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接受審判的江青
從張彪的交代說起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北京軍區空軍按照黨中央的部署，逐級向下級傳達林彪反黨叛國罪行。在向所屬師一級領導幹部傳達時，駐天津的空軍高炮2師政委張彪主動找領導談話，說他1966年到1968年在上海空4軍任文化處處長時，受江騰蛟、吳法憲的指使，秘密地干過幾件事，抄過文藝界趙丹等人的家，幫助吳法憲找過作家協會主席峻青（筆名，原名孫俊卿）等。當時江、吳要求要絕對保密，作為軍人參與這些秘密活動實屬反常。自己不知是功是過，現在如實向黨組織交代，請組織定論。
北空首長一聽事關重大，立即通知保衛部組織個專案組審查此事。當時筆者和另外幾個同志被抽調來，在招待所安排房間，要張彪詳細說清此事，並要其交代在天津與林立果一夥的來往情況。然後將所有交代材料抄報北京軍區。
張彪交代的案情除了涉及吳法憲、江騰蛟、林立果等人外，還有江青。當時江青大紅大紫、權勢正熾，所以一時不好結論。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張彪的問題才作出結論。1977年中央專案組清理北京秦城監獄被關押人員時，發現上海作家協會主席峻青在押。問其為什麼被關押，峻青說他也說不清。只知道當初是上海空4軍的張彪找的他，吳法憲和他談的話，第二天就被飛機弄到北京，關到這個監獄。從來沒有人來提審。真是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在這個7平方米的單間裏稀里糊塗地熬過了10個年頭。在1977年春天某日，中央專案組來人到張彪專案組，要張彪寫個幫吳法憲找峻青談話的經過。當時是筆者接待的，中央專案組還和我們交流了案情。
1978年張彪問題結案，筆者離開了北空保衛部到別的部隊。1980年筆者到上海出差，辦完事後去登門拜訪峻青老師，請教寫作方面的問題。筆者說明身份後，峻青非常熱情地予以接待。當晚，他和老伴陪筆者一直聊到9點半。當筆者與他將所知、所聞擺到一起對接後，他把大腿一拍：「啊！是這麼一回事！」
經過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很多事情被揭露。江青掩蓋自己丑惡歷史、迫害無辜人員的罪行，大白於天下。
令江青揪心的幾件事
一是1954年春，江青在杭州療養時，突然收到一封由上海寄往杭州並轉給她的信。信封左下角印有「華東文委」的字樣，但沒有署名。信中大意是：你江青的歷史是墮落的，有嚴重的歷史問題。我已經寫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等。這個寫信人是誰呢？
二是江青在上世紀30年代浪跡上海文藝界的一些事，比如同國民黨特務崔萬秋的密切交往。還有她寫給從前的老友鄭君里的幾封信等。尤其是1957年毛澤東寫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詞《蝶戀花·答李淑一》，江青對此惱怒異常，與毛澤東大鬧了一場，聲稱：你懷念楊開慧，那我就要想唐納。憤激之下，江青寫信求助於30年代的好友鄭君里幫助打探唐納下落。
三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個部門都出現造反派，有一則透露出來的“小道消息”：50年代初，有人給黨中央組織部寫了一封匿名信，說江青有嚴重的歷史問題，希望黨組織認真審查江青30年代的歷史；當時，中組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派幾位資深的處長秘密調查過江青的事。看來不光是30年代的相關人員是當事者，調查她的人也屬於知情人。
有哪些人知道她30年代底細？是誰寫的匿名信？她寫給鄭君里的求助尋找唐納的信在哪裏？參加她與唐納婚禮的那幫文藝界元老，甚至那時幫助、照料過她的秦桂貞，還有上海市公安局奉命調查她的這些人……都是她心頭大患！這是與她個人前途攸關的一群人。
影藝術家鄭君里。鄭君里是1936年4月轟動一時的杭州六和塔3對新人婚禮的主持人，並且是唐納和藍萍（江青30年代從影的藝名）的男儐相。「文革」之初，鄭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單”的頭號“黑線人物”。張春橋在與其交談中威脅說：“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存藏在你家裏不很妥當。還是交出來，交給她自己處理吧。”本來就十分驚恐的鄭君里聽後當即嚇得發抖，滿口答應。回到家中，他和妻子黃晨翻箱倒櫃，把有關江青的照片、剪報、手稿、信件等資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給上海市委辦公室轉張春橋，並附了一封信給江青說：“請你處理吧。”
然而，這些東西交給江青看後，沒有發現她所要的核心內容。
江青與葉群勾結害人
江青初出茅廬，手下無人。上海的張春橋那幫文人辦事拖拉，缺乏力度，還得依靠在軍隊實力雄厚的林彪、葉群為自己辦事。於是，1966年10月4日，江青跑到毛家灣林彪府上。林彪、葉群熱情相迎，兩個女人拉著手捨不得放下，一陣寒暄親熱之後，江青向林彪附耳低語：「我們要談點女人間的事。」林彪訕訕地走開了。江青和葉群來到葉群的卧室，開始了一次密談。江青問：“你說什麼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葉群看著江青佯裝謙虛，笑而不答。江青笑裏藏刀，一針見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統統打倒。”葉群作豁然開朗狀，深深地點了點頭。江青直言不諱地說：“你把你的仇人告訴我，我幫你去整他們；我把我的仇人告訴你，你幫著我想辦法打倒他們。”葉群一聽江青有求於自己，滿心歡喜滿口答應：“好啊，江青同志說得好，你有什麼吩咐，我保證完成。”
江青向葉群列舉了一大串「仇人」名單：當年與她爭演《賽金花》的王瑩；奪走她熱戀才子金某的孫維世；阻止她與毛澤東結合的已於建國前去世的嚴朴；不幫她找出當年被捕檔案的上海市公安局警衛處處長王濟普……不過，此次的急迫之處在於儘快找到兩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藍蘋寫給唐納的火熱情書；另一封也與唐納有關，只不過是寫給鄭君里的，請鄭君里幫助聯繫遠走海外不知所蹤的唐納。在江青看來，和唐納是結拜兄弟的鄭君里應該知道唐納的具體地址。江青進一步強調說：“至於是什麼信，你不用問，反正是一封很要緊的信，這點事，你得給我快點辦，越快越好。”
