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日前在《福布斯》環球總裁大會(Forbes Global CEO Conference)上，詳細談及香港示威，稱示威者旨在羞辱港府，及迫港府下台，並非解決問題，形容情況為「不幸」，並關注事件對地區的影響。
李顯龍周三在新加坡舉行的福布斯大會會上發表上述意見，當天特首林鄭月娥由於議員會議廳內高聲抗議，而無法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他說: 「我看不出有簡單的出路，因為示威者稱他們有五大訴求並且是缺一不可。但是這些訴求並非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而是旨在羞辱香港政府並要把政府逼下台。」（I don't see any easy way forward because the demonstrators say they have five major demands and not one can be compromised. But those are not demands which are meant to be a programme to solve Hong Kong's problems. Those are demands which are intended to humiliate and bring down the government.）
李顯龍（左）出席福布斯全球總裁會議。
接著他說 : 「如果你繼續追問 (示威者) : 然後呢? 如果他們夠坦白，他們會答：我不知道，但無論怎樣，我不開心，所以我想這些事（示威破壞）發生。」李顯龍說，這是最不幸的情況。（And then what? I think if you press the question, some of them would if they were candid, they would say ‘I don't know … But anyway I am not happy and I want this to happen'. And that's a most unfortunate state to be in.）
李顯龍說 : 「當香港陷入困難，當示威 - 甚至更壞 - 暴動發生，當行政長官被逐出立法會會議廳，我覺得這對香港是很令人難過的事，對整個區域是壞事。而我們關注事態發展。」（When Hong Kong is troubled, when there are demonstrations or worse riots, when the chief executive is booed ou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hamber, I think that is sad for Hong Kong and bad for the region.””We look on with concern.”
李顯龍又說 : 「有一位香港人說: 中國方面不能只講一國，也要講兩制 ; 但香港方面，也不能只講兩制，不講一國，對中港雙方而言，都需要智慧和約制。（”As one Hong Konger put it neatly, from China point of view they must not only think of one country but remember that this is two systems and from Hong Kong’s point of view, you must not only think of two systems , but remember that this is one country” ”And that calls for wisdom and constraint on both sides.”
李總理在福布斯環球總裁大會上回答提問時說，答應普選訴求並“不是簡單的解決辦法”，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可考慮推出一些立法改革或社會政策，以協助恢復社會秩序，但他認為這也不容易。
“There is no simple solution…..to say we want universal suffrage, but Hong Kong is not a country, it i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他又說，香港需要「政治勇氣」解決住屋問題。他表示，必須預備作出可能產生重大社會和經濟後果的改變，直至現在，香港特區政府的的政策都偏向保守，未能真正改善問題。」”You must be prepared to make changes which will have very significant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and so far the SAR government have gone for conservative approaches and the problem has not reall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李顯龍。
