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廠與上海工人一起歡度五一國際勞動節，右三為柯慶施（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世紀》
柯慶施在人們的心目中，似是一個蓋棺而未論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說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雖沒有什麼十分重大的貢獻，但勤勤懇懇奉獻了一生；另有人說，不，他搞極「左」，專門整人，還勾結“四人幫”，如果不早病逝，肯定會是“五人幫”了。對人的評價，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作為歷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觀存在，不是任由評者可以隨意抹紅或抹黑的。
柯慶施是中共一位老黨員，1922年入黨，據說是中共領導人中唯一和列寧握過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蘇聯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柯的仕途並不順利，延安整風時被康生誣陷，妻子跳井自盡。建國後，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市長，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長，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1958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其時，可謂權傾一時，威震一方。由於柯個子長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時人們叫柯慶施為「大個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後，柯地位升遷很快，加上他一臉嚴肅，不苟言笑，走路蹣跚，背又有點駝，人們又改稱他為“柯老”，連毛澤東在中央開會時也對他戲稱“柯老”，從此“柯老”就成了對他的尊稱，其實那時他只有五十多歲。
我於1957年因「嚴重思想右傾」，被撤掉《勞動報》社長兼總編輯職務，調去籌備創刊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雜誌，並擔任評論員。1963年任市委副秘書長。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間，除每半個月為《解放》雜誌寫一篇評論員文稿外，大部分時間為市委領導柯慶施、陳丕顯等幹活，曾為他們起草講話、工作報告、理論文章約六十餘篇，並五次隨從他們一起去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又多次跟柯慶施到基層單位調查研究，與他們有比較多的接觸。我不了解柯慶旋的全部歷史和全部活動，也不想涉及對柯慶施的全面評價問題，本文只是就我和柯慶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間的接觸中，如實講述一些具體事實，供讀者了解柯慶施的若干情況。我所記憶的事實並不連貫，確切日期也難記清，但這些事都是我親身經歷的。
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柯慶施到上海後，很快得到毛澤東的賞識，主要是1957年底到1958年初上海市黨代表大會的報告。這份報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寫成後，送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審閱，毛要胡喬木、田家英作了較多修改，浙江陳冰和上海張春橋也一起參加，最後由毛澤東親自定稿。報告的題目是《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它是依據毛澤東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精神起草的。報告提出，上海雖然面對台灣海峽，要加強戰備，但要利用和平時機，發展生產，發揮老工業基地的作用，報告概括為「充分利用，合理髮展」的八字方針，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一方針。特別是報告提出要“鼓足幹勁，乘風破浪”，更切合毛澤東當時醞釀要全國大躍進的心思。毛澤東對柯慶施說：“你們這個報告寫得好，乘長風破萬里浪，搞革命，搞建設，就要有這種精神狀態。”毛澤東還把上海一個地區的黨代會報告批給新華社，要全國報紙轉載，這在當時是從未有過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想把這個報告作為動員全國大躍進的一個輿論準備。而上海黨代會報告的報告人是柯慶施，柯慶施從此聲名大振。這個“八字”方針對上海建設工作確有重大轉折的積極意義，也使柯慶施進一步緊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
