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語氣很嚴厲，他說：香港的情況我很清楚，「香港問題就是一句話，對英國人一點也軟不得。」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講：“對他們背信棄義的做法，必須堅決頂住，決不能讓步。要質問他們，中英協議還算不算數？如果他們一意孤行，我們就要另起爐灶。”
布殊(右一)「巧」遇喬冠華（左二）。左三、四為吳建民、周南
布殊「巧」遇喬老爺
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到聯合國的時候都穿著中山裝。美國報刊說:中國代表團大概都要舉著小紅書，身穿「毛裝」，排列進入聯合國。那時候「文革」還沒完呢！當時規定，正式的宴會，正式的場合，要穿民族服裝，不能穿西裝。我們中山裝是穿了，但沒有排著隊，是舉著小紅書進去的。
記得當時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布殊，當時他還沒當總統，是美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我們去的前幾個星期，他還根據國務院的指示，拚命地拉票反對我們，無論如何不讓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但是，我們已經進沙祖康去了，那時候基辛格也訪華了，雙方不能老是僵在那裏，他也要搞點現實主義，但轉彎子又不好太露痕迹，怎麼辦呢？據說他向聯合國秘書處禮賓官事先打聽好了，中國代表團幾時幾點到聯合國總部。然後他有意識地在大會廳的自動電梯前邊的走廊上跟一個人隨便聊天。等喬冠華一行經過的時候，假裝「偶然」碰見了，然後握手表示歡迎。
老布殊當時態度一下子就變了，非常熱情。大概過了兩三個星期，他邀請我們幾個外交官和有外交官身份的人到紐約州北邊他的私人別墅去吃飯，那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他把夫人、孩子都請出來，和我們一起聊天，一起吃飯。老布殊在聯合國的那段時間，多次主動提出來要中國代表團請他吃飯。
身在龍潭虎穴中
我們到聯合國後，因為找不到房子，開始時住在羅斯福旅館，包租下旅館的二層樓房。等喬冠華他們出席本屆聯大的人員回國後，常駐代表團的人員還住在那裏。但除開會外老關在旅館裏，沒有文娛活動也不行。怎麼辦昵？團領導關心大家，就安排放電影，在旅館走廊裏面放。有一個公務員叫王錫昌，他原來在匈牙利使館當公務員。我們去紐約的人員是配套的，從團長到司機到公務員、廚師全有。住在旅館裏面，公務員的事情就少了。晚上在飯店走廊上放電影，是小王放的。第二天早上，出事了。怎麼回事呢？小王平常每天都起得很早，這天早上很晚不見他起來，大家就敲他門，沒有迴音。然後就打電話，電話也沒有人接。旅館方面有萬能鑰匙，把人找來，用萬能鑰匙一開，發現裏面的鐵鏈子是鎖上的。沖開後一看，人躺在床上，已經涼了，死了。我們馬上叫救護車.美國的救護車來了，一看人死了，調頭就走，說不是他們的事。
我們馬上報告了警察局，跟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也進行了聯繫。他們提出來要解剖，要不然不知道死因是什麼。所以就由我們兩個同志陪同到醫院去解剖。化驗結果發現小王是中毒死的。中國人有喝茶的習慣，有人在熱水瓶里下了毒。小王晚上回去的時候，睡前喝了一杯水。很有可能是台灣特務買通了服務員下的毒。後來大家回到旅館裏，喝水都非常小心。後來我們向美國方面交涉，要他們追查凶手，他們口頭答應了，但最後沒有下文，不了了之。這個事情報到北京，周總理很著急，要我們趕快搬家，讓財政部特批500萬美金，讓我們找房子搬出去。所以我們找到66街林肯中心對面的motel（汽車旅館），立即決定買下來。為了怕人家安竊聽器之類的東西，合同一簽，不等客人全部搬走，我們就往裏搬。空出一間，我們就進去佔一間。
過了一年，我們讓安全部的人帶著儀器去查。就在我那個房間的暖氣包邊上，還有別的房間，找出不少微型竊聽器，還有的是在廁所里找出來的，一共有十幾處。看來有的房間裏原來的客人還沒有走，就被他們安上竊聽器了.國際間公開戰線和隱蔽戰線的鬥爭是很複雜、很尖銳的，可不能夠掉以輕心啊！
劍氣簫心兩未殘
周南、黃過夫婦在紐約
我去聯合國的時候是1971年，就是說我去的時候，還是「文革」的後半段，還沒完。林彪雖然垮台了，但是“四人幫”還在台上。因此，外交部也好，代表團也好，派系鬥爭並沒有停止，有時還很激烈。“老爺”派的人相互之間有矛盾，“老爺”派跟“小姐”派之間有矛盾。（“老爺”，指喬冠華；“小姐”，指王海容、唐聞生）兩邊都想拉我參加，去整對方。鄙人不感興趣，下定決心“不參加”。所以除了開會之外我就關起門來，一個人在房間讀書。我經常到舊書店，一美元能買好幾本簡裝書、舊的小說英文小說等，我買了好多。另外，如果有空，我就去看看博物館，逛逛公園散散步，晚上回到家裏看電視，有一個13台，放的儘是外國名著改編的電影。我就這樣消遣，盡量躲開外界的干擾。那次回國之前，有一個派別的小頭頭和我談話。他在那顛來倒去的，一會兒這派，一會兒那派。我就說:大家都是自己同志，不應該搞這些玩意，還是“和為貴”吧。我當時沒想這是孔夫子講的話。我聽黃華講過，毛主席好像有一次還在延安講過要“和為貴”。
在北京「批林批孔」動員會開過之後，部里就開會組織與會者分組討論。1974年，批判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江青說義大利電影《中國》是反華的片子，其實並不是反華的，是紀實的。駐義大利大使沈平開會那天，“嘩”地一下站起來，連連檢討說:我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不該推薦《中國》這部片子。開會當中有人捅我，說:你不也講過“和為貴”嗎？實際上等於在逼我檢討，那我就不得不檢討了。但檢討完就算了，我還是繼續“不參與”。當時我見到何英，跟何英說:“有精力要用在對外鬥爭上，對於人民內部的事，我的方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不犯人。’這個‘人’講的是自己的同志。”他聽了哈哈大笑，說這是周南哲學，還四處給我宣傳。