他不忘提及新加坡的穩定，說福布斯論壇在新加坡舉行，顯示「投資者可以來這裏，而不會認為自己身處世界上危險的地方。（investors can come and not think that I’m in a dangerous part of the world.）
問及是否有企業因最近的動亂，而把業務由香港轉移到新加坡，他說還未見到，也有這可能，但他沒有這希冀。（”I haven’t seen it happen yet. It could happen. We don’t hope for it.”）
李顯龍說，只有在地區穩定，其他國家也繁榮的情況下，新加坡才能蓬勃發展。因此「我國一直關注整個事態發展，希望香港能夠克服這些難題，但這不容易。」（We thrive best in Singapore when the region is stable, when other countries are prospering and we can do business with them。＂＂We look on with concern. We hope Hong Kong will be able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I don’t see any easy way forward。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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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特首梁振英接受鳳凰網財經《封面》專訪，談往事，說今天。他直言：「香港當前並不是最困難的時候，回歸前面對的困難比今天要更大。」他認為當下的社會穩定程度、國家力量和國際地位，都比1982年和1997年強太多，這是我們的底氣。談及對未來的預判，梁振英認為：「最好的結果是把《逃犯條例》修訂的事說清楚，最壞的情況是突然出現傷亡情況。」他分享了在任職特首期間處理「佔中」事件的經驗—「高度忍耐」。
被問及香港房地產是否被幾大家族綁架？梁振英認為，只要香港居民同意，土地問題完全可以從根本制度上來解決，但香港還是一個相當民主的社會，政府不能強推一些社會不接受的事情。回顧過去，他也有後悔，如今根深蒂固的樓市問題曾經有解決的機會：「要是有水晶球，有前後眼的話，我們就堅持當年繼續做，每年八萬五供應這個目標。」CY訪問詳見下文：
梁振英接受鳳凰網財經《封面》專訪
《鳳凰網財經獨家專訪香港前特首梁振英：還原真實的香港》
虎穴人雄據，鴻溝界未明。傳聞哀痛詔，猶灑淚縱橫。
1842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自此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愛國詩人黃遵憲寫下《香港感懷》，寫下“淚縱橫”的悲思。逾百年過後，1997年香港重回祖國母親的懷抱。
2007年，香港回歸十周年，金庸先生發表《香港賦》，一代文豪寫道：“香港回歸，已照汗青，洗卻前恥，可慰先賢。倏然十年，繁華錦繡更勝往昔。”
然而，歷史在前進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曲折。
如果說2019年最熱門的年度話題是什麼？香港或能排進前三。
從人聲鼎沸到門可羅雀，從廣受讚譽到千夫所指，從金融中心到輿論風口，香港這一年被推上風口浪尖。昔日登上國際媒體頭條是明星企業港交所上市，如今登上頭條的卻是“打砸搶燒”的行為。在谷歌上搜索“Hong Kong（香港）”，關聯度最高的新聞成了“Is it safe to visit Hong Kong right now?（現在到訪香港安全嗎）”
昔日東方明珠，似乎風光不再。
香港到底怎麼了？這一年裡，我們不斷聽到各種提問和不同分析。
金融、船運和貿易行業的滾滾黃金，已經掩蓋不住香港的“病”。房地產“病”呢？居者有其屋成為空想，蝸居才是現實。教育“病”呢？年輕學生寧願遊行不願學習，校園內與教授屢次發生衝突。社會“病”呢？階層矛盾激化，警民情緒對立。
香港的“病”該如何治？鳳凰網財經《人物》欄目專程赴港，拜訪了可能是最瞭解香港的人之一。
他是上一任香港特首，在他執政的五年之間（2012年-2017年），香港經濟勢頭良好。他熟悉房地產，曾創辦測量師行，擔任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他瞭解內地文化，曾擔任國務院港澳辦和新華社的顧問；他在香港政壇人脈頗深，曾擔任立法會議員。
CY接受訪問。
他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這場專訪中，梁振英保持開放和坦誠，直面回答了很多尖銳的問題。
