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
1958年5月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在批判劉伯承的教條主義「錯誤」時，彭德懷元帥說：「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就連北京(指訓練總監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不要忘了，紅軍時期，他的教條主義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雲。
由於路線鬥爭和年代的久遠，加之當事人回憶的不一，關於余天雲的死因變得撲朔迷離，說法不一。
最早對余天雲死因作出結論的是張國燾，認為余天雲死於心理的脆弱。余天雲的死，震動了全軍。張國燾第一次承認，「四方面軍的幹部，軍閥習氣相當嚴重。」但他又很傷心，畢竟余天雲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在埋葬余天雲時，張國燾講了話。他首先痛悼余天雲之死，褒揚他過去的戰功，說余天雲曾幾次負傷，不惜個人犧牲來為革命爭取勝利。然後，張國燾又強調指出，自殺行為是不對的，「一般同志要經得起批評和處罰的考驗，紅軍紀律應當嚴格，高級幹部也應同樣遵守。」從這裏可以看出，張國燾認為余天雲是因為心理承受能力差而導致自殺的。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主要原因。
對余天雲死因第二次作出結論則是在西路軍失敗，特別是張國燾叛變以後，認為余天雲死於張國燾的迫害。一部分人由於「左」傾觀念比較嚴重，把余天雲塑造成「反對南下」和反對「另立中央」的英雄，說余天雲軍長對張國燾的家長式作風一向很反感；因為後來紅軍大學政委何畏也離開了紅軍，於是何畏這個小人打小報告誣告，張國燾把余天雲當作「犯人」，最後導致余天雲死亡。在這種論調的支持下，余天雲在1945年七大召開時獲得了平反，還被授予烈士稱號。應該說，余天雲授予烈士是可以的，儘管他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畢竟他為中國的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不過，如果是因為「反張國燾」之說而被評為烈士，則顯得有點狹隘，余天雲那個時候應該還沒有完全認清張國燾的錯誤，說他是反張國燾錯誤路線的英雄有點拔高之嫌。
余天雲死因的第三個結論和劉伯承元帥有關，這種觀點認為是劉伯承間接地害死了余天雲。1958年5月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在批判劉伯承的教條主義「錯誤」時，彭德懷元帥說：「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就連北京(指訓練總監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不要忘了，紅軍時期，他的教條主義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他指的就是余天雲。好在余天雲只是張國燾的愛將，而且毛澤東對此並未過多去說什麼。只是淡淡「唔」了一聲，說道：「余天雲還是個娃娃嘛，想不開，尋了短見，怪不得誰。」這個事也就沒有再多追究。劉伯承逼死余天雲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作為校長的劉伯承批評余天雲的行為是正常的。
近年來，關於余天雲的死因，又逐漸集中到張國燾身上來。據川陝蘇區將帥碑林辦公室主任張崇魚採訪記載：余天雲有個堂弟叫余天生，1928年參加革命，解放後曾擔任過桂林軍分區副司令。1997年8月24日余天生接受採訪時，為余天雲抱屈，認為余天雲是因為戰功顯赫，所以被人嫉妒，受張國燾打擊迫害，撤去軍長職務。胡奇才將軍也贊成這個觀點。他說：余天雲「個性強，脾氣急躁，常衝撞張國燾。余天雲自殺是張國燾迫害所致。當時已負傷的余天雲不滿張國燾對他的處置，過丹巴馬河鐵索橋時，就勢從擔架上往橋下一滾，掉下了滔滔急流。可惜了。」
因為存在這些分歧，因此，對於余天雲的死，官方的表態非常的謹慎。到目前為止，關於余天雲的權威評價有兩次，一次是《紅四方面軍烈士名錄》，一次是《解放軍報》兩者都將死因簡單的說成是「溺水」而亡。
《紅四方面軍烈士名錄》是這樣記載的：「余天雲，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906年生，農民出身，1927年11月，參加黃麻起義。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紅十一、紅一、紅四軍任班長、排長、連長、營長。1932年，任紅四軍12師36團團長。參加創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和四次反「圍剿」作戰。同年12月，隨紅四方面軍西征入川。率部參加反三路圍攻。1933年7月，任紅三十軍軍長。參加三次進攻戰役和反六路圍攻作戰。1935年4月，參加強渡嘉陵江戰役後，開始長征。5月，參加上門戰役。7月，調任紅三十一軍軍長。同年冬，在川康邊地區參加綏崇丹懋戰役和天蘆名雅邛大戰役。不久，入紅軍大學學習，併兼任高級指揮科科長。1936年4月，於四川丹巴渡河時，溺水犧牲。」
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的系列活動中，《解放軍報》2006年8月31日，專門刊發了題為《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余天雲》的文章。對余天雲的死因是這樣描述的：「……4月隨部隊轉移途中，於西康省丹巴縣(今屬四川省)渡河時不幸溺水犧牲，時年30歲。」
不管是死於何種原因，歷史最終給了余天雲一個公正的評價，把他稱為我「紅軍時期的高級指揮員」，這個應當是客觀的、公允的，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
本文摘自《黨史縱橫》2010年第3期，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