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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談往事:比較毛澤東和鄧小平(圖)


胡耀邦在中南海

胡耀邦辭世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豐功偉績,他的公僕品質,仍然深深銘刻在人們的記憶深處;他的良操美德,他的高風亮節,他的人格魅力,仍然被人們廣為傳頌。

胡耀邦曾說:「我十幾歲參加革命,從來就沒想當什麼官。」 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存在團中央檔案室里的一份材料就是明證。那是胡耀邦在參加黨的八大期間親筆寫的信,現抄錄如下:

陳雲、小平同志閱轉主席並原書記處同志:

今天上午,我出席主席團會議,看到我的名字擺在預定的正式中央委員里的時候,從心底發出了無限的痛苦,幾次想站起來提出意見,但老是感到難為情。當快要散會的時候,算是鼓起勇氣站起來了,可是又被大家說「不要談個人問題」,就坐下來了。

我是作夢也沒有想到,我會被提名為中央委員的。我決沒有低估自己,我曾經估量過自己的分量。我這樣計算,如果我們黨把領導核心選成一個二千多人的大團,大概我可以擺得上。後來決定選成一個大連(這是我衷心擁護的),在這個連里有我的名字,心裏非常不安。但又一想,做青年工作的沒有一個人也不好,所以就拚命壓制著自己,沒有提,也沒有同別的同志談。至於由於提的太快,又沒有把工作做好,因而欠了黨的債,那以後還可以經過自己的努力去補償。從這一點上說,我認為我這樣做也是識大體的。

現在九十七個正式中央委員的名單中又有我,我就完全想不通了。這樣做使我太沒有臉面見那些無論是過去多少年和這幾年,對黨的貢獻都比我大幾倍的絕大多數的候補委員。這對我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

無論如何,請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擺在候補名單里去。

情緒有點激動,寫得詞不達意,想一定會原諒我。

中央書記處很重視胡耀邦的來信,委託劉瀾濤找胡耀邦談話。劉說,中央領導認為,青年團里應該有一名負責人成為中央委員,而胡耀邦本人的資歷符合這個要求。現在這件事已經定了,就不要再提了。

9月27日,八大選舉中央委員會,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散會後,胡耀邦拉上王鶴壽、張黎群一同上車,從中南海懷仁堂回到他在富強衚衕的家。他們坐在客廳里,助手和秘書向胡耀邦表示祝賀。胡耀邦表情嚴肅地說:「祝賀什麼,不相稱啊!不少省委書記、中央的部長、部隊裏的將軍,功勞比我大,資格比我老,但還是中央候補委員。我給毛主席和中央寫了信呢,請求無論如何不能把我安排當中央委員。如果是工作需要,安排個候補委員就足夠了。但是沒有採納。我心情很不平靜啊!」


納諫

1982年以前,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但是,隨著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各民主黨派經過長期鍛煉和考驗,在政治上與共產黨更加一致,原來實行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已經遠遠不能反映這一根本的變化。怎樣適應新形勢,提出新方針,就是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所要解決的問題了。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十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1982年1月5日,在中南海懷仁堂,中央領導會見出席會議的部分同志,並與大家親切座談,胡耀邦發表了長篇重要講話。在講到同民主黨派的關係時,他強調,各民主黨派同我們黨風雨同舟幾十年,我們之間的關係不僅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而且要「風雨同舟,魚水相依」。

由於胡耀邦講話較長,會議主持人宣佈中間休息一刻鐘。休息時,胡耀邦見到一位熟悉的記者,打過招呼後,親切地問:「我今天講得怎麼樣?」

「很好!」記者回答。

「哎,你們新聞記者不能光挑好聽的說嘛,你看還有什麼問題沒有?」胡耀邦繼續笑著問。

「把我們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比作魚水關係,恰不恰當?」記者忐忑不安地說。

「說說看,有啥不恰當?」胡耀邦不但不生氣,反而更加和顏悅色。

「我們一直把黨和人民軍隊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比作魚水關係,人民群眾好比是水,黨和軍隊好比是魚,魚是離不開水的。而我們黨與各民主黨派是朋友關係,把朋友關係比為魚水關係,似乎不太科學。因為,你說誰是水、誰是魚呢?」記者見他虛心聽取意見,便把自己的想法毫無保留地說了出來。

