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學生會公民投票，結果200幾票之差退出學聯。學聯受到呢個重創後，下一波仲要面對嶺南大學學生會的公投，如果嶺大學生會都決定退聯，學聯八個學生會組織去其二，唔知有冇其他跟尾，成個學聯都散咗一半。
中大高級講師蔡子強就批評學聯現職領導無好積極做功夫拉票，導致到港大退聯成真。另外，媒體亦廣泛報道前學聯高層、現時民陣負責人陳倩瑩用粗口大罵退聯人士，結果俾「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在投票最後階段貼上facebook。在在都顯示學聯無力回天，甚至激發咗港大退聯的情緒。
睇番港大退聯關注組專頁在FB上的貼文，都發覺佢哋進擊策略都有板有眼，搞出靚靚圖，顯示出學聯的理想同現實有幾大差距。又貼文引用魯迅的名句：「沒有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大力質疑學聯唔係「死到臨頭」，連提改革都唔想去提。
綜合成件事去睇，港大學生呢次退聯行動，都係高手所為，利用咗學聯依家領導層的弱點，在無鎂光燈照射下，在唔係威威水水的場合，要被動挨打，就無積極性做水磨功夫，結果就促成港大退聯成真。
成件事教訓大家，學聯在佔中係威係勢，因為那時係攻擊建制，但攻擊人容易，要防守就難，其實學聯本身都係一個建制，俾對手睇到呢個弱點，倒反轉頭，學聯要做維護建制的工作，結果就一敗塗地。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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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