報給中央，黃鎮、喬冠華、黃華表示堅決支持、擁護中央，要我給他們起草，發回國內來了。後來，黃華當了外長，喬冠華則挨了批。據說，最後他一定程度上卷進了上層的爭鬥，但是具體什麼樣的情節我不清楚。無論如何，從他一生來講，恐怕還是功大於過的，人無完人嘛！要講起來，包括毛主席在內，哪一個沒有過呀！小平同志很坦率，他跟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毛主席犯的過錯我們都有份，我本人也有份。
外交部辦公廳「行走」
周南與新任港督衛弈信在北京商談香港立法機構選舉問題並達成共識（1989年）
我是1981年11月回到北京的，休息了幾個月。1982年年初，吳學謙接替黃華出任外長。他找到我，讓我幫他起草一份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這樣我就到了辦公廳，負責起草的事。我名義是外交部大使，暫時成了辦公廳「行走」。文件是我找了新聞司幾個會寫東西的同志，又找宦鄉等一起討論，自己動手改了幾遍，部黨委討論了幾遍，主要還是根據小平同志的思想來寫的。小平不是講“和平和發展”是主流嘛！毛主席不是講“世界大戰迫在眉睫”，“一觸即發”，要“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嘛！那個時候，大家估計，世界大戰一時還打不起來。通過外交工作，有可能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於是，我們建議外交政策做一些調整。既不倒向蘇聯，也不倒向美國，不再搞“一條線”了。不同任何大國或集團結盟，而是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總方針。我們是最大的不結盟國家，遇到重大國際問題時，要根據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們國家的利害來考慮中國的態度。
爭取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除了政治外交，同時還要注意經濟外交。這些都提出來了。當時的國務院領導表示讚許，很快就批了。
這個任務結束了以後，到了1982年，我當部長助理了，1984年9月又擔任副部長。首先我分管地區司西歐司，再是一些業務司，如研究室、教育司和翻譯室等，還有港澳辦。後來港澳問題出現了，又成立了一個港澳事務辦公室，實際上，除了日常的西歐各國的外交業務以外，重頭的任務就是香港問題。
小平一怒安天下
我們在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中遇到了一個大一點的問題，就是在實行「高度自治」的同時，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權利，當時首先就提出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一個國家的國防、外交大權，這是主權很重要的方面。那麼，既然國防、外交由我們中央掌握，我們就有權駐軍。英方又百般抗拒，說不要駐軍。駐軍了以後，香港老百姓就嚇壞了，都要移民了。我說:哪裏有這樣的事？你們能駐軍，我們為什麼不能駐軍？他說:我們不一樣啊！英國離香港十萬八千里，萬一有什麼事我們來不了。可你們就在旁邊啊，你們不需要在香港駐軍，你們在廣州、深圳有軍隊就行了。因為中國近，所以不需要駐軍。英國遠，所以要駐軍。這又是一個荒唐的邏輯。英方還說:萬一發生香港受到外國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徵求港府的意見，特區行政長官的意見。他同意了，立法會同意了，你可以暫時來一下，沒有任務了就馬上回去。這又是一個涉及主權問題的重大的爭論。在談判中，我代表中方明確地講；這個問題已經談了多次，你們反對駐軍毫無道理。中央負責香港的防務，必須在香港駐軍。駐軍是主權的體現，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不管英方贊成與否，中國都不會在這個問題上讓步；而且駐軍對香港的繁榮穩定有利無弊，希望英方採取合作的態度，不要再無理取鬧了。對此，小平同志的態度也是十分堅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審閱外交部《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時，就在關於駐軍問題的一條下親批:“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
中國的某某領導人講香港不必駐軍，是中國政府的意見。
正好那時候小平同志接見香港代表團。談話之前，可以允許記者進來在拉著的繩子後面照相，然後退場。那天會前已經把這個事報告給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氣。記者在退場的時候，要出門了，小平說:哎！你們回來！回來！等一等！我還有話講，你們出去給我發一條消息，就說某某，某某講這個……是胡說八道。你們給我辟個謠。胡說八道！香港怎麼能不駐軍呢？駐軍是主權的體現嘛。為什麼中國不能在香港駐軍？英國可以駐軍，我們恢復了主權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駐軍，天下有這個道理嗎？駐軍起碼是主權的象徵吧，連這點權利都沒有，那還叫什麼恢復行使主權哪？必須要駐軍！小平同志震怒了。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來電話了，說奉政府之命緊急約見。我想:是不是跟這個事有關呢？他到了外交部，果然是這個事情。伊文思當時說話很緊張，像唐朝的韓愈講的，有點「口將言而囁嚅」，有些心虛。因為小平同志生氣了，他奉政府之命來談這個事。伊文思說，聽說昨天鄧主任在人民大會堂說Mr x和Mr y胡說八道，英方很關注。伊文思不敢講出具體人的名字。他說:鄧主任的講話在香港各界引起極大的震動。港英當局還是很怕這個問題，希望你們中國政府慎重考慮，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駐軍。我說:你們關注什麼，談判談了很久不就是為了這個問題嘛！我說:你不要再講了，我們講了多次，這是恢復行使主權。國防要中央管，就必須在香港駐軍。鄧主任已經發了脾氣，你還講什麼！他說:我是奉政府之命來表示這個態度。我說:你回去就說中國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沒有談判的餘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不敢再提了，把我們說的話真實地傳回去了。這又是一場嚴重的鬥爭。我後來講，這叫做“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此話是兩千多年前孟夫子講過的。後來小平同志又講了:“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是動亂，也能及時解決。”