影院向全市黨員幹部的講話，至今記憶猶新。毛澤東在會上大講特講「不要怕」，“讓人鳴放，天塌不下來”，還在主席台上大聲對柯慶施說：“你們放得不夠”，“只有三十分，頂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點頭。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進網裏，毛澤東表揚上海執行中央指示“很堅決”。當時上海不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還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見的老同志，如同濟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薛尚實以及一批地下黨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書記處討論到巴金時，柯慶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說他不僅是老牌無政府主義者，而且他在《解放日報》寫的雜文( 按：指《有啥吃啥》) 有發泄對黨對社會主義不滿的情緒，陳丕顯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則堅決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說巴金在廣大青年中影響很大，抗美援朝表現很好，不應該把他划進去，柯後來才作罷。柯慶施這時表現出來的是，凡是毛澤東講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著腳也要緊跟。
「 大躍進」的號角一吹晌，柯慶施「左」的思想也膨脹起來。上海本有大中小鋼鐵廠，其產量在全國佔有不小的比重。柯為響應毛澤東全民大鍊鋼鐵的號召，在市區也要搞小高爐鍊鋼。那時我在《解放》雜誌，是市委機關黨委的一個支部。柯慶施要市委機關幹部起模範帶頭作用，在機關大樓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爐，機關幹部每天分三班勞動。沒有鐵如何鍊鋼？柯說城裏到處有鐵門，不是現成的鐵料嗎? 每戶人家廢銅爛鐵也不少呀，於是大家紛紛把鐵鍋上交，鐵門、鐵窗也強行拆下來鍊鋼，出現了高樓大廈旁冒黑煙，小弄堂煉廢鋼的怪現象。
這期間，毛澤東到上海鋼廠和機械廠視察，提出「趕美超英」的口號。柯慶施也緊跟著到工廠作動員。由於上海是工業大城市，西方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後，許多原材料進口不了，發展生產遭到嚴重困難。在毛澤東發憤圖強、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號召下，廣大職工發揮了極大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大協作，自力更生地造出萬噸水壓機，用小的動力機加工製造出百噸、幾百噸大型機械設備，工人說這是“螞蟻啃骨頭”、“猴子騎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確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毛澤東參觀後，大為欣賞，馬上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全民性的技術革新技術革命運動。在「左」的思想指導下，不講條件，用政治挂帥代替實際需要，把廣大工人的積極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誇風，廠廠、人人大搞車子化、超聲波化，勞民傷財，搞了大大小小許多設備，在生產上派不了用場。這樣做的後果，把科學技術簡單化了，把人的主觀能動性無限制誇大了，正確的東西反而變成謬誤。柯慶施是安徽歙縣人，讀過簡易師範，又在北京和東北一些大城市做過地下工作，有一些見識，但對於搞工業、辦經濟卻不在行。在「大躍進」那個年代，他以為政治挂帥可以代替一切，推動一切，用搞運動的辦法來指揮生產，造成許多不應有的損失。這種「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領導人的錯誤思想和路線指導下，也不能都歸咎於地方領導人。
搞一言堂使黨內生活很不正常
由於柯慶施是市委第一書記，在當時黨政體制下，第一書記有最後決定權，往往一錘定音，一個人說了算，造成黨內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兩名中央委員，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補委員陳丕顯。柯為了顯示「第一書記」的重要性，經常以批評別人來突出自己的正確。陳丕顯分工抓農業和基本建設，在上海建設衛星城鎮的規劃中，閔行區是大工業區，有製造電站成套設備的大廠，貨運繁忙，在上海與閔行之間需要建造一條一級公路，佔用了一些農田，這本來是必需的，無可非議的。不料，柯在視察後大發雷霆，藉此大做文章，批評說，你們要不要吃飯了，佔用了農田，天上會掉下糧食嗎? 馬路造得如此之寬，是典型的大少爺作風。他在市委會上反覆批評，還召開全市幹部大會，要市委一位副秘書長代表作公開檢討，實際上是整陳丕顯。現在看來，隨著經濟的發展，這條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寬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年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按：即七千人大會)，為了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參加會議的各省市代表團，在討論劉少奇報告時，都相繼開會，由主要領導人帶頭檢討，可柯慶施知道毛澤東不滿意劉少奇的報告，他遲遲不表態，也不肯檢討。陳丕顯只好寫了一個檢討稿，送給柯看。這份檢討是陳在會議期間要我起草的。討論時，柯看到講話稿中有一句話“我發揚民主不夠”，十分惱火，故意當著陳丕顯的面，狠狠地批評我：“你們這樣寫是什麼意思，你們是要發揚無產階級民主還是什麼民主?”可能在陳丕顯的心中，有借這句話揭柯的瘡疤的意思，但這樣講是符合實際的。柯為這一句話，指桑罵槐，訓了我們半個多小時，真是霸氣十足。其實這個所謂的檢討，什麼也未檢討出來，連“發揚民主不夠”這句話也成了犯忌的話了。
