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發覺手機推送給我的信息多了，不知是否與選舉臨近有關，但令我聯想起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利用Facebook社交媒體個人信息左右選舉、一戰成名的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的故事。
當年劍橋分析公司邀請心理專家開發心理小測試遊戲，放在Facebook，只要你登錄進入，依樣填上幾個簡單問卷調查，便可得到高達5美元的酬勞，於是乎幾十萬的個人資料及心理模型便流入這間名為信息分析公司手裡。主事人把幾十萬個式樣，設計出一套複雜的計算方式，依據不同年齡、性格、取向的社群推送不同文案的助選廣告，精準地投送不同目標群，達到性格驅動最大化功效，結果，最初被看淡的特朗普以輕微票數之差，擊敗了代表精英階層的希拉莉。
希拉莉敗於特朗普的網上助選機器之上。(新華網圖片)
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往後發酵的新聞，這包括揭發Facebook與劍橋分析公司之間的數據互通關係，以及最終執笠的劍橋分析公司死而不僵，它的網上助選技術，一路無阻的影響了馬來西亞、立陶宛、加納、尼日利亞等選舉活動。究竟如何利用社交媒體個人資料去影響一個人的行為，我所知有限，我其實想說，處於愈來愈數字代的社會，我們不單只是一個受眾，還需要與時俱進的去了解我們目前的生活位置。
現時我們事無大小都利用網絡解決待生活問題，大家集體培養出一個「私隱精靈」——從你平日叫租車、外賣，到網購、個人支付、查資料、看地圖的資料紀錄，蒐集而成一個大數據體系——它不單對你行為性格瞭若指掌，可以發放影響你行為的不同提示、廣告、視頻等信息，於是你被驅動去一個別人給你設定的方向，導致你作出了決定而不自知。怎麼辦？從好的角度來說，資訊科技服務對你愈來愈「貼心」，說的不好是這比《1984》的監測更可怕。
剛在深圳舉行的《與任正非咖啡對話》第三次座談中，任正非談到這個熱門話題，他說︰「過去是物理社會，我們很重視邊界，邊境是我的，那麼土地是我的，土地上的莊稼是我的，土地下的礦產是我的。當經濟從物理財富轉向數位財富時，這個財富是沒有邊界的，那怎麼使得哪個國家受益、哪個國家不能受益，受益的分配比例是多少？現在是需要探討的。」換言之，我們的個人信息主權更加沒有被尊重和保護。
與會的彭博記者Stephen Engle提出「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概念，他指出︰「在美國已經出現了這一現象。無論是Google、微軟，還是其他一些公司都在從事資料挖掘。你使用它們的產品，它們通過產品收集你的資料。那麼問題來了，這些資料去了哪裡，被用在什麼地方了？個人的資料主權開始喪失。」
香港近月社會氣氛熱烈，社交媒體互動無比活躍，大家都暢所欲言的表達了自己的看法，然而，極思恐懼的是這會否成為第三者、第四方利用來影響大眾、監控我們的驅動程式呢？說老實，這個領域尚未有標準規範模式，全世界連談都未開始。
深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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