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居」的周總理後人：11人中只1人有正式工作

周秉德與伯父周恩來（1951年夏） 

周恩來總理兄弟三人，大弟周恩溥，小弟周恩壽。

從1957年始，周恩溥的後人周榮慶一家一直低調生活在河南焦作。11位後人中，除了一人有正式工作外，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維持生活。周家人從不炫耀身世，如同「隱居」一樣，日子過得平淡，甚至寒磣，但他們從來沒有任何抱怨，他們在平凡、平靜、平常中度過每一天……

總理要求侄子一家到河南生活

周恩來總理沒有後代，周恩溥有一個兒子叫周榮慶，周恩壽有6個子女。

1945年初，周恩溥在山東被國民黨抓起來，嚴刑拷打後犧牲了。大弟媳王蘭芳和小弟周恩壽，都在戰爭年代落下嚴重傷病，不能正常上班。於是，周恩來就讓他們提前退休了。這樣一來生活就成了問題。於是，周總理就將兩人的費用擔了起來。

周總理每月從自己400元的工資中，拿出100元給小弟，拿出50元給大弟媳。另外，看病吃藥的錢也是根據需要另出。這種資助，一直持續到周恩壽的6個子女參加工作，持續到大弟媳王蘭芳去世。當時，周總理專門交代侄子周榮慶：50元錢是給你媽媽的，誰也不要用，你們花錢自己掙。

周家的後代牢記總理的囑託，住房寒磣、生活清苦等，他們沒抱怨過一句，沒向組織上伸過一次手。並且，按照總理的要求，侄子周榮慶一家還來到了河南生活。

當時，周榮慶在北京志願軍醫院當宣傳文化幹事。抗美援朝結束後，軍醫院的人面臨轉業，國家剛好提倡機關幹部下基層勞動鍛煉。總理就對侄子說，你們到基層去吧，不要當官，當個工人最好。於是在1957年，周榮慶轉業分配至河南一家衛校當宣傳文化幹事，母親王蘭芳也一同來到了河南。

周榮慶是周恩來7個嫡親侄輩中的老大。臨行時，周總理專門送他一句話：「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鼓勵侄子學習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到河南不久，周榮慶又調到了焦作市九里山鋼鐵廠，後服從組織安排，先後到焦作輪胎廠、群英機械廠等單位工作，均是沒有任何職務的普通員工。  

在焦作九里山鋼鐵廠，周榮慶結識了晉菊清。晉菊清來自焦作農村，招工到廠里「三八」鍊鋼爐工作。兩人相處了大約半年，1959年1月的一天，幾位工友突然把晉菊清拉到一邊，神秘地問她知道和誰談對象嗎？晉菊清有點摸不著頭腦，說不就是老周嗎。工友們說，周榮慶就是周總理的侄子！晉菊清驚呆了，氣喘吁吁找周榮慶。當時，周榮慶正提著糨糊桶在廠區貼標語，面對劈頭蓋臉的發問，周榮慶只好回答說是真的，他是周恩來的侄子。晉菊清非常生氣，說為什麼不早說，你騙人，俺父母是農民，太不般配，不談了！晉菊清說完扭頭就走。周榮慶連忙追上去解釋，說我就是我，大伯是大伯……兩人最後來到母親王蘭芳面前。王蘭芳耐心地對晉菊清解釋：好孩子，咋能因為他伯父是總理就吹哩！我們來焦作時，總理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幹什麼就幹什麼，不要以總理的親屬自居……

晉菊清聽著老人的話，再想想周榮慶近半年來，一點兒也看不出他是總理的侄子，就是一個普通人，從不盛氣凌人，也不對人發脾氣，晉菊清的心動了。1959年5月10日，30歲的周榮慶和20歲的晉菊清喜結連理。

得知侄子周榮慶與一個農家女結婚了，周總理連連稱讚說很好，說勞動之家光榮，並立即致信祝賀。鄧穎超也隨信寄來了一條烙花毛巾被、一對鴛鴦枕頭和一條純毛毯。

總理和後人的暖暖親情

9年後，已有兩兒一女的晉菊清第一次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和鄧穎超媽媽。那是1968年5月1日，婆婆王蘭芳對媳婦晉菊清說：我想你七伯、七媽了（註：這是按家族排行的稱呼，總理排行老七，周恩溥排行老八，周恩壽排行十一，周榮慶夫婦稱總理為七伯，稱鄧穎超為七媽）。當時，婆媳兩人沒有買到坐票。在火車上，晉菊清找來一張硬紙板讓婆婆坐在車廂介面處，自己則帶著3個年幼的孩子站在婆婆身邊，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

