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面對社會主義改造的顯赫勝利和「一五」計劃的超額完成，以及因蘇共二十大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引發的波匈事件等國際國內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鑒於對形勢的分析，毛澤東不能再支持對個人崇拜的批評了，不能一味地反對所有的個人崇拜。1957年右派向黨“進攻”，又進一步強化了毛澤東的這一認識。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對待個人崇拜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很快地發展起來。
1958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周恩來主管下的國務院經濟部門搞分散主義，並編了一個口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訣，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毛澤東特彆強調：“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逄先知，金沖及泵澤東傳（1949-1976）（上卷）[M]北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768）
1958年3月，毛在成都會議上明確指出：「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裏，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逄先知，金沖及泵澤東傳（1949-1976）（上卷）[M]北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802）事實上，毛澤東對他認為需要個人崇拜一事並不諱言。在成都會議上，陳伯達有個長篇發言，其中講到王明說延安整風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席宣，金春明薄拔幕大革命”簡史[M]北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32）陳伯達說到，我們是國際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接過話茬說：“怎麼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斯，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毛澤東還說：“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列寧在世時，許多人批評他獨裁。說政治局只五個委員，有時還不開會。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因此，只要正確，不要推，不如我獨裁；也開點會，不全獨裁就是。不要信這個邪，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李銳貝笤窘親歷記（上卷）[M]焙？冢耗戲匠靄嬪紓1999188）
反對個人崇拜，是因為「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讓別人崇拜自己」，此言一出，實際上給反對個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頂大帽子，封住了別人的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對反冒進的嚴厲批判在前，又有對“正確的崇拜”的提倡在後，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已經是明明白白的了。所以，伴隨著大躍進熱潮的臨近，黨內高層開始合力為個人崇拜升溫造勢。成都會議上，對毛澤東的頌揚不絕於耳。有人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有人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學習，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是我們難以趕上的。有人說：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柯慶施的調子更高，他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薄一波比舾芍卮缶霾哂朧錄的回顧（修訂本）（下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71332）“黨中央的一些重要領導人如此集中地頌揚毛澤東個人，這是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逄先知，金沖及泵澤東傳（1949-1976）（上卷）[M]北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802）
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對於毛澤東的稱頌更加突出。比如說，中國出現毛澤東，如同「德國出馬克思，俄國出列寧一樣」；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活的馬克思主義，學馬列要以“學毛著為主”等。隨後，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理論小組負責人康生又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席宣，金春明薄拔幕大革命”簡史[M]北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32）諸如此類的頌詞反覆出現，調子一次比一次高，這表明，個人崇拜的氛圍已經在黨內高層形成並且日漸濃厚。
在中共黨內個人崇拜之風日漸顯露的形勢下，彭德懷為反對黨內個人崇拜而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廬山會議最終成了全黨動員，維護和樹立毛澤東個人「絕對權威」的會議。同時，也導致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再度升溫。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首先表現出堅定擁護個人崇拜的姿態。1959年8月17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進一步讚揚毛澤東，鼓吹個人崇拜。康生也不甘落後，1959年底，他公開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標準、最後標準。”（席宣，金春明薄拔幕大革命”簡史[M]北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32）1963年，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他的所謂反對籠統地反對個人崇拜的觀點。6月14日，他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這個重要文獻中說：“提倡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將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1965年毛澤東接見埃德加·斯諾時更加直言不諱地說，中國現在確實存在個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個人崇拜。
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對待個人崇拜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很快地發展起來。毛澤東對他認為需要個人崇拜一事並不諱言。在成都會議上，陳伯達有個長篇發言，其中講到王明說延安整風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
「文革」開始後，個人崇拜惡性發展，演變成新的“造神”運動。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利用廣大群眾被運動所煽動起來的對領袖的狂熱，把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思想吹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當時最流行的說法有：一、“天才說”。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關於把學習毛澤東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的指示》中說：“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澤東思想萬歲[M]北本：戰士出版社，19683）二、“三個里程碑”說。1967年5月18日，《偉大的歷史文件》一文中指出：毛澤東是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後的“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三、“四個偉大”說。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說：“毛主席是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澤東思想萬歲[M]北本：戰士出版社，19681）還有“樹立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說等等。至於毛澤東的塑像、雕像、語錄、像章，更是鋪天蓋地，無處不有，無人不有。