談及香港近況，他直言：“香港當前並不是最困難的時候，（回歸前）面對的困難比今天要更大。”他認為當下的社會穩定程度、國家力量和國際地位，都比1982年和1997年強太多，“這是我們的底氣。”談及對未來的預判：“最好的結果是把《逃犯條例》修訂的事說清楚，最壞的情況是突然出現傷亡情況。”他分享了在任職特首期間處理“佔中”事件的經驗—“高度忍耐”。
動輒數十萬的超高單價和“蝸居”現狀，香港房地產是否被幾大家族“綁架”？梁振英認為，只要香港居民同意，土地問題完全可以從根本制度上來解決，但“香港還是一個相當民主的社會，政府不能強推一些社會不接受的事情。”回顧過去，他也有後悔，如今根深蒂固的樓市問題曾經有解決的機會：“要是有水晶球，有前後眼的話，我們就堅持當年繼續做，每年八萬五供應這個目標。”
談及《基本法》，他詳細分析了一個看似顯而易見的結論：香港特首為什麼要由中央政府任命？“香港高度自治權利哪來的？是中央授權的。所以行政長官的產生，我們不能把中央政府撇在一邊，這個是當年我們寫《基本法》時很清楚的一個概念。”
香港何時才能恢復往日繁榮？他表示一方面希望違法活動儘快停止，一方面也要加強宣傳，“尤其要讓內地同胞知道，香港居民還是歡迎內地同胞來香港旅遊、購物、經商、投資，上學的。”
01
香港當前並不是最困難的時候
封面：我們非常的好奇，以前也來過很多次香港，但這次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樣。
梁振英：香港目前面對的困難是比較大的，這個問題還比較複雜，但是我個人之前處理過幾年前“占中”、旺角暴亂，還有更早之前，我從1984年開始到1997年，一直參加香港回歸工作，那個時候面對的困難好像比今天更要大。
封面：比今天更大嗎？
梁振英：大，因為那個時候涉及到香港社會的各個方面，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尤其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那個時候是史無前例的。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當時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秘書長。1988年《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出來之後，我拿著徵求意見稿到香港各個地區的各個居民點去聽取大家的意見。大夥兒問的問題是：“1997年7月1日起床買第一個早餐用什麼鈔票？”人家不相信，你一個國家怎麼可以有兩種貨幣？那是30年前。
那個時候面對的各個方面的困難比今天大得多，但我還是克服了。我個人經驗是什麼呢？面對香港目前這種情況，還有可能將來我們社會上還會出現各種困難和挑戰。我們首先先別瞎猜，人家說你猜1997年香港會變得怎麼樣？今天也有一些朋友問，這個事情發生下去會怎麼樣？我說這有點像一個旁觀者的態度，我們應該用一個主人翁的態度來面對。
我參加工作十二三年後，最後香港回歸的結果、特別行政區成立的結果，是比我們1982年鄧小平和柴契爾夫人第一次談判的時候，想像中的好得多。我們國家今天的力量比1982年時，比1997年時強大得多。而且香港社會基本上比較穩定，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比1982年、1997年時也高很多了，這些都是我們的底氣。
02
最好的結果與最壞的準備
封面：那您認為最好的結果是什麼？最差又應該做哪些準備？
梁振英：最好的結果，就是我們要把這個事情的出發點--《逃犯條例》的修訂，還是要說清楚，不能說撤回了（就結束了）。尤其是青少年，他們還會成長，有一天他們變成社會的主人翁，他們對這個事情（條例修訂）到底如何理解。雖然現在特區政府已經不再進行（逃犯條例的）立法了，這個我也贊成，但是必須把這個事情的本末交代清楚。我覺得這個是根本。
另外香港這次發生的種種事情，《逃犯條例》只是一個出發點，社會上存在著一些矛盾和不滿是什麼？這個根本問題我們也應該去解決。比如有人說是不是由於青年人對貧富懸殊（有很大不滿），他們看不到事業發展的前途，看不到前景。在生活方面，住房問題也面很大的困難。那麼這些我們就把它解決。
封面：（香港問題）最壞的打算會是怎麼樣，能描述一下嗎？
梁振英：最壞的情況，就在這個反復向下的過程當中，突然之間出現一些偶然（事件），或者是有計劃的、有預謀的一些事件，比如說出現傷亡事件，這個是我們要儘量避免的。你比較西方國家員警和香港員警應對暴徒暴力衝突的手法，大家就可能馬上知道香港員警是非常克制的。
封面：有那麼一部分人是破壞香港秩序，但是好像一到了法院他們就被無罪釋放，或者是很容易就得到了赦免或者輕判。香港的這個司法運作系統是出了什麼問題？
梁振英：司法在香港一直以來就完全獨立的，我們的律政部門負責這些監控工作。他覺得法官對於法律或者事實有些不正確的一個理解，那麼可以上訴，不然的話法官判了就判了，這個就是司法獨立可貴的地方。
