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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張春橋差點出了大漏子:貼身警衛拔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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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張春橋差點出了大漏子:貼身警衛拔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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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張春橋差點出了大漏子:貼身警衛拔槍反抗

2019年11月02日 18:19

法庭上的張春橋從頭到尾一言不發(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6月

早早在懷仁堂正廳等候並指揮現場警衛的是汪東興。

晚上七點多,當葉劍英步入懷仁堂正廳時,華國鋒剛剛在懷仁堂正廳坐定。華國鋒趕緊起身,請葉劍英在另一張椅子上坐定。

華國鋒和葉劍英請汪東興就坐,汪東興搖了搖手說:

「我不是常委,我就不坐了。」

汪東興隱蔽在屏風後面,觀察著動靜。

挂帥是華國鋒、葉劍英。做具體工作的是汪東興。

晚上七點多,葉帥、華國鋒同志,親臨懷仁堂,就坐。汪東興當時不是政治局常委,他就在屏風後面觀察現場的情況。

七時五十五分,第一個來到的是張春橋。他一進入懷仁堂正廳,順順噹噹,立即被捕……

就在這天下午,姚文元前去釣魚台看望張春橋,作了長談。

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秦城監獄,面對審判員的提問,談了10月6日下午去釣魚台看望張春橋時情況和談話內容:

我問張春橋,你在這一段時候(間)和國鋒同志相處,你覺得怎麼樣?

張說:「我覺得一般還是能合作的,就是不大交心。」

他還說:「我對國鋒同志講了,我有主意盡量向你提出來,我的主意可能是錯誤的,但我絕不會出壞主意。」

這是張春橋的自我表白。

他還說,他曾多次勸華主席要和江青搞好關係。

當時我也勸張春橋說:「對華主席還是要幫,這是大局。」

他冷冷地說了一句:「盡量幫吧。」

現在我認識到:我當時找張春橋是錯誤的。

當時張春橋還講了一件事,他說:那個批鄧的小冊子,華主席壓了很長時間沒有批,是他催了幾次才批下來,還說那幾本東西他(華國鋒)根本沒有看。張春橋講這番話是攻擊華主席批鄧不積極。這正說明了華主席對批鄧採取了抵制的態度。

另外,我們還談到江青。

問:你們都談了什麼?

答:張春橋問我最近和江青的關係怎麼樣了?我說:還好,比較緩和了,內參的問題做了新的處理。張春橋希望我主動去看看江青,和她搞好團結。

問:內參是怎麼回事?

答:毛主席逝世後,新華社有篇內參,把江青怎麼找手工藝工人做花圈(是給毛主席送的),怎麼講文冠果是「文官國」,說得比較具體。不知哪些話江青不滿意,對我發了很大的脾氣,又把新華社記者找到她家裏,要他們重新寫了才算完事。

問:張春橋還說些什麼?

答:張春橋還談到出版毛選五卷的事,他說:「已找李鑫談過了,我對出版毛選的具體意見給華國鋒寫了信。」隨後,張春橋又攻擊葉副主席。

問:他說些什麼?

答:張春橋說:「最近葉劍英接見了一個美國人,有個外事記者,你見到了嗎?」我

問:「是9月27日他會見美國前國防部施萊辛格那一次嗎?」張春橋點點頭說:“他把楊成武也叫去了,講的還是過去那一套。這些人,要改變觀點也難呢?我附和著說:“那個記錄我看過了,強調的還是海軍。

問:這是什麼意思?

答:葉帥過去(七三年)接見基辛格時談過海軍問題,表示願意和美國合作,為此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我的意思是說葉帥太強調海軍的作用了。最後張春橋說:「我想總要開三中全會吧,但還沒有考慮好,你有什麼想法?」我說:“華國鋒當主席,應當在三中全會上正式通過,現在政治局辦事的人太少,工農都有了,能不能增加一些革命知識分子的幹部。”但我並沒有提出具體對象。現在看來,我的後一個意見是非常錯誤的,因為當時政治局首先應該增加老同志。張春橋對我提的這兩條沒有什麼反映。我當初還想談社論問題,但他總是談別的事情。後來我把那封信(引者註:指紀登奎的兒子的一封信,見後文)中的一句話告訴了張春橋,我說:“我接到一封信,裏邊說毛主席逝世後,可能立即宣佈某某某是叛徒。這種問題並不一定是真的,但應提高警惕。”我沒有告訴他名字(引者註:那封信中是說張春橋)。他聽了後,也沒有什麼反映。這次我同張春橋的議論是「四人幫」的幫派活動,是違反組織原則的。當天晚上,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就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張春橋和姚文元談畢,吃過晚飯,前往懷仁堂。

