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揭秘:「四人幫」中有兩個是叛徒

博客文章

揭秘:「四人幫」中有兩個是叛徒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揭秘:「四人幫」中有兩個是叛徒

2019年09月20日 21:49

審判四人幫:(左起: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

「文革」時大抓“叛徒”,無數冤獄遍於國中。劉少奇被誣為“大叛徒”,薄一波等61人被誣為“叛徒集團”,瞿秋白也被掘墳揪出,誣為“叛徒”,連“無產階級司令部”里的周恩來也因“伍豪事件”險被誣為叛徒。可誰又能想得到,當時正大紅大紫、領導著大抓“叛徒”的陳伯達、江青、張春橋三人才恰恰是真正的叛徒呢?

一直到特別法庭審判林、江兩個反革命集團,我也不知道這個歷史真相,只是略知一點江青的情況 。

因為特別法庭的審判,並未涉及這三個人的叛徒問題。我是近年來讀了幾本關於「文革」史的書,才確切了解這三人是叛徒的,同時也知道了他們為什麼雖是叛徒卻仍然能身居高位,大抓“叛徒”。還是抄幾段書來看吧。

關於陳伯達是叛徒,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忠直坦蕩昭日月》一文中寫道:

1983年2月10日,我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他談起一件事:我知道陳伯達立了自首書,我向組織反映了,就是向少奇同志反映的。當時還有彭真同志在場,你父親就當面問陳伯達,說:「你對黨必須誠實,說清有沒有。」陳伯達不承認,少奇同志就相信了。我與少奇同志說,不能這樣就算完了。你父親說,伯達年輕,工作積極,又能寫,他不承認就算了。(《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頁) 

這段話還有這樣一個腳註:

《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陳承認自己未經任何組織批准,寫自首書出獄。

劉源看望的那位老同志顯然是很了解陳伯達自首叛變的情況的,他向劉少奇做了彙報,並建議應徹底查清,但少奇同志受了陳伯達的矇騙,相信了陳伯達。從腳註看,陳伯達晚年在文稿中承認了自己是有自首變節問題的。

陳伯達自首變節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還要抄一段書:

陳伯達被捕後,就投降叛變了。據國民黨天津市公安局特務總隊隊長、審理王通、陳伯達)案件的主要負責人解方說:「王通這個人很熊,一問就供」。

「他供認了組織關係,供認了他是黨員,主要是在文化教育界進行宣傳工作」。“我們就利用他的弱點,讓他充當了‘卧底’時候的‘眼線’,叫他在現場指認了”。“他印證了許蘭芝、史連甲等人的組織身份和活動情況”……1932年2月陳伯達出獄時,向敵人辦了手續,在改過書上蓋了指印。(周國全、郭德宏《動亂中的陳伯達》,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陳伯達不僅自首,還充當鷹犬,指認其他共產黨員,幫助敵人破獲共產黨組織。他是一個地道的叛徒,與甫志高同類。

關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多種書上有記述。這裏引兩種書。

(1974年)在周恩來到長沙之前,慣於投機的陰謀家康生,突然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向他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後來,康生又把王海容、唐聞生找到釣魚台8號樓,向他們談了江青、張春橋的政治歷史問題。康生說:「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曾經給我看過張春橋的檔案。」接著,康生又說:“江青也是叛徒。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過,叛變自首。”康生並且一再責備自己,過去對江青使用不當,不應利用她做情報工作,不應在延安派她在黨校、魯藝學習。康生還幾次高喊:“江青是叛徒”“江青是叛徒!”(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版,第656頁) 

康生與江青、張春橋在整人、亂國上本是一伙人,此時為了各自的利益已勢同水火。康生的揭發之舉,肯定是出於一己之私,屬投機行為,但由於他身居高位,長期管情報,管審干,又與江青有淵源甚深的特殊關係,所以對江青、張春橋的歷史情況了如指掌,因此,他的揭發,應該是準確無誤的。他向兩個最重要的人物做了揭發,一是周恩來,一是毛澤東通過王海容、唐聞生 ,目的顯然是為了徹底搞掉江、張二人。

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也談到了江青、張春橋是叛徒的情況:

(1973年)4月9日下午五時,鄧小平夫婦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裏進行治療的周恩來和他的夫人鄧穎超。

