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國共兩黨已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合力抵抗外辱之時，1939年3月30日，國民黨頑固派卻在山東省博山縣太河村製造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反共事件，無辜殺害和抓捕八路軍指戰員200餘人，鮑輝等多名八路軍山東縱隊高級幹部遇難。慘案引起毛澤東的無比憤怒，他在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報記者的談話中，痛斥慘案製造者。
震驚全國的太河慘案
1939年1月21日至1月30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抗戰和反共，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這次會議標誌著國民黨自抗戰以來在政策上有了重要轉變，蔣介石集團把政策的重心由對外轉向對內，國民黨開始執行一條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路線。
1939年2月5日，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反共頑固分子沈鴻烈在蒙陰縣魯山村召集了全省軍政聯席會議，拋出了他醞釀已久的「統一划分防區、統一行政事權、統一糧秣徵收」的所謂“三統”方案，其陰謀不僅妄圖取消共產黨領導的山東抗日民主政權，在經濟上卡脖子，困死餓死八路軍，而且妄圖借日寇之手，消滅共產黨領導的山東抗日武裝。不久，沈鴻烈又瘋狂地叫囂“寧匪化，勿赤化”、“寧亡於日，不亡於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等反動透頂的口號。在其蠱惑下，山東各路國民黨頑固派即紛紛出動，對堅持抗戰的八路軍大搞摩擦，其中尤以秦啟榮部為烈。
秦啟榮是山東鄒縣人，於黃埔軍校第6期畢業，軍統特務，時任國民黨軍委會別動隊第5縱隊司令、軍統山東頭目。秦啟榮反共由來已久。早在1938年春，他即率部在萊蕪一帶襲擊八路軍山東第4支隊北上部隊，還指使其委派的國民黨萊蕪縣縣長譚遠村等人，驅逐我第4支隊後方機關，無理扣押該支隊經理部主任馬馥塘。八路軍山東第4支隊與之數度談判，交涉未果，遂派兵襲擊了萊蕪縣城，俘獲譚遠村及其保安大隊長景肇苓等數百人。秦啟榮又調集千餘兵力圍攻八路軍，雙方在萊蕪鹿鳴山一帶發生激戰，互有傷亡。後來，秦啟榮又在萊蕪組織所謂的「全縣武裝大遊行」，大肆炫耀武力，瘋狂叫囂反共。
王尚志是山東省昌邑市南逄鄉大營村人。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九一八事變後，參加了東北抗日義勇軍，並任參謀長。1935年，加入國民黨特務組織中華民族復興社。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後，他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魯冀邊區游擊隊副司令。同年冬又到臨淄一帶組建魯冀邊區第二游擊區，並自任司令。1938年12月，日軍再度進攻山東昌邑，他不戰而逃，將隊伍拉到山東安丘、博山一帶，不久又編入秦啟榮的國民黨軍委會別動隊第5縱隊，任該部第5指揮部指揮。王尚志雖然畏日寇如虎，但在反共上同秦啟榮是一丘之貉，多次屠殺共產黨員和抗日群眾。
1939年3月底，急切為反共「建功立業」的秦啟榮和王尚志，終於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太河慘案。
正當國共兩黨已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合力抵抗外辱之時，1939年3月30日，國民黨頑固派卻在山東省博山縣太河村製造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反共事件，無辜殺害和抓捕八路軍指戰員200餘人，鮑輝等多名八路軍山東縱隊高級幹部遇難。慘案引起毛澤東的無比憤怒，他在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報記者的談話中，痛斥慘案製造者。
慘案引起毛澤東的極大憤慨
國民黨山東省政府，要求查明真相，嚴肅處理;博山縣推舉王壽卿、李東魯等7名代表，前往省政府請願;蒙陰、沂水等縣的許多工、農、青、婦抗日組織以及各界愛國人士，發動召開太河慘案遇難烈士追悼會;八路軍山東縱隊指揮部指揮張經武、政委黎玉通電全國各政黨、團體和同胞，公佈慘案真相，並且致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和蔣介石，提出嚴正抗議，並提出三點要求：一、制裁秦、王，並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二、撫恤死難烈士家屬;三、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倒退。中共山東分局機關報《大眾日報》也刊發太河慘案專版，強烈譴責國民黨頑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然而，國民黨方面卻對強烈的社會反響置之不理。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不僅對製造慘案的凶手不予追查，而且還張貼標語慶祝所謂「太河戰鬥大捷」。沈鴻烈還假惺惺地對請願群眾說：“沈某一向主張團結抗日，團結是生路，分裂是死路。”並佯裝派員調查。但請願群眾剛走，沈卻對其屬下講：“中國的問題不在於日寇侵略，而在於共產黨。日寇是癬疥小疾，共產黨才是心腹大患!”他充分暴露了國民黨頑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臉。
