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中午，在附近一家餐館用餐，政治大學主任秘書W先生請客。G君、S君都參加了，還有幾位剛才聽演講的研究生。
G君是大陸研究毛澤東的知名專家，大家的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毛澤東的人格與政治思想等問題上。其間我談到，我來台灣一路上在讀蔣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蔣氏父子身邊四十三年》一書，覺得可以從蔣介石與毛澤東各自在私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性格對兩人作一比較，從中體會兩人在政治上的根本性差異。大家都很感興趣，說願聞其詳，於是我就說了以下的看法。
從蔣介石生活秘書翁元的口述來看，蔣介石晚年怕死怕到了極點。發現尿中有血，就會緊張得半死，臉上也黯淡無光，每次出一點血，就急聲命令讓人送醫生看，即便醫生說沒事，他也還是不放心。翁元說，晚年蔣介石對醫生，就像乖小孩子對父母一樣聽話，可算是任何醫生都喜歡的好病人。
而毛澤東則完全相反。越到晚年他越是固執，即使身體不適，也不願意看醫生，甚至中央政治局被迫做出決定，要他聽醫生的話，他也照樣我行我素「不執行」，有時甚至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說他就是「不信邪」。
從兩人晚年對待疾病的方式中可以看出，蔣介石思維方式中的世俗理性，也就是日常生活理性，還是相當發達，尤其生命將盡時表現得極為明顯。毛的浪漫主義生活態度到了晚年則愈加強烈。
有世俗理性者，做事一般比較有顧忌，多少要受到現實條件、規律制約，對傳統與既存秩序也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種政治家對大眾的「宗教感召力」與精神動員力往往不足。相反，浪漫主義革命政治家則有強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規的制約。這種不受制約的精神元氣使人能衝破許多條條框框，甚至在最困難、最失敗、最沒有希望時，像那個要帶族人走出困境的摩西一樣，對人們產生特殊的感召力，某種情況下，具有這種浪漫人格的政治家甚至真會創造人間奇蹟。但另一方面，這種非理性的浪漫的政治思維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因為它往往導致蔑視現實，甚至蔑視規律。毛澤東不怕生病，不信醫生，不信他所謂的「邪」，與他大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間是有著思維方式與心理習慣上的內在聯繫的。
這時一位台灣教授插話說，毛澤東有著複雜的雙重性格，他不僅僅是浪漫主義者，在政治鬥爭中他是相當現實主義的，對此矛盾如何解釋？我立即想到毛澤東身上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補關係。我說，毛身上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同時存在，其實並不矛盾。如果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競爭壓力，他就會表現出強大的現實主義取向。但他的世俗理性，即以「功效最大化」為考量標尺的工具理性，卻總是只表現在某些層面。毛澤東決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身上有太強烈的詩人氣質，有太多「六經注我」的主觀戰鬥精神、太多非理性的因子。
這種帶著浪漫色彩的非理性，其實他早已有之。但建國以前，在殘酷的政治權力鬥爭的壓力以及外部敵人頻繁的強大挑戰面前，這種非理性因素實際上處於隱性的被抑制的狀態。一旦這些外部壓力消失，他身上被抑制的浪漫主義就會蘇醒並膨脹成為烏托邦主義。得天下日，對毛澤東來說，即是他所鍾愛的浪漫主義出山之時，此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尤其在他的權力與威望達到頂峰之後，現實生活中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的狂放的浪漫精神時，共和國時代的中國人的命運，就會成為他的政治浪漫主義的試驗品。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某種意義上也正是浪漫主義烏托邦試驗的災難。
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鄧小平對中國的貢獻。鄧小平是使中國共產黨人的常識理性得以真正恢復的第一功臣。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烏托邦理想主義的真正的叛逆者。鄧小平說的撥亂反正，其實就是撥烏托邦之亂，反務實政治之正。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也正是在大陸人擺脫了烏托邦心結之後才真正起步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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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江青在交談
本文原載於《炎黃春秋》2008年第8期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毛主席就厭惡見到江青。」這話白紙黑字明白無誤地出現在一本很有影響的出版社出版的名為“口述歷史”的書中。他這樣說，人們能夠相信嗎？如果這樣，誰叫江青當的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即便別人提名，毛澤東能批准嗎？在江青身邊工作人員一次聚會時，我說：我們作為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可以證明這不是事實。我們很多人都看到了，當時（指文革初期）江青主要住釣魚台，下午只要不開會，她幾乎每天都要去看毛主席，即到毛主席那裏去。我還說，江青去看毛主席，或到毛主席那裏去，和別人（包括周總理）不同，因為她是回家啊。至於毛澤東不讓江青到他那裏去，有些厭惡見她，那是70年代以後的事情。據汪東興告訴我們，到1970年代，即文革進行好幾年後，毛主席覺得江青經常來看他，對他的休息和工作是一種打擾，不願意讓她來。有一天毛主席問汪東興，誰能擋住江青不讓她到我這裏來？汪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此後，江青去看毛主席確實受到警衛戰士的阻攔。江青的司機李子元說，有一次，江青要到毛主席的住處中南海游泳池去，當車行至游泳池附近的一個路口時，被值勤的警衛戰士擋住，江青說：“你看我是誰？我回家你怎麼擋？”警衛戰士理直氣壯地說：“這是上面的命令！”氣得江青要打警衛戰士，警衛戰士仍然堅持不讓車過，江青無奈，不得不讓汽車改道，取消了這次“回家”之行。當然對這件事（即毛澤東限制江青到他那裏來）究竟怎麼看？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我們認為說毛澤東文革初期就厭惡見到江青不是事實，是瞎編，這是因為它不符合文革發動的實際進程，不符合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和作用。誰都知道，江青是協助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的幹將和先鋒——急先鋒。文化大革命的引火索和導火線即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就是毛澤東「允許」和“建議”江青去組織的。我們看看毛澤東和江青自己的說法。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了她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過程，她說：「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張春橋同志、姚文元同志為了這個擔了很大的風險啊，還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現代京劇匯演以前，作了調查研究，並且參與了藝術實踐，感覺到文藝評論也是有問題的。