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
此時，毛澤東還在南方，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的內容是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進行批判。會議還通過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稱:“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既然作出這樣判斷，人們就要思考，誰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呢？這時彭、羅、陸、楊已經揪出來了，“現在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顯然不是指他們，那是指誰呢？當時，林彪還不敢把矛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而1959年9月，軍委擴大會議的經驗告訴他，可以先拿爺爺開刀說事。於是，爺爺在會上便成了彭、羅、陸、楊之外重點批判鬥爭的對象。
5月12日，爺爺在第一小組會上發言，講自己要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認真學習馬列著作時，他說:「孔夫子講，‘朝聞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時間讀書了，讀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馬列的書，非讀不可，準備花一兩年的時間讀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馬列主義的理論……」
爺爺的話還沒有講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斷了:「毛主席豈止是接受？！是發展到了最高頂峰！你不要拿外國的東西嚇唬(我們)！」
林彪藉機提出爺爺1965年12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講過「不能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到了頂峰就不會發展了」這段話，繼續煽動說:“你們看他對毛澤東思想是怎麼評價的？！”他攻擊爺爺是野心家，是借馬克思主義來反對毛澤東。
康生也攻擊爺爺:「反對林總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就是反對毛主席思想的，在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樣的。」
爺爺辯解:「我不會反對毛主席的，毛主席的書要讀，馬列的書也要讀……」
康生不容爺爺講話，蠻橫地說:「我希望你學學林總的這些講話，比你學三十二本書要好得多。我看你雖然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是黨外人士。」他還誣衊爺爺“想超過毛主席”。
在他們的鼓動下，一些人開始對爺爺大加笞伐。有人說爺爺「是黨內最危險的人物」，有人說爺爺是“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
「文革」期間的遊行隊伍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進行，林彪等人又在會上對爺爺的所謂「錯誤」展開批判。
爺爺從大局出發，坦然面對。他說:「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也作了檢討……」
還沒等爺爺把話講完，林彪就開始了他的長篇攻擊。他說:
「彭德懷原來就是聯合這個，聯合那個，犯了這個錯誤又犯了那個錯誤，都是為了個人野心。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揭發鬥爭到底把他搞臭，否則不行。這樣做對你對黨都有好處，這樣，你才可能改好，否則不可能。廬山會議揭發出來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消滅黨的一個最大的隱患。主席幾次講黨有可能分裂，實際就指彭德懷和朱德。廬山會議也考慮到是否要徹底揭開，權衡利害，認為應該堅決揭開，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主席到百年之後，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現在揭開，展開堅決鬥爭，保衛總路線，教育全黨，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發鬥爭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當然我們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還說:「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你們是不知道的，……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你一天都沒做過總司令……」
於是，有人隨聲附和，說爺爺「有野心，想黃袍加身。」
對於這些捕風捉影的誣衊，爺爺感到很無奈:「說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他又鄭重地說:“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這次會後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佈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由陳伯達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
這個中央「文革」，雖然號稱“小組”，權力卻很大，後來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