林彪在個人崇拜發展過程中的作用
面對國際國內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黨內明確不准反對個人崇拜，而要搞個人崇拜。以成都會議上提出兩種個人崇拜為起點，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已經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公開提出來了。面對毛澤東對個人崇拜態度的變化，林彪從毛彭衝突中認清了毛澤東晚年的致命弱點，意識到搞個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是謀取個人權位的捷徑。於是，利用人民對毛澤東的感情，竭力鼓吹個人崇拜，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造神運動”。
林彪製造個人崇拜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廬山會議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前。在這個階段中，林彪頻繁地頌揚毛澤東。
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擔任了國防部長，開始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他利用講話、談話、下達指示、主持起草會議文件、給《毛澤東選集》撰寫介紹文章等各種機會，一再頌揚毛澤東：毛澤東同志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一定要“用毛澤東思想把我們的頭腦武裝起來”；“學習毛澤東思想是一本萬利的事”；學習毛澤東著作“要帶著問題學”；“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林彪幾乎沒有放過任何一次讚頌毛澤東的機會。
第二個階段，從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到「文革」開始。以七千人大會為標誌，林彪把個人崇拜推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是：不顧事實、真理和原則，阿諛奉承毛澤東。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總結了1958年以來我黨錯誤地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三年困難局面的原因，認為主要是毛澤東同志在巨大勝利面前，頭腦發熱了，不謙虛謹慎了，不實事求是了。與會代表紛紛作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可是，林彪卻作了一個與整個會議氣氛極不協調的發言。他說：“困難局面的出現，恰恰是由於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那麼困難會小得多，彎路會彎得小一些。”“過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澤東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本來，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失誤及其導致的三年困難時期負有重大責任，但林彪反而說這是沒有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結果，阿諛之相顯露無遺。
第三階段，整個「文革」時期。「文革」開始後，林彪等人煽動了一場波及全國的、曠日持久的“造神”運動。
1966年，林彪發表了著名的「5·18」講話，極力頌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大講天才論，聲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許全興泵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M]北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410）同年9月18日，他又講：“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在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我們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學習毛主席著作。”（許全興泵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M]北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411）
《毛主席語錄》是林彪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著作的摘錄，中國人民人手一冊。林彪凡公開露面，必手舉語錄頻頻晃動。「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在林彪的帶動下，整個中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人們手舉“紅寶書”，早請示，晚彙報，天天讀，唱語錄歌，做語錄操，跳忠字舞，個人崇拜由此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造神運動伴之以懲罰與鎮壓，凡是反對者、懷疑者，甚至偶有口誤、筆誤者，都要予以懲處，或批判，或鬥爭，直至押入監獄，判處徒刑。這又使造神運動帶上了恐怖氣氛，增加了它的威勢。
持續不斷的造神狂熱，最終形成以下一些觀念：
第一，由於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他可以“洞察一切”，他的話“句句是真理”，所以用於檢驗人們思想和言行正確與否的標準只有一個，這就是語錄標準，就是毛澤東不時發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說過、寫過的每一句話。
第二，對於毛澤東的每一句話，每一條指示都必須「毫不走樣」地貫徹執行，“一切照辦”。革命與反革命，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界限，歸結到一點，就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實際就是對待個人崇拜的態度。
第三，毛澤東最偉大的貢獻，最能體現他偉大天才的，是他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馬列主義嶄新階段的主要標誌。因此，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又集中表現為對待“繼續革命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態度。
這三條也是「文革」期間達到頂峰的個人崇拜的主要內容。
其實，林彪大肆鼓吹「天才論」的真實目的，是把自己也打扮成天才，以便為自己搶班奪權奠定基礎。然而他的主觀目的卻在客觀上給全國人民帶來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災難。但到了1970年12月前後，毛澤東開始指斥個人崇拜的許多做法，毛澤東這一態度使個人崇拜在形式上有所收斂。
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對待個人崇拜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很快地發展起來。毛澤東對他認為需要個人崇拜一事並不諱言。在成都會議上，陳伯達有個長篇發言，其中講到王明說延安整風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說：「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
