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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檔案解密:周恩來座機被炸真相(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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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檔案解密:周恩來座機被炸真相(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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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檔案解密:周恩來座機被炸真相(組圖)

2019年10月11日 19:18

圖為1955年4月16日上午,周恩來總理乘專機抵達新加坡加冷機場。新華社發

這是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遇難的3位新華社記者遺像,他們分別是李平、黃作梅、沈建圖(由左至右)。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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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施爆炸計劃,國民黨保密局專門準備好了一批炸藥,其中包括四枚美國製造的「鍾型定時發火器」,即定時炸彈。保密局將炸彈交給一個在“四川號”貨輪上當廚師的小特務,由他從基隆偷偷運到香港,然後交給以“就記電料行”為掩護的香港情報站“第五聯絡組”。

香港情報站拿到了炸彈感到非常興奮。接下來的事,是要選擇一個實施爆炸計劃的人。這個人要能夠自由進入機場和接近飛機,並可以把炸彈安放在飛機上。特務機關認為,找到一個合適的人選,是計劃成功的關鍵。這個人最好是長期在機場工作,而且一定要是個不為人注意、不起眼的「小人物」。於是,特務機關開始秘密探訪,尋找在機場工作,能“擔任一項具有國家性重要意義的工作”的人選。

經過一段時間偵察,一個叫周駒(又名周梓銘)的人進入了特務機關的視線。這個周駒二十多歲,受雇於香港航空工程公司,一直在啟德機場做清潔工。他光棍一人,是個吃喝嫖賭樣樣俱全的「爛仔」。據說當時公司正準備把他開除。選定目標後,特務機關立即開始接近周駒。

這是事件發生後,暗殺隊員給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寫的舉報信。新華社發

從3月27日到31日,國民黨香港情報站一個姓吳的特務頭子多次找周駒,先是跟他閑聊,對他的個性、嗜好、人品進行了觀察。接下來,開始詳細地詢問他在機場的工作情況。幾次下來,特務機關完全摸清了周駒的底細。他們最後得出的結論是:這個人可以利用。3月31日,姓吳的再次找到周駒,這回姓吳的沒有再兜圈子,而是直接攤牌,明確提出來,想讓周駒「擔任破壞一架共產黨的飛機的任務」,問周駒是不是願意。

周駒一聽這話,頓時嚇了一跳。他雖說是個整日吃喝嫖賭的「爛仔」,但這件事情的分量他心裏還是知道的,弄不好是要蹲大獄掉腦袋的。周駒連連搖頭,說這太危險了,不幹。見此情形,姓吳的開始軟硬兼施。他告訴周駒,既然特務機關選中他了,他干也得干,不幹也得干。

怕把周駒嚇著,姓吳的又說,特務機關會全力配合他行動,到時候,香港情報站特務將負責現場指揮,有詳細的行動計劃和安全穩妥的脫身方案,對周駒來說不會有任何危險。同時又對周駒許諾,事成之後,他可以得到60萬港幣的獎賞,而且還可以安排他去台灣定居等等。

60萬港幣,這在當時堪稱是天文數字。周駒聽了之後,開始動心,但畢竟事關性命,所以他當時還是沒敢答應。

當天晚上,姓吳的又來到周駒的住處軟硬兼施地勸說,周駒最後終於答應下來。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新華社發

為了防止周駒泄露消息或臨陣退縮,特務機關隨即把周駒帶到一個飯店裏住下,由小特務時刻監視,以防意外。接著,姓吳的根據周駒提供的機場裏面的詳細情況,向周駒交代了爆炸行動的整個計劃和具體細節,讓周駒在房間裏反反覆復地進行了演練,並教會他如何安裝使用定時炸彈。

就在美蔣特務加緊進行破壞準備的時候,我情報部門也獲得了美蔣特務陰謀在香港對我實施破壞行動的情報。情報顯示,美蔣特務有可能會從事破壞活動,但是對破壞活動的具體細節尚不清楚。當時的估計,破壞活動可能會有幾種情況,諸如破壞交通工具,在沿途實施破壞,或暗殺代表團成員等。有關部門立即向周恩來作了彙報。

此時,周恩來已經率領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抵達雲南昆明。得此情報後,周恩來立即進行了研究和部署。

話給中南海西花廳總理辦公室,命令工作人員迅速將這一情況告訴外交部,並指示外交部,在中國代表團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抵達香港啟德機場之前,立即將我情報部門獲知國民黨特務準備在飛機上放置爆炸物的情況,通報英國駐華代辦處、新華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機的部分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