第二天，葉群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商議，研究了具體的實施方案。隨即，吳法憲親自打電話給在上海的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要江到北京「接受一個任務」，並叮囑此次進京的行動注意保密。江立即飛赴北京，先向吳法憲領受任務，又晉見了葉群。葉群告訴說，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手裏了，到底在哪一個人手裏不清楚，所有有疑問的人都要進行搜查。並進一步商定，趁現在的混亂局面，組織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紅衛兵，到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家裏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論是書信、筆記、照片，還是日記等全部收繳，片紙不留。最後，葉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查抄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家
江騰蛟到北京領受任務後內心非常喜悅，這是「首長」對他的信任，是受到林彪、江青賞識重用的好機會。回到上海後，江立即找來其心腹、空4軍文化處處長張彪，共同策劃落實這件事。
張彪，祖籍山東，自小隨父親生活在上海，對上海的街巷裏弄非常熟悉。年輕時參加新四軍，受過傷，在空4軍算得上是老資格的處長。因為是文化處處長，他對上海文藝界的人士都很熟悉。
江騰蛟與張彪把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名單列出來，圈定了鄭君里、趙丹、陳鯉庭、顧而已等5人，這些人都是30年代上海文藝界的明星，是江青（藍蘋）的同事，知道江青的底細，估計可能有江青歷史上的東西。江騰蛟對張彪說，這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交給的光榮任務，一定要完成好，不能有半點差錯。張彪心領神會，受寵若驚，一再表示一定完成好這一「光榮任務」，請領導放心。他們當場商定，借當前紅衛兵抄家的混亂局面去抄這5個人的家。辦事要快，5個人一個晚上解決。
此事要想辦得乾淨利落，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要選一些可靠的人去辦。江騰蛟想起他的那幫心腹親信，那是他在空4軍當政委時，1965年葉群在江蘇省太倉縣搞「四清」，江騰蛟挑選了空4軍的一群年輕處長陪同葉群工作，照顧葉群的生活。這次，江騰蛟從這些人中挑選了他最信得過的4個人，連張彪共5個人，分成5個行動小組，當面交代了任務。江騰蛟分派張彪具體策劃、部署，並一再強調嚴格紀律，都要聽張彪指揮。張彪比他們年紀大、資格老，自然也得到他們的尊重。張彪發揮了其對上海地方熟、和文藝界人士來往關係多的特長，很快摸清了5名對象的家庭住址。親自帶領各組長逐個到現場察看地形，交代抄家時從那個方向進人，從那個方向撤出。撤出後要在市區轉幾圈，防止有人跟蹤。交通工具全是從江灣機場調來的老式美國中卡，車小靈活，便於上下。他們把汽車牌照都用牛皮紙糊起來。帶隊的處長和參加行動的人都穿便衣，戴「紅衛兵」袖章。張彪怕被人認出來，還戴上了口罩。
在10月8日晚上，張彪挑選了空4軍家屬院裏的一些孩子，有上中學的，有上小學的，都是「紅衛兵」。張彪給他們作了‘戰鬥動員’，說是有一份飛機設計圖紙丟失，可能在幾個“黑幫”家裏，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達命令，要去抄他們的家，把丟失的飛機圖紙找回來。每個組帶幾個麻袋，凡是紙張、信件、書籍、報刊、照片一律往麻袋裏裝，不得拿人家的財物。要抓緊時間，在一個小時內完成。有人問就說是“上海紅衛兵總指揮部”的；行動要保密，辦完事後在市內轉幾圈，不讓別人發現。對自己家裏人也不能說這天乾的事。今後不能向任何人說這件事。孩子們聽後個個摩拳擦掌，感到任務光榮。
江騰蛟坐鎮巨鹿路空軍招待所，通過兩部電話「實施電話指揮」：一部直通北京，隨時向葉群、吳法憲請示彙報；一部專供查抄隊及時報告最新進展情況。動員完後，張彪讓孩子們看電影、吃夜餐。9日凌晨1時許，臂掛「紅衛兵」袖章的一群人，分成5個小組，每個小組四五個人，趁著夜幕出發了。兩個小時後，各個小組陸續回到招待所，每個小組都抄回來幾麻袋。由張彪弄到一間屋裏鎖起來。
第二天，江騰蛟、張彪和幾個心腹親信在招待所關起門來進行挑揀，把抄來的30年代藍蘋的電影劇照、照片，以及與藍蘋有關的雜誌、報紙、廣告等挑出來，裝了少半麻袋。江騰蛟和張彪乘坐吳法憲給他們派去的專機，把這些東西送到北京。吳法憲親自到空軍招待所聽取江騰蛟的彙報，誇獎江騰蛟、張彪此事辦得好，有功。隨後，吳法憲叫江騰蛟把這些東西暫存到空軍機關保密室。
話給吳法憲，讓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灣。又打電話給毛家灣林彪辦公室秘書趙根生，說空軍要把一包東西退回，要趙先收下，葉群自己馬上就回來。
葉群、江青、謝富治乘黑色「紅旗」轎車回到毛家灣。葉群把客人請進會客室，讓工作人員叫來趙根生，從他手裏拿到材料，並追問了一句：“沒有拆封吧？”趙答：“沒有。”“那你快到後院伙房把爐子捅開，這些材料要銷毀。”趙根生捅開了後院的爐子，江、葉、謝一夥就來到了後院伙房。此刻的江青顯得極其緊張，雙臂交叉在胸前，在爐火旁邊來回踱步，臉上毫無表情。但是，這些材料銷毀並沒有到此了結，遠遠沒有達到江青的目標——因為寫給鄭君里的信沒有找到。更令江青不安的是：是誰寫的匿名信說她歷史有問題呢？對她來說，這個寫信的人是個“定時炸彈”！
把知情人關進監獄
江青挖空心思地想把寫匿名信的人挖出來。於是，她想這一定是知道她底細的人。首先懷疑到30年代房東的女佣人秦桂貞。還有誰呢？回想起在杭州收到的那封匿名信，信封下角有「華東文委」幾個字，這和峻青貼邊。可是峻青30年代不在上海，他是山東我軍的隨軍記者。上海解放後峻青是文藝界鎮反、肅反時的領導人，也可能是從文藝界有問題的人那裏知道江青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他們，先關起來再說。此事也得靠吳法憲、江騰蛟這幫軍隊的人去辦。
1968年某日，吳法憲到上海找張彪，問張知不知道有個叫峻青的人。張彪說上海作家協會主席叫峻青，真名叫孫俊卿，是不是他？吳法憲說應該是他。吳法憲說去把這人找來，我要找他談話，但是要特別注意不能讓第三個人知道。張彪是個很精明的人，辦這類的事情准能讓領導滿意，於是通過上海文藝界的熟人、朋友查到峻青的家庭住址，搞清了峻青上下班的行走路線，便在峻青下班的路上等候。