1939年4月上旬，忍無可忍的八路軍遵照中共中央「對一切頑固分子的無理進攻，必須以嚴重態度對待，堅決進行反擊，堅決消滅之」的指示精神，組織兵力對王尚志部進行反擊。4月4日，八路軍馮毅之部首先在馬鹿一帶與王尚志部交火。而後，八路軍山東縱隊第1、3、4支隊分別自南、北、東三面發起攻擊，激戰一周，殲王尚志一部。王率其殘部南逃，到臨朐鹿皋一帶躲藏。八路軍隨後收復了太河、峨庄、下冊一帶。
張經武、王建安等山東縱隊首長和楊國夫、廖容標等所率部隊在太河村勝利會師後，全體指戰員和當地群眾在淄河灘上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憤怒聲討秦啟榮、王尚志有預謀、有計劃地伏擊我受訓幹部和護送部隊的滔天罪行，沉痛悼念捐軀烈士，誓為他們報仇雪恥。
秦啟榮等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極大憤慨。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痛斥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分子秦啟榮是「摩擦專家」，“無法無天，和漢奸的行為很少區別。他們打敵人的時候少，打八路軍的時候多”,並提出我軍對反共頑固派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表的《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的演講中，再次以山東秦啟榮製造太河慘案等事例，號召聲討賣國賊汪精衛，團結一切抗戰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
太河慘案的罪魁禍首最後都沒有好下場。沈鴻烈積極反共的結果是在山東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蔣介石見他在山東實在難以支撐下去了，於1941年秋調任其為農業部長，沈鴻烈灰溜溜地結束了主魯生涯;1943年秋天，八路軍攻打安丘縣敵據點，惡貫滿盈的秦啟榮被八路軍復仇的子彈當場擊斃;雙手沾滿八路軍指戰員鮮血的劊子手王尚志，為逃避八路軍的打擊投降了日寇，成了徹頭徹尾的漢奸，1947年病死，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烈士們的錚錚鐵骨受到後人敬仰
新中國成立後，金雞山水庫開始在太河慘案發生地修建，太河村正處於水庫區內，居民全部遷走，歷史上的太河村已經不復存在。只有連綿的群山和水庫中化作一座小島的高地，屹立於煙波浩淼的水面之上，見證著那一段悲壯的歷史。
黨和人民沒有忘記為國捐軀的革命先烈。1960年初，為紀念太河慘案烈士，開工不久的金雞山水庫更名為太河水庫;1984年6月28日，山東省淄博市人民政府公佈太河慘案紀念地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淄博市淄川區人民政府設立石質標記;1985年8月，淄博市人民政府在太河水庫附近建起一座「太河慘案死難烈士紀念碑」，碑高13.58米，通體用白色花崗岩砌成，碑座四面各有一幅浮雕。
在太河慘案中犧牲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是湖北省麻城縣鮑家灣人。1927年11月參加黃麻起義，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參加紅四方面軍。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紅四方面軍歷任排長、指導員、教導員、特派員、師醫院政委、獨立團政委等職，參加了長征。1937年進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8年4月畢業後由延安來到八路軍山東縱隊，同楊國夫籌建第4支隊教導隊，任政治協理員。1938年7月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政治部主任。
在太河慘案中犧牲的八路軍山東縱隊另一位高級指揮員潘建軍，1904年生，山東省長山縣三區和家莊人。15歲到馮玉祥部警衛團當兵，任少校團副。後因馮被蔣排擠，他也解甲歸田。九一八事變後，曾赴天津，投吉鴻昌，因吉被害，只好再次重返故里。1932年冬，被聘為長山縣民訓團教練，一年後回家。1937年12月，日軍侵佔長山、周村後，地方士紳以維持地方秩序為名，組織百餘人的維持會武裝，聘他為中隊長。1938年2月，他帶領部隊參加了抗日隊伍，被編入山東人民救國軍第5軍第1支隊第29中隊，任中隊長，後任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特務團副團長、團長，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3月，黨組織決定送他到延安抗大學習深造，不幸途中遇難。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太河慘案中那些犧牲的烈士們和他們不屈不撓的錚錚鐵骨，永遠值得後人敬仰和祭奠。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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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劉少奇
劉少奇與妻子、女兒的合影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劉少奇是唯一代理過中共中央主席的人。在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毛澤東外出期間，他曾三次代理中央主席，顯示出卓越的領導才能，深得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讚許。