英國人開始動作
周南和衛弈信在北京就香港形勢和面臨問題交換意見（1990年）
香港、澳門問題都談完了，1990年《基本法》起草也結束了，也頒佈了，後過渡期也就開始了。在開始的一個階段，中英合作應該說基本還是好的，雖然也有摩擦的時候。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啊！從90年代初特別是1992年開始，中英關係發生了特別明顯的變化。英國在香港問題上從合作為主變成對抗為主。什麼原因？1992年不就是彭定康上任大搞對抗嘛！其實這個問題不自彭定康開始，也不只是彭定康個人的原因。彭定康對香港的態度從根本上講是英國政策改變的問題，就是英國錯誤估計了中國的形勢。這無非是兩個事件，一個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一個是發生了“八九政治風波”。這兩個事件一發生，英國統治階級認為好機會來了。他們認為中國也要步蘇聯的後塵，步東歐的後塵，要垮台。我看了他們英國議會外交委員會的一個內部文件，上面公開地講，說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現行政府能否維持到1997年，是很成問題的，就是說不行了，因此英國的對華政策（包括香港）應有高度的“靈活性”。這個高度靈活性是外交語言，說明了就是要改變原來的協議。他們認為，英國同中國達成的香港問題協議，英國吃虧了。現在機會來了。輿論、議會也鼓噪說在中英《聯合聲明》的問題上，我們“上當了”，英國外交部的官員、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太軟了，“過高地估計了中國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中國的容忍限度”，“犯有遇事從中國角度看問題的過分傾向”，對中國採取了“綏靖政策”，“出賣了香港。”有的鼓噪應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要“同中國人對著干”，還有的直截了當地主張修改甚至廢除中英《聯合聲明》。
對待英國軟不得
應該如何應對英國提出的挑戰呢？當時有人提出各讓一步的主張。這次又是在關鍵的時刻，小平同志講話了。1993年10月，在彭定康已拋出他的「三違反」方案之後，來北京訪問之前，小平同志做了重要指示。
小平同志語氣很嚴厲，他說:香港的情況我很清楚，「香港問題就是一句話，對英國人一點也軟不得。」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講:“對他們背信棄義的做法，必須堅決頂住，決不能讓步。要質問他們，中英協議還算不算數？如果他們一意孤行，我們就要另起爐灶。”“另起爐灶”這是小平講的。小平同志還講了更重要的一句話:“我在1982年見戴卓爾夫人時提到必要時在另外的時問、採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講話，今天仍然有效。”小平還加了一句:“另外的方式，就不是和平的方式了。”他又說:“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包括軍事方面的準備工作。”接著，在會見一些香港知名人士時，他又敏銳地指出:“這仍然是個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他說:“英國人最近要從政治入手，搞‘政治民主化’來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97後英國仍然要管理香港。”“這種訛詐的方式和主張，是嚇不倒中國人的。中國人在主權問題上不會放過一分一毫，更不用說一寸。”他還指出:“在香港問題上，我們已經讓得夠多了，不能夠再讓了。愈讓愈複雜，要引起動亂。”這些話是1992年下半年講的。由於小平同志講了話，所以彭定康在其方案公佈後到北京碰了一鼻子灰，接見他的中方官員也都相應地對他做了嚴厲的批評。從此就展開了中英雙方的全面論戰。
後來，戴卓爾夫人在吉隆坡召開了英聯邦首腦會議，號召英聯邦各國干預香港事務。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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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16年前的今天，1997年2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北京逝世。鄧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早年赴歐洲勤工儉學，並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開始革命生涯。歸國後，他全身心地投入黨領導的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鬥爭。他所倡導的「改革開放」及“一國兩制”政策理念，改變了20世紀後期的中國，也影響了世界。鄧小平一生為革命奮鬥七十多年，可謂波瀾壯闊，多姿多彩。他經歷了三起三落的人生曲折，留下了三進三出中南海的驚世傳奇經歷……[我來說兩句]
鄧小平
毛澤東點將鄧小平一進中南海 林彪一號令鄧小平一出中南海
鄧小平一進中南海，歷時最長，達十七年之久。