當峻青下午下班回來，站在路邊的身穿空軍軍服的張彪迎了上去，很有禮貌地自我介紹說，我是空4軍的文化處處長張彪，受一位領導的委託，請你去談話。峻青問到哪裏去？是什麼人找我？張彪說路不遠，你跟我走，見面就知道了。峻青見這位空軍軍官彬彬有禮，就跟隨張彪到空軍招待所見吳法憲。落座後，吳法憲問峻青，你認識我吧？峻青說你是吳法憲。吳法憲說我受人委託，找你問個事，你寫信揭發過一個人的問題沒有？峻青說沒有。吳說你想想，過去寫過揭發人的信沒有。峻青說，我從來沒有寫過什麼揭發信。吳說你不要有顧慮，不要怕，沒有事的。峻青說，我沒有顧慮，我從來沒有寫過什麼告發別人的信。吳說，你跟我到北京去一趟行嗎？峻青說不行，現在造反派每天叫我寫交代材料，還要批判我。沒有他們同意我不敢離開上海。吳法憲說那好吧，你不願意去就回去吧！今天的事不要再給別人說。峻青脫身回家。第二天，峻青被強行帶到機場，有一架專機等在那裏。一下帶到北京，把他送到北京北邊靠山的一個監獄（即秦城監獄）住下。到監獄後，峻青問這是為什麼？沒有人來回答，也再沒有人來審理、會見。時任上海作家協會主席的峻青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關進了監獄。究竟為什麼坐牢，他也搞不清楚，糊裏糊塗地在裏面關了10年。
同機送到北京的還有30年代藍蘋房東的女佣人秦桂貞。江青30年代初來上海時，藝名叫「藍蘋」，很窮，根本雇不起保姆。租用姓許的一間二樓的房子，即租金便宜的三角形亭子間，不過十來平方米。許家的女佣人叫秦桂貞，和藍蘋同歲，都是1914年出生。藍蘋那時只是個二流演員，演個配角，薪酬不多，生活拮据。秦桂貞很善良，和藍蘋很說得來，經常照顧藍蘋的生活。看到藍蘋忙於拍電影、演戲，就替她拖拖地板、打開水、洗衣服，從不收她一分錢。藍蘋在“羅宋飯館”（即俄羅斯人開的飯館）搭夥，3角錢一客。到了月底，錢用光了，只好省吃儉用艱苦度日。秦桂貞給東家做飯，有時見藍蘋餓著肚子回來，就用東家廚房裏的食材，燒好蛋炒飯，偷偷端進藍蘋的亭子間。這時，藍蘋一邊大口地吃著蛋炒飯，一邊連聲說：“阿桂真好！阿桂真好！”秦桂貞見證了藍蘋與唐納結婚。婚後才兩個月後就爭吵打架。秦桂貞住三樓亭子間，和藍蘋住房上下只隔一層樓板，常常半夜裏下來給他們勸架調解。唐納曾兩次與藍蘋爭吵自殺未遂。唐納出走後，藍蘋又與一個叫章泯的男人同居……
能找到的材料雖然銷毀了，但知情者活著的人還有不少，有嘴巴的會說話，必須把他們的嘴巴封死。1967年11月26日，由張春橋批示，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18人被隔離審查。1969年，鄭君里患肝癌慘死在獄中；顧而已因無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殺身亡；趙丹等人出獄時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華被殘酷地斷送掉。當初公安系統按照上級指示調查江青歷史問題的一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迫害，多人死在獄中。
值得慶幸的是，歷史是公平的，知情者不會死絕，江青自己卻被押上了審判台。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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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
本文摘自《中南海政壇人物春秋史》，顧保孜著，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人數不足半數的情況下，卻宣判了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毛澤東說，他在1962年就看出劉少奇「有問題」，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山雨欲來之時，劉少奇接到出訪任務，國外鮮花鋪路國內卻風雨滿樓
進入1966年，全國的政治氣候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那就是由上海作為中心發起的文化藝術領域的學術爭論此起彼伏，後來在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不斷推波助瀾下顯得異常活躍，並在他們授意之下逐步往歷史縱深和政治生活等領域擴展，讓大家嗅出了山雨欲來的味道。然而處於政治高層的領導人對這種味道更為敏感和警惕，二月初以彭真為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中央遞交了一份名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就是想將這種來者不善的“學術爭論”控制在文化領域之中。
既然有人發現江青等人「來者不善」的用意，那麼“來者”們當然是不會善罷甘休的。很快江青在林彪那裏尋求到巨大的政治支持，而且得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2月2日至20日，江青就受到了林彪的委託，在上海召開了只有幾個人參加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
林彪和江青的名字第一次緊密地連在一起。林、江的政治合作拉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十年悲劇由此登場。
但是善良的人們只是從字面上看到了「文化革命」的字眼，還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式提法。誰也沒想到也沒法想到「文化革命」會演繹發展成“政治革命的全面內戰”，把全國推進一片昏熱混亂的海洋之中。
就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應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緬甸三國的邀請，從1966年3月26日到4月19日對位於東南亞的三國進行友好訪問。陪同訪問的有陳毅副總理和夫人以及其他隨行人員。劉少奇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權國家的形象，和以往一樣此行肩負著對外友好發展的神聖使命，從準備出行到正式成行，一切依照有序而正規的程序進行著，他需要更多時間和注意力了解熟知這三國的情況，正是肩負特殊使命的緣故，此時的他可能還能暫時避開「文化革命」辭彙的侵擾。