當天晚上,外交部辦公廳主任董越千將周總理的指示轉告新華社香港分社,並通知在香港的代表團成員提高警惕。

4月10日上午9點30分,外交部歐洲和非洲司副司長張越緊急召見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思,向他通報了有關情況,並要求他立即轉告港英當局,採取必要措施,確保中國代表團人員的安全。敵人的破壞計劃使人們為周總理一行的萬隆之行感到擔心。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言

4月10日,鄧穎超寫信給周恩來:

這次蔣賊是蓄意決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並從各方面的可能著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時,飛機著陸後嚴加封鎖,起飛前的嚴密檢查,是必須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區對所用交通工具,亦應請看守與檢查。你外出活動,必須嚴密警惕,仔細機警,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人類進步崇高的事業,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須善於保衛你自己,在這方面,也必須取得對敵鬥爭的勝利。我衷心地祝福你勝利平安歸來!

4月12日凌晨,周恩來複信鄧穎超:

來信收閱,感你的好意和諍言。現將來信捎回,免得失落。有這一次教訓,我當更加謹慎,更加努力。文仗武仗,不能無危險,也不能打無準備的仗,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後行。

周恩來當然清楚,敵人暗殺陰謀的主要目標是他本人,從他特意將鄧穎超的來信和自己的回信一併寄回給鄧穎超,「免得失落」這一舉動來看,他當時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

按計劃,「克什米爾公主號」包機將於4月11日上午自印度孟買飛抵香港,然後飛往雅加達。

在香港的代表團成員接到外交部的通知後,立即進行研究,制定了應對方案。

當日凌晨1點多鐘,代表團派新華社香港分社潘德聲來到印度國際航空公司駐香港辦事處經理的家裏。

潘德聲告訴印度經理:我深夜來見你,是因為剛剛接到消息,有人要阻撓中國代表團順利前往雅加達,如果發生問題,後果將非常嚴重。潘德聲要求印度航空公司方面採取必要措施,保障飛機和人員的安全。

印度經理起初對中方的提醒並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克什米爾公主號」11日中午才抵達香港,而且按計劃只在啟德機場停留一小時零十分鐘,也不在機場過夜,加油之後即可起飛,應該不會有誰膽大妄為,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破壞。

潘德聲強調,機場的地勤人員裏面,就有親蔣反共分子,很難保證這些人不會從事破壞活動。潘德聲堅持要求印航必須加強安全措施。

印度經理最後答應,他會親自前往機場進行監視,派印度航空公司自己的機械師負責對飛機進行檢查,並安排專人押運行李,同時,對飛機的燃油、食品等進行監督。

有了印度經理的這番許諾,大家才略微放心一些。

1955年4月11日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實施其罪惡計劃的日子。上午11時左右,「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自印度孟買飛抵香港啟德機場。這是一駕美國洛克希德公司製造的星座式749A型飛機,在當時是不錯的飛機了。

據檔案記載,這架飛機已經飛行了11163小時,飛機狀況良好。擔任此次飛行任務的機組人員一共有七個人,包括機長、副駕駛員、領航員、飛行工程師、飛行事務員、空中女服務員、機械師等。此時正值中午,飛機停穩後,機組人員除了機械師卡尼克留在飛機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飛機用餐。

雖然事先中國政府已經通報港英當局,美蔣特務可能會對飛機實施破壞活動,要求港英方面加強保護措施。然而,此時香港警方卻並沒有對飛機採取特別的保護措施,特別是對機場的地勤人員,並沒有進行認真的檢查和監控,只是派了輛警車停在離飛機很遠的地方監視,把觀察的重點放在了行李檢查處和機場入口處。

機組人員下飛機後,卡尼克發現機組的行李少了兩件。在他印象里,這種事情在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

於是卡尼克趕緊離開飛機,去告訴準備用餐的其他機組人員,讓他們找找行李。據卡尼克事後回憶說,當時他離開飛機有十來分鐘,「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機內,兩分鐘即夠」。卡尼克估計,炸彈應該是放在了飛機右翼兩引擎之間,“因該處機板只要兩分鐘便可打開,順利放進去。”