共和國建立伊始，急需經濟建設的尖端領導人。挑選什麼樣的人才進京領導經濟建設，成為毛澤東思考中首當其衝的問題。他慧眼識英雄，選中了鄧小平這位蓋世奇才。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友誼源遠流長。早在中央蘇區時，鄧小平就因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而被打成江西「羅明路線」的頭號代表，經歷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曲折。在以後的長期革命戰爭中，他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建立了赫赫戰功。他與劉伯承率“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掀開了解放戰爭大反攻的序幕。他同劉伯承、賀龍等率領大軍勝利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戰略任務，此後，便在西南這塊土地上建立了新的功勛。
在西南那片百廢待興的土地上，鄧小平在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不到三年的時間裡，廣泛發動群眾，順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項社會改革，謹慎穩妥地消除了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促進了民族團結，加強了各級政權的民主建設，創造出穩定的局面。他迅速恢復工農業生產，果敢地作出了修建成渝鐵路的決定，並於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全線通車。短短几年裏，大西南的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他的突出政績，顯示了領導經濟建設的卓越才能，為一進中南海奠定了基礎。
善於慧眼識英雄、大膽任幹部的毛澤東，對鄧小平深感興趣，決定把這位難得的人才調進中央擔任更為重要的職務。
已入初秋的重慶，還是艷陽高照，熱浪灼人。１９５２年８月初的一天，重慶市顯得特別的喧鬧。上午十時，十幾輛各式各樣的小汽車，從西南局機關所在地曾家岩出發，向機場疾馳而去。鄧小平在送行人員的陪同下，健步走向舷梯。他看著美麗的重慶，告別了西南局黨政軍領導和父老鄉親們，登上一架伊爾飛機。伴隨一陣轟鳴的馬達聲，飛機騰空，躍上藍天。鄧小平俯瞰著祖國西南的大好河山，一種留戀之情油然而生。
兩小時後，飛機停在北京西郊機場。中央辦公廳前來迎接的工作人員，把鄧小平帶到等候多時的黑色小轎車內，直奔西直門大街，駛向故宮博物院的景山旁邊為鄧小平安排好的新家。這是一座樓舍的四合院，與聶榮臻的住宅前後毗連。聶榮臻也是四川人，他們一家對老鄉鄧小平一家的到來，自然十分高興，兩家和睦相處，關係友好。
不久，鄧小平一家人搬進中南海，住在懷仁堂西邊的一所陳舊的宮廷宅院３號院裏。懷仁堂共有四個大院落，是典型的皇家四合院，一圍朱牆，青磚房飛檐灰瓦。
在這個大院落里，分別住著李富春、譚震林、陳毅和鄧小平四位開國元勛。
在懷仁堂的東邊，也有兩個大院，住著董必武、王稼祥兩家。在懷仁堂的後面，還有一個院子，住著劉少奇一家。
懷仁堂里，住的都是一個個革命的大家庭。
８月７日，鄧小平剛進京幾天，便在中央政務院召開的會議上，被選舉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從此開始了中國國家領導人的生涯。他的上級是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周恩來、鄧小平這對當年曾經在上海和法國巴黎共同戰鬥過的夥伴，又開始了新的合作。
周恩來是著名的外交家。鄧小平來到他的身邊工作並成為政務院的發言人，因而很快登上了國際舞台，從此名揚海內外。
鄧小平一進中南海，便因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而初露鋒芒，地位在短時間內不斷提高。由於在維護黨的團結，反對高崗、饒漱石的鬥爭中立了功，鄧小平１９５４年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並接任了饒漱石的中央組織部長職務，還擔任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在１９５５年黨的七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和林彪一起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黨的八屆一次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當時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與現在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不是同一職務，那時黨的最高領導人是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作者注）。這年，他才５２歲，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共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從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５年的十年時間裡，鄧小平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積極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積累了經濟建設的重要經驗。這一時期，鄧小平一直處在第一線協助毛澤東、劉少奇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參與中央和國家的重大決策，在多方面提出過重要的正確主張，顯示了領導人的卓越才能和睿智。
鄧小平的上升，引起野心家林彪的極度不安。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鄧小平一家經歷了無數的凌辱和折磨，遭受了林彪一夥的殘酷迫害。鄧小平被污衊為「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家中無數次被“紅衛兵”查抄。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鄧小平的五個子女被迫離開中南海，先是在各自的學校挨批鬥，後來都被趕出學校，鄧朴方就是在此時致殘的。