「文革」時期，林彪大肆吹捧毛澤東的一個主要目的，便是為了攫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面對林彪集團的興風作浪，開始的時候，毛澤東是支持的，他批准了林彪的「5·18」講話，決意做20世紀60年代“共產黨的鐘馗”。在中共九大上，林彪被黨章規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但是他並不滿足。九大以後，林彪為了避免夜長夢多，加快了奪權的步伐。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集團在要不要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有組織有預謀地發難。他們採用的手法，是通過大肆宣講所謂“天才”問題，竭力稱頌毛澤東是“天才”，藉此吹捧林彪的“天才”，並且不顧毛澤東多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自己也不做國家主席的意見，鼓吹設立國家主席，提出要讓毛澤東當國家主席，實際上是企圖使林彪當上國家主席。在這次會議上，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變成了林彪集團向黨發動進攻的一個銳利武器。但林彪集團的拙劣表演暴露了他們的奪權野心，使毛澤東對他們鼓吹個人崇拜的真實用意以及個人崇拜所產生的不良影響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當即找林彪談話，對他提出批評。正是這種認識，使毛澤東對個人崇拜的態度也有了變化。1970年12月2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一方面為「文革」前期的個人崇拜辯解，另一方面對個人崇拜提出尖銳的批評，指出個人崇拜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毛澤東明確指出：“個人崇拜現在沒必要了，要降溫了。”（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苯ü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M]北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毛澤東雖然提出沒有必要搞個人崇拜了，但當時已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群眾性的個人崇拜的風氣，他對待群眾熱情的一貫態度是加以引導而不潑冷水，因此他對個人崇拜的態度仍然只是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他也並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來防止和廢除個人崇拜。此後，特別是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以後，全國範圍內的個人崇拜的狂熱同「文革」前期相比，的確有所降溫，這一方面與毛澤東反對個人崇拜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覆滅有關。
鄧小平對個人崇拜的批判
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就是反對不適當地誇大個人的作用，反對突出個人，更反對神化偉大人物，反對個人崇拜。然而在中國共產黨由在野黨向執政黨角色轉換以後，由於各種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中國共產黨內在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二十年的時間裡，出現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現象，甚至在「文革」期間出現了造神運動。這極大地危害了黨內的民主生活和和諧的黨群關係，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和損失。
早在黨的七屆四中全會上，鄧小平在講話中尖銳地批判了黨內開始滋生的「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和個人崇拜。他指出：黨內相當一部分高級幹部被工作中的若干成績沖昏了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的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這不但會損害黨的團結和革命事業，還會把共產黨的高貴品質喪失掉，而墮落到最卑鄙的個人主義方面去。因此，在會議上，他告誡黨的各級幹部，對自己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驕傲和個人崇拜會對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貢獻作出不正確的估價。一個人不管負什麼責任，在革命事業中只不過是一個螺絲釘。我們所獲得的成績決不能看作是一個人的，而是多數同志努力的結果。上有中央和上級，下有廣大的幹部和人民群眾，還有同級，還有左鄰右舍。我們決不能貪天下之功，將各方面的努力統統算在自己的身上。
1956年蘇共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又給中國共產黨敲響了警鐘。為了防止中國共產黨內個人崇拜現象的出現和發展，鄧小平在黨的八大上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又專門論述了防止神化領袖和個人崇拜的問題。他指出：「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為，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因為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眾的聯繫，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眾路線，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執行。」（鄧小平文選（第一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4235）
鑒於「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鄧小平從理論到實踐對個人崇拜進行了批判。理論上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強調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指出：“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4335）實踐上先是通過設立顧問委員會作為過渡，然後逐步建立起幹部退休制度，並且身體力行帶頭退休，並語重心長地指出：“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4311）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党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新的歷史時期，要切實有效地防止新的個人崇拜現象的出現，還需要從理論上進一步提高全黨同志的思想認識。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為豐富和發展我們黨關於反對個人崇拜的理論作出了重大貢獻，使我們黨的這一理論進一步得到深化。
其一，表現在黨對個人崇拜性質的認識方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開始把個人崇拜同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和領導體制方面所存在的弊端聯繫起來進行分析和研究。鑒於搞個人崇拜給我們黨造成嚴重危害的歷史教訓，中央在《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中明確提出：“突出個人”搞“不適當的紀念方法”，本身就帶有個人創造歷史的色彩，不利於在黨內外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和掃除封建主義遺毒。進而在黨的十二大黨章中明確規定：黨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至此可以說我們黨已從根本上解決了對個人崇拜的性質及其嚴重危害的認識問題。
其二，表現在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產生個人崇拜的根源的認識方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不僅進一步從思想上、經濟上、文化上、社會歷史根源上分析了產生個人崇拜的原因，而且著重從制度上進行了分析，使得我們黨對個人崇拜產生原因的認識趨於全面。
其三，表現在我們黨明確了克服個人崇拜的基本途徑方面。首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有商品經濟充分發展，才能逐漸消除小生產和自然經濟的影響，克服僵化體制的弊端，使生產力得到發展。同時，也能夠使與社會主義的經濟相適應的民主政治和新的觀念意識牢固地確立起來。社會主義的經濟的發展，是從根本上消除個人崇拜現象的一個必要前提。其次，經濟體制的變革，必然要求政治體制實現相應的調整。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是鄧小平提出的要從政治方面解決問題的進一步延伸。只有堅持不懈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不斷推進我國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進程，才能根除個人崇拜賴以存在的制度土壤。
總之，在鄧小平的引導下，我黨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於個人崇拜產生的原因以及克服的途徑都有了深刻的認識。這些認識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寶庫，使反對個人崇拜的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本文摘自《碰撞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十次思想觀念交鋒》，劉吉著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