關於周駒是如何將定時炸彈帶進機場的,社會上流傳著多種說法,甚至有人說周駒是將炸藥裝進牙膏裏帶進去的。

從解密檔案的記載來看,這種說法顯然不準確。

據解密檔案記載,炸機事件發生後,周駒的同鄉、知情人周仕學和周國輝二人怕遭特務機關暗算,先是向港英當局投案尋求保護,後來又通過《大公報》的關係來到廣州,向我有關部門報告了當時的情況:

4月11日上午5點多鐘,由姓黃的特務把一定時炸彈(約茶杯大用雞皮紙包好)交給周駒攜進機場。當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抵機場時,周乘進行打掃的機會,把定時炸彈放于飛機右邊輪頭的上頭(引擎部位)。周騙其領班余培說,這包是西藥,還表示以後對余有好處等雲。得手後周把自己的咭紙(報到用的紙張)交給余培,不等放工時間即由鐵絲網爬出機場。而當時特務分子黃、鄧二人駕駛一汽車停於黃大仙靠近機場的地方接應周離開機場,故周由鐵絲網爬出後即乘該車返太子酒店。途中,黃鄧對周大加獎勵,說回台灣後向上級報告,並表示周可帶其家人及在國內的弟弟周錫培等到美國,如其弟不能來港,可由特務機關派人在國內辦好出境手續。至於60萬港元待回台灣後才給等雲。當天,黃鄧二人帶周離開太子酒店,先往ABC餐室飲茶,並給了周一些錢,要他往新新酒店居住。姓黃的特務分子於12日即先回台灣,留鄧、甘兩人在港與周聯繫善後工作(負責周離港等事)。但過後不久,鄧、甘二人見情勢惡化,而飛機爆炸也沒有周總理受難,不能達到其原陰謀目的,鄧、甘兩人就沒有與周聯繫,這時周的父親周瑞維曾四處找其蹤跡,但鄧、甘已偷偷返回台灣,把周駒拋離不理。

中午12時45分,搭乘「克什米爾公主號」的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和記者等八人,以及波蘭、奧地利的兩名記者和一名越南工作人員乘坐航空公司的專車抵達機場。按照事先跟印航商定的,代表團可以免除檢查,直接登機。於是汽車直接開到飛機跟前。這時印航經理已經站在飛機旁邊,潘德聲上前詢問:

「一切都沒有問題了嗎?」

印航經理答道:「OK!」

潘又問:「引擎也檢查過了嗎?」

印航經理答:「檢查過了。」

倆人隨後登上飛機做進一步的檢查。開始辦理登機手。

緊接著,代表團登機。隨機還託運了三十幾個箱子,裏面是亞非會議期間準備對外送禮用的景泰藍等工藝品,以及宣傳用的書刊資料等。一切進行得都挺順利。

下午1時15分,「克什米爾公主號」從啟德機場起飛,前來送行的人們望著漸漸遠去的飛機,不由得舒了口氣,大家誰也沒有想到,悲劇即將發生。

從香港到雅加達的飛行時間是六個半小時,飛機升空後平穩飛行,一切正常。

下午6點40分,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突然接獲英國路透社消息:「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墜毀,除三名機組人員外,其他人員全部遇難。

解密檔案中記載有印尼空難調查委員會的事故調查報告,其中一部分是根據倖存的機組人員的回憶記錄下來的飛機墜入大海那一瞬間的真實情景:

飛機於1955年4月11日格林威治時間4時25分從香港起飛。飛機上共有十一個乘客,並載有3780英加侖燃料和140英加侖滑油。當時起飛重量是98376磅,載荷分佈適當,重心在25%平均空氣動力弦。

這是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新華社工作人員在烈士墓碑前憑弔「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人員。新華社發

飛機的機長賈塔爾是印度國際航空公司年資最老的和有經驗的駕駛員之一,他總共飛行了12300小時以上,其中4900小時是作為星座式飛機機長的飛行時間。飛乘組的其他人員也是有經驗的人員,個人都有他們專業的執照。

起飛後,飛機和地面電台進行了例行通報。

大約在9時23分,當飛機在良好天氣下在18000英尺上空飛行時,飛機上發生了爆炸。三個生還的飛乘組組員都聽見了這一爆炸,但是爆炸聲是不是響得足以使機上的每個人都聽見,這方面還有一些疑問。飛機維護工程師卡尼克當時正在客艙內睡覺,他是被爆炸所震醒的。他當時發現有煙從冷空氣導管中噴出,懷疑後行李艙起了火。