一同出訪的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和陳毅夫人張茜格外搶眼。的確，夫人們的隨同訪問，為出訪增添了幽雅和溫馨的感覺。王光美與張茜穿著中國民族特色的旗袍，更加襯託了東方女性的含蓄氣質和優美風韻。
就在劉少奇出訪專機在北京機場跑道騰空而起的瞬間，他可能根本無法想像，他內心印刻的幾個畫面已經由江青、林彪、康生等人開掘成一條政治暗流，正奔騰涌動躍躍欲試著破土而出，而他很快就要被這條可怕的政治暗流徹底吞沒……
專機引擎轟鳴，在碧藍的空中單調地飛了三個多小時，下午降落在烏魯木齊機場。一般情況，中央領導人出國訪問，飛機都要降落在邊疆城市加油、補充給養。
烏魯木齊這座邊城還沒有卷進政治風雲中，顯得寧靜、清幽。城市處處都飄散著羊肉串的香味，就連代表團晚上住的最好迎賓館裏也飄散著這種特有的香味。
第二天上午，劉少奇、陳毅由新疆自治區領導陪同，一同去參觀新疆工業展覽。走進大廳，這時劉少奇從衣兜里掏出一包「中華」煙，他猶豫了，看看四周是油亮的木質地板，把煙就這麼一直夾著，直到從展廳出來才點燃。整個觀看中，他很少問話，只是非常仔細地觀察每一件展品，能在一份說明書前逗留10來分鐘，幾乎是弓著身子貼著玻璃吃力地閱讀。見他這樣專註凝神，杜修賢不由地舉起相機，抓住他神情凝思、目光深沉的一瞬間。
看完展覽，劉少奇和自治區的領導座談。會上，劉少奇打破沉默，思路非常敏捷，談吐沉穩。一頭銀髮給他有涵養的氣度增添了威嚴，讓人感到有種說不清的非凡魅力，是自然流露的莊重感？還是分寸得當的權威感？或許兩者兼而有之。
第二天中午，訪問團離開烏魯木齊前往第一站——巴基斯坦。劉少奇等領導人由歡送的人群簇擁著走向飛機，劉少奇同自治區領導人握手告別後，正想登機……他突然轉過身，退著步子朝歡送的人們揮手……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劉少奇最後的出訪，最後的揮手。
中國代表團到達巴基斯坦已是下午。如果這次不是親眼目睹，所有人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迎賓的汽車剛跑到街道上，立即被四面八方湧來的群眾圍住了，黑壓壓的人群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鼓掌聲，把街道擠得水泄不通……汽車彷彿被這沸騰狂歡的場面搞懵了，突然熄火窩在那兒不動了，人還在不斷地圍攏……這時聽到尖銳的哨聲，人群開始朝街道的兩邊移動，為中國代表團乘坐的汽車閃出行車道。有的人不甘落後，不住地朝前擠，立即遭到警察的嚴厲阻止。
車子開動了，群眾又蜂擁隨車湧向代表團的住處……車子幾乎是被數萬的群眾抬擔架似的抬到國賓館門口。
劉少奇和陳毅脖子上套著巨大的彩色花環，那上面托著的不再是憂愁的眉結，而是明朗由衷的笑容。
3月28日，劉少奇在阿尤布·汗總統的陪同下，參觀興建中的新首都伊斯蘭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布托陪同去拉合爾訪問。
拉合爾是巴基斯坦的歷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國客人在這裏再次受到了熱烈歡迎。
當劉少奇等乘車從拉合爾機場去省督府時，受到了近100萬人的極其熱烈的歡迎。一路上，歡迎的人群密密層層，匯成一片海洋。道路兩旁的樹上、房屋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滿了人。人們揮舞著旗幟、綵帶，作出種種歡迎的表示。
車隊開出後不久，兩旁的歡迎隊伍突然失去了控制。擁擠的人群衝破警察的警戒線，興奮地站在馬路中央高呼歡迎口號，爭先恐後要近距離目睹中國領導人的風采。無數工人、學生、白髮蒼蒼的老人和天真的兒童都爭著把手伸進汽車窗口，同中國客人握手。整條馬路水泄不通，中國的車隊一再被熱情的群眾阻住，通過這條5英里長的道路，車隊用了整整一個半小時。
鮮花、笑容、歡歌……鋪撒在中國國家主席友好訪問的路途上！
與此同時，國內政治風雨更加狂烈，彭真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終於在4月10日被中央下發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徹底否定。這就意味著前一段時間的學術討論衝破了文化的範疇，終於進入了政治領域之中，一場大風雨一個大漩渦即將形成。
林彪在給中央軍委的信中還寫道：「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們反覆研究，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劉少奇和陳毅出訪回國，專機沒有飛回北京，而是直接去了杭州，一進會場才知國內出了大事
1966年4月17日到19日劉少奇對緬甸聯邦進行友好訪問。緬甸聯邦也是劉少奇此行最後訪問的一個國家。緬甸革命委員會主席奈溫將軍與劉少奇多次相見，彼此熟悉而親切。
這次劉少奇率領的訪問團出國將近一個月的時間，一共走訪了三個國家，其中返回國內兩次。4月19日那天訪問團終於結束了出訪三國的任務，大家揮手告別美麗古老的仰光飛回了祖國，但是飛機沒有直接飛回北京，而是降落在西南邊城昆明，因為訪問團在此要做一次短暫的休整，劉少奇和陳毅還想藉此視察一下地方工作情況。
劉少奇一到昆明就向北京發出兩封電報：一封給周恩來總理轉毛澤東主席，報告已圓滿結束對友邦的訪問回到昆明，提出要去西雙版納看看，那裏有十幾萬知識青年在開墾橡膠園，並請示主席回京後，可否安排一次見面以彙報出訪情況；另一封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也是同一個話題，向中央請假一星期去西雙版納等地調查研究，慰問知青。
同時劉少奇也知道了在離開北京這段時間，中央又出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揪出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他們曾是他的左臂右膀；第二件大事，中央下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並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全班人馬都是極「左」路線下的新秀。