我那兒有一些材料，因怕主席太累，沒有給主席看。有一天，一個同志把吳晗寫的《朱元璋傳》拿給主席看。我說：別，主席累得很，他不過是要稿費嘛，要名嘛，給他出版，出版以後批評。我還要批評他的《海瑞罷官》哪！當時主席就駁我說，他要看，而且還說要保護幾個歷史學家。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彭真提出的，他說我把整個歷史學界看成一片黑暗，毫無是處。這真是委屈了我了。我說我能保留我的意見嗎？主席說，你保留意見可以。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裏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保留意見，我才敢於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橋同志每來一次北京，就有人探聽。有個反革命分子判斷說，一定和批判吳晗有關。那是有點關係，但也是搞戲，聽錄音帶，修改音樂。但是卻也在暗中藏著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因為一叫他們知道，他們就要扼殺這篇文章了。」
毛澤東在1967年2月和5月兩次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都談到了組織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情況。
2月3日接見時，毛澤東說（大意）：多少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1962年七千人大會，那時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不鬥爭，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或幾十年，我們就可能變顏色。這篇講話沒有發表，不過那時已看出一些問題。1961年到1965年期間，為什麼說我們有許多工作沒有做好呢？說的不是客氣話，說的是真話。我們過去只抓個別問題，個別人物，1953年冬到1954年鬥了高（崗）、饒（漱石），1959年把彭德懷、黃克誠整下去了。此外，還搞了一些文化、農村、工廠的鬥爭，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你們也是知道的，但沒有解決問題，沒有找出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的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所以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對文化大革命也進行了一些準備。1965年11月，對吳晗發表批判文章（指批判《海瑞罷官》），在北京寫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這個攤子開始是江青他們搞的，當然事先也告訴過我。文章寫好後，交給我看。她（江青）說：只許我看，不能給周恩來、康生看，不然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人也要看。劉、鄧、彭（真）、陸（定一）是反對這篇文章的。文章發表後，全國轉載了，北京不轉載。那時我在上海，我說把文章印成小冊子，各省翻印發行，就是北京不翻印發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水潑不進，針也插不進。
5月接見時，毛澤東又說：「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從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志組織一下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只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上可以，讓江青同志拿回去發表。我建議再讓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議：‘文章就這樣發表，我看不用叫恩來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以後，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登載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
從毛澤東這兩段相當坦率的敘述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他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他怎樣發動文化大革命。而發動文化大革命，只有他和江青兩個人知道，中國共產黨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第三號人物周恩來以及總書記***都蒙在鼓裏。按照毛澤東、江青自己的說法，文化大革命確實——如有人所說——是他們夫妻二人鼓動和搞起來的。我們這樣斷言並不是說，文化大革命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沒有深刻和深遠的原因。同樣我們說，劉少奇、周恩來、***等對發動文化大革命都「蒙在鼓裏」，是指毛澤東說“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應該從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對這一點他們誰都不知道；還指他們沒有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念頭，而當毛澤東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們——不管想通還是沒想通，都是積極表示贊成和支持的。其證明，就是在1966年5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時，他們舉了手（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當時他們，特別是劉少奇、***大概沒有想到會搞到自己頭上，因此他們不僅沒有沉默、反對，而且以他們自己的理解和方式（實際上，也是“左”的）積极參与和領導了初期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也是他們在文革中被更“左”的毛澤東視為犯錯誤和被毛澤東反對、批判與打倒的原因（當然是“近因”，現實的原因）。
原來毛澤東發動批判《海瑞罷官》，本想旗開得勝，一呼百應，結果遇到頑強抵制，這種「出師不利」，對一向強調“慎重初戰”的毛澤東，不能不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這個時候，說“刺激”也許更好些）。於是他又出新招，指示江青請“尊神”，去找林彪。江青解釋說，這就是要藉助和依靠軍隊的力量“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見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結果在1966年2月搞出了一個《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注意：“林彪同志委託” 6個字是毛澤東修改《座談會紀要》時加的），第一次明確發出了進行文化戰線上社會主義大革命的號召，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即“黑線專政”的概念。這個文件（1966年4月10日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批發）是江青走上政治舞台的宣言書。