……周恩來為人向來嚴謹,對事物從不妄加評論,更不會隨便議論他人。不過,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鄧小平談話,他要把蓄積在心中多年沒有說出的話講出來。周恩來首先沒有談他的病,也沒有談今後的工作,他對鄧小平說的,是埋藏在心裏多年的話。他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講完後,他對著卓琳特別囑咐:“卓琳,你不要說出去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頁) 

這段記述只提到了張春橋是叛徒。同書另一處則談到了江青、張春橋兩個人的歷史問題: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八十一歲生日。這一天,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談話……周恩來知道,以後,可能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與毛澤東推心置腹地長談了。一向顧全大局的周恩來,坦誠而嚴肅地向毛澤東談了江青和張春橋的歷史問題。

毛澤東表示,他已經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同上330頁) 

毛毛的記述,應該說很可靠。周恩來先是與鄧小平談了張春橋是叛徒,又直接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這表明,周恩來是掌握了確鑿證據的,否則他決不會向鄧小平直至毛澤東談這個問題。

關於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被揭發和被提出來,根據以上所引的幾條材料,可以排出這樣一個時間順序:

1973年4月9日鄧小平夫婦到玉泉山看望周恩來時,周告訴鄧:張春橋是叛徒。

1974年12月23日周恩來乘飛機到長沙會見毛澤東之前,康生向周恩來揭發了江青、張春橋的叛徒問題,後來又請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轉達他的揭發。

1974年12月26日毛周單獨會談時,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歷史問題。

從這個時間表可以看出:在康生向周恩來揭發江、張之前,周恩來已知道張春橋是叛徒,鄧小平也從周恩來那兒了解了這一情況:毛澤東在周恩來向他談江、張歷史問題之前就已經知道了這一情況。

毛澤東是什麼時候知道江青、張春橋的歷史問題的呢?如果毛澤東的信息來源只是王海容、唐聞生轉告的康生的揭發,那麼他也只是在周恩來向他談這個問題之前不久才知道的。但實際上毛澤東可能很早以前就知道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了。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寫道:「是的,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毛毛的這段話,當是有根據的。照此看來,早在「文革」發動之初,毛澤東就已知道江青、張春橋有歷史問題了。又據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記述:

王海容、唐聞生這次到長沙時,把康生反映張春橋的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657頁) 

這段記述,表明毛澤東在聽到康生的揭發之前,就已知道張春橋是叛徒了。但這段記述沒有提到江青。是王海容、唐聞生沒有把江青的問題反映給毛澤東,還是紀希晨的記述有誤,待考。

對於康生的揭發,對於周恩來的當面彙報,毛澤東的態度怎樣呢?他是如何處理這個重大問題的呢?前引書中的材料有兩處已做了介紹:

一是對於周恩來的彙報,「毛澤東表示,他已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情況」。(《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330頁) 

二是對康生的揭發,毛澤東說:“這件事我知道,江青跟我講過。

”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第657頁)後來的事情就是,江青仍當她的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則由毛澤東提議,兼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怎樣認識毛澤東沒有接受周恩來的提醒,進而去清查江青、張春橋的歷史問題,反而繼續重用此二人呢?我覺得,還是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的解釋符合實際,合情合理。她寫道:

是的,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歷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地步,毛澤東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歷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沒有什麼衡量是非對錯的統一準則。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331頁) 

「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這是一語中的的點睛之筆。什麼政治需要?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結果,陳、江、張三個叛徒成了文革小組大員,有組長,有旗手,有酷吏,他們手握重權,指鹿為馬,直攪得周天寒徹,天下大亂。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賀子珍和毛澤東在一起(資料圖)

本文摘自《真相:毛澤東史實80問》,田樹德,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過去,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這樣一種說法:1937年,賀子珍從延安出走離開毛澤東,是因為江青「插足」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夫妻關係破裂造成的。有的甚至這樣說:“賀子珍在延安不容忍江青‘插足’,曾當面大罵江青。江青不甘示弱,便與賀子珍大吵大鬧。而毛澤東喜新厭舊偏愛江青,大發雷霆指責賀子珍。賀子珍一氣之下離延安出走離開了毛澤東。”社會上是這樣流傳的,而報刊發表的文章,有的也這樣說。