重慶談判期間，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在進駐東北問題上立下大功
報，正式向黨內宣佈:“中央決定毛、周赴渝談判。
在毛離延期間，劉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職務。”此後直到1946年春，劉少奇一直在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毛澤東離開延安後，中共中央領導工作的重任落到劉少奇肩上。他既要宏觀指導全國各地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各項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澤東在重慶的談判鬥爭，還要指揮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等地區軍隊協調行動，爭取有利的戰略態勢，可謂日理萬機。這是劉少奇一生中最繁忙的時期之 一，他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謹慎細心地處理著諸方面的事務。
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前，初步決定中共在廣東、河南、江南、江北分批實行讓步，在隴海路以北則採取爭取優勢的方針。而對在東北如何工作，還沒有來得及形成適合當時情況的戰略發展方針。從8月28日上午送別毛澤東後，劉少奇就密切關注著東北的形勢，要求晉察冀和山東分局準備派往東北的幹部和部隊立即出發，儘快控制東北的廣大鄉村和中小城市。之後，他不斷督促山東和晉察冀、華中等方面迅速派部隊向東北進軍。
在重慶談判的同時，蔣介石秘密發佈抗戰前編印的《剿匪手冊》，調運37個軍共73個師將我解放區分割包圍，企圖奪取華北，打開通往東北的道路。美國的軍艦、飛機也向天津、青島、北平、秦皇島等地加緊運送國民黨軍隊。為了與在東北的蘇聯紅軍搞好關係，蔣介石還派蔣經國擔任與蘇聯談判的特派員，試圖在蘇軍撤出後迅速佔領東北。
這時東北的局勢發展也讓蔣介石直冒冷汗，中共冀熱遼軍分區曾克林的部隊以「東北人民自治軍」的名義開展工作。9月16日，瀋陽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曾克林擔任衛戍區司令。按照8月14日簽署的中蘇條約，“在（蘇聯）紅軍退出滿洲之前，蔣軍及八路軍均不得進入滿洲”，蘇軍表面上要求八路軍已經到達瀋陽、承德、長春、大連的部隊退出這些地區，等蘇軍撤退後，由中國自行解決國共兩黨的軍隊如何佔領東北的問題，私下裏斯大林則派特使米高揚專程到瀋陽，告訴曾克林，“蘇軍願意在桌子底下給予中共幫助”。斯大林不希望讓美英支持的蔣介石獨佔東北而對蘇聯構成威脅，希望中共能在東北與蔣介石分庭抗禮。
9月14日，曾克林乘坐蘇聯飛機趕赴延安，直接向黨中央彙報進駐東北的詳細情況。
劉少奇敏銳地感覺到，目前我黨的任務就是要迅速地、堅決地爭取東北，認為調整中共戰略發展方針成為必要。他立即於當天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迅速地、堅決地爭取東北，在東北發展我黨強大力量」。劉少奇指出:“東北是戰略要地，東北北靠蘇聯，東接朝鮮，西面是我們自己的抗日根據地冀熱遼地區。這裏有山區，有平原，進便於攻，退便於守，可以作為我國革命的重要戰略基地。”劉少奇打著有力的手勢對曾克林說:“這是千載一時之機。我們的部隊先進去了，就站住了腳，就可以控制東北，我們掌握了東北，就可以加速中國革命的進程。”
應該說，劉少奇對東北重要地位的論斷是非常正確的。從政治上看，東北為我黨所控制，就可以在那裏放手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根據地，使它與冀熱遼和整個華北解放區連成一片，使我有一個鞏固的戰略後方，粉碎敵人對我南北夾擊的陰謀，擺脫長期被四面包圍的局面。從經濟上看，東北地區工業發達，是我國重工業基地，幅員遼闊，物產豐富，是當時全國餘糧最多的地區，它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能給解放戰爭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從軍事上看，東北是蔣介石統治最薄弱的環節，日本投降時，國民黨在東北沒有什麼基礎，無一兵一卒，其黨和特務組織也很薄弱。此時，國民黨的主力部隊遠在西南、西北，而且中間又隔著我解放區。而我黨則和東北人民有著密切聯繫，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在東北人民群眾中有著良好的基礎，冀熱遼解放區與東北相連，膠東解放區與遼東半島隔海相望，可以從海上運兵。正是因為這樣，劉少奇又指出:「中央根據當前局勢和東北的情況，確定我黨我軍要力爭控制東北，以便依靠它支持和加強全國各解放區及國民黨統治地區的人民鬥爭，以爭取國內和平、民主以及同國民黨談判的有利地位。」
報，向在重慶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正式提出:「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毛澤東馬上複電表示同意，並在9月17日回電，建議“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否則我之主力分散，地區太大，處處陷於被動”。