不同的法官他不是同一個人，他肯定有一些主觀（想法）。比如他因為這個情節應該重判一些，或這個情節應該輕判一些，這個完全是法官負責，法官主導的。這個我們不應該評論，我們應該維持法官和整個司法系統的獨立性。但是作為行政機關，就必須把這個監控工作做好。
封面：您認為還是應該尊重現行的（司法制度）？
梁振英：應該尊重現行的司法獨立制度。
03
香港土地政策被四大家族“綁架”了嗎？
封面：（住房問題）如何解決？
梁振英：方法很多。比如說土地問題、房屋問題，只要香港居民同意，這完全是香港的高度自治範圍內的事情。我們可以（完善修改）一些土地開發的制度，制度影響著流程，流程影響到速度。
我們把這些是不是可以把制度理順一些，使得過去一些拖拖拉拉的事情（儘快解決）。例如有一塊地，要把它的用途修改成為住房用途，要到城市規劃委員會，要到區議會，當中會有人到法院去搞個司法覆核，走流程好多年，整個事情又停下來了。
封面：很多人說香港被四大家族綁架了，富豪榜全是地產商。
梁振英：我只能說我當特首那五年的經驗，2017年從行政長官退下來的時候，在建的房屋私營還有公房，都比我在2012年上任的時候，增加了超過40%。
封面：房屋（供應）在2017年之後出現了下滑嗎？
梁振英：當然很多原因。過去這兩三年，在全世界範圍內，超低利率這個現象持續下去，使得資產價格膨脹，這也是一個問題。
關於土地問題，香港有大量的土地沒有開發，但是有些土地我們不應該開發或不能開發。有的是由於工程原因，（建造）工程太困難了，或者是由於環保原因我應該開發。但是除了這兩類之外，我們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主要是我們社會怎麼看，香港還是一個相當民主的社會，政府不能強推一些社會不接受的事情。
封面：我們記得當年董建華先生是想推一個居屋計畫（“八萬五”計畫）的，但是似乎沒有推行下去。
梁振英：要是有水晶球，當年就應該堅持“八萬五”計畫。（筆者注：1997年，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每年香港要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希望十年內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由6.5年縮短至3年。）
那個時候就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在香港出現比較大範圍的負資產，對於社會的衝擊很大，所以那個時候就放棄了每年供應85000個單位。現在回頭看，香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波，經濟各方面復原還是比較快的，我們現在知道了，但當年我們沒有人敢說這句話。要是有水晶球，有前後眼的話，我們就堅持當年繼續做，每年八萬五供應這個目標。
但這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我們清楚知道香港在住房問題上，供應和需求中間的缺口是多大，這個缺口必須要補，而且速度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剛才說不僅從規劃工作方面，不僅要規劃更多的住房用地，而是要從政策，還有制度方面來動手。
04
回憶“佔中”事件處理經驗：高度忍耐
封面：但是像這種房屋計畫，運行起來需要一段時間。現在要賽跑的是怎麼去止暴，怎麼去止亂。
梁振英：佔中的時候也很多朋友問這個問題，那個時候我們是長期的（遊行）連續至少79天。今天沒有這種連續佔領香港街道的情況，今天主要是週末。你說這次完全比上次占中的時候更激烈，影響更大嗎？不一定，不完全是。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採取了一個高度忍耐的做法。最後在政治上，我們還是應該說贏了，以最低的代價處理好這個事情。那麼這些都是經驗。所以每一次我們在面對一個新的問題的時候，我們老是覺得現在問題好像很難解決，我們過去已經解決的問題都比今天這個容易。
封面：要簡單一點。
05
自掏100萬港幣，成立暴徒懸紅基金
封面：我們看到您成立了一個專門緝拿暴徒的懸紅基金，這個跟特區政府現在進行的工作，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梁振英：我們收到這些情報整理好，我們還是交給警方的，由警方來去做。
封面：為什麼會設立這樣一個基金，它的錢來自什麼地方？
梁振英：8月3日，傍晚的時間，我看了新聞，就是有暴徒在尖沙咀把國旗拿下來摔到海裡面。所以我就馬上在Facebook寫了一個東西，我說我本人懸賞100萬把這個人找到。我就呼籲成立這麼一個基金要大夥兒參與，然後這個基金的錢就作為其他的案子的一個懸紅。社會反映很好，我們現在收到的捐贈是完全是足夠的。
封面：大概（捐贈有多少）？
梁振英：這個數不說了。誰捐了款，捐了多少，總數是多少，這個我們不公開，錢花在哪裡，給了誰這更不能公開。但這個工作進展不錯，暴徒做這種打砸搶燒的（暴力）行動，最怕的是身邊人去舉報他。所以我們認為我們應該用賞金的這個辦法鼓勵他身邊的人去舉報。
封面：我們也看到有一些說法，現在知道很多支援暴力分子的資金來自某些國家和某些地區，這個是可查的證據嗎？