但劉少奇說什麼也無法將這兩件大事與自己日後遭遇聯繫起來，畢竟「文化革命」這個字眼還是平和、斯文的，是一場遠離戰爭生死，同時也區別和平年代名利場的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運動。
儘管各方面傳來的消息都是那樣令人不安，但劉少奇依然按照國家主席的職責和分工安排他的工作行程。就在劉少奇、陳毅準備乘汽車赴西雙版納時，難以置信的事情還是發生了，而且就發生在他們身上。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緊急通知，要他們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個會議已經從4月16日開始召開，他們19日回來正好趕上。
手下工作人員不知道上層的事情，大家奇怪怎麼沒有聽說中央要開會，而且是在杭州開會的消息，難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大家悄悄地私下打聽，卻不得而知。
就連劉少奇也不知道已經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內容是什麼，更不知道這次會議即將決定的命運。
他們接到通知後，馬上放棄到西雙版納的安排，乘車前往昆明機場。在他們專機還沒有到達的空隙，劉少奇與陳毅在機場邊散起了步。他們一邊等飛機一邊猜測此次會議的內容。陳老總到底是橫刀立馬、久經沙場的老帥，馬上想到是不是我國邊境發生了戰爭？劉少奇和他想的不一樣，可能是國內政局有什麼大的變動？他們說到政治運動，都不由地若有所思望著深邃空靈的天際和飄浮遊動的雲縷。
幾個小時之後，劉少奇他們走進杭州會場，才知道他們一路的猜測離題萬里。毛澤東在此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實際上就是為發動「文革」作準備。就連躲在上海錦江賓館後樓負責起草《通知》的陳伯達、康生也匆匆趕到杭州參加會議。
劉少奇萬萬沒有想到，這次突如其來的杭州會議便是他生命中的一張黑色的請柬。
此次會議毛澤東作出了撤銷彭真為首起草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以及由他擔任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建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組”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的草案。
5月16日上午10點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全體舉手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草案，簡稱《五一六通知》。
十年浩劫，就是從這一天正式開始的。
可以說，劉少奇出訪南亞三國是他與陳毅外長最後一次履行國家主席的外交職責，最後一次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亮相國際舞台。
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人數不足半數的情況下，卻宣告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歷史上最為奇特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它的奇特之處在哪呢？按規定，全會應出席中央委員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補中央委員98人。因一些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已被打倒或受審查，被關在監獄或牛棚中，所以實到中央委員40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這在中外執政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恰恰是這個不足應到會人員半數的全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製造了中共歷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經過廣大革命群眾和紅衛兵小將的廣泛揭發，專案組的深入調查，大量的物證、人證、旁證，充分證實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行累累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劉少奇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專案審查小組建議黨中央根據黨內外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八屆十二中全會批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作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陳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壓，堅持自己的意見，當別人高舉雙手的時候，她把臉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對……