根據毛澤東的建議，9月19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會議決定，劉少奇為黨中央起草了《關於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部署的指示》的黨內指示，提出「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禦」。所謂“向北發展”，是指“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建立發展東北根據地；所謂“向南防禦”是指收縮戰線，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向南防禦，是為了向北發展。正如劉少奇指出的:“只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並有全國各解放區及全國人民配合鬥爭，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
為了實施這一戰略決策，劉少奇代表黨中央提出:晉察冀（除冀東外）和綏遠兩區以現有力量對付傅作義、馬占山、胡宗南向我之進攻，對進攻之敵給予堅決打擊，完全保障察哈爾全省、綏遠大部、山西北部，使之成為以張家口為中心的基本戰略根據地之一；山東主力及大部分幹部迅速向冀東及東北出動，調山東3萬兵力到冀東，調山東3萬兵力進入東北；調華東8萬兵力到山東和冀東，浙東我軍即向蘇南撤退，蘇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成立冀熱遼軍區，以李富春為書記，林彪為司令員，山東分局改為華東局，華中局改為分局，受華東局指揮。
10月11日，毛澤東自重慶回到延安。
由於過度勞累，他的健康狀況不佳，於11月中旬休養治療，劉少奇於是繼續主持中央工作。
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強調放棄大城市，以主要力量建立農村根據地。他在11月20日的電報中指出:「退出大城市後」，“應迅速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基礎”，“業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發動群眾控訴漢奸及開展減租運動”。“只要我能爭取到廣大農村及許多中小城市，緊靠著人民，我們就能取得勝利。”劉少奇在11月22日給重慶周恩來的電報中，將11月20日電報的內容概括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八個字。
東北局，指出:「必須放棄爭取東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圖」，“把屁股坐在東滿、北滿、西滿等可靠地區，去建立根據地。”劉少奇還針對林彪在我軍撤出大城市後眼睛還死盯著大城市的錯誤，指出:“我對你們的部署總有些不放心，覺得是有危險性的。你們主力部署在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周圍及南滿，似乎仍有奪取三大城市的態勢，而在東滿、北滿、西滿的許多戰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並無堅強部隊和有工作能力的黨的領導機關去建立可靠的根據地。你們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鄉村，如果頑軍一旦控制大城市，你們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時，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於被動。”
報中，又強調要樹立長期鬥爭的思想，要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經過長期艱苦鬥爭，去改變敵強我弱的形勢。他指出:「你們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穩之前，去企圖建立在東北的優勢。你們今天的中心任務，是建立可靠的根據地，站穩腳跟。然後依情況的允許去逐漸爭取在東北的優勢。」劉少奇關於東北形勢的科學分析和只要經過長期艱苦努力，就有勝利前途的科學預見，極大地鼓舞了東北軍民堅持鬥爭的決心和勝利的信心。
歷史證明，劉少奇不愧為一代卓越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善於在紛繁複雜的現象中透析萬物的本質，把握局勢的發展方向。他在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間，在歷史的轉折點上，不失時機地指揮了全黨的軍事鬥爭，為加快全中國的解放進程作出了重大貢獻。
毛澤東赴蘇訪問期間，劉少奇第二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1949年11月25日，中央決定派毛澤東於12月初訪問蘇聯。
在毛澤東訪蘇期間，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務由劉少奇代理。12月6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蘇聯訪問。至1950年3月4日，毛澤東從蘇聯回國，劉少奇才結束了第二次代理主席職務的經歷。
毛澤東訪蘇期間，劉少奇一方面同毛澤東保持密切聯繫，重大問題及時向毛澤東請示；另一方面，他緊緊依靠中央領導集體，密切協調中央及各中央局、各省市之間的聯繫。他夙興夜寐，忘我工作，發現問題，及時溝通，對各方面的工作給予及時指導。在全黨的一致努力下，保證了新生政權的穩定和全國各項工作的有序進行。
林彪，指示陳賡所部在兩廣戰役結束，休息10天至半個月後，即進軍雲南。第二天，原國民黨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在雲南宣佈起義。12月15日，劉少奇批准成立雲南臨時軍政委員會，並強調:解決一切問題均應和盧漢商量辦理，凡是盧漢不願意辦的事，均不要急於辦，以免引起混亂。
四川解放後，劉少奇即考慮進軍西藏的問題。他針對當時拉薩上層正在進行的「西藏獨立」活動，於1950年1月中旬指示外交部準備關於西藏問題的談話。經請示毛澤東同意後，該談話於1月2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在毛澤東的指導和劉少奇的具體指揮下，全國解放戰爭順利進行。到1950年上半年，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基本結束。