「好,有道理,有道理!」胡耀邦誠懇地說。

胡耀邦善待記者的寬廣胸懷和虛心納諫的態度,深深地感動了周圍的人。

會後,經中央統戰部審查的新聞稿送到胡耀邦手中,他認真琢磨記者的意見,經過縝密思考、反覆推敲,決定把原稿中的「風雨同舟,魚水相依」改成“肝膽相照,榮辱與共”。

1982年1月16日,新聞稿發表。從此,「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16個字,就成為我黨統戰工作的正式口號,被社會媒體頻繁使用。

對這句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社會各界,都稱讚不已。一位民主黨派中央的負責人感慨地說:「我每聽到、看到‘肝膽相照,榮辱與共’這8個字,都禁不住感慨萬千!共產黨沒有忘了我們,沒有拿我們當外人啊!」

雅量

胡耀邦的民主作風,凡與胡耀邦接觸過的人無不交口稱讚。他鼓勵人說話,動員人說話,「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不裝袋子」,就是他身體力行的名言。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雲回憶,凡是胡耀邦主持的會議,大家敢說不同意見,並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即使跟他爭論得面紅耳赤也沒關係。所以,田紀雲認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是中國共產黨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躍的時期之一。

田紀雲的說法得到眾多的印證。1985年6月,勞動人事部副部長嚴忠勤在中央書記處彙報工資改革方案時與胡耀邦爭論起來。事後,胡耀邦卻說:「嚴忠勤這人不錯,敢於直言。」

曾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李銳1982年參與中共十二大的籌備工作。李銳回憶:「記得我向耀邦做過兩次或三次系統彙報,他平易近人,交談很是隨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一個原十一大中央委員的去留問題,是煤炭系統的,他在‘文革’中欠了賬,當年卻是頗有點名氣的中青年。我們同耀邦來回爭論了3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後他服從了大家的意見,這個人不保留了。」

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杜導正撰文回憶,胡耀邦擔任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部長時,每周兩次召開例會。每次,胡耀邦自己先講40分鐘左右, 然後請大家發表意見。於是大家七嘴八舌隨意發言,胡耀邦也經常插話。這種會上, 他從不居高臨下,從不做指示,參加會議的人發言,他都虛心聽。有時候覺得別人的意見對,他就說:「我同意這位同志的意見,我的意見收回。」 杜導正認為:“一個領導人,尤其是身居這樣的高位,能讓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或某些大是大非問題,毫無拘束地發表個人意見,包括不同的政見,這恐怕是最難得的一種政治品質。”

還有一件事情最能體現胡耀邦的博大胸懷和雅量。一次,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加強、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問題。胡耀邦講話以後,很多省市委書記都表態贊成,但有位省委書記當場表示有異議,他講了一大堆理由並帶著明顯的情緒說:「我們那裏情況特殊,不能搞聯產承包責任制!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有人公開唱反調,會議氣氛緊張起來。儘管胡耀邦當時非常急切地要推動農村改革,也迫切希望在黨內高層能形成共識,但他沒有發火,而是平靜地說:「各位如果對聯產承包責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許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嘛,讓實踐來證明哪個辦法好,你們看這樣行不行?」

胡耀邦的一席話,讓整個會議氣氛輕鬆下來。

會議過後沒多長時間,那位省委書記通過學習和實踐,主動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在本省農村積極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睿智

胡耀邦是一個極富智慧、極懂策略的政治家。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就任中組部部長。上任伊始,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幹部,這是胡耀邦早就成竹在胸的一件大事。他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按照鄧小平多次講的「有錯必糾」的原則積極推進平反工作。胡耀邦旗幟鮮明地提出「兩個不管」,即對於“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 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付“兩個凡是”的盾!30年後的今天,重溫這番話,仍讓人感到振聾發聵、擲地有聲!