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夫婦第一次見到侄媳婦。鄧穎超拉住晉菊清的手，說自己也是河南人，咱倆還是老鄉哩，還比了比個子看誰高。隨後，鄧穎超又將自己穿的鞋脫下來，讓晉菊清試試大小，晉菊清一穿正合腳，鄧穎超笑著說「婆媳倆有緣分」。晉菊清感覺七媽是那麼和藹可親，但她那時想不到，七媽在暗暗給她量尺寸，準備送她鞋子呢。

大約中午12點，周恩來從辦公室走出來，笑容滿面地問好，還彎腰輪流抱起三個孩子親了一遍，並囑咐晉菊清說，你媽當年為革命流過血，你和榮慶要待她好點兒！

午飯桌上，總理問起了三個孩子的名字。晉菊清說：老大是1960年3月29日出生的，正趕上您訪問印度，取名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孩，當時婆婆夢見了茉莉花開，取名周小莉；老三1966年出生，您訪問越南，就取名周中越。

總理聽完哈哈大笑起來，對鄧穎超說，這名字起得不太好。鄧穎超於是說，給孩子改個名吧，從大到小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紅、周志軍。周總理想了想說好，就叫這名吧。從此，周志勇兄弟倆就叫起了鄧穎超奶奶給起的名字。「周志紅」的名字叫了一段，家人感覺有些不妥，仍照舊叫“小莉”了。

回河南時，周總理夫婦送給晉菊清很多衣服和鞋子，總理還送晉菊清一塊手錶。

在河南土生土長的周志勇說，總理沒有子女，不光視侄輩、侄孫輩如己出，還收養了許多烈士子女，對大家非常親。周志勇小時候去中南海，呆上十來天，也不一定能見總理一次。而大奶奶（鄧穎超）一般都在家，一去就給做丸子，用肉末做成的那種，還有從中南海湖裏撈出來的魚和蝦，還有從西花廳前摘下的桃子，都是最好的食物。有一次，大奶奶專門煮了嫩玉米給周志勇吃，但周志勇並不怎麼感興趣，說姥姥家的田裏到處都是，鄧穎超一笑後才有所悟，原來侄子就生活在種玉米的地方。

讓周志勇很遺憾的一件事是：1983年結婚時，他去北京與大奶奶一起照相，沒想到一張也沒有洗出來，是那種裝膠捲相機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後人一直珍藏總理的遺物

1976年和1992年，對於焦作的周家，是兩個最為悲傷的年份。

報，是鄧穎超發來的，說總理逝世，在京親屬參加葬禮。在外地的親屬留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不要來北京，這也是總理生前的安排。放下電報，晉菊清哭著要去北京，周榮慶則把著門，滿臉淚水，說既然七伯和七媽不讓去，咱就得聽他們的話。事實上，就在總理逝世前一個多月1975年農曆十一月初七，68歲的王蘭芳已經先走了一步。

1988年春，晉菊清從周恩壽家人那裏得知，七媽鄧穎超病重了。這一次，晉菊清執意一個人去北京看望，病中的鄧穎超在昏迷中斷斷續續和晉菊清說話：好孩子，不許哭，要堅強……晉菊清從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榮慶也一病不起。1992年1月15日，丈夫走完他63歲的人生歷程。病中，周榮慶最後悔的是：沒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媽。

周榮慶逝世不到半年，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與世長辭。晉菊清從廣播中聽到了噩耗，帶著3個孩子去北京送七媽最後一程。在北京，她和其他親屬一起乘軍艦把七媽的骨灰撒向海河……

周總理夫婦先後逝世後，作為周總理的至親，晉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遺物，包括周總理經常佩戴的「為人民服務」胸章，鄧穎超用過的體溫表和他們的秋衣、秋褲、枕套、枕芯等。這些遺物，晉菊清前些年捐給淮安周恩來故居一部分，唯獨那件大衣她一直珍藏著。這是鄧穎超在世常穿的由紅都服裝廠生產的大衣，藍色，化纖料子。

晉菊清還珍藏著一些老照片，是家人在北京與總理和鄧穎超一起拍的，有20多張，夾在一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常見的老相冊里。每當想念總理和鄧穎超的時候，晉菊清就把孩子們叫到一起，一張一張細細翻看。晉菊清說，兩位老人為革命作過那麼大貢獻，還一生甘守清貧。作為周家的後代，我們要憑藉自己的雙手幹活吃飯，決不能幹出半點讓老人家在天之靈不安的事情來。  