張春橋和往常一樣,慢條斯理的走下車,朝懷仁堂走去。他的警衛「大熊」,緊緊跟隨在張春橋後面。

在研究抓張方案的時候,人們的注意力並不在張春橋本身,卻是在反覆捉摸如何對付張春橋身邊的這隻「大熊」。

「大熊」是跟隨張春橋多年的貼身警衛。此人人高馬大,腰圓臂粗,會幾套拳腳,三、五個人難以對付。另外,此人雙槍,左右開弓,槍法嫻熟,十發九中。

「大熊」對張春橋忠心耿耿。

據云:

在1967年春天,張春橋被數萬造反派圍在一幢小樓里,兩天兩夜出不來。他聞訊帶領一班偵察兵連夜趕去,將張春橋往掖下一夾,從二層樓破窗而躍,隻身殺出重圍,救了張春橋一條性命。從此,他深得張春橋的信賴和寵愛,成為張春橋的警衛參謀,日夜不離左右。他對張春橋也是忠心耿耿,唯命是從。

據說1970年中央在廬山開會時,有一天晚上林彪找張春橋談話,久去而不歸。他不知聽誰說林彪有暗算張春橋之心,一時性急,揮拳擊倒四、五個衛兵,硬是破門而入,衝進客廳,搞得賓主好不尷尬。張春橋嘴上雖嚴厲痛斥,心中卻大加讚許。

「十大」以後,張春橋升為政治局常委。汪東興幾次提出要給他調換兩個年輕、英俊的警衛,張春橋都堅決不同意,一直將「大熊」留在身邊。

國慶節前夕,汪東興經與華國鋒、葉劍英多次密謀,決定採用武力手段除掉「四人幫」。為保證這一計劃順利實施,汪東興主動批准「大熊」回老家探親。

不料,「大熊」才離開幾天就被張春橋秘密調回來。顯然,張春橋已經預感到某種危險,暗中加強了戒備。

這隻「大熊」的意外出現,不能不引起汪東興的憂慮,如果出手不利,被他察覺,後果不堪設想。

果真,那天在抓捕張春橋的時候,差一點出了大事──危險就出在「大熊」身上!

當張春橋的轎車一到,負責抓張的「第一行動小組」,馬上開始行動。

張春橋走進懷仁堂大門,「第一行動小組」負責人紀和富就迎了上去,恭敬地朝他行個禮:“首長好!”

據紀和富回憶,當時張春橋上下打量著他,冷冷地問:「國鋒同志和葉帥都到了嗎?」

紀和春說:「到了,正在會議室等您。請隨我來。」

這時候,「大熊」緊跟在張春橋後邊,想跟著進去,被兩名衛兵攔住了。

1982年11月24日,葉劍英的警衛參謀這樣講述道:

汽車響了。張春橋第一個走進懷仁堂大門,在他身後緊跟著警衛員「大熊」。

張春橋好象察覺有點不太對勁,兩眼盯著紀和富警覺地問:「怎麼回事?」

紀和富解釋說:「首長的隨行人員都在外面大廳里休息。」

張春橋遲疑了一下,對「大熊」擺擺手:“你就在這裏等我吧。”說完,就隨紀和富朝里走去。

這樣,終於把「大熊」甩開了。

張春橋失去了「大熊」的保護,抓他就易如反掌。

當張春橋走進懷仁堂正廳的東側門,進了小門,剛拐了兩個彎,走廊的燈便突然滅了。

在黑暗之中衝出幾個人,將他緊緊扭住。

張春橋驚恐地連聲喊道:「你們要幹什麼?幹什麼?」一隻大手把他的嘴也捂住了。還沒等他明白怎麼回事,就被行動小組的紀和富等兩人把他左右雙手挽起,架到大廳里。

我們把張春橋架到裏面,華國鋒和葉劍英同志坐在那裏。

張春橋眨巴眨巴眼睛。只見華國鋒和葉劍英坐在沙發上,目光威嚴地逼視著他;汪主任握著手槍站在屏風後,烏黑的槍口正對著他。

張春橋明白髮生了什麼事,脖子一梗,惡狠狠地問:「你們憑什麼抓我?」

華國鋒起身,手裏拿著一張事先寫好的《決定》大聲念道:

「張春橋你聽著:最近一個時期,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趁毛主席逝世之機,相互勾結,秘密串聯,陰謀篡黨奪權,犯下了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中央決定對以上四人進行隔離審查。 中共中央。1976年10月6日。」

華國鋒念完,紀和富就給張春橋戴上手銬,把他從後門押走了。

就這樣,張春橋第一個落網。他被押往中南海的一個地下室。這是臨時關押處,是汪東興想出來的主意。

汪東興對中南海了如指掌。他知道,在六十年代初,隨著中蘇關係的緊張,在毛澤東所住豐澤園後門,秘密地建造了一個防空洞。這樣,在面臨特殊情況之際,可以把毛澤東安全地轉移到這裏。

這是一個長期空置而又人們所知甚少的地下室。把「四人幫」臨時關押在這裏,可以說是絕好的去處。即便江青大喊大叫,外面也聽不見。何況把「四人幫」關進去之後,插翅難逃。

就在順利地解決張春橋之後,差一點出了大漏子!

這漏子便出在張春橋的警衛「大熊」身上。

1982年11月24日,葉劍英的警衛參謀這樣講述道:

就在抓張春橋的同時,在前大廳還發生了意外的情況。張春橋的警衛員「大熊」被攔後,有人把他領到一側耳房休息。

他進去後,見屋裏還有幾個警衛團的同志,因為彼此都是老熟人,他也沒介意,隨便打個招呼,就坐在門口的椅子上一面喝茶一面閑聊。

這個「大熊」別瞧他長得五大三粗,人還特別機警。他嘴巴哼哼哈哈應酬著,耳朵卻緊聽著外面的動靜。可能是抓張春橋時有些響動,他“唿”地站起身就要往外走。

在座的一位警衛團副團長見時機已到,便朝眾人使了個眼色。幾個小夥子剛要朴過去繳「大熊」的槍,沒想到這傢伙眼疾手快,搶先拔槍在手,猛轉身把槍口對準了眾人:“不許動!誰要過來我就打死誰!”

大夥一下全愣在那了,誰也不敢動。

副團長就說:「大熊,你放下武器,中央已決定要逮捕張春橋。」

「大熊」說:“我只聽汪主任的,他讓我交槍我才交。”

副團長只好給汪東興打電話,把情況簡單報告了一下,然後把話筒遞給「大熊」。

只聽汪東興大聲說:「現在張春橋已被抓起來了,我命令你,立刻把槍交出來,聽候組織安排。」

「大熊」立正回答:“是!我服從命令。”

隨後,「大熊」就把手槍放在了桌子上。

倘若當時「大熊」開了槍,後果就不堪設想:

這槍聲馬上會驚動正朝懷仁堂趕來的王洪文和姚文元,而且會驚動住在中南海的江青和毛遠新。一旦他們有所戒備,那就不會發生流血事件了……

順利解決了張春橋,士氣大振。(待續)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姚文元(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6月

在王洪文被捕之後,又順利地在懷仁堂拘捕了姚文元。

關於10月6日的行動方案的制定過程,汪東興回憶說:

這件事是10月四號下午決定的。

逮捕四人幫的方案,是10月4日晚上十一時至5日凌晨三時,華國鋒來我家,與我反覆討論後,由華國鋒批准的。

我們設想的行動方案,即:以在懷仁堂正廳召集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解決。(華、葉、王、張四人是常委)當時我發了文件(通知):一是審議毛選五卷的清樣;二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

姚文元不是常委,就在文件上特定寫明請他來做會議的文字工作,把姚文元也從釣魚台或住地調到懷仁堂。

江青、毛遠新本來就住在中南海,遲群、謝靜宜等人由衛戍區負責解決。

5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我隻身來到華國鋒的中南秘密住處,向他彙報了這次行動的人選名單和具體部署,吃罷午飯,稍作休息,我和華國鋒便分別乘車駛出中南海,直奔玉泉山九號樓葉帥家,最後共同研究行動方案,以便取得統一認識……