有人提出質問:「毛主席批的怎麼辦?」

胡耀邦斬釘截鐵地答道:「照樣平!」

當時曾經有人提了一個挑釁性的問題:「你說,不管什麼時候,那麼,國民黨的錯案平不平?是否連國民黨搞錯的也平啊?」

胡耀邦機智地把這種挑釁頂了回去:「我們把國民黨推翻了, 就把它平掉了嘛!」

「兩個不管」徹底地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大大加快了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進度。

胡耀邦抓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為包產到戶問題,過去批了十幾年,許多幹部被批怕了,一講到包產到戶,就心有餘悸,談「包」色變。

如何讓農民自發進行的農村改革在政治上獲得通過,這問題曾經使胡耀邦大費腦筋。一天晚上,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走來走去。他在琢磨,怎樣避免使用「包產到戶」這個名詞,以減少政治上的阻力。他突然想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名稱 ,如果再加上“農村”兩個字,不就可以把分田單幹、包產到戶都繞過去了嗎?!

胡耀邦認為這個辦法肯定通得過,立即坐下,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寫在紙上並高興得笑起來。

從此,「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作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式載入了史冊。(


我的日記里記錄了與胡耀邦同志的兩次談心,現整理出來以紀念耀邦同志九十誕辰。

當選總書記後的一次談心

1980年3月1日,報紙發表了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公報。3月2日發表召開十二大的決議,成立中央書記處的決議,公佈了書記處成員十一人的簡歷。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裏獨自一人讀《東華錄》。我們做了一次長談,將近兩小時。談興未盡,我告辭了。這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交心之談,當然主要是他談的。

我首先談到五中全會開得好,公報也寫得好。耀邦說,這個公報是下了功夫的,在寫法上不按議程一項一項地寫,而是集中起來寫。突出了五中全會的主題,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公報中,為少奇同志平反佔了兩大段,篇幅最多。但是並不影響主題,並不使人認為五中全會就是解決少奇同志平反問題。其實五中全會上議論最多的是汪東興等四位同志的問題,但公報上對四個人的問題就是幾句話。本來對汪還可以說得好一些,但他在政治局檢查時,總想把總理拉下水,這就不好了。他不聽我的意見。總理當時的處境,大家是理解的。

公報定稿時,已是2月29日下午七時四十二分,離廣播只有18分鐘。有人建議推遲發表,這怎麼能行呢?已經事先打過招呼,國內外都在等著,不能按時廣播,人家會發生各種猜測,說五中全會有分歧啦!公報意見不一致啦!等等。必須按時廣播,這是一個戰略眼光問題。

公報一公佈,國內外反應非常強烈。總的反應是好的,都認為中國政治局面更穩定了,保證了政策和領導的連續性、穩定性。

公報一些重要的論點,可以開出若干題目,寫一批文章,如不搞終身制等等。宣傳部要抓好五中全會的宣傳。

耀邦接著說:小平同志的戰略眼光是很高的。 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提前召開十二大。這些重大戰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緊。按照小平同志的戰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有什麼三長兩短,也不致出什麼大問題,政策和領導的連續性就有保證了。三年,經濟工作大的發展,也在三年以後。1983年,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們的情況會比現在更好。我們大家一定要發奮圖強,好好乾。

耀邦語重心長地說:我們不論在哪裏工作,做什麼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樹。政治上的建樹,思想上的建樹,理論上的建樹,改革上的建樹,工作上的建樹,總之要有所建樹。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個好的意見,做了一件工作,寫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種建樹。比如北京市,首都所在,搞好市容的美化,種樹、種花、種草,把服務行業搞好,既可美化首都面貌,又可解決就業問題。抓住這一條,帶動各方面,也是一種建樹。不抓這一條,老是想搞重工業,搞鋼鐵,搞石油化工,搞得首都污染越來越嚴重,街道市容越來越臟,社會秩序很亂,就看不到有什麼建樹。