按照中央領導的分工，劉少奇負責主持土改工作。新中國成立後，財政經濟各方面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得到根本的好轉。而一切都離不開土改成功這個必備條件。毛澤東、劉少奇等人充分認識到繼續進行土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為了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並為此充分交換意見。劉少奇吸取蘇聯方面的土改經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擬定了建國后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劉少奇就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同他進行電報往來，交換意見。並且，劉少奇對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督促工作得到了毛澤東的有力支持。
指示，提出了對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部署:“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陝西、甘肅十一省應該準備在1950年秋後分配土地。
在寧夏、青海兩省完全漢人居住的地區亦須準備秋收後進行土地改革，在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及漢人與少數民族雜居地區則不進行。在貴州、雲南、四川、西康則在1950年還不能進行土地改革，1951年秋後來進行。”另外，劉少奇還明確指出:「必須規定並宣佈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關係。即是說:在土地改革以前地主及舊式富農的土地，仍歸地主及舊式富農所有，農民租種他們的土地在二五減租後仍應交租給他們，他們在依法實行二五減租後向農民收租仍是合法的。這種關係，在土地改革以前，即在上述十三省在今年冬季以前、在西南各省在1951年冬季以前確定地不變更，對生產是有好處的。」1月29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徵收公糧問題的指示，批評了某些地區對地主征糧過重的缺點，指出:“對地主征糧應比農民重一些，但不能將地主之租谷全部征完。必須留一部分給地主，如此，推遲土改時間，才有理由，才可能推遲下去，否則，地主暫時保留土地，我們推遲土改時間，毫無實際意義。”
報，肯定了他的工作。在劉少奇和黨中央的領導下，全國土改工作有序展開，各地紛紛掀起減租減息、肅清土匪、打擊惡霸地主、建立農會、改造基層政權的運動，鎮壓反革命的運動也同時進行，對農村中的反革命勢力給予了毀滅性的打擊，有力地保障了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
1953年至1954年:毛澤東請假休息，劉少奇第三次代理中央主席
1953年12月下旬，毛澤東因病到杭州休養，並主持起草憲法。
行前，他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議:在他休養期間，由劉少奇臨時主持中央工作。這也是黨中央自「七大」以來形成的慣例，每逢毛澤東因事不在中央時，中央的工作都由劉少奇主持。
在會上，劉少奇提出，這一次不要代理了，還是由書記處的同志輪流負責好了。中央書記處的其他成員則都表示贊成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後決定:「主席請假休息一個時期，在休息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從1953年12月24日到1954年3月17日毛澤東從杭州回到北京前，劉少奇一直主持中央工作。在此期間，劉少奇最主要的工作是主持召開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以及糾正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教育中的一些“左”傾偏向。
此前，高崗曾借毛澤東休假的機會，暗中活動，希望主持中央工作。為找到「同盟者」，高崗還在高級領導幹部中四處活動，搞串聯，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拉攏陶鑄未成，又試圖拉攏陳雲、鄧小平、林彪等人。陳雲、鄧小平感到事情的嚴重性，就立刻向毛澤東做了彙報。儘管毛澤東在某些問題上批評過劉少奇，但他對劉少奇的信任卻沒有動搖過。他聽到高崗所說的劉少奇搞宗派、劃“圈圈”後，曾經對人說:少奇同志是大公無私的，是正派的，他絕不是那種搞宗派的人。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在1953年12月24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揭了高饒的蓋子，稱之為“一股地下水”。毛澤東提議:由中央作一個關於增強團結的決定。
報中，彙報了中央工作情況，並派人將決議草案送到杭州，請毛澤東審閱修改。
發給我一看”。
毛澤東的另一封信是寫給劉少奇個人的。
他在信中說:「如各同志同意開全會，於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後，似宜接著宣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如可能，請一併電告我一閱。」2月6日，七屆四中全會開幕，劉少奇主持了這次會議，並受毛澤東的委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會做工作報告。
