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語氣很嚴厲，他說：香港的情況我很清楚，「香港問題就是一句話，對英國人一點也軟不得。」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講：“對他們背信棄義的做法，必須堅決頂住，決不能讓步。要質問他們，中英協議還算不算數？如果他們一意孤行，我們就要另起爐灶。”
布殊(右一)「巧」遇喬冠華（左二）。左三、四為吳建民、周南
布殊「巧」遇喬老爺
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到聯合國的時候都穿著中山裝。美國報刊說:中國代表團大概都要舉著小紅書，身穿「毛裝」，排列進入聯合國。那時候「文革」還沒完呢！當時規定，正式的宴會，正式的場合，要穿民族服裝，不能穿西裝。我們中山裝是穿了，但沒有排著隊，是舉著小紅書進去的。
記得當時最有意思的就是老布殊，當時他還沒當總統，是美國常駐聯合國的代表。我們去的前幾個星期，他還根據國務院的指示，拚命地拉票反對我們，無論如何不讓中國恢復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但是，我們已經進沙祖康去了，那時候基辛格也訪華了，雙方不能老是僵在那裏，他也要搞點現實主義，但轉彎子又不好太露痕迹，怎麼辦呢？據說他向聯合國秘書處禮賓官事先打聽好了，中國代表團幾時幾點到聯合國總部。然後他有意識地在大會廳的自動電梯前邊的走廊上跟一個人隨便聊天。等喬冠華一行經過的時候，假裝「偶然」碰見了，然後握手表示歡迎。
老布殊當時態度一下子就變了，非常熱情。大概過了兩三個星期，他邀請我們幾個外交官和有外交官身份的人到紐約州北邊他的私人別墅去吃飯，那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他把夫人、孩子都請出來，和我們一起聊天，一起吃飯。老布殊在聯合國的那段時間，多次主動提出來要中國代表團請他吃飯。
身在龍潭虎穴中
我們到聯合國後，因為找不到房子，開始時住在羅斯福旅館，包租下旅館的二層樓房。等喬冠華他們出席本屆聯大的人員回國後，常駐代表團的人員還住在那裏。但除開會外老關在旅館裏，沒有文娛活動也不行。怎麼辦昵？團領導關心大家，就安排放電影，在旅館走廊裏面放。有一個公務員叫王錫昌，他原來在匈牙利使館當公務員。我們去紐約的人員是配套的，從團長到司機到公務員、廚師全有。住在旅館裏面，公務員的事情就少了。晚上在飯店走廊上放電影，是小王放的。第二天早上，出事了。怎麼回事呢？小王平常每天都起得很早，這天早上很晚不見他起來，大家就敲他門，沒有迴音。然後就打電話，電話也沒有人接。旅館方面有萬能鑰匙，把人找來，用萬能鑰匙一開，發現裏面的鐵鏈子是鎖上的。沖開後一看，人躺在床上，已經涼了，死了。我們馬上叫救護車.美國的救護車來了，一看人死了，調頭就走，說不是他們的事。
我們馬上報告了警察局，跟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也進行了聯繫。他們提出來要解剖，要不然不知道死因是什麼。所以就由我們兩個同志陪同到醫院去解剖。化驗結果發現小王是中毒死的。中國人有喝茶的習慣，有人在熱水瓶里下了毒。小王晚上回去的時候，睡前喝了一杯水。很有可能是台灣特務買通了服務員下的毒。後來大家回到旅館裏，喝水都非常小心。後來我們向美國方面交涉，要他們追查凶手，他們口頭答應了，但最後沒有下文，不了了之。這個事情報到北京，周總理很著急，要我們趕快搬家，讓財政部特批500萬美金，讓我們找房子搬出去。所以我們找到66街林肯中心對面的motel（汽車旅館），立即決定買下來。為了怕人家安竊聽器之類的東西，合同一簽，不等客人全部搬走，我們就往裏搬。空出一間，我們就進去佔一間。
過了一年，我們讓安全部的人帶著儀器去查。就在我那個房間的暖氣包邊上，還有別的房間，找出不少微型竊聽器，還有的是在廁所里找出來的，一共有十幾處。看來有的房間裏原來的客人還沒有走，就被他們安上竊聽器了.國際間公開戰線和隱蔽戰線的鬥爭是很複雜、很尖銳的，可不能夠掉以輕心啊！
劍氣簫心兩未殘
周南、黃過夫婦在紐約