耀邦接著說:要有建樹,就要敢闖。我個人有什麼?就是敢闖。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這次要我出來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條:第一,我雖然沒有他那樣高的戰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張,我能理解,能夠跟得上;第二,我能夠進行各項組織工作,實現他的戰略佈局;第三,他知道我這個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門邪道。

耀邦同志回憶起過去,說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後來對我不滿意,生我的氣。我在解放後團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寬,經常發急,沒有搞出什麼特殊的建樹,是我自己不爭氣。羅(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說我是有希望的,賀老總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還是看重我的。比較起來,總理不大了解我,先念也不大了解我。談到羅瑞卿,耀邦激動地說,羅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強的。如果羅不死,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羅、趙,我們三個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接著我們兩人評論起耀邦去年一年的幾次講話。耀邦說,去年一年,從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一篇算起,再有理論務虛會的兩篇,新聞工作會議一篇,上訪工作會議上一篇,農村宣傳工作會議一篇,再加上中紀委會上一篇,大塊文章,大概有九篇,小的講話不算。中紀委那一篇我講了中紀委的任務首先要抓政治路線,看你是執行還是違反黨的政治路線,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生產目的那一篇,講平衡,還是講得好的,那是幫助修改加上的。這九篇總有十幾萬字,其他不算。今年恐怕也要有四、五篇,當了總書記,免不了要講幾篇的。

耀邦說,我的東西,總要講一點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方法論。要抓住現實存在的問題,把它集中起來,講點方法論,才能講得深。

耀邦認為當年多少篇講話,比較起來,劇本創作座談會這一篇水平最高。耀邦說,這一篇我是用了功夫的,不僅是對文藝,對其他方面也是有影響的,可以發得寬一些,文藝工作者可以人手一篇。這篇東西講了怎樣看待自己,怎樣看待陰暗面,也講了馬克思基本觀點,方法論。比如講了思想認識的規律由統一到不統一,又到統一;一致到不一致,又到一致。可以就這些觀點寫點文章。耀邦說,這篇東西文風也是好的,一氣呵成,沒有老套。講起文風,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論持久戰》、《實踐論》寫得多麼好呀!又深刻,又生動,簡直增減一個字都不行。可惜,到晚年就差了,包括《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作,文風也比不上過去,真有些「江郎才盡」了。魯迅的文風也好,每一個字都是用了功夫的。

這次五中全會公報,包括去年鄧、葉幾篇講話,政治性、思想性、科學性都是好的,但是不夠生動。喬木同志現在搞的東西,文風也不如過去,他很注意科學性、邏輯性,但生動性不夠。

社會科學院出那麼多刊物,我很少看,或者不看,沒有講出什麼東西。我看,說理論,還是數《理論動態》。抓住當前重要問題,理論聯繫實際。

現在看,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水平並不高。 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是羅瑞卿親自抓的,是吳江他們起草的,羅改了幾遍,給我打過三次電話。當時我的處境有困難,羅挺身而出,這篇文章的影響大。可是吳江他們後來的文章也差了。

耀邦同志說,過去公安部的東西寫的比較好,上中。特點是比較穩定,有些部門也有好東西,但不穩定,有時好,有時又下去了。公安部東西比較穩定,當然也是一分為二,也有些神秘主義。接著又聯繫到我說,羅同我說過多次,說你是能寫東西的,為什麼現在不寫了?我看你是有思想水平的,有能力的,但是沒有搞出應有的成果來,我看你的闖勁不夠。

最後,我們的話題又轉到五中全會。我說五中全會是得人心的,中央書記處人選是符合眾望的,大家對這個領導班子寄以很大希望。要密切聯繫群眾,要樹立新的一代領袖的新風。耀邦說,說不上什麼領袖。我說這個領袖是複數的。耀邦說,我們就是搞集體領導,不搞劃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決。

