了有獨到見解的意見，他認為：
首先，要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和後果區別開來。陳雲說：“關於對‘文化大革命’的估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為了防止中國變修，出現像赫魯曉夫那樣的事件，最初也不是要搞那麼大。這個問題需要作一個總結，總結時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幫’等人的破壞作用估計進去。”他還說：“關於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文化大革命’不能說毛澤東沒有一點責任，但我們對毛澤東的評價不能像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那樣。在這個問題上，要平心靜氣，要掌握分寸，慎重考慮，不能感情用事。這不僅是中國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在指導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陳雲又提出了增加建國前28年歷史的建議，對鄧小平要求充分肯定毛澤東歷史功績的原則，給予了有力支持。
其次，要從制度方面認識發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陳雲說：“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這關係到民主集中制。從七大到全國勝利前，我們黨都很民主。建國初期，民主集中制也貫徹得很好。從1958年起，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民主集中制傳統被一點一點地破壞。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說什麼‘頂峰’、‘一句頂一萬句’，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這其中有許多幫倒忙的人。”後來，他又一針見血地指出：“實際上應該說，黨內民主集中制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
再次，對「文化大革命」中犯錯誤的同志，要批評和幫助，樹立正確的黨內風氣。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有4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其後兩年犯有嚴重錯誤的政治局委員提出辭職。陳雲指出，對這些同志應該全面地考查，既應看到這個同志犯了什麼錯誤，也應該看到他在黨內做過什麼好事，還必須看到當時黨內的整個情況。不贊成“扭住不放”，檢討沒有完沒有了。同時，他也嚴肅地指出，這些同志不要自己覺得委屈了，應該想一想我是否可以不犯這樣的錯誤。
最後，對「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的人，也要區別對待處理。陳雲曾對浙江省委書記鐵瑛說：“處理‘四人幫’與處理林彪反革命集團要有區別，‘四人幫’這些人禍國殃民，‘文化大革命’十年干盡壞事。而在戰爭年代，他們也沒有任何戰功。林彪反革命集團則有些不同，他們主要是部隊的。像黃、吳、李、邱他們，包括林彪，過去這些人都打過許多仗，也立過各種戰功。他們現在犯了罪，應該處理，但與‘四人幫’應該有所區別。”即使對江青集團的首犯，陳雲也不主張完全按刑事犯罪處理。審判「四人幫」前，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許多同志主張判江青死刑。陳雲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鬥爭終究是一次黨內鬥爭。”有人說：“黨內鬥爭也可以殺。”陳雲說：“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辦。”事實證明，不殺的處理在國內外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根據陳雲的意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審判庭對林彪、江青集團的審判名單，由原來的100多人集中到10個主犯。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相互交織、嚴重混淆的錯誤政治運動，延續時間長，規模大，解決起來很困難。陳雲在複雜形勢下善於冷靜思考，關鍵時刻敢於挺身而出，正像他所說的“我是一方面小心謹慎，一方面又很硬”，為黨和國家渡過急流險灘，走向勝利的彼岸，作出了重要的引導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