１９６９年春，黨的「九大」召開，在“文革”中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的林彪當上了黨中央惟一的副主席。這意味著毛澤東為統帥、林彪為副統帥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已經徹底摧毀了以劉少奇為首、鄧小平為副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隨著「勝利」的到來，林彪利令智昏，背著黨中央和毛澤東，以蘇聯要突然襲擊北京為借口，擅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這便是臭名昭著的“林彪一號令”。這個“林彪一號令”，實質上是林彪圖謀政變的一次預演，他要檢驗自己“副統帥”的號令靈不靈。同時，通過「一號令」，以戰備疏散為名，把軍隊的老同志趕出北京，為實現他篡黨奪權的陰謀掃除障礙。
於是，朱德、李富春被迫流放到廣東從化縣，陳毅被「疏散」到了石家莊，葉劍英被趕到長沙，聶榮臻無奈去了邯鄲，劉少奇被押送到開封，陶鑄被押送去了合肥，鄧小平被流放到了江西新建縣。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６日，一輛載著鄧小平、卓琳和繼母夏伯根的汽車開出了中南海。鄧小平懷著沉重的心情，凝視著懷仁堂的寂靜，離開了居住十七年的中南海。
周恩來啟賢鄧小平二進中南海 毛遠新進饞鄧小平二出中南海
鄧小平二進中南海，歷時最短，僅僅三年。
他的復出和重返中南海，既緣於他自身的努力，也與周恩來、王震的極力推薦分不開。林彪滅亡後，他先後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為自己復出創造了條件；王震和周恩來的先後力薦，為鄧小平復出立下了功勞。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罕。此時的鄧小平，還在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接受監督勞動。當他聽完關於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等文件的傳達後，心情沉重地回到家裏，憤怒地說：「林彪不滅，天理難容！」
這幾天，鄧小平想得很多，想得很遠。他非常清楚地覺察到了，毛澤東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使黨和國家元氣大傷，現在到了該結束這場運動，把精力投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了……於是，他立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４０００多字的信，在聽完傳達的第三天寄往了北京。鄧小平在信中揭露林彪一夥的反革命罪行，並向毛澤東檢查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表達了自己願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重新工作的強烈願望，他在信中對毛澤東說：「自己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已經５年了，但覺得身體還好，雖然已經６８歲了，還可以做一些技術性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做一些事情，以求補過於萬一。」他沒有別的要求，靜候毛澤東和中央的指示。
林彪集團的垮台，給中國的政局帶來一些微妙的變化，被林彪打倒的一批名將，有些人開始被啟用，恢復了軍權，如葉劍英擔任了中央軍委秘書長。周恩來重新被毛澤東重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些，成為鄧小平二進中南海的歷史契機。
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後，顯示了非凡的領導才華。他不僅巧妙地把被林彪集團攫取的權力收了回來，還想啟用具有非凡才華的鄧小平。他很清楚，鄧小平的復出有兩個難題：一是，鄧小平是毛澤東同意打倒的，如果啟用，毛澤東是否同意？二是，即使毛澤東同意，江青等人也會極力阻撓。因此，周恩來沒有貿然向毛澤東建議鄧小平復出的事，而是等待著時機的到來。
這一天終於來了。毛澤東看了鄧小平的來信後，有些激動。從此，他心裏經常想起蘇區一同受制於王明「左」傾路線的老戰友鄧小平。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毛澤東破例參加了陳毅元帥的追悼會。開追悼會之前，毛澤東對休息室里在座的領導同志，講了許多意味深長的話，同時談到鄧小平的問題。
這年８月，鄧小平經過深思熟慮，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轉交。毛澤東看了這封信後，沉思良久，拿起毛筆，在鄧小平的信上籤了這麼一段話：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戰功。除此以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毛澤東的這一批示，實際上是重新啟用鄧小平的一個信號，為鄧小平的復出打開了通道。周恩來很清楚，毛澤東打倒誰，重用誰，都是從輿論開始的，讓人們有個思想準備。
恰巧，也是被林彪「一號令」趕到江西東鄉縣紅星墾殖場勞動的王震，１９７２年秋回到了北京。他利用彙報工作的機會，詳細地向中央介紹了鄧小平在江西勞動的情況，極力建議毛澤東儘早啟用鄧小平。