火勢蔓延異常迅速,接近了機身。飛機維護工程師卡尼克估計機翼支持不了多久,因為金屬在熔化中。

在下降時副駕駛狄克西特和機長賈塔爾商量後,發出求救信號……飛機向左轉彎,企圖降落到接近陸地的地方。女服務員把救生背心先發給所有乘客,然後發給飛乘組。機內沒有發生驚慌,乘客們都坐在他們自己的座位上。

非常濃的黑煙進入飛乘艙,使強迫降落前一刻的前方能見度模糊不清……

儘管作了一切努力,想拉平飛機以便降落,飛機還是略為向右側轉,右翼衝到了海面……

在飛機墜落將及水面時,從窗口躍海的有六個人,我們三個是泅水七個小時登陸的,其餘三個則不知存亡。三人後被印尼當地一村民救起。

對殘骸進行檢查揭示了肯定的證據,證明一個定時的凶殘的機器曾在右翼輪艙內爆炸,這個機器的一些零件還卡在殘骸內……

這是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遇難烈士的墓碑文。新華社發

這是飛機爆炸、燃燒,並沖向大海那個瞬間的情景,如果沒有生還者的話,那麼這個瞬間恐怕就永遠不為人知了。這裏面有一句話值得回味:

機內沒有發生驚慌,乘客們都坐在他們自己的座位上。

在生死悠關的時刻,我代表團的工作人員能保持如此之鎮靜,確實令人敬佩。

當飛機在大海上折成數段,並沉入大海的時候,他們的名字同他們所為之犧牲的事業一樣,永遠地為人們所記憶,他們是:

石志昂 對外貿易部三局副局長

黃作梅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李肇基 外交部情報司科員

沈建圖 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主任

李炳衡(又名李平) 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記者

杜宏 廣播事業管理局對外廣播部副主任

郝鳳格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攝影員

鍾步雲 總理司機

三名外籍人士是:

王明芳 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

嚴斐德 奧地利記者

斯塔萊茨 波蘭記者

生還的機械師曾告訴印尼交通部負責調查事件的官員,當飛機墜海後,曾看見一架英國SOUTHERLAND水陸兩用飛機在上空盤旋,儘管生還者向其呼救,但飛機沒有降落。後來英國方面曾解釋,因為失事水域是印尼領海,所以飛機才沒有降落。

(摘自:《解密中國外交檔案》  出版社:中國檔案出版社)

歷史回顧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首屆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4月11日,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隨同採訪的中外記者共11人乘坐中國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飛往雅加達。當飛機飛到沙撈越西北海面時,飛機起火墜入海中,機上人員全部遇難。周恩來總理原準備乘坐該機,因受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邀請在仰光進行會晤,改變原計劃未乘這架飛機。經調查,這是國際反動勢力和台灣當局相勾結,陰謀暗害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製造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74年,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北京

1974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中南海游泳池客廳親切握手,鄧小平就在旁邊。

林彪集團覆滅後,中國處於一個第一代領導集團如何向第二代領導交班的非常時期。對於毛澤東來講,經過「文化大革命」,他打倒了自己選擇並由黨組織確定的第一位接班人劉少奇後,第二位由他選定的接班人林彪卻要謀害他老人家。面對如此局面,選擇新的接班人和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便成為他晚年思考的兩個根本問題。

周恩來心明如鏡,察之秋毫。他之所以再一次以忍辱負重的姿態接受一切,乃有他自己的戰略思考:不能把黨政大權交給「四人幫」;要保證鄧小平順利出任副總理,掌黨政之權。周恩來去世前,對葉劍英的囑咐仍然是: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大權不能落在他們手裏。為達此目的,周恩來早在鄧小平復出前,便煞費苦心地進行工作:1972年1月,毛澤東參加陳毅的追悼會,對張茜說,鄧小平的性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便當場示意陳毅的子女,將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早日復出作準備。1972年8月3日,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一方面繼續批判林彪罪行,同時進一步檢查自己的錯誤,並提出願為黨和人民做一點工作的要求。毛澤東對此信做了批示:鄧小平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要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

1962年初,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在北京舉行的中共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致信紀登奎、汪東興二人,信中談了其他問題後,好像就便提到:鄧小平同志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1973年2月,鄧小平終於返回久別的北京。3月10日,經過周恩來的努力,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12月22日,周恩來親筆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請予追認;鄧小平同志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有人說,「至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抱病苦撐了整整8年的周恩來,終於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鄧小平復出,能夠接替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既是周恩來的心愿,更是對他的最大安慰。既然1973年底已經安排好鄧小平的工作,所以周恩來對1974年初江青的所作所為也就不那麼在乎了:批周公,批現代大儒……批就是了,只要小平在就行。