有一次，我為柯慶施起草一篇機械工業部在上海召開全國現場會上的講話，會議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要開的，並指定柯在會上代表中央講話。講話稿我改了幾遍，柯認為滿意，可是，在最後一次討論稿子時，他突然發火了，而且火氣很旺，說：「馬達，你看過主席批示的電報嗎? 你知道開這個會是誰講話嗎? 你說，你說……」我頓時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氣批了二十來分鐘，我坐立不安，渾身冒汗，等我冷靜下來，把講話稿拿過來再看一看，哦，我明白了，原來講話稿開頭，只寫了他是市委第一書記，未寫政治局委員，因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講話的，由於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這時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這也是身不由己，為名所累啊。
這裏我要插一段故事。柯慶施在黨員幹部大會上，多次聲色俱厲地批評有些幹部跳舞。當時一些機關每個周末組織一次跳交誼舞的晚會，是休閑娛樂性質。柯在大會上批評說，有些幹部做工作沒有心思，熱衷於跳舞，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現，他指示市委機關今後不准跳舞。許多幹部不以為然，但也無可奈何，我的確沒有看到過柯在市委機關跳舞。可是，一次毛澤東來上海，準備住兩三天，柯連聲關照市委辦公廳要組織舞會。文化俱樂部( 現為花園飯店) 有較好的舞池，由辦公廳通知，派汽車把戲劇學校、歌劇院、芭蕾舞學校等文藝單位的女同志，接來做舞伴。我去看了，毛澤東跳舞如同散步，那些女同志一個個投入他的懷抱。而令我驚訝的是，柯慶施居然違反自己訂下的禁令，也走進舞池扭起來了。
在市委機關，有一位副書記和一位副部長喜歡歷朝字畫，常到文物商店去看看並選購一點，這件事被柯慶施知道了，在市委常委會上，他多次進行批評，說有的領導同志不去基層調查研究，卻去淘古董，你們要風流，這是玩物喪志呀。對於這種任意上綱的批評，到會的人聽了無不驚訝。柯慶施對報紙抓得很緊，他是認真貫徹毛澤東「第一書記要親自抓報紙」指示的。不過，他所謂的抓，主要是批評，而且習慣於上綱上線的批評。那時《解放日報》的正副總編輯聽到柯慶施要找他們談話，都十分緊張，無事不敢走進他的辦公室和家門，柯反而責怪他們：我家門口有棍子嗎? 你們為什麼怕到我這裏來？當時中東戰爭正在進行，《解放日報》國際版一條新聞的標題標得客觀了一些，這本不是一件什麼大事，今後注意就是了。由於當時毛澤東在一次會上講了國際形勢問題，柯馬上拿這個例子來批評，說這是你們站在哪一邊的立場問題，是有沒有階級鬥爭觀念問題。又有一次，《文匯報》學術版發表了著名經濟學家沈志遠的文章，說社會主義只有實行按勞分配政策，才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但分配不當也會造成社會不公。我認為這篇文章寫得很好，可是柯慶施看了十分惱火，要我把《文匯報》總編輯找來責問：你們發表沈志遠的文章是什麼意思? 他是民盟，是黨外人士，難道我們黨制定的政策還要他們黨外人士來解釋嗎？我在場聽了柯的話，感到不可理解，一個人頭腦被「左」的思想堵塞了，連是非也不講了。
從許許多多事實來看，柯慶施完全是按毛澤東那套「左」的思想體系去思想和行動的，有些方面在全國起著帶頭羊的作用。柯慶施搞一言堂，愛整人，推行「左」的錯誤路線，在上海乾部中是有議論的。不過，在中央內部體制的過分集中和缺乏監督，黨內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況下，這種現象必然會產生，而且也難以自行糾正。這種「左」的錯誤，儘管給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危害，但這種錯誤不是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或者只表現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領導幹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因而對這種錯誤的清算，不能只追究個人的品質和責任，而要從指導思想和路線方針政策上糾正錯誤及其影響，從改革體制和制度上去解決。
有政治頭腦，勤懇工作，律己清廉