梁振英：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我們正在查，要把所有這些情報把它並起來。
封面：《人民日報》它旗下有個公號叫俠客島，轉了8月30日您發的一個facebook的文章和您對這些事件的表達，大家還是比較關注的。您當時那個發聲希望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的呢？
梁振英：這次發聲是由於《逃犯條例》的修訂，而在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情，包括一些暴亂，也希望能夠通過facebook和群主裡面的朋友，還有全社會交流一些意見。
封面：完全是您個人的意見，還是您也綜合了當時能看到的一些報導呢？
梁振英：完全是個人的意見，這個沒有跟中央，更沒有跟特區政府商量。
06
詳解《基本法》：香港特首要由中央政府任命
梁振英：香港這些地方在政治上，尤其是在國際政治上，是非常複雜的一個地方。你看現在五大訴求中就有一個雙普選。在雙普選這個問題上，他們還是堅持過去那種要求，也就是說在香港由普選產生一個有高度自治權利的行政長官的同時，他們希望中央放手不管。
那麼《中英聯合聲明》是怎麼寫的？聯合聲明這個基本上是原話了，就是“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協商或選舉產生，或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就是說，要是明天中央宣佈下屆的行政長官由協商產生，完全不選舉產生，就聯合聲明來說中央政府也沒有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但是當年占中或者現在要求雙普選的人，他要求的是完全違反《基本法》的一種選舉方式，也就是說不要選舉委員會提名。
他們還要求選出來的行政長官不必等中央任命，也就是說香港750萬居民當中的選民選了就算了，這個是要“去中央化”。
那為什麼我們在《基本法》裡面有這麼一個規定，說（香港行政長官）由中央政府任命？這個任命並不是一個象徵性的任命，而是一個實際上的任命。
因為香港作為一個城市，作為一個地方政府，我們要是通過一人一票選舉產生這個地方政府的首長的話，一般來說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城市，這個城市的首長通過這個程式產生出來，他有的權利是非常有限的。
不管是倫敦的市長，東京的市長或者紐約的市長，通過在當地一人一票選舉產生這個市長，如果沒有本國的首相、女王或者總統任命，那麼他的權利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是市政管理、環境衛生就這些，他沒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沒有特區政府這麼大的高度自治能力。
高度自治的體現是什麼？香港的財政完全是特區政府做主，香港用的法律絕大多數（除了少數的全國性法律在香港適用之外）都是本地的法律，就是香港的法律。
倫敦不是這樣的，倫敦市長不能在倫敦市議會通過倫敦的法律，倫敦的法律幾乎全部都是英國法律，就是英國議會通過產生的法律。這個就體現高度自治。那麼香港高度自治權利哪來的？是中央授權的。所以行政長官的產生，我們不能把中央政府撇在一邊，這個是當年我們寫《基本法》時很清楚的一個概念。
封面：那所謂的“不求一時的風平浪靜，要求長治久安”該如何理解呢？
梁振英：有些問題我們不能躲。包括我們剛才提的民生問題、房屋問題，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經濟結構的問題等這些我們都不能躲，都必須下大決心，我們要堅持努力不懈地去做。
07
香港何時能恢復昔日繁榮？
封面：不管怎麼說，經過這些事件，我們發現現在香港的街頭人很少，以前曾有大量的內地遊客，包括國際遊客也變少了。香港什麼時候才能夠恢復昔日繁榮？
梁振英：什麼時候，這個也是一個（需要）猜的問題。我們希望能夠儘量把工作做好，其實香港並不是外面一些朋友以為的那麼可怕。當然，我們希望違法行為儘快停止，但同時我覺得我們應該在外面多做一些宣傳。這個事過去之後，我們尤其要讓內地同胞知道，香港居民還是歡迎內地同胞來香港旅遊、購物、經商、投資，上學的。這個就是真正的香港，我們不能讓少數人打一些“心理戰”，（少數人）通過有一些有特定立場的媒體扭曲香港人對內地同胞的看法。
封面：所以現在對有一些年輕人會不會“恨鐵不成鋼”嗎？
梁振英：我還是非常關心（年輕人的），有一些（年輕人）被誤導了，或者由於他們看問題的角度，或者是人生的歷練方面，和我們這代有一些不一樣，我們也願意跟他們交流。不管以前怎麼說，香港750萬居民當中的中國同胞還是非常傳統的中國人。
在採訪的全程，這位元前任特首開誠佈公分享了他的經驗和想法。他說不要猜香港的未來，要積極去努力去改變。蒙塵的東方明珠，何時能再次綻放光芒？這是需要內地香港同胞共同回答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