鄧小平復出後,必須抓緊時機,提高他的聲望,使他握有實權,這是周恩來思考的大問題。為此,周恩來在癌症複發、每天便血100毫升的情況下,仍不住院治療。後來鄧穎超說:那段時間裡,恩來一直對小平的事情放心不下,他擔心江青那些人乘他往院時對小平同志下手,所以他不能離開工作崗位。當時,周恩來準備安排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外交部提出由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大,並代表中國政府發言的建議。第一次政治局會議,由於江青反對,對此事議而不決。第二天,周恩來在外交部報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並將該件送毛澤東及政治局成員傳閱。由於周恩來的努力和毛澤東的支持,鄧小平終於踏上紅地毯(周恩來為使鄧小平增添光彩而特地安排的)登上去美的飛機。

7月17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嚴厲批評了江青: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帽子。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4人小宗派。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在黨內指出「四人幫」的問題。10月14日,毛澤東建議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對此,「四人幫」是絕對不能接受的。10月17日,江青等人在政治局會議上發難,對鄧小平搞突然襲擊,大鬧政治局,企圖鬧得鄧小平不能工作,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會後,他們又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說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總理雖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在總理處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江青等人是要把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打成搞政變的「反革命」,通過毛澤東的手通通搞掉,以便讓他們組閣上台。毛澤東聽後,批評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10月20日,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彙報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動,同時轉達了周恩來的看法,說明事情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講的那樣,而是預先計劃好要整小平,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毛澤東聽後說: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總理和王洪文主持,又一次提議鄧小平當第一副總理、黨的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鄧小平和毛澤東在一起

王洪文

12月23日,周恩來和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毛澤東再次嚴厲批評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同時高度評價了鄧小平。他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再次強調讓鄧小平任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他關照周恩來: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後,你安心養病,國務院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12月26日,毛澤東又與周恩來進行了一次單獨長談。毛澤東談到要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他們共同審定了四屆人大的各項人事安排,做出了具有重大意義的「長沙決策」。

1975年1月,四屆人大後,鄧小平在周恩來的支持下,開始了對「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整頓。這時候,毛澤東的心態大致是這樣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需要鄧小平這樣的人才出來支撐局面,整頓面臨崩潰的政治、經濟秩序;周恩來的病重,張春橋、王洪文的難以勝任,是毛澤東起用和支持鄧小平進行「整頓」的原因。毛澤東認為,必須維護「文革」的成果和肯定「文革」的正確性,這就決定了「整頓」的界限和他支持鄧小平的限度——不能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毛澤東這時並沒有認識到要整頓「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問題,必然要系統糾正「文革」的錯誤,包括它的指導思想;如果在全面肯定「文革」的前提下進行整頓,那整頓是不可能進行的。毛澤東這一思想認識上的矛盾,實際上在「長沙決策」中已明白表露出來了。他一方面完全同意周恩來關於四屆人大的安排,起用鄧小平,另一方面又與周恩來談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毛澤東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8級工資制,等等,這些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成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要使全國知道」的忠告,實際上是要周恩來、鄧小平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則就是修正主義,就是搞資本主義,就是林彪一類。周恩來當然理解毛澤東的思想。他回北京後,讓鄧小平把毛澤東關於學習理論、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要安定團結的指示作為整頓的“綱”,雷厲風行進行「整頓」。兩位老人在起用鄧小平這個共同點上是有嚴重分歧的。毛澤東讓鄧小平進行有限度的整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周恩來支持鄧小平進行全面的整頓,這必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1975年10月下旬,周恩來進手術室前,拉著鄧小平的手,字字千鈞地說: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幾乎是同一時間,毛澤東卻不無感慨地批評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還是“白貓、黑貓”啊。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鄧小平去聯合國開會 周恩來為他送行

然而,為時不久,歷史終究掀開了新的一頁:鄧小平不負黨和人民的重託,出色地履行起自己的使命。同時,毛澤東、周恩來這兩位中國人民的偉大兒子,曾決定鄧小平命運的兩位巨人,最後也是由鄧小平來蓋棺論定的:

「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對我來說他始終是一個兄長。我們差不多同時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們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時,我們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減少損失的作用。」

「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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