「十條家規」下的普通生活

周總理曾給親屬們定下「十條家規」，包括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在任何場合下，都不要說出與周恩來的關係，不要炫耀自己等。對此，周家一直牢記並遵守著。

在焦作，周家和許多工人、農民一樣過著普通的生活，他們並不是有意宣揚什麼，也不是刻意掩蓋什麼，只是過著自己的本真生活。焦作當地的許多百姓包括當地領導都不知道還有這樣一個紅色家庭。當然，周家的同事、鄰居曉得這種關係，但大家都不去渲染，連周家人都那樣低調，外人去渲染有什麼意義！

屈指算來，周家人在焦作已有54年，問及周志勇，省市領導可否知道這個紅色家庭？周志勇說不曉得，這些年他們家幾乎沒找過領導。在周志勇印象里，唯一一次找地方領導大概是「文革」時期，是總理秘書的電話打給焦作革委會的。原因是奶奶王蘭芳的身體不好，要去北京治病。那時焦作交通不太方便，要坐汽車到新鄉，再轉火車。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車，身體承受不了。周榮慶給總理說了，總理秘書才打了這個電話，讓安排一輛小車把王蘭芳送到新鄉。但總理秘書並沒有在電話中說明親屬關係，只是說有個老同志叫王蘭芳，在東北打游擊時負過傷，在戰爭年代為革命作出過貢獻，要到北京治病，請把她送到新鄉坐上火車……

周家從不敢找總理辦私事。周榮慶曾經找過一次，沒有找總理本人，而是找到曾經給總理當過秘書的七機部的何部長，幫地方買了輛處理的舊紅旗車。總理後來知道了，把周榮慶狠狠訓斥了一頓。自此，周榮慶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做類似事情了。

還有一次是在上世紀80年代，周志勇的小弟周志軍沒有工作，想讓鄧穎超奶奶幫忙找點活干。可是鄧穎超奶奶非常嚴厲地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為周家服務的。從此，周家任何一個人，無論什麼事都是自己設法解決，再不敢去給老人家添麻煩了。

一家人是那樣的低調，他們從不炫耀家世，與普通市民一樣，一直過著「隱居」鬧市無人知的生活，在平凡、平靜、平常中度過了每一天，他們的日子雖然過得平淡，甚至寒磣，但他們從來沒有任何抱怨，那一種滲透肌膚的陽光與向上讓世人感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葉劍英、華國鋒等人在毛澤東葬禮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1978轉折》，葉永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華夏出版社聯合出版

張春橋不僅對王洪文如此說，對姚文元也如此說。

話記錄上有這樣的記載：

文元同志電話：你們處理各省市在追悼會上的重要講話、表態，不要怕重複。重要的都要寫進去。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者，要有類似的話。

中，全部都提及了「按既定方針辦」。

這麼一來，中國大大小小的報紙上，印滿黑體字「按既定方針辦」。《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針辦」作頭版通欄標題。「按既定方針辦」是“上海一千萬人民的戰鬥誓言”之類的話，也不斷見報。

華國鋒看到報紙上天天在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針辦」，又風聞張春橋說是毛澤東臨終“拉著”張春橋的手說的，開始意識到這句話背後的嚴重事態。

這樣，華國鋒和葉劍英商議後，在9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汪東興出面，對「按既定方針辦」提出了異議。

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監獄接受審訊時，這麼交待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交鋒：

姚文元：討論時，汪東興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宣傳中央兩個文件。還有一些別的話，語言比較激烈。我自己當時比較麻木，因為從他的發言中，我應該感覺到他對「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有意見了。但當時汪東興也沒有說這句話本身錯了。

審判員：吳桂賢都講了些什麼？

姚文元：她說「按既定方針辦」是華主席在計劃會議上講的。還說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要用生命保衛“文化大革命”一類激烈的話。隨後，吳德、汪東興又講了一段強調政治局要擁護華主席的話。

中給華國鋒硬安上這句話。

華國鋒不能不說話了。

10月2日，當時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31屆會議上的發言》送審稿送到華國鋒那裏審批時，華國鋒發覺這一發言稿中多處寫著「按既定方針辦」，就把這些話統統刪去。

華國鋒特地在送審稿的天頭上寫了這麼一段批示：

劍英、洪文、春橋同志：

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

葉劍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後，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