我去聯合國的時候是1971年，就是說我去的時候，還是「文革」的後半段，還沒完。林彪雖然垮台了，但是“四人幫”還在台上。因此，外交部也好，代表團也好，派系鬥爭並沒有停止，有時還很激烈。“老爺”派的人相互之間有矛盾，“老爺”派跟“小姐”派之間有矛盾。（“老爺”，指喬冠華；“小姐”，指王海容、唐聞生）兩邊都想拉我參加，去整對方。鄙人不感興趣，下定決心“不參加”。所以除了開會之外我就關起門來，一個人在房間讀書。我經常到舊書店，一美元能買好幾本簡裝書、舊的小說英文小說等，我買了好多。另外，如果有空，我就去看看博物館，逛逛公園散散步，晚上回到家裏看電視，有一個13台，放的儘是外國名著改編的電影。我就這樣消遣，盡量躲開外界的干擾。那次回國之前，有一個派別的小頭頭和我談話。他在那顛來倒去的，一會兒這派，一會兒那派。我就說:大家都是自己同志，不應該搞這些玩意，還是“和為貴”吧。我當時沒想這是孔夫子講的話。我聽黃華講過，毛主席好像有一次還在延安講過要“和為貴”。
在北京「批林批孔」動員會開過之後，部里就開會組織與會者分組討論。1974年，批判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江青說義大利電影《中國》是反華的片子，其實並不是反華的，是紀實的。駐義大利大使沈平開會那天，“嘩”地一下站起來，連連檢討說:我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不該推薦《中國》這部片子。開會當中有人捅我，說:你不也講過“和為貴”嗎？實際上等於在逼我檢討，那我就不得不檢討了。但檢討完就算了，我還是繼續“不參與”。當時我見到何英，跟何英說:“有精力要用在對外鬥爭上，對於人民內部的事，我的方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不犯人。’這個‘人’講的是自己的同志。”他聽了哈哈大笑，說這是周南哲學，還四處給我宣傳。
報給中央，黃鎮、喬冠華、黃華表示堅決支持、擁護中央，要我給他們起草，發回國內來了。後來，黃華當了外長，喬冠華則挨了批。據說，最後他一定程度上卷進了上層的爭鬥，但是具體什麼樣的情節我不清楚。無論如何，從他一生來講，恐怕還是功大於過的，人無完人嘛！要講起來，包括毛主席在內，哪一個沒有過呀！小平同志很坦率，他跟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說:毛主席犯的過錯我們都有份，我本人也有份。
外交部辦公廳「行走」
周南與新任港督衛弈信在北京商談香港立法機構選舉問題並達成共識（1989年）
我是1981年11月回到北京的，休息了幾個月。1982年年初，吳學謙接替黃華出任外長。他找到我，讓我幫他起草一份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這樣我就到了辦公廳，負責起草的事。我名義是外交部大使，暫時成了辦公廳「行走」。文件是我找了新聞司幾個會寫東西的同志，又找宦鄉等一起討論，自己動手改了幾遍，部黨委討論了幾遍，主要還是根據小平同志的思想來寫的。小平不是講“和平和發展”是主流嘛！毛主席不是講“世界大戰迫在眉睫”，“一觸即發”，要“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嘛！那個時候，大家估計，世界大戰一時還打不起來。通過外交工作，有可能為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於是，我們建議外交政策做一些調整。既不倒向蘇聯，也不倒向美國，不再搞“一條線”了。不同任何大國或集團結盟，而是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總方針。我們是最大的不結盟國家，遇到重大國際問題時，要根據問題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們國家的利害來考慮中國的態度。
爭取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除了政治外交，同時還要注意經濟外交。這些都提出來了。當時的國務院領導表示讚許，很快就批了。
這個任務結束了以後，到了1982年，我當部長助理了，1984年9月又擔任副部長。首先我分管地區司西歐司，再是一些業務司，如研究室、教育司和翻譯室等，還有港澳辦。後來港澳問題出現了，又成立了一個港澳事務辦公室，實際上，除了日常的西歐各國的外交業務以外，重頭的任務就是香港問題。
小平一怒安天下