1966年4月，江青積极參加了（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主持」或“部分主持”了）第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如上所說，此通知5月16日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被稱作《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除了批判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的觀點外，還宣佈：撤銷彭真領導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宣佈：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等。在這個通知上，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江青排在候補中央委員王任重之前，即做第一副組長，這其中的深意即誰的旨意應該說是不言自明的。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又親自給江青寫信，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有些反黨分子……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還講了幾乎跟任何人都不便說的許多“黑話”（毛澤東語）。
1966年7月20日，江青從外地回到北京，住進中央文革小組的大本營釣魚台，公開地以毛澤東代表的身份，同陳伯達、康生等人，風風火火、馬不停蹄地到學校、到機關……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風，點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之火。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即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陳伯達主持大會。關於這次活動，新華社的通訊說“毛主席和林彪、周恩來、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見了他們”——不僅正文這樣說，還上了提要，在這裏居然把江青和毛、林、周並列起來，這說明什麼和意味著什麼。
1966年8月，由於陳伯達生病住院，中共中央於8月30日發出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准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後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擔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次日，即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就是江青主持的。
1966年11月28日，首都舉行「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江青在大會上的講話是主報告，而江青的講話毛澤東做了認真和仔細的修改。謝鏜忠在會上宣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江青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
1967年1月11日，中央軍委發出改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通知：中央軍委決定並經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改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成立新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在中央軍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組長：徐向前；顧問：江青……在這裏江青和徐向前元帥並列。
下面講一件我親歷的1967年「五一勞動節」那天的事情。到1967年5月1日，按照毛澤東說的“文化大革命應該從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開始”，文化大革命進行已經一年半了，就是從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開始，文化大革命也進行快一年了。姑且不論這算不算“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我們只看看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這一年紀念“五一”是在中山公園舉行遊園會，中央領導人（包括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參加。5月1日上午（可能是9點鐘），當中央領導人的車隊要進入中山公園時，受到參加遊園會的群眾隊伍的阻攔，通不過。沒有辦法，毛澤東、林彪等中央領導人到勞動人民文化宮休息。這時江青的護士許春華覺得這是工作人員和毛主席照相的好機會。於是她就跟江青說：“江青同志，我們想和主席照張相。”江青說：“那我去問問主席。”當江青向毛主席提出這件事情時，毛主席爽快地回答：“好，照吧。”在這一次，不僅毛主席和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包括那個寫《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李志綏）和毛主席照了相，據記憶陳伯達的兩個秘書好像也參加了。就我自己說，真是太高興了，和毛主席照相，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遺憾的是，我後來被江青打成“坐探”、“反革命”，這照片也被勒令銷毀了。不去說這些，而我們從這件事情看，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是很親密的。如果不是這樣，即不是很親密，江青會向毛澤東提出工作人員要和他照相的事情嘛，同時，毛澤東怎麼會爽快地答應呢？!
再從文化大革命的實質講，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頭號敵人是劉少奇即所謂「中國的赫魯曉夫」、“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江青是劉少奇專案組最主要的負責人，在製造劉少奇這個全國最大的冤案上，江青態度最堅決，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時間最多，調門也最高——不消說，這些都是符合毛澤東的心愿和要求的。
面對著這樣大量的盡人皆知的事實，說什麼毛澤東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厭惡見到江青」，明顯地站不住腳。連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的《毛澤東傳（1949—1976）》也這樣寫道：“‘文化大革命’初期，出於‘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對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在那幾年能夠到處興風作浪，沒有毛澤東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3—168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