柯慶施在領導工作中，有推行「左」的路線的錯誤，但在個人的思想和工作作風上，也有一些應該肯定的地方。在我和他接觸中了解到，柯慶施雖身處高位，但並非政客、官僚型的人物，也不是不學無術、吹牛拍馬的人，他有政治頭腦，考慮大事，善於遇事作分析，儘管受「左」的思想體系的羈絆，但和庸庸碌碌、忙於事務的人不能相比。他每天一清早就到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看報，在辦公桌上放著當天出版的本市各大報和《人民日報》。他白天開會辦公，晚上在家看書，批閱人民來信和找人談話，極少應酬和出外遊玩，他唯一的娛樂，就是和秘書、司機等打一種叫“捉豬”“捉羊”的撲克遊戲，方法比較簡單，可以計分。我的辦公室在市委辦公樓的隔壁，僅十幾步之遙，晚飯後柯每天在宿舍院子裏散步，他經常叫秘書把我找去，陪他一起散步，詢問我一些問題， 比如，“ 我看到人民來信說豬肉漲價，你到菜市場去看過嗎?”“有人反映，市區來往的貨車空載約佔一半，可不可以要市社科院派人去做個調查?”“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的書，哪個版本寫得好些?”等等。他從不問吃喝玩樂的事，也不談與工作不相干的事，邊走邊談，思想開放，聽得進意見，對話也很自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感到，他不是坐在主席台上“做戲”的那個人，而是一門心思考慮工作的人，也正是在這個時候，他還原為一個平易近人的人。
柯慶施在一些場合，跟著毛澤東的指揮棒「吹喇叭」，但他冷靜下來也認真進行調查研究。突出的一個例子，是1961 年初，那是三年困難時期，國民經濟需要調整，柯也感到實際工作中確實存在問題。他既對自己盲目鼓吹高指標感到有失偏頗，也對有人主張「大躍進」要下馬錶示堅決反對。這時薄一波送給他一份關於上鋼一廠的情況報告，這份報告缺乏分析，列舉了一大堆困難和問題，結論也比較悲觀。柯看了以後，要我帶一個工作組去上鋼一廠蹲點調查，反覆交待我：情況要摸實，原因要找准。我們深入調查了兩個多月，對產品質量、原材料浪費、企業管理、領導班子等問題，比較全面客觀地作了了解。在我們調查期間，他要我向他詳細彙報了三次，他還專門召集市委常委會，要我根據調查發現的上鋼一廠存在的問題，就精簡機構、企業管理問題作專題彙報。調查完畢以後，柯又和我們及辦公廳同志一起討論，寫了《不斷致力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長篇理論文章。這次調查，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我認為柯慶施是費了一番心思的。柯平時也經常下廠，和其他許多領導幹部一樣，看看、聽聽、說說就走過場了，但也有比別人認真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協昌縫紉機廠作調查，他參觀了各個車間，了解了產品質量情況，最後走到廠黨委辦公室。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四周掛滿了各種得獎的錦旗，從完成國家計划到治安、衛生、掃盲都有，這種做法各廠相同，我也習以為常。不料柯慶施看了，很不以為然，馬上批評說，你們在錦旗下面辦公，可以自滿自足了吧。幾位廠幹部不解其意。接著，柯具體詢問了廠里生產、思想工作、後勤工作情況，邊聽邊指出一些不足之處。臨走時說，我勸你們把錦旗拿下來，掛到廠里公共場所，你們自己還是多找些差距，好好改進工作吧。我在擔任市委副秘書長期間，主要職責是起草、審閱和掌管文件起草工作，包括給中央的報告、市委的文件、市委主要領導人的重要講話等。工作是市委領導人親自抓的，文件、報告是代表市委寫的，當然寫這些文件報告要由市委領導人自己出思想、拿主意。
可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有的領導人對下面情況不了解，自己又無主見，而是到處看風、聽風，摸中央有什麼新精神、新氣候，以投領導之所好，因而在起草文件時，東改西改，左改右改，使起草者無所適從，無處下筆。在我接觸的領導人中，柯慶施是有頭腦、有主見的，他事先反覆醞釀，從一開始就講出自己的領導意圖，到大體的思路，到修改定稿，一般沒有「朝三暮四’’的事。在市委常委會討論文件時，對有些不合理的意見，他不是全包下來，一股腦兒往起草人身上推，而是擇善而從。不但如此，柯在起草報告中，還注意從理論上概括一些問題。記得1959年，廬山會議後，柯準備要在全市幹部中講一講反浪費問題，我把講話稿起草好，他覺得在思想認識上還未說清楚。他問我：馬( 克思) 恩( 格斯)在哪本書中比較多地談到反浪費問題呀，我想了一想回答說，好像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最後一節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叫我把書翻出來，我們一邊學習一邊議論，把要講的幾個問題又從思想認識上作了進一步的闡明。有一次，柯慶施陪毛澤東到上海郊區視察，毛突然發問：“柯老啊，你可知道，為什麼叫上海呀？」柯一時語塞。回到辦公室，他連忙要我去查上海地名的出處。一時間到哪裏去查啊，我翻了上海縣的地方志，並未有詳細記載。毛澤東知道後笑著對柯說，上海這個地方原是海灘漁村，既有上海村，也有下海村。後來我又查了有關書籍，果然如此。
柯慶施的生活比較簡樸，除香煙不離手，偶爾喝幾口老酒外，沒有什麼更多的嗜好。成天開會，找幹部談話，也從不到賓館酒樓和娛樂場所。除了按規定，他享有一些煙、油、肉等特殊供應外，應該說他是廉潔的，不像有的領導幹部講排場，搞宴請，下鄉時大吃大喝。有件事給我印象很深。在臨近春節的一天晚上，我被柯叫到他家裏談修改報告的事，忽然市府一位主管行政事務的幹部拎著一隻金華大火腿送來，他一進門，柯就問你這是從哪裏弄來的，未等來人的回答，柯聲色俱厲地說：「你給我拿回去，不然我打斷你的腿。」這位幹部嚇得拔腿就跑。我看在眼裏，心想，大家都說，到柯慶施家串門的人很少，大家對他有點敬而遠之，柯不搞拉拉扯扯、請客送禮的事，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