我們在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中遇到了一個大一點的問題，就是在實行「高度自治」的同時，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權利，當時首先就提出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一個國家的國防、外交大權，這是主權很重要的方面。那麼，既然國防、外交由我們中央掌握，我們就有權駐軍。英方又百般抗拒，說不要駐軍。駐軍了以後，香港老百姓就嚇壞了，都要移民了。我說:哪裏有這樣的事？你們能駐軍，我們為什麼不能駐軍？他說:我們不一樣啊！英國離香港十萬八千里，萬一有什麼事我們來不了。可你們就在旁邊啊，你們不需要在香港駐軍，你們在廣州、深圳有軍隊就行了。因為中國近，所以不需要駐軍。英國遠，所以要駐軍。這又是一個荒唐的邏輯。英方還說:萬一發生香港受到外國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徵求港府的意見，特區行政長官的意見。他同意了，立法會同意了，你可以暫時來一下，沒有任務了就馬上回去。這又是一個涉及主權問題的重大的爭論。在談判中，我代表中方明確地講；這個問題已經談了多次，你們反對駐軍毫無道理。中央負責香港的防務，必須在香港駐軍。駐軍是主權的體現，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不管英方贊成與否，中國都不會在這個問題上讓步；而且駐軍對香港的繁榮穩定有利無弊，希望英方採取合作的態度，不要再無理取鬧了。對此，小平同志的態度也是十分堅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審閱外交部《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時，就在關於駐軍問題的一條下親批:“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
中國的某某領導人講香港不必駐軍，是中國政府的意見。
正好那時候小平同志接見香港代表團。談話之前，可以允許記者進來在拉著的繩子後面照相，然後退場。那天會前已經把這個事報告給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氣。記者在退場的時候，要出門了，小平說:哎！你們回來！回來！等一等！我還有話講，你們出去給我發一條消息，就說某某，某某講這個……是胡說八道。你們給我辟個謠。胡說八道！香港怎麼能不駐軍呢？駐軍是主權的體現嘛。為什麼中國不能在香港駐軍？英國可以駐軍，我們恢復了主權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駐軍，天下有這個道理嗎？駐軍起碼是主權的象徵吧，連這點權利都沒有，那還叫什麼恢復行使主權哪？必須要駐軍！小平同志震怒了。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來電話了，說奉政府之命緊急約見。我想:是不是跟這個事有關呢？他到了外交部，果然是這個事情。伊文思當時說話很緊張，像唐朝的韓愈講的，有點「口將言而囁嚅」，有些心虛。因為小平同志生氣了，他奉政府之命來談這個事。伊文思說，聽說昨天鄧主任在人民大會堂說Mr x和Mr y胡說八道，英方很關注。伊文思不敢講出具體人的名字。他說:鄧主任的講話在香港各界引起極大的震動。港英當局還是很怕這個問題，希望你們中國政府慎重考慮，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駐軍。我說:你們關注什麼，談判談了很久不就是為了這個問題嘛！我說:你不要再講了，我們講了多次，這是恢復行使主權。國防要中央管，就必須在香港駐軍。鄧主任已經發了脾氣，你還講什麼！他說:我是奉政府之命來表示這個態度。我說:你回去就說中國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沒有談判的餘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不敢再提了，把我們說的話真實地傳回去了。這又是一場嚴重的鬥爭。我後來講，這叫做“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此話是兩千多年前孟夫子講過的。後來小平同志又講了:“在香港駐軍還有一個作用，可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是動亂，也能及時解決。”