周恩來抓住這極好的時機，頂住江青、康生和張春橋的巨大壓力，於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主持了政治局會議，討論啟用鄧小平的問題。會上，周恩來為代表的一派與以江青為代表的一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由於周恩來有毛澤東的批示這把「尚方寶劍」在手，葉劍英和李先念等老同志也旗幟鮮明地擁護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四人幫」迫於無奈，只好同意啟用鄧小平。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９日清晨，鄧小平告別長達三年之久的貶地江西省新建縣，第二次進入中南海這個神聖的地方。
經毛澤東、周恩來提議，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正式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４月１２日，中國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的招待會，宴請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鄧小平突然出現在領導人的行列里。這是鄧小平復出後第一次在重要場合公開露面。鄧小平泰然自若，迎接著一切新的挑戰。
僅僅過了幾個月，毛澤東就賦予了鄧小平更為重要的責任。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宣佈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對大家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這個決定一宣佈，有人高興有人愁。於是，毛澤東轉身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棉裏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
１９７４年４月，根據毛澤東提議，鄧小平出席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從此，鄧小平走向世界。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顯然，這是為周恩來之後的國務院總理的人選做出安排。此外，在四屆人大召開前的人事安排問題上，毛澤東挫敗了王洪文、江青等「四人幫」的陰謀，親自點將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這一切，無不表明此時的鄧小平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四屆人大結束後，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代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並實際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從此以後，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大膽地開展各項工作，與「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１９７５年１月起，鄧小平以一種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對文化大革命以來造成的全國混亂，堅定地、有步驟地進行了全面整頓，使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鄧小平的全面整頓，也為１９７６年群眾覺醒的偉大的“四五運動”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是後來我們党進行的撥亂反正偉大鬥爭的先導，從思想和組織上為改革開放做了重要的準備。
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勢必要觸動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系統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毛澤東是不會答應的。因為，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大事之一。一件是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另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這是驚天動地的「反修防修」的“史無前例”的成功之舉，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雖然他自己也已經覺察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些問題，但他認為，畢竟是功大於過，即便有錯，也不允許別人來說，更不容忍別人來系統糾正。
「四人幫」正是抓住這個問題，利用毛澤東心愛的侄子毛遠新，在毛澤東面前進饞，對鄧小平進行誣陷，從而再一次把鄧小平打倒。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日上午，毛遠新進見毛澤東。年邁多病的毛澤東，躺在床上問毛遠新：「外面很冷嗎？又是狂風大作？」秉承江青“媽媽”旨意的毛遠新，抓住機會向毛澤東報告：“主席，今天外面的風不大，但令人感到有另外一股風。”“這股風，我在省里工作時就感覺到了，主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一聽，竟然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立即警覺起來，叫毛遠新說下去。
毛遠新便將鄧小平的幾條「罪狀」和盤托出：“第一，對文化大革命怎樣看？主流，支流，十個指頭，三七開還是倒三七，肯定還是否定？第二，……”毛遠新一口氣說了若干條，讓毛澤東頓感問題的嚴重性。見此，毛遠新又繼續進饞：“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主席講的三項指示，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上去了。”