要全面評價一個人確實是不容易的，一個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質，像一副多稜鏡，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觸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點點滴滴而已。有人說「上海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而柯慶施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說“柯慶施在1965 年就勾結‘四人幫’”，我認為這種種說法，既缺乏事實根據，也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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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源與毛新宇
邵華毛新宇到家拜望王光美
開篇小引：2010年7月20日，對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簽署命令，授予他少將軍銜。這一天，在毛新宇的工作單位——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舉行了隆重的授銜儀式，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軍事科學院政委劉源上將為毛新宇頒發少將軍銜命令狀。
劉少奇的兒子為毛澤東的孫子主持授銜，這則新聞無疑具有「爆炸性」，一時間議論蜂起，網上熱炒，說什麼的都有！
毛澤東與劉少奇，同為共和國的締造者，同為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兩大偉人，但眾所周知的是劉少奇又曾經是毛澤東一手發動的「文革」悲劇的最大受害者。如今兩位偉人相繼離開人世數十年，他們的後人各自都有怎樣的命運遭際？他們兩家如何面對當年的恩怨？作為“紅三代”的毛新宇年紀輕，其經歷也簡單，無庸贅言；但劉源又是如何當上將軍的？難道僅僅是因為他的特殊出身和背景嗎？或者說，這種特殊背景起了多少作用呢？
看這張相片，想往昔恩怨，真讓人嗟嘆不已，悲喜無措
身為「紅二代」的劉源叔叔來給作為侄兒的“紅三代”毛新宇授予將軍軍銜，新聞一經發佈，迅速成為國人關注的焦點。
那段日子，瀏覽網上議論的劉源，很感謝廣大網民的關心、鼓勵和祝福。在他看來，也有不少網評，似乎「是出於今日干群矛盾的積怨而藉機發泄的；亦有以偏概全，指摘毛劉對立橫加攻擊的。當然，這種關注本身應予肯定，但其中卻帶有根深蒂固的誤解」。
「且不論史籍永載，毛澤東、劉少奇同為一批革命領袖、一對老戰友，一生幾十年，他們最輝煌的成功，共有相生；各自最痛心的悲劇，同在相離。我們評價古今，總需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否則只能顯出我輩的苛刻、偏執，甚至是淺薄、無知。」劉源依舊那麼快人快語，觀點鮮明。
也逐漸多了起來。實際上早在1978年，劉源的媽媽王光美出獄平反後不久，聽說毛澤東的小女兒李訥患病，剛四五歲的兒子沒人照看，就主動帶著自家的老阿姨來到她家裏幫忙，帶孩子，里里外外地操持。王光美自己愛游泳，每次就帶著李訥的兒子一道去。2004年夏，王光美又親自出面，召集毛劉兩家後人會聚一堂，進一步啟開兩家友情和親情的新篇章。
一點不錯，筆者本人就是明證。1996年，《中華兒女》雜誌在三峽舉辦筆會，被邀請對象中就有毛澤東的小女兒李訥，而時任武警水電部隊政委的劉源也恰在三峽建設工地率部隊艱苦施工，正是那次筆會，促成了劉源與李訥在三峽工地的難忘相見，姐弟倆深情相擁，場面感人，也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
毛新宇到湖南，向少奇爺爺敬獻花圈，劉家的叔叔們也常在各種場合表達對毛伯伯和岸英大哥的崇敬。所有這些都在向世人昭示一個最簡單的時代特徵：無產階級革命家之間的分歧或者矛盾，和世俗社會尤其是武俠小說中的江湖恩怨，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李訥與劉源在三峽
2004年毛劉兩家三代歡聚時，李敏、李訥坐在王光美兩側
如今有種怪現象：不少人往往只講出身，不論表現。看其人而不看其經歷和業績
毋庸諱言，劉源是一位出色的「紅二代」，他用自身特殊的人生歷程和卓越的工作成績為許多“紅色後代”們樹立了可貴的榜樣。也毋庸諱言，並不是所有“紅色後代”都有著類似的成功之路。筆者相信，隨著「紅二代」、“紅三代”、“紅四代”們的成長之路逐漸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熟悉、所關注，他們背後折現出來的示範意義會對整個社會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
作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幼子，劉源對自己的家庭背景並不迴避。他表示，不管這個家庭帶來的是挫折還是機會，都不是自己能夠選擇的，只能以平常心待之，把挫折變為動力，使機會用來「為公」。如此而已。
作為公眾人物，劉源和毛新宇的經歷公開，可供備查。同為老主席之後，不同的人生閱歷，導致他們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毛新宇經歷單純，而劉源的人生，卻極其複雜、曲折，其間所受的磨難與坎坷，遠超過一些普通平民子弟。
劉少奇管教子女極嚴。劉源十四五歲就被送到野戰軍、公安總隊當兵，上世紀60年代全軍大比武中榮獲特等射手稱號，還被選拔為「十一」遊行的國旗護衛兵，受閱天安門。倘若不吃苦、不脫幾層皮、不經嚴格訓練，僅靠關係能有如此成績嗎？1966年底，劉少奇被打倒，劉源只好離開部隊。