本來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戰鬥過的老朋友。1922年，他們曾共同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運動。後來劉少奇一直在白區工作，毛澤東在根據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統治時期，他們都被看成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同樣受到打擊。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為黨的歷史上的這次偉大轉折作出了貢獻。作為「左」傾危害的體驗者，劉少奇積极參加清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大量著作，貢獻突出。當時毛澤東給予劉少奇很高的評價，他曾對薄一波說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1943年，劉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書記處工作——當時的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只有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三人。在這期間，劉少奇在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和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實際上成為黨的第二把手，被譽為中國的斯維爾德洛夫。每當毛澤東外出時，劉少奇便被委託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與毛澤東共同領導中國。國內正式出版物上，“劉主席”的稱號與“毛主席”並排出現，當然也有兩位主席的肖像，劉少奇也被稱為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1961年，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勛爵時，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劉少奇。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大體發生在1962年初。他與外賓談話中說，他發現劉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也說「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認識和態度上，劉少奇本來是贊成三面紅旗的，但1961年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後，他回湖南老家寧鄉縣炭子沖搞調研，接觸到農村的真實情況。他看到到處是荒涼的田野、飢餓的人群，婦女們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們在樹下采樹葉，許多人餓得得了浮腫病，和原來聽到的彙報和想像根本不是一回事，改變了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劉少奇講，這次回來，看到鄉親們很苦，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在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對這些錯誤負主要責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再次批評黨的一些工作沒做好，“這幾年黨成為執政黨是好事情，是成績，亂指揮人家也聽你的。但是，繼續這樣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這樣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會(中央擴大會議，因有近7000人參加，故名)上，劉少奇更進一步指出全國有一部分地區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開」，不能說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診斷，認為錯誤原因是經驗不足，但也有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驕傲自滿情緒，違反實事求是精神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他還提出彭德懷信中說的一些具體事實不少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人民公社當時不辦也可能好些，遲幾年辦也是可以的，建議解放彭德懷。這些觀點顯然涉及三面紅旗，也引起毛澤東的不滿。毛澤東一直認為三面紅旗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體現，是對馬列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完全正確的。他曾表示願與全世界反對三面紅旗的人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因此，誰反對三面紅旗誰就被認為是修正主義，劉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傾錯誤。這個分歧導致了老戰友的分手。
造成毛、劉分手的第二個原因是對待四清運動的不同看法。毛澤東認為要從政治上搞四清，鬥爭的重點是解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問題。劉少奇則認為應從經濟上搞四清，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要把什麼問題都往階級矛盾上拉。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毛澤東很生氣，聯想起鄧小平勸他可不參加會(當時毛澤東感冒，鄧好意勸他不必參加會)，認為中央第一線不讓他放心，認為這不是個人之間的是非，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大是大非。這件事加劇了兩人之間的衝突，毛澤東對劉少奇失去信任。
另外，在當時的外交問題上，在調整改革中出現的包產到戶等事上，毛劉二人間也有較大分歧。總之，毛澤東認定，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總代表，中央也會出現修正主義，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到了1964年底，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當時，中央已明確決定，毛主席退居二線，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會後江青請陶鑄夫婦在人大小禮堂看《紅燈記》。開演前，在休息室他們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呢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么！」陶鑄他們已隱約感覺到了毛澤東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指劉少奇。隨後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