英國人開始動作
周南和衛弈信在北京就香港形勢和面臨問題交換意見（1990年）
香港、澳門問題都談完了，1990年《基本法》起草也結束了，也頒佈了，後過渡期也就開始了。在開始的一個階段，中英合作應該說基本還是好的，雖然也有摩擦的時候。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啊！從90年代初特別是1992年開始，中英關係發生了特別明顯的變化。英國在香港問題上從合作為主變成對抗為主。什麼原因？1992年不就是彭定康上任大搞對抗嘛！其實這個問題不自彭定康開始，也不只是彭定康個人的原因。彭定康對香港的態度從根本上講是英國政策改變的問題，就是英國錯誤估計了中國的形勢。這無非是兩個事件，一個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一個是發生了“八九政治風波”。這兩個事件一發生，英國統治階級認為好機會來了。他們認為中國也要步蘇聯的後塵，步東歐的後塵，要垮台。我看了他們英國議會外交委員會的一個內部文件，上面公開地講，說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現行政府能否維持到1997年，是很成問題的，就是說不行了，因此英國的對華政策（包括香港）應有高度的“靈活性”。這個高度靈活性是外交語言，說明了就是要改變原來的協議。他們認為，英國同中國達成的香港問題協議，英國吃虧了。現在機會來了。輿論、議會也鼓噪說在中英《聯合聲明》的問題上，我們“上當了”，英國外交部的官員、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太軟了，“過高地估計了中國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中國的容忍限度”，“犯有遇事從中國角度看問題的過分傾向”，對中國採取了“綏靖政策”，“出賣了香港。”有的鼓噪應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態度”，要“同中國人對著干”，還有的直截了當地主張修改甚至廢除中英《聯合聲明》。
對待英國軟不得
應該如何應對英國提出的挑戰呢？當時有人提出各讓一步的主張。這次又是在關鍵的時刻，小平同志講話了。1993年10月，在彭定康已拋出他的「三違反」方案之後，來北京訪問之前，小平同志做了重要指示。
小平同志語氣很嚴厲，他說:香港的情況我很清楚，「香港問題就是一句話，對英國人一點也軟不得。」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講:“對他們背信棄義的做法，必須堅決頂住，決不能讓步。要質問他們，中英協議還算不算數？如果他們一意孤行，我們就要另起爐灶。”“另起爐灶”這是小平講的。小平同志還講了更重要的一句話:“我在1982年見戴卓爾夫人時提到必要時在另外的時問、採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講話，今天仍然有效。”小平還加了一句:“另外的方式，就不是和平的方式了。”他又說:“要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包括軍事方面的準備工作。”接著，在會見一些香港知名人士時，他又敏銳地指出:“這仍然是個涉及國家主權的問題。”他說:“英國人最近要從政治入手，搞‘政治民主化’來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97後英國仍然要管理香港。”“這種訛詐的方式和主張，是嚇不倒中國人的。中國人在主權問題上不會放過一分一毫，更不用說一寸。”他還指出:“在香港問題上，我們已經讓得夠多了，不能夠再讓了。愈讓愈複雜，要引起動亂。”這些話是1992年下半年講的。由於小平同志講了話，所以彭定康在其方案公佈後到北京碰了一鼻子灰，接見他的中方官員也都相應地對他做了嚴厲的批評。從此就展開了中英雙方的全面論戰。
後來，戴卓爾夫人在吉隆坡召開了英聯邦首腦會議，號召英聯邦各國干預香港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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