退回學校（北京四中），劉源曾經住在教學樓樓梯下的掃帚間，接受大批判。其後，他與大多數同學一樣，捲入「上山下鄉」大潮，去山西省山陰縣插隊落戶。
當時的劉源無家可歸，父母被分別囚禁，兄弟姐妹全被趕出了中南海，天各一方。1968年12月24日清晨，劉源夾雜在人群之中，麻木地踏上西去的列車。劉源記得，北京火車站站台上擠滿了家長們，有人痛哭流涕，有人興高采烈。那天，只有妹妹亭亭一人為他送行。劉源一頭扎進擁擠的車廂里躲了起來，不敢見，也不想見妹妹。哭成淚人兒的妹妹在如海的送行人堆里尋找著，一個個窗口查看著，呼喊著。
火車啟動了，劉源才擠到車門口，隔著玻璃門與妹妹瞬間相視，只聽妹妹喊了一聲「源兒哥！」就一晃而過。劉源回憶說：“當時，我胸中既沒那種響應號召的狂熱，也沒對走進充滿艱難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懼……”
劉源等27位知識青年被分配到山陰縣白坊村插隊。不久，中共「九大」召開，正式確認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肯定了強加給劉少奇的種種罪名。從此，劉源就開始承受新一輪的“革命行動”。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勞累了一整天，晚上在被安排單獨住的一間破草房裏沒完沒了地接受批鬥。淳樸的農民迫於政治壓力，不得不參加批判這個劉少奇的“黑崽子”，但暗地裏，他們並不歧視他，相反給他以保護，給他以珍貴的溫情。人間自有真情在。在山西農村，劉源更切身體會到中國農民的樸素真誠、博大慈愛的胸懷，“慢慢地，我仇恨一切的冰心開始融化”。
直至1975年秋，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全身黃疸的劉源「病退」離開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走的那天，幾乎全村的人都出來為他送行。許多老人、大嫂和媳婦都哭成了淚人，劉源也泣不成聲。他這時深深地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經永遠留在了這片貧瘠的土地上。
回到北京後，劉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機廠當學徒工。剛進廠不久，又適逢「四五」天安門事件，劉源自然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對象。工人們心照不宣地把他保護起來，他的師傅、老工人田文奎甚至為他擔保：“我白天黑夜和劉源在一起，他沒有問題！”工人們熱情地教他生產技術和工藝管理，傳授各種知識規程，還經常拉他到家裏撮一頓。拉拉家常，發發牢騷，彼此的信任與融洽再次溫暖了他的心。
1977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長安街的高音喇叭里傳出頭條新聞：恢復高考。很快，北京起重機廠傳達相關文件，報考條件就張貼在車間的牆上。劉源經過仔細研讀，發現政審條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說了本人不能有歷史問題、政治問題。他於是決定報考。可不久，他卻得知自己的報名被廠組織部門退回，理由是「超齡」。那年，劉源26歲。
劉源不服氣，因為自己是「老三屆」的初中生，而高考對「老三屆」的高中生都是放開的，“他們的年齡肯定比我大”。更不幸的，以劉源的年齡劃線，廠子裏9個年齡大過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氣之下，劉源給鄧小平寫了封信。
劉源記得，信不長，就一頁紙，用鋼筆書寫工整，就事論事反映問題。在信封上寫著「中共中央鄧小平副主席」，然後貼了4分錢郵票，在自己的住處北京永安里附近隨便找了一個郵筒投了進去。
10餘天后，來了迴音。劉源和9個情況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鄧小平的批複，劉源至今沒見過，「具體怎麼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鄧小平批給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吳德轉批給北京市負責高招的同志，最後由廠教育處通知劉源，說是可以報考了。
報考的時候，劉源認真地填了政審表。父親一欄填「劉少奇」，母親一欄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欄填“工人”，籍貫、政治面貌、社會關係等等一概填了一個“眾所周知”。
1978年初的一天，劉源終於收到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錄取通知書，那一刻，他有些激動。此時，距離父親劉少奇辭世已近10年，母親王光美還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劉源清楚地記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學。
1978年的中國，一場徹底改變中國命運的變革的就將開始；而對於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後人們而言，則意味著一場持續10餘年噩夢的終結。這年12月22日，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決定，王光美被釋放出獄，隨後徹底平反。
見到母親時，劉源的眼圈紅了：母親臉色蒼白，眼角布上細細的皺紋，那曾經的一頭烏髮已經失去光澤，白髮刺目地顯露出來。