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了回來。這次是由毛澤東親自講話，他不緊不慢，口氣卻相當嚴肅：社教人員講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沒有階級立場，沒有階級分析。關鍵是要清查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生資產階級有的在黨內，也有的在黨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後台的。
這是什麼意思？大家都感到自己思路跟不上毛澤東的思想。
會議剛開完，恰逢12月26日，這是毛澤東壽辰。汪東興和江青操辦了壽宴，請了一些參加會議的同志來吃飯，包括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勞動模範在內一共三桌。這次生日宴會，毛澤東再次表達了他對劉少奇的不滿，說了很多「話中有話」的話，搞得壽宴沒有了做壽的喜慶氣氛，特別是毛澤東說出的“獨立王國”四個字令人緊張而困惑。
毛澤東這是指責誰呢？在場人那時還不敢往劉少奇身上想。可是不幸的是，毛澤東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劉少奇。
而毛澤東解決的辦法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六月的北京，政治風雲動蕩。劉、鄧決定派出工作組引導「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不同意，他認為應該“統統驅逐之”。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出席會議，但會議是按照他4月份在杭州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部署和他在會前的安排進行的。劉少奇主持會議，5月16日，會議下發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但劉接受「文化大革命」是勉強的。
《五一六通知》下發後，毛澤東繼續在南方休養，留劉、鄧兩人在京主持工作，負責「文化大革命」。聶元梓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而且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清華大學出現了群眾組織紅衛兵，大批學者專家領導受到圍攻批鬥，有的被抓被押，有的自殺。中央派出工作組，卻又與群眾產生對立分歧——紛亂的形勢讓劉少奇不知如何應付。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他多次打電話給毛澤東，請示彙報，均未收到明確的回復。迫於無奈，他和鄧小平乘飛機親去杭州，與毛澤東面談運動情況，並請毛澤東回京討論工作。毛澤東委託他們相機處理。
劉、鄧回京後，立即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決定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控制和引導「文化大革命」。但毛澤東不這樣看，他認為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統驅逐之”。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點名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撤銷工作組。還是那種決定過無數重大事件的手勢，還是那典型的湖南鄉音：撤掉，統統撤掉。
8月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成為不點名的「資產階級司令」，他在黨內的地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決定林彪為接班人。劉當即表示：保證服從黨的決議，努力去認識自己的錯誤，不做任何不利於黨的事。此後，劉少奇處於被批判的境地。
對於革命者來說，政治上的打擊往往是最沉重的，但恰恰因為他們是革命者，卻又總有不屈的堅韌和寬廣心胸。對劉少奇來說，工作還要做，飯還是要吃，但本來就少言的他說話更明顯變少了。
他有個習慣，總是在開飯前幾分鐘才入桌，隨便說幾句話後就開始吃飯，一邊吃，一邊思考事，基本上不在飯桌上講話，吃完飯再去辦公室。現在，他犯了「錯誤」，晚飯更顯得心不在焉，他要認識錯誤，他要準備書面檢查，以讓毛澤東滿意。
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節。莊嚴的人民大會堂內，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內容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中一項議程是劉少奇在全體會上作檢討。
對這個檢討，劉少奇早就準備了。1964年的一句插話都讓毛澤東大發脾氣，最後作了檢討，現在這麼大的「錯誤」哪有不檢討的道理。劉少奇很精心，很認真地作了準備，並很快把檢查稿送交毛澤東審閱。9月14日，毛澤東在劉少奇的檢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檢查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當一些，請酌定。
毛澤東
9月14日
劉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檢討：