第二天,也就是6日上午,經過華國鋒簽字同意,我用中央辦公廳名義發出了開會通知。

汪東興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對於發這類會議通知,可以說是駕輕就熟。這一回,汪東興發出的通知全文如下:

根據華國鋒同志的建議,茲定於10月6日晚八時在懷仁堂一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議程:

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

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

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

(簽字):汪東興

中共中央辦公廳

1976年10月6日。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2日凌晨,(左起)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瞻仰毛澤東遺體(資料圖)

既然通知姚文元列席會議,姚文元也就去開會了。然而,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赴會!

姚文元是怎樣度過他「政治生命的最後一天」── 1976年10月6日的呢?

在1980年7月17日姚文元的《審訊筆錄》中還有這樣一段記錄:

問:主席去世後,你和江青於什麼接觸?

姚:除了幾次在會議上的接觸外,我同她沒有單獨接觸過。哦,就是主席的靈(遺體)從中南海移到大會堂的那天晚上,江青打電話通知我去,在主席的遺體前照了張像。

問:去照像的都有哪些人?

姚:有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毛遠新、陳錫聯,還有華國鋒主席。

問:有汪東興嗎?

姚:我記得沒有汪東興。

問:你是怎麼知道要去照像?

姚:先是江青打電話叫我找新華社的杜修賢,因杜是攝影記者,我想找他就是要照像。江青讓我找到杜修賢后一起到中南海去。到那裏後,幾個人就一塊照了像。後來,江青又和毛遠新單獨照了幾張。

問:江青找你去照像說明了什麼問題?

姚:如果是為了加強團結,應當找全體政治局委員一起照,或是政治局常委一起照。江青叫我、毛遠新、陳錫聯去參加,這幾個既不是全體常委,也不是全體政治局委員,這是不正常的。

問:10月6日下午,你同張春橋談完話還有哪些活動?

姚:我從張春橋那裏出來已經很晚了,就直接回到家裏。我的情緒很不好,總有一種恍惚不安的感覺。吃晚飯時,我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們不要難過。」當時孩子嚇壞了,不懂我這話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說:“活著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說:“你思想反動了。”我當時也沒有多做解釋。今天回憶起來,我的這些話,我的這種不安的想法,雖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響,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堅決相信黨,相信人民,同「四人幫」徹底決裂,就不會說這種話的,由於我沒有徹底決裂,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險,生命也不行了。儘管想把毛主席逝世後的工作做好,因為有這種心情,就不能不出錯誤。那天晚上,我就是帶著這種心情離開家的。

毛澤東逝世時,「四人幫」已經位列高層,站在葉劍英和華國鋒身邊的依次是王洪文,張春橋和江青(資料圖)

就這樣,10月6日晚上,姚文元離家時,連帽子都忘了戴。當妻子金英拿著帽子趕出去的時候,姚文元已經上車走了。

當姚文元到達懷仁堂的時候,張春橋和王洪文已經落網。

汪東興回憶在抓了張春橋和王洪文之後,是怎麼樣抓姚文元的:

姚文元住在家裏,他那地方是由衛戍區管的。因此,我事先請吳忠同志在我辦公室等著,如果他不來懷仁堂,就讓吳忠帶人去他家裏解決。

結果,姚文元也來了。

我怕再發生意外,經請示華國鋒和葉帥同意,沒有讓他進正廳,只讓人把他領到東廊的大休息室,由警衛團一位副團長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

他聽完後好象很鎮靜,沒有爭辯,也沒有反抗,只說了聲「走吧」,就隨行動小組的幾名衛士出了門。

姚文元解決後,我就打電話給吳忠,讓他回家去了。

據行動小組騰和松回憶:

「晚上八時多,姚文元來了。我們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姚文元連聲喊:‘小朱!小朱!’小朱是姚文元的秘書。」

就這樣,姚文元也被順利解決了。

姚文元這位「輿論總管」剛剛被捕,葉劍英便選派了他最信得過的將軍──耿飈,去奪取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的領導權。

1984年6月,耿飈在接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採訪時,回憶了1976年10月6日那個不平常的夜晚的不平常的經歷:

我正在家等著,華國鋒果真來電話了,要我馬上到懷仁堂去。我知道開始行動了,放下電話就往懷仁堂趕。大概是九點左右到的。一看葉帥也在那裏。我問:「解決了嗎?」

葉帥點點頭:「已經解決了。」我高興地說:“太好了!”華國鋒走過來說:“鬥爭剛開始,還不能太樂觀。”於是,他就讓我去佔領中央廣播電台。葉帥伸手指著我,嚴肅地叮囑道:“快去!一定要趕快控制直播室!”我望了望四周,問:“人呢?我帶誰去呀?”華國鋒說:“我這裏沒人,等一會兒衛戍區的邱衛高同志和你一塊去。怎麼接管,你倆想辦法。”說完,他又俯在桌上寫了張條子,遞給我說:“你把這個交給鄧崗,就說這是中央的決定。”

我接過紙條看了看,上面寫的大意是:鄧崗同志:為了加強廣播電台的領導,現派耿飈同志前來負責電台工作,你們要服從他的領導。最後是華國鋒的簽名。僅僅就這麼幾句話,向我交待完任務,華國鋒和葉帥就出去了。不一會兒,北京衛戍區副司令邱衛高來了。我把中央決定接管電台的事簡單說了一遍。隨後我問:「你帶武器沒有?」他說:“沒有。”我說:“不帶槍不行,你馬上找兩支手槍,咱倆一人一支。”他答應一聲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著兩支手槍回來。我倆把槍挎在身上。邱衛高有些擔心地問:“就咱們倆人行嗎?”我問:“你下面有部隊沒有?”

他說:「衛戍區在電台大樓有一個營。」我又問:“這個營屬於那個團?”他說:“三團。”我說:“你馬上把這個團的團長找來,讓他跟我們一塊行動。”於是,邱衛高又立刻打電話把一個姓王的團長找來了。我一看時間不早了,就帶著他們兩人乘一輛吉普車,直奔中央廣播電台。在車上,我把考慮好的行動方案說了一下,他倆都同意。

近十點鐘,我們趕到了電台大樓。那個王團長先把警衛營的營、連、排幹部全部召集起來,下令聽從我指揮。我就說中央最近得到情報,有一夥特務要破壞電台大樓,我們要提高警惕,加強保衛。從現在起,沒有我簽發的通行證,誰也不許出入電台大樓。大夥一聽,情緒都很高。我挑選了二十名戰士,十名由邱衛高帶著控制直播室;我帶著另外十名戰士直奔黨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鄧崗在值班。這個人我認識,在延安的時候曾一起在抗大學習過。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資派,我們又一塊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七四年四屆人大召開以後,由周總理提名他才出任廣播事業局局長。雖然他工作兢兢業業,謹慎小心,唯恐出一絲差錯。但姚文元對他仍很排斥,公開聲稱要“撤換”他。我走進辦公室來。鄧崗站起來吃驚地望著我。我就把華國鋒寫的那張紙條交給他。他仔細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著我,似乎仍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我就說:“派我來這裏主持工作是華總理和中央的決定,你要不相信想打電話向姚文元請示也可以。但不許出去,電話就在這裏打。”他扭頭看了看守在門口的兩名衛兵,勉強笑笑說:“我不打電話,沒有什麼要請示的,我服從中央的決定。”我說:“那好,那你就把電台的黨委成員,各部室主任全部找來,先開個緊急會議。”鄧崗照我說的辦了。等把這些人都召集到會議室以後,我又在會議室門口放了兩名衛兵,任何人只許進不許出。我對他們別的沒有講什麼,只宣佈說,我和各位一起在此辦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內,你們誰也不許離開這間屋子。吃飯、喝水,部隊的同志會給送來。你們都明白了?這些人都忙不迭地連聲說:“明白了!明白了!”

就這樣過了三天。一看情況還不行,我說:還要加兩天。一共關了五天。 到第六天,我就允許一部分黨委委員回家了。臨走之前,我對他們說:「這幾天這裏發生的事,你們出去以後一個字也不准說,誰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來,什麼後果我不說你們也該懂得。」 這些黨委委員都點頭表示:“我們懂!我們懂!”

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這十幾天內,我鞋襪不脫,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個盹。

與地同時,另一個行動小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遠新。

就這樣,不費一彈,未流一滴血,四顆「災星」被一舉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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