在和鄧小平的一次會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兒子要求參加高考的信和鄧的親自批複。鄧小平微微一笑，沒有作答。
其實，當年劉源報考的第一志願是北大哲學系，第二志願才是北師院歷史系。考試結果雖然超過了第一志願的錄取線，但北大當時不敢招收這個身份特殊的學生。劉少奇被平反後，北大曾經派一位老師專程找到劉源，問他：「你還想上北大嗎？這是你原來報考的大學。」那位老師話說得很真誠：“當時沒收，確實不對，現在也許可以補救一下吧。原來你報的哲學，現在上的歷史，你願意上哲學還是歷史？”
劉源婉拒了。對北京師範學院，他心懷感激。
人的出身，是先天的，不能選擇，無可非議；人的表現，則全在各人所為，應當是最重要的
1982年大學畢業時，劉源已當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過的他，開始認真思考畢業後去向，實際也是在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此時，他的境遇與「文革」期間對比，雲泥天壤，前途更可任選：
他完全可以留在北京，教授們也願意收他為研究生，出國留學也不成問題，給領導同志當秘書也是觸手可及的事。劉源卻都婉言謝絕了，他想得更多的，是黃土地上的人們，是仍然貧困的農民。他下決心兌現諾言，重返農村，到中國的最基層去，向農民「還情還願」，為老百姓實實在在做些事情。一番權衡，他要求到河南農村工作，他要到父親曾經戰鬥、蒙難過的地方去，在父親身邊工作，他會更有力量。作為兒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
劉源在後來給中學老師的一封信中，這樣敘述了他當時的動機和想法：
「在大學的四年里，我經歷了所謂‘個人命運’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最黑的’變為‘中國頭號高幹子弟’（都是別人的話），而我的精神上也經歷了一段極為劇烈的痛苦時期。我衝出逆境之時，才發現在我和周圍人們之間隔了一道無形的牆，我曾努力去推倒這牆，可是自己的力量那麼微小、單薄，我曾努力去做，證明我同大家沒什麼兩樣，是個極普通的人，但枉然……我明白了，我不能強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動來贏得人民的信任，以幾年、幾十年的不懈努力來拆除那道牆。」
母親王光美知道了兒子的想法後，表現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靜，極力支持劉源實現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報恩還情，她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領導，為他能出北京到農村而「說情」。王光美從不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講什麼話，卻為劉源志願到農村工作走了一次罕見的“後門”。
1982年，30出頭的劉源隻身一人來到了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當了個「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個大隊分管一個區，後又分管社隊企業。他的從政經歷由此開始。1983年4月，經新鄉縣人大常委會討論，全票選舉劉源擔任副縣長，主抓全縣的多種經營和工業。一年以後，由於成績顯著，他又被縣人代會全票選舉為縣長。
1985年初，劉源調任鄭州市副市長，分管城建、計劃、工交。當時，市裡正在爭取天然氣工程立項，工作難度很大。上任伊始，市長就把這塊「硬骨頭」交給了他。
在北京跑項目的那些日子，用劉源自己的話來說，就像個「上訪戶」。憑著為人民造福的願望，利用在北京人際關係熟的條件，他在國家計委和石油部之間穿梭似的來回跑。一年後，當地群眾翹首以盼的天然氣終於引到了鄭州，市民結束了用煤火燒飯的年代。當諸事就緒後，劉源又瘦了一圈。
有人說他是「坐飛機」上來的，但是新鄉縣、鄭州市，從領導到炊事員都說他是“扛大個、賣苦力”上來的。在鄭州市副市長任上，他讓鄭州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積有了顯著的提高，為以六大國營紡織企業為代表的、住宿條件極為惡劣的數萬青年職工蓋起了一座座“青工樓”、“母子樓”，還有火車站廣場、舊城改造……劉源幹了一件又一件實事。有目共睹的實績，使劉源在老百姓中獲得了眾口一詞的讚譽。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屆人代會爆出一條轟動全國的大新聞：36歲的劉源經人民代表直接提名為候選人，併當選為副省長。100多名代表在推薦理由中說：“我們推薦劉源為候選人，並不是因為他是劉少奇同志的兒子，而是因為他謙虛謹慎，工作敢想敢幹而又任勞任怨，有突出的政績。”
劉源不會忘記那一天，河南人民大會堂里掌聲四起，從代表席到主席台的6級台階，他兩步跳了上去，向台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謝。此時，台下再次爆發雷鳴般的掌聲。
此時的劉源百感交集，淚眼模糊，耳邊又響起父親語重心長的話語：「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有人挑剔說，他是「沒當過一天兵的上將」。如果說“兵”的意思是指軍人，軍官也算，那他授上將前可有近20年軍齡
用劉源的話：「官當得好好的，沒想到又要我當兵了。」即使在今天，棄“官”當“兵”，恐怕也沒幾個人情願。1992年，作為主管經濟、工交、城建的副省長，劉源被“交流”進入軍隊。
