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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著名抗日將領孟慶山將軍子女在北京將珍藏多年、其父於1938年2月攻打河間縣城作戰中繳獲的日軍軍刀捐獻給抗日戰爭紀念館。 李木易攝
“接下來看到了我所見過的最可怕的一幕。就在那時，我看到9個中國人被帶到甲板上，他們被繩子捆在一起，雙手被捆綁在背後。10個日本士兵組成一個執行隊，軍官發號命令，劊子手槍決中國人。中國人平靜地站著，無能為力於自己的命運，日本士兵一邊跑，一邊大聲喊，揮舞著刀劍，用左輪手槍(的子彈)和刺刀，穿過可憐的中國人的胸膛，並竭盡所能施虐。
”
台播了有關上海局勢(「八·一三」事變)的新聞。他在記錄中說，“‘盧溝橋事變’是正式導致戰爭的導火索”，“我們聽說8月14日(日機)轟炸了中國”。
上海碼頭「溫柔」揮劍
這份記錄的作者途經日本時換乘，當他所乘的日本船靠近上海碼頭時，作者見到了開頭的那一幕。他寫道:「長官又發令了，每一個劊子手站在一個即將被處決的中國人的前面。長官大聲發佈另一個號令，劊子手發揮想像任意宰割中國人。第一個中國人被刺刀挑到碼頭邊緣，劊子手從容不迫地拿劍將這個可憐的中國人斬首，頭顱落到江里。劊子手把屍體推到碼頭邊，屍體懸在空中，鮮血噴出幾英尺。下一個劊子手用手中的劍‘溫柔’地刺向中國人，中國人倒在甲板上。然後，這個劊子手解開捆綁在中國人身上的繩子，作為一個屠夫，他冷漠地抓住受害者的一隻胳膊，把這隻手臂從肩部砍斷，同樣的‘手術’也被實施到了另一隻手臂上。劊子手依然不滿足這種屠殺模式，這個日本人把他推到江里，看看沒了手臂後，人是否還能遊行。其他幾個遇難者同樣也被實施了刑罰，每個劊子手用自己制定的最殘忍的方式殺害他們。那些被推入水後尚活著的人，成了左輪手槍手們的獵物。」
他繼續記敘說，「在這次可怕的屠殺中，其他日本士兵和平民以及我們外國人都默不作聲地看著。我們盡量控制住內心的憤慨，保持表面的平靜。我們已很幸運了，我們意識到如果我們抗議這種罪行將會帶來的麻煩。日本劊子手這種令人髮指的殘酷刑罰，會被日本觀眾視作一種英雄主義而被稱讚。」
他補充說，「後來我得到可靠消息說，在這場戰爭前，這9個中國人是受雇於碼頭的工人。當他們設法去上海公共租界時，他們各項進程受阻，只好躲進一間屋子，可最終還是被發現。他們沒有申辯的機會，被認定為狙擊手。短暫停留後，我發現這9名工人並非特例，因為其他數以千名的碼頭工人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沒能到達上海公共租界，歸因於船塢周圍的戰鬥。」
「先施」頓成悲慘世界
這份記錄還記述了侵華日本空軍對上海的轟炸給平民造成的災難:“8月23日，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站在廣場上，看到一架日本飛機在上海租界中心上空進行特技飛行。
……大概下午1點，在我們前方，距離幾個街區遠的地方，出現了一柱大的混合濃煙，升到了幾百英尺的高空。……(我們)……趕往爆炸現場，……一千磅的炸彈擊中了先施商場。這個威力無比的炸彈，不僅摧毀了先施百貨公司，而且炸毀了永安百貨，造成近200人死亡和雙倍人數的受傷。遇難者中的大多數是兩家商場的售貨小姐。一些外國人也遇難或受傷。”
接下來的幾段是這樣記敘的:
——「對於後來的目擊者來說，提供一幅生動的現場爆炸圖幾乎不可能。我和其他士兵一起仔細搜尋先施百貨公司的受傷者。我們從樓上的傢具部開始找，但傷不重的人已離開，所以我們開始檢查死者和垂死的，看看他們是否有可能得到幫助。我看到沙發底下有一隻手臂露在外面，我設想這裏是否有活體，我移開沙發看到僅有手臂在那兒。在下一層，我們發現很多售貨小姐在工作時遇難。此外也有很多顧客在買東西時遇難。一個中國老婦人的屍體旁邊，有兩個小孩死亡，很典型地描繪了這場突如其來的爆炸。這個婦女手中仍抓著鈔票，另一邊營業小姐手裏拿著準備交給老婦人的購物袋。」