真的是這樣嗎?不是的,純屬子虛烏有的傳說。

人民出版社於1996年11月出版的《毛澤東家世》記載,江青於1937年8月底從西安途經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到達延安,先讓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稱「西北旅社」)暫住。根據當時黨中央的規定,從敵占區到延安工作的人,特別是黨員,不論是誰都應進行審查。江青到延安後,為了審查她的黨籍問題,讓她在招待所住了很長時間,直到10月中旬,江青入黨的介紹人黃敬到延安,證明了她的黨籍問題,才結束審查,讓她於11月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在這之前,江青不可能單獨接觸毛澤東。

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後,為了發揮江青的專長,將她調到該院任戲劇教師。8月,調到軍委辦公室當秘書,從此便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再說賀子珍。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於1998年7月出版的《賀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97年8月出版的《賀子珍》記載,賀子珍於1935年10月,隨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1937年初,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遷到延安,賀子珍隨毛澤東抵達這裏。

在延安,賀子珍看到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深深感到自己知識不夠,尤其是革命理論方面太欠缺了,因此急需系統地學習、提高,否則難以適應革命工作的需要。於是,便向毛澤東提出進「抗大」學習的要求。

毛澤東考慮到,「抗大」紀律很嚴,每天要“三操兩課”過軍事化集體生活,而賀子珍在長征途中受過重傷,加上因生孩子失血過多,身體尚未康復,所以不同意賀子珍進抗大學習。

而賀子珍性格倔強,學習的願望迫切。她對毛澤東說,過去輾轉戰鬥在革命根據地,又經過長征,生活那樣艱苦,並且是死裏逃生,都過來了,難道在「抗大」學習還堅持不下來嗎?在賀子珍的強烈要求下,毛澤東便同意了。

賀子珍在「抗大」學習,生活是很緊張的。不僅同大家一樣參加了全部的學習課程,而且每天清晨出操,晚上參加政治活動,住集體宿舍。除星期六外,很少回家。由於生活這樣緊張,營養嚴重不良,加上不適應陝北的惡劣氣候,所以便得了嚴重的貧血症。有一天,她病情惡化,暈倒在「抗大」廁所里。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得不停學回家。

賀子珍在家休養期間,又接連遇到不愉快的事:

一是看到毛澤東經常與美國女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以及女翻譯吳莉莉跳舞、聊天。因此,產生了許多誤會,使賀子珍與毛澤東的感情出現裂痕,關係緊張。

二是賀子珍又一次懷孕,並且經常嘔吐。賀子珍生孩子生怕了,想同毛澤東分開一段時間,減輕一下身體的負擔。

除此,賀子珍身上還有彈片沒有取出來,經常疼痛難忍。於是,便想動手術取出彈片,而延安動不了取彈片的手術。因此,她決定去西安,從那裏轉赴上海治病,同時做人工流產。

對賀子珍這種打算,毛澤東起初沒有同意,賀子珍再三堅持,毛澤東不得不同意了。

就這樣,賀子珍於1937年10月離延安到西安。

賀子珍到西安後,上海淪陷被日本佔領,去上海已不可能,她只得留在西安暫住。毛澤東得知這種情況,託人捎去一封信,苦苦相勸,希望她回延安,等以後有機會再出去治病。

而賀子珍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見回延安,仍住在西安。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康生、陳雲等從莫斯科坐飛機經新疆、蘭州、西安去延安,使賀子珍受到啟發。她想:上海去不成,為什麼不可以到蘇聯去呢?到蘇聯,既可治病,又可獲得出國學習的機會。於是,便從西安坐汽車到蘭州。

賀子珍到蘭州後,中共駐蘭州辦事處主任謝覺哉曾勸說賀子珍回延安,不要去蘇聯。但賀子珍不聽勸說,堅持要走,賀子珍在蘭州期間,毛澤東也曾託人帶口信給賀子珍,還發去電報,勸她回延安。賀子珍個性倔強,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這樣,從蘭州乘飛機飛往莫斯科。

從上述情況來看,賀子珍從延安出走離開毛澤東,並不是江青所造成的。因為賀子珍於1937年10月離延安,而此時江青正住在延安第三招待所接受審查,不可能讓她與毛澤東單獨接觸。再說江青到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後來曾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訓導主任),並非毛澤東。基於這樣的情況,怎能說賀子珍出走離開延安是江青「插足」的結果呢?賀子珍在延安時,江青未曾與賀子珍見過面。以後,她們也未見過面,說她們在毛澤東所住的延安窯洞裏當面吵架,顯然是子虛烏有的誤傳。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