劉源回憶：當時，鄧小平、江澤民、楊尚昆曾多次談到，地方、軍隊幹部經常交流，是共產黨的傳統優勢，不要堵死這條路。尤其是軍隊裏，一定要有熟悉地方工作的人。這樣，他和另外兩位副省長相繼調進武警部隊。遲浩田同志告訴劉源，他是作為「地方最優秀的幹部」第一個交流從軍的。
他被派到所謂「中國最苦的部隊」——武警水電部隊當政委。今天，這支部隊相當有名，而當年可是極為困難的。劉源領軍，建三峽、上高原、戰邊疆……苦活累活幹了無數，大仗硬仗打了不少，創建顯赫功勛，一支部隊煉成鐵軍。紮實苦幹6年多，劉源晉陞為武警總部副政委，分管警種部隊和內衛部隊西南、西北片區工作，仍然都是艱苦的地方；又五年（2003年），他平調解放軍總後勤部任副政委，仍相處和諧、政績卓著；2005年底，再晉陞為軍事科學院政委。
香港有的文章說，劉源是「沒當過一天兵的上將」，這純是瞎掰，以上履歷就清楚地顯現著他的軍齡，而且，在現役上將中，他佩帶少將（8年）、中將（9年）軍銜的年頭最長。又有人挑剔，說他是“一當兵就當將軍”，這又是不分清紅皂白地胡勒。人家可是當過鄉、縣、市長，作為“最優秀的”副省長“交流”到軍隊的，省級幹部可不就是少將么？也可以反過來想想：每年由軍隊轉業到地方的高級將校，怎麼沒人說“一當官就安排為省廳級”呢？
劉源出任總後勤部副政委期間，親歷了中國軍隊第十次大裁軍，並參與了裁減人數最為集中的總後系統四所院校向地方整體移交的工作。尤其是一次向地方移交近千名離退休幹部，更是難上加難。這項工作順利完成，受到了中央軍委的充分肯定。
2005年12月，劉源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2009年晉陞為上將軍銜。
身為軍科政委，劉源感到使命光榮，責任重大。任職幾年，院容院貌煥然一新，幹部的經濟適用房全部解決。他帶領軍事科學院課題組，赴戰區、軍種進行調研，組織一批重大研究課題，在戰略理論、作戰理論、國防和軍隊建設理論等研究領域創新突破，為推動軍隊的改革和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決策諮詢。
無論在北京、山西、河南，還是軍警各單位，劉源都給大家深刻的印象：信仰堅定、實幹苦幹、敢做敢為、屢有建樹；他平等待人、正直廉明、包容大度、引領新風。舉凡官場陋習遺風，諸如為政對立者、紅眼嫉妒者、攻奸誣陷者等等，劉源同樣也躲不開、避不了，但從沒人說他沒知識、不幹活，擺譜端架子、草包混飯吃。到劉源曾任職的所有地方去打聽，其官品與人品均有口皆碑。
而劉源自己卻幽默地說：「不論我當多大的官，干多少好事，大家只記得跟著我姓名的破折號後面的那個人‘——劉少奇的兒子’！大家總是把對老一輩的感情、同情轉移到我身上。我只有多謀公，不謀私，為大家多辦事，把這一好條件還給大家！」
我們今人，必須力保先輩的成功，避免他們的失敗，光大真理，揚棄錯誤。這才是真正的好後代
在建立新中國，建設新中國上，劉少奇的豐功偉績，與毛澤東、鄧小平並肩，屈指可數。因此，大家對他有感情。而說到大家的同情，文革狂暴，無理可講，老主席被打倒，任人誣陷，不得辯駁。即使如此誣陷10多年，除了路線分歧與工作上的不同意見，竟找不出一條「反對毛主席」的言行，抓不住一條“反革命叛變”的罪證，甚至說不出任何毋庸質疑的道德污點。這足以說明問題，證明忠奸了！
1980年，黨中央隆重地為這樁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平反昭雪。世所公認，劉少奇付出的犧牲和代價，最大最重！
劉少奇已去世40多年，劉源成分多種，卻出身依舊。他出身背後的故事，實在豐富多彩。他說大家常把對老一輩的感情、同情轉移到他的身上。人難得有知，貴有自知。聽到如此的自述，我們還能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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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段私密性很強的佳話，值得披露——劉源和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成（薄熙來之弟），作為男女方媒妁，曾促成了李訥兒子的姻配良緣。
婚禮上，劉源面對幾百位毛家的親朋好友，從容講了一段坦蕩激昂的話，頗耐人尋味：
……
祖先的遺留，良心陋習，好賴香臭，像一鍋亂燉；澤被與貽害，後輩都要承擔，優秀的思想和慘痛的教訓，同樣可貴。我們繼承什麼？全在生者自身所為。當然，必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青史鑿鑿：毛劉合力，國之幸、民之福，成就了歷史上最輝煌的革命事業；毛劉分離，國之殤、民之難，也鑄成兩位偉人和兩個家庭的最大悲劇。我們今人，必須力保先輩的成功，避免他們的失敗，光大真理，揚棄錯誤。這才是真正的好後代。
這個世界上，不是沒道理。往往是人們超脫不出感情，意氣用事，不講道理；或不想搞清道理，心裏明知不願信、不願行，不按道理去做。對我們兩家，最簡單的事實證明，和則盛、斗則衰，合是正確、離是謬誤。多淺顯的道理！我們兩家後人，最起碼應該做到，和而不鬥，合而勿離。多明白的事情！不該按理辦事、敏於行止嗎？
今天，毛澤東、劉少奇兩位老人家，若在天有靈，看到我們舉行如此盛大的婚禮聚會，濟濟一堂，同賀大喜，一定會為我們高興，一定會為有這樣的後代而自豪，一定會為「換了人間今又是」，而“淚飛頓作傾盆雨”！
語音未落，已是滿堂掌聲、喝彩，有歡呼稱快的，有嘖嘖稱奇的，有喜極而泣的……
最後劉源與大家共祝：
祝新人百年合美！
祝所有家庭合好！
祝國家和人民和諧！
祝中國和世界和平！
紅火熱鬧中，李敏的女兒孔東梅跑過來，小聲說：
「劉源叔叔，你——真——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