毛遠新講的主席的「三項指示」，就是“要學習理論，弄通馬列主義，反修防修；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而現在，排在前面的兩項都不要了，這怎麼能不讓毛澤東擔心呢？
毛遠新見毛澤東雙眉緊揍，說出了自己的「憂慮」：“外面擔心中央，怕出反覆。”
這時，毛澤東仍對鄧小平抱一線希望，他要通過毛遠新去找鄧小平談話，讓他回心轉意。毛遠新這位特殊的聯絡員奉「最新指示」組織會議，不料，鄧小平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不認錯。會後，毛遠新立即向毛澤東作了添油加醋的彙報。
於是，毛澤東決定召開政治局會議，對文化大革命統一認識，但毛澤東並沒有要把鄧小平打倒的意思，只是要鄧小平主持會議作出一個決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來個「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然而，就在這個骨節眼上，毛遠新秉承江青的旨意，對毛澤東陽奉陰違，將開會的目的透露給江青。江青一夥以自己的勢力左右著中央政治局，根據“聯絡員”毛遠新傳達的毛澤東指示，召開緊急會議，對鄧小平進行錯誤的批判。
在「四人幫」的攻擊下，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停止了鄧小平的一切工作。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了「打招呼」會議，宣讀了由毛遠新整理、毛澤東批准的《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開始了反擊“右傾反案風”。「打招呼」實為“批鄧”的代名詞，從此，全國吹響了“批鄧”的進軍號角。
台傳出哀樂，播音員用低沉的音調念著周恩來去世的訃告。「四人幫」按照他們的預謀，在粗暴干預人民群眾悼念周恩來的同時，變本加厲地誣陷迫害鄧小平。
４月５日，天安門爆發了反對「四人幫」、悼念周恩來的群眾運動。「四人幫」把鄧小平當作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僅僅過了兩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宣讀並通過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老驥伏櫪，壯心不已。壯志未酬，斯人離去。帶著無奈，承受著內心深處的隱痛，鄧小平第二次被「趕出」中南海。
老元帥力薦鄧小平三進中南海 廢除終身制鄧小平三出中南海
鄧小平三進中南海，直到退休，歷時十二年，這是他三進中南海中最為輝煌的一次，成為一代偉人，永載史冊。
１９７６年的金秋，黨和人民一舉粉碎了禍國殃民的「四人幫」。歷經十年動亂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也為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提供了可能。
青山遮不住，必竟東流去。在葉劍英、陳雲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力薦下，經過黨內激烈鬥爭，以及社會各界群眾的強烈要求，在１９７７年７月召開的中央十屆三中全會上，一致通過了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的決議。
於是，鄧小平肩負著十億人民的重託，第三次邁進中南海。
一個民族復興的夢，在七十年代末開始展現。中國大地再一次顯露出新的勃勃生機。
鄧小平在第三次復出前，就針對華國鋒仍然堅持「階級鬥爭為綱」和“兩個凡是”的錯誤，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開始在思想上撥亂反正。在他的大力支持下，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在全國興起了一場恢復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為進一步解放思想和撥亂反正創造了理論前提和社會環境。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此會議，標誌著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的又一次偉大轉折。它不僅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後兩年的徘徊，而且從根本上清除了由實踐證明對黨和人民事業極為有害的錯誤思想，確定了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原則，制定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邁開了關鍵的一步。鄧小平也因此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大江南北，中國人民一下子就邁開了雙腳，大踏步奔向前方，走上了幸福的道路。在中國，山還是那片山，海還是那片海，人還是那些人，可是，沒有過多少年，鄧小平把中國帶進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這就不會讓你感到奇怪，為什麼在１９８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３５周年的閱兵儀式上，北京大學的莘莘學子會打出「小平你好」的橫幅了！
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功高蓋世，譽滿全球。