張春橋雖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卻加上了這麼一段話：

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張春橋玩弄的是口頭上同意，實際上反對。因為華國鋒的批示如果不下達，報紙上天天還在鼓吹「按既定方針辦」，華國鋒的批示不就等於零？

1998年出版的《耿飈回憶錄》，透露了耿飈的親身經歷當時華國鋒怎樣緊急通知已經到達聯合國的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修改發言稿：

話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還有外交部兩位副部長韓念龍、劉振華。我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華國鋒說：「喬冠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我昨天見到這個送審稿時，在稿子上批了幾句話。我說發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話，經我查對，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已去聯合國，他帶去的稿子上並未刪去那句話，你們有什麼辦法？」

研究的結果，由韓念龍、劉振華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中刪去這句話。

韓、劉兩位走後，我問，從字面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差別並不大，為什麼要去掉這句話。

華國鋒說：「毛主席沒有什麼臨終囑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條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麼臨終囑咐，而是針對我彙報的具體問題，對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把六個字改了三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乾的許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了。他們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

臨走時，華國鋒同志對我說：「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裏等著。」

回家後我看到一些相關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開始了。

兩天之後10月4日，事態嚴重化了。這天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所謂「梁效」，也就是“兩校”的諧音。“兩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這兩個大學的“大批判組”是受「四人幫」及其手下的幹將直接指揮的寫作組，是「四人幫」的喉舌，人稱「幫喉舌」。從這「幫喉舌」開張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製了219篇「幫文」。

這一回，「幫喉舌」在《光明日報》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氣寫道：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永遠沿著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這是保證我們的黨永不變修、我們的國家永不變色的戰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本來，篡改毛澤東指示的明明是「四人幫」，這篇「幫文」卻顛倒黑白，矛頭指向華國鋒，聲稱華國鋒“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這篇「幫文」還殺氣騰騰地寫道：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不言而喻，這「修正主義頭子」指的就是華國鋒。

這篇「幫文」見報的當天清早7時，正在熟睡的華國鋒被秘書喊醒，告知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騎自行車趕來，有急事報告。

李鑫緊急求見華國鋒，就是把剛剛出版的《光明日報》送給華國鋒。華國鋒一看「梁效」的這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便明白形勢相當緊張。

李鑫還報告一個重要信息：昨天，江青幾個人在釣魚台吃飯，把他也請去。席間，江青問起毛遠新，從東北調來的部隊已經到達哪裏……

由於李鑫在這關鍵時刻向華國鋒通風報信，所以後來李鑫受到華國鋒的重用。關於李鑫在粉碎「四人幫」時曾出過力，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也曾這樣談及：

在毛澤東逝世後，葉劍英實際上負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聲色，伺機而動。華國鋒與「四人幫」則是你死我活的關係，火併遲早要發生，除非華國鋒甘願臣服於「四人幫」，但華國鋒並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為。在華國鋒左右，此時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的是一個名叫李鑫的人……

華國鋒立即給葉劍英打電話，說是有要事商量。

其實，葉劍英雖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經接到部下的電話，報告今天《光明日報》的異常動向。

於是，在這天夜幕降臨之後，葉劍英驅車前往北京城裏東交民巷新八號院子。那裏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處，如今華國鋒住在那裏。

葉劍英在這關鍵時刻趕來會晤華國鋒。

本來，華國鋒是想過了10月9日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忌日之後，再對「四人幫」動手。可是，《光明日報》上的「幫文」表明，一場惡鬥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葉劍英認為，必須「快打慢」。

於是，在10月6日晚上，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對「四人幫」採取了斷然措施……

耿飈在回憶錄中也這麼提及：

10月4日，我見《光明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登載著署名「梁效」的長篇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讀著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我覺得「四人幫」已舉起了這柄仿造的“尚方寶劍”，一場大決戰就要來臨。

過了一天，華國鋒同志給我打來電話，並派車把我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他親自給我倒了杯茶，然後我們就接著10月2日的話題談了起來。

我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可能會有行動。」

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

我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台，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劃10月8日在長沙開始搞遊行，9日在上海搞遊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為黨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著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遊行慶祝。北京有‘兩校’，還有幾個部頭遊行，逼著那些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跟著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嚴峻了。」

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提名的。」

我聽他這麼說，一方面已意識到這個任務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於一個革命軍人的習慣，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回答說：「堅決完成任務！」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0月10日兩報一刊所發表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不能不這麼寫及：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

這一回，「物歸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頂“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還給了「四人幫」。

不過，也正因為兩報一刊社論中的這句話，泄露了「最大機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