我告訴他,有人議論,胡耀邦當了政治局委員,不搬房子,不搞特殊。這次當了總書記,會不會搬房子,搞特殊呢?耀邦說,我一輩子不搬房子,不搞那些庸俗的東西。我說,不搬房子,當然好,一輩子恐怕難。耀邦說,至少五年不搬家。我說,安全還是要注意。他說,極個別的壞人要打黑槍當然是可能的,但是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脫離大多數群眾,不為廣大人民群眾辦好事。

耀邦最後說,今年工作十分緊張,要分秒必爭,還要講究工作藝術,才能把事情辦好。

話,說耀邦同志已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和史洛明去胡寓。李昭同志接待我們,談他們去年12月去廣西、湖南,逗留了四個月。兩人休息都有成績,胡得過一次肺炎,也康復了。正談著,胡耀邦進來,暢談了一個小時,還照了相。

耀邦同志談到廣西缺糧,人民生活很困難。 王恩茂同志也到了廣西,談到他去了一趟河南宣化店,這裏是1947年359旅的駐地。舊地重遊,四十二年,一點未變。耀邦對一點未變不大相信。四十多年了,總有一點變化吧。恩茂同志肯定地說,確實一點都沒有變。要談變,只是過去他住過的一家院子,如今已擠進好幾戶人家。過去的鄂豫皖老根據地,群眾溫飽問題沒有解決,人民生活仍然貧困。當然,湖北有的地區,如荊州地區,比較富裕。談起這種情況,耀邦同志的心情比較沉重,雖然很著急,又沒有辦法。

談著談著,耀邦的情緒開朗了。他說,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1980年,想不到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自己走上了黨主席(後來是總書記)的職位。當時就表示,雖然擔任了黨的最高職位,但是胡耀邦還是胡耀邦,並沒有因為職位高了,本事就大了。第二個意想不到是,1987年初,下台以後,反而威信未減,影響更大了。要重視這兩個意想不到,度好晚年。不過問工作,到下面,不要省的領導彙報工作,作為同志,談談也就很好了。

我對耀邦說,你當總書記時,也不是沒有缺點和失誤,黨內外對你也不是沒有意見。但是,讓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黨內外,以至國外,對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我認為1987年你下台,最大的損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而是損害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樹立起來的黨的形象,黨並不如領導人再三表示的,在「文革」之後,黨的生活,特別是領導層的政治生活已經正常了,倒是使黨內外沉重地看到,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陰影似乎又重現了。耀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心境一直是振奮的。多次談到1958年毛主席提出的黨內那種良好的政治局面,終於可以實現了。他談得多麼真誠、多麼深信不疑。可是嚴酷的歷史,再次教訓了他。正如楊西光同志說的,耀邦太天真了。

交談中,我深為耀邦的心境擔憂。他這個人是把全部生命都奉獻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他時刻關心著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福利。他看到的問題,特別是關係群眾疾苦的事,不讓他表示態度,無動於衷,是絕對不可能的。他是一個有感即發的人,如今他卻有感不能說,有話不便說,悶在心裏。這對於耀邦,再也沒有什麼讓他更難受的了。我看到他的神情之憂,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無言以對。只好勸他放寬些,保重身體。過去再忙,也不放鬆讀書,今後可以更安靜地讀書了。我以前給他送過他喜歡看的書,以後會繼續給他送去。耀邦笑著點點頭。也許是長途旅行歸來,神情顯得有些睏乏。在告辭之前,我忽然想起,同耀邦照了一張像。萬萬想不到這竟是一張「絕照」,是我同耀邦的最後一張照片,距耀邦逝世僅28天。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據說是由於心臟血管破裂致死,真可謂是心碎了。耀邦逝世前四天,我去醫院探望。李昭同志悄悄告訴我,耀邦剛睡著了。我沒有進病房見他一面,真是又後悔,又悲痛。繼羅瑞卿同志去世之後,我又失去了一位相知很深,從心裏感到極其親近,最為敬愛的良師、益友。耀邦不是完人,但卻實實在在是一位好人,一個極其真實、極其善良、心地透亮、大公無私的人。他沒有死,他活在我的心裏。

後來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待的,但應該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認為這是最佳的安排。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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