2月10日，劉少奇又帶頭向全會做了自我批評:「多年來，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我是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和儘力去完成中央託付給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過去一個時期的工作中表現了一些缺點並犯了一些錯誤，我想利用中央全會這個機會，來加以檢討，並對某些問題略加說明。」
在自我批評中，劉少奇除對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已經談過的關於生產合作互助組、「半工人階級」的提法、如何對待富農黨員等問題又做了一次檢討和情況說明外，還對建國初期負責全國總工會的工作、解放戰爭後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審干期間發生的一些問題、1946年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天津視察時的一些講話也做了檢討和說明。在自我批評的最後，劉少奇深刻剖析了自己缺點和所犯錯誤的教訓，總結出至今仍頗有教益的一段話。他說:“從我發生的缺點和錯誤來看，最基本的教訓，就是我們在工作中必須隨時注意集思廣益，認真考慮別人的意見，認真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而越是負有重大責任的，就更應該是這樣。我們黨的一切領導機關，從中央到支部，都必須認真依靠和健全集體領導的制度，使我們的領導工作真正成為集體智慧的領導，從而爭取領導的經常正確性，並從而加強我們全黨的團結。”他真誠地表示:“我願意更多地和更好地學習，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學習，向毛澤東同志學習，向同志們學習，以求不斷地改善黨所付託給我的工作。”
在劉少奇的帶頭自我批評後，接著發言的40餘人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評。
經過這次會議，黨的高級幹部得到了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對維護黨的團結的重要性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經毛澤東認真修改過的《決議》中有這樣一段話:「黨的團結的利益高於一切，因此應當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言論和行動的標準，即有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說，不利於黨的團結的話就不說，有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做，不利於黨的團結的事就不做」，這也成為全黨一致的思想準則。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最後一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將他們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從此，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得到了鞏固，並在1954年9月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擔任了第一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在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之後，劉少奇開始參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
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設想。
1954年4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上，毛澤東當選為國家主席。此後不久，毛澤東就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職務。作為國家元首，不可避免地要經常參加國事活動，出席各種外交禮儀。這一切，使毛澤東深感苦惱。他希望擺脫這些雜事的干擾，多讀一些書，多思考一些國內國際上的重大問題。
在1956年的「八大」召開之前，毛澤東曾向中共中央提出過他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問題。1956年在北戴河召開的一次有幾十人參加的中央高層會議上，大家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對毛澤東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認為可行”。對毛澤東辭去黨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是暫時還不可行” 。「八大」之後，劉少奇、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當時中央的基本領導格局是:政治局會議主要由劉少奇主持，書記處會議主要由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則由周恩來主持。