——「……滅火器的水澆到死者鮮血上，很快變得鮮紅鮮紅，並很快形成一條細流，流下樓梯。一切都很混亂，因為需要快速把傷者抬到樓下街道上的救護車裏。接下來，我們的搜救小組需要把屍體轉移。屍體一具堆一具，堆得很高，放在通風的貨車裏，運到城裏火葬場去火化。再接下來，我們需要認真去做一個嚴峻和可怕的工作:收集殘肢。這裏有一個頭顱，那兒有一條胳膊，電話線旁掛著的甚至是腸子，零碎的殘體懸掛著。街上被一層鮮血覆蓋，當你發現剛走在(帶)體溫的血液上後，你會有一種作嘔的感覺。」
戰場藉助瓦斯、酸彈
訊報》戰地記者彭布魯克·斯蒂芬斯的司機。「每次返程時，我們有一項任務就是儘力帶回受傷的士兵。……我們帶回的許多傷員都受了重傷，被瓦斯彈和酸彈襲擊。日軍總是使用這些炮彈，但即使這樣，中國人也不會改變立場。酸彈會燒壞人的衣服、皮膚，讓人痛不欲生。瓦斯彈更加殘忍，頃刻間放出，一旦進入人體肺部就會導致死亡。在半徑為500英尺的範圍內，製作這些瓦斯的材料會使人致瞎，因此在很多情況下，在毒氣彈下，幾百名士兵會一邊逃亡，一邊痛苦地尖叫。」
記錄者稱他的祖國為「中立的丹麥」。這位丹麥人在日機轟炸先施、永安公司後，也曾去租界“保護40名一直在照看紡紗機的日本平民”，“接下來的一天，因為愚蠢的日本平民拒絕保護而充滿了意思。
其中一個平民口袋裏藏有左輪手槍，當兩名中國警察要搜查他的武器時，這個日本人用槍打死一名警察，並造成另一名警察重傷。受傷的警察反擊，打死了凶徒，並使這個日本人的同伴受傷。因此在我們到達前，現場兩死兩傷。我們快速喊來了救護車，設法將兩名傷者送往中國的醫院，但這個日本人拒絕了。這就需要帶這個日本傷員去虹口的日本醫院，日本哨兵阻止救護車進一步前行，認為傷員是中國人。司機和他的助手把死傷的日本人抬下來，臉朝下地對著哨兵。哨兵看到是日本傷員，懇求司機能把傷者送往醫院……”
「鴕鳥態度」不足以防範戰爭和犯罪
這位記錄者是時為丹麥公民的伯恩哈爾·阿爾普·辛德貝格。2006年4月、2007年12月，辛德貝格親屬訪問南京時，均帶著這份史料的拷貝，並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出示過。據他們介紹，辛德貝格在美國去世後，其親屬將這份史料捐贈給美國一所大學，現在這份史料保存在該校檔案館內。有消息說，這份10多頁的史料，不久將選擇在期刊或書籍中全文披露。
。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導、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副所長張生教授也說，這是一份沒見過的新史料，「資料來源可靠，當然可信」。
7月4日，張生教授在合肥就此事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說，從這份史料看，日軍對中國被俘軍人和平民的屠殺早就開始了，侵略者對用殘忍的手段進行屠殺有特殊嗜好。日軍使用化學武器的記載，則說明戰爭伊始侵略者就公然違反國際法。他說，該史料顯示，南京大屠殺的發生(與此)存在著一些內在的連貫因素，即當時日軍的嗜血和犯罪傾向不是臨時性的。這份史料的發現，也說明南京大屠殺和戰時日軍犯罪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
在回答紀念「七七事變」72周年時披露這份史料有何意義時，張生教授說，回顧歷史，我們總可以看到人性的泯滅和血淋淋的事實。日本軍人的戰爭狂熱，與當時整個日本社會的狀況存在確定的聯繫。防範類似情況的發生，需要整個社會的改造和積極的態度。和平時代(日本)的(一些)人們，往往失去正視(史實)的勇氣，遑論對經驗教訓的總結。對史實的「鴕鳥態度」，不足以防範戰爭和犯罪的再次發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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