在今年6月1日以後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了路線錯誤、方向錯誤。這個錯誤的主要責任應該由我來負擔……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我這一次犯錯誤，不是偶然的。我在歷史上就犯過一些原則性和路線性錯誤。例如……1946年初，對東北戰爭的指導方針，我是有錯誤的，當時對林彪的指導是不夠的……1949年春，我對天津城市工作說過許多話……有一些講話是有右傾錯誤的……在1962年我犯過右傾錯誤，在1964年我又犯過形式上是「左」的而實際上是右傾的錯誤……為什麼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線錯誤、方向錯誤？原因是：一、不理解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以及如何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亂，怕大民主，怕群眾起來造我們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二、錯誤地估計了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三、在思想上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來……四、最根本的是沒有學好和掌握毛澤東思想……
當然，他是違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徑講的，雖然他不諉過於人、敢負責，但事實上他沒弄清，也無法弄清自己犯了什麼錯誤。
劉少奇的檢查沒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溫度，也沒能因此保護更多的人免受衝擊。相反，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指責、批評、批判，連紅牆圍起的中南海也出現了刺眼震耳的大字報……作為國家主席，他有責任制止這種作為，可他沒有了能力，然而，現實使他作出了選擇。經過深思熟慮，他決定辭職。
劉少奇找到了周恩來總理。
「總理，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是我怎麼也沒料到的，我現在這個國家主席的位子已毫無用處。為了儘早結束運動，讓廣大的幹部免受更大的衝擊，讓國家少受點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
同樣憂心忡忡的周恩來安慰他說：「少奇呵，你不要太傷心，好多事情都很難辦，這不行，不行啊。還有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問題。」
毛澤東會見劉少奇，劉少奇懇請辭去國家主席，使黨少受損失。
就在劉少奇想辦法如何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同時，批劉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為王光美專案組實為劉少奇專案組的班子成立。當日下午，「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部分上了街。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騙出中南海。1月7日，劉少奇之子劉允若被抓進監獄。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衝到劉少奇家，開劉少奇的批鬥會，讓他背誦毛主席語錄，若背不出，便是不忠於毛澤東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輛華沙牌卧車直駛劉少奇住處，隨車秘書要他立即乘車去人民大會堂，毛主席要找他談話。事情顯得有些突然，劉少奇心裏拿不准此行的意圖，他拉下車窗帘子，閉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沒有什麼多想的，互相通通氣，看看他的態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實在不行，回家種地去，重要的是要保護各級領導幹部，這種搞法對國家損失太大……
「噢，少奇來了，坐，坐。」毛澤東正倚在沙發上抽煙，他沒有站起來。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談？」劉少奇平靜地問。
「找你談一談。平平的腿好了嗎？」很顯然，毛澤東已知道造反派以劉平平腿被車軋斷為名，騙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華大學的事。
「根本沒這回事，是個騙局。」劉少奇沒表現出憤怒和委屈，“主席，這次我犯了大錯誤，是路線錯誤，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我要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沒有馬上接話，他沉吟不語，不住地抽煙。
毛澤東不會接受劉少奇的請求。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劉少奇自動退出政治舞台，實際上卻是一種規諫，甚至是一種無奈的抗爭。毛澤東並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為止，再說，讓國家主席帶著妻子兒女回農村種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
毛澤東避開了劉少奇的話題，他建議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還特意介紹了德國學者海克爾寫的《宇宙之謎》，法國哲學家、醫生拉美特里的《人是機器》和我國漢代的《淮南子》。臨別時，毛澤東親自送劉少奇到門口，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對劉少奇來說，會談沒有實質性意義，儘管他後來說「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叮囑我認真學習，保重身體」。他心裏明白，毛澤東既沒拒絕他的要求，也沒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掛起，接受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