美國《時代》周刊繼１９７８年第一次評選鄧小平為封面人物後，１９８５年第二次評選鄧小平為新聞人物。１９８５年，世界３０多個國家的３０００多名青年，共同選舉鄧小平為「十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第一位。據北京１９８６年對８０００份問卷的社會調查統計，鄧小平為中國青年“最喜歡的在世領導人”。他的得票數在國內外政治家中佔７１．８％，在中國政治家中佔８７．５２％。１９８６年１１月，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將一枚該交易所的徽章送給了鄧小平，據說，世界上得到該交易所徽章的人，只有鄧小平和里根總統兩人。有了這個徽章，就可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暢通無阻。由於對中國和第三世界科學發展的傑出貢獻，１９８７年，８３歲的鄧小平被授予第三世界科學院特別榮譽獎。１９８９年２月，世界橋牌聯合會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向中國橋牌協會榮譽主席鄧小平頒發了該聯合會最高榮譽獎———金獎。
鄧小平不僅以巨大的勇氣實行了經濟體制的改革，而且著手實行了政治體制改革。最為令人欽佩的是，他自己帶頭實踐領導體制改革，廢除領導職務的終身制。
此前，中央領導人無一不是在工作崗位上去世的。外國人講中國實行的是老人政治。的確，我們也可以看到，座在主席台上的，大多是白髮皤然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深深懂得，選拔德才兼備的年輕幹部，充實各級領導班子，需要通過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來實現。因此，他在領導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全面改革的初期，就把政治體制的改革提上了議事日程。
早在１９８０年，他就在中央政局會議上做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對政治體制的改革提出了系統的思想，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解決從長遠著想、交接班的問題，以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鄧小平是這樣說的，也帶頭這樣做。
１９８９年冬，中南海正在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把一份辭職信擺在幾位常委的面前。大家立即對鄧小平的做法顯露出崇敬之情。鄧小平的辭職信這樣寫道：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請求辭去現在擔任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
１９８０年我就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近年來，不少老同志已相繼退出了中央領導崗位。１９８７年，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為了身體力行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願望。當時，中央反覆考慮我本人和黨內外的意見，決定同意我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的職務，退出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顧問委員會；決定我留任黨和國家的軍委主席的職務。此後，當中央的領導集體就重大問題徵詢我的意見時，我也始終尊重和支持中央領導集體多數同志的意見。但是，我堅持不再過問日常工作，並一直期待著儘早完成新老交替，實現從領導崗位完全退下來的願望。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出的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領導集體，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經過慎重考慮，我想趁自己身體還健康的時候辭去現任職務，實現夙願。這對黨、國家和軍隊的事業是有益的。懇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請求。我也將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辭去國家軍委主席的請求。
作為一個為共產主義事業和國家的獨立、統一、建設、改革事業奮鬥了幾十年的老黨員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屬於黨、屬於國家的。退下來以後，我將繼續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我們黨、我們國家和我們軍隊所取得的成就是幾代人努力的結果。我們的改革開放事業剛剛起步，任重而道遠，前進中還會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堅信，我們一定能夠戰勝各種困難，把先輩開創的事業一代代發揚光大。中國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來，就一定有能力永遠巋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這是一封多麼懇切而又感人的辭職信啊！１１月９日晚，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五中全會關於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消息一經傳出，便震驚中外，贏得了廣泛的讚揚和人民群眾的由衷敬意。
鄧小平退休了，但他的名字，他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幸福而建立的卓著功勛，永遠銘刻在共和國的歷史上，永遠銘刻在全中國人民的心中！
就這樣，鄧小平第三次退出中南海。在黨的十五大上，鄧小平理論被當做黨的指導思想寫進黨章，指引著中國人民繼續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