1957年4月30日，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又說他不准備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的問題，並委託與會人員在各自的範圍內透露這個消息，吹點「小風」。參加會議的陳叔通和黃炎培連夜給劉少奇和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在信中，陳叔通和黃炎培真摯而懇切地提出:從我們國家的現實著想，最高領導人還是不動為好。
5月5日，毛澤東仔細閱讀了陳、黃的來信，並提筆在信中作了多處批註。此外，毛澤東在信的末尾又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除贊同信中修改憲法的建議外，又再次申明了他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理由。當天，毛澤東將寫了批語的陳、黃來信轉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閱看，並在寫給他們的指示中提出:「請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一次，取得同意。」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1957年5月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在京政治局委員會議，專門討論了陳、黃來信和毛澤東的批語，會議在毛澤東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1958年12月10日，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
毛澤東不幹國家主席，誰來接替合適呢？經過初步醞釀，國家主席人選集中到朱德和劉少奇兩個人的身上。按照慣例，毛澤東不連任，由上屆國家副主席朱德繼任是順理成章的事。1958年12月29日，朱德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提議由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4月5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代表政治局做了關於國家機構人事配備方案的報告。報告指出:以劉少奇同志擔任這個職務，比較更為適當些。因為國家主席不單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職務，而且有一些相當具體麻煩的事要做。例如出國、會談、接待等等。所以，以劉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資望，以他現在在黨內所負的責任，出而兼任國家主席職務，是比較好的。
在緊接著召開的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親自向參加會議的黨外民主人士解釋了國家主席人選方案。他說:「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麼是這個，而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內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從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已經l0年了。以他擔任國家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
對劉少奇三次代理自己主持中央工作的表現，毛澤東非常滿意，特別是對他出色的全面駕馭和獨當一面的工作能力更是讚賞有加。所以，毛澤東這次在向黨外人士解釋國家主席候選人人選的談話中，專門提到在中共黨內「代理主持工作」一事，並把這件事作為劉少奇“比較適合”擔任國家主席的主要理由，要大家對劉少奇放心。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時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的中國第二任國家元首。
在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之後，國家事務方面第一線的領導工作，主要由劉少奇主持和負責，中央最高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又朝前邁進了一步。但是，毛澤東仍然沒有完全退出中共中央第一線的領導工作。在此之後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前，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國內的許多重要事務的決策，仍然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做出的。
在1962年1月至2月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實際上開始全面主持中央的黨政領導工作。自此以後直至“文化大革命”發生，毛澤東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線的領導工作。在會議閉幕的第二天，1962年2月8日晚，毛澤東即坐專列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此後，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主要在劉少奇的主持下進行，他曾戲稱自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