這年8月初，在北京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會前，毛澤東於7月18日回到北京，聽了康生、陳伯達等人關於北京高校「文革」運動情況的彙報後，對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向學校派工作組的做法大為不滿，並對他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在這次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先後做了檢討，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慌，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
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全會進行了中央領導機構的補選和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爺爺、李富春、陳雲。林彪從原來位列第六升至第二位，被稱為「林副主席」、“林副統帥”。劉少奇、周恩來、爺爺、陳雲的黨中央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爺爺從原來的第四位降至第九位。
就這樣，一場史無前例的長達十年之久的全國大動亂開始了。從此，爺爺的處境也隨著時局的發展愈發艱難了起來。
1966年國慶節，「文革」剛剛發動，還保持著建國後年年國慶節都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慶祝活動的做法。爺爺當時的心情雖然很抑鬱，但他在參加天安門觀禮時，得知張思德的媽媽從四川儀隴來京參加國慶觀禮，還是把張媽媽接到了家裏，還吩咐要做幾個四川菜來招待張媽媽。
張思德是四川儀隴縣人，和爺爺同一個家鄉。
爺爺奶奶和我一起陪著張媽媽吃飯時，爺爺不斷地給張媽媽夾菜，並問張媽媽:「家鄉的人民還好嗎？農民生活怎麼樣？」
張媽媽說:「還行，還比較安定。」
爺爺聽了，說:「農民日子過好了，我也就放心了。」
中南海造反派衝擊我家，貼大字報攻擊爺爺的情況很快就報告到毛澤東那裏。1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碰頭會上講到爺爺時，說:「朱德在國際國內是有威望的，朱德還是要保的。」
但是，毛澤東的態度並沒有制止住林彪、江青一夥的陰謀活動。他們繼續鼓動「打倒朱德」，並把這股惡風從中南海吹向了社會。
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國政協小禮堂對中國人民大學的紅衛兵頭頭說:「你們要把矛頭對準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要以為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就完了，還有呢！」
看到紅衛兵有些不解，馬上補了一句:「還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個大軍閥。他一貫反對毛主席，你們要把他揪出來，批倒批臭！」
「怎麼個批法？」有人發問。
「這還用我說嗎？你們人大不是有個走資派叫孫泱嗎？他給朱德當過秘書，你們可以通過搞孫泱的問題，把朱德的問題搞清楚嘛！」
孫泱是孫炳文烈士的兒子。從抗日戰爭開始，他就在爺爺身邊當秘書，建國後曾任西南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後來調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校黨委副書記。
正是因為爺爺，這場邪火也燒到了他的身上。
人大紅衛兵聽了戚本禹這些話，如獲至寶。返回學校，立即組織人馬寫大字報、貼大字塊。一夜之間，從城裏到城外，到處張貼了「打倒朱德」、“炮轟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的大字塊。
以「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而名噪全國的“新北大公社”頭頭聶元梓聽說人民大學「批朱」的消息後，唯恐落在後面，但她還不清楚這是不是上面的意思，於是打電話向她的後台康生詢問:“人大紅衛兵批判朱老總，是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精神？”
老奸巨猾的康生不肯直接回答，拐彎抹角地說:「怎麼說呢？形勢在發展嘛！問題也越來越清楚了。你們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說是我讓你們搞的，就搞不成了，你們自己決定嘛，我給你們說多了不好。」
對於康生的暗示，聶元梓當然心領神會。放下電話，她便急不可待地召集手下人開會，並煽動說:「目前，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尖銳，清華大學揪出了劉少奇，在社會上打響了，我們‘新北大公社’也要搞一個大的！」
「我們搞誰呢？」有人問。
「朱德！他是混進黨內的大野心家、大軍閥……」
聶元梓正愁找不到「批朱」的“炮彈”，正好中國作家協會造反團來人找到 “新北大公社”，說他們搜出了劉白羽解放前寫的《朱德將軍傳》複寫稿，是一株大毒草。於是他們合夥炮製了《篡黨篡軍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狀——揭穿〈朱德將軍傳〉的大陰謀》、《歷史的偽造者反黨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將軍傳〉的大陰謀》兩篇文章相繼刊登在《新北大報》上。隨後，他們又將該報加印了五十萬份，散發到全國各地。
作家劉白羽寫的《朱德將軍傳》並沒有出版。那是抗日戰爭時期，劉白羽到華北前線，當時中共北方局宣傳部長李大章委託他搜集爺爺的資料。通過採訪爺爺本人，他寫成了一個傳記的初稿。後因爺爺1940年5月離開太行前線回到延安，劉白羽的寫作也就沒進行下去，便把已寫好的初稿複寫了兩份交給了組織。其中的一份複寫件曾送到美國，給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寫《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作參考，史沫特萊在病逝前又託人把它捎回還給了劉白羽。就是這份複寫的初稿，被造反派用來大做文章。他們將書稿印刷成書，組織人員撰寫批判文章，而承擔此任的人怎麼也找不出書中有什麼政治問題，反而從中了解了爺爺的革命經歷，並對爺爺的遭遇暗自同情。
中國人民大學的造反派組織「人大三紅」在校內揪鬥了學校黨委副書記孫泱，企圖從他那裏打開“倒朱”的缺口，但他們卻終無所獲。
這個跟隨爺爺多年、忠實於革命的烈士後代，最終還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他的妹妹、著名表演藝術家孫維世也由於江青的迫害而含恨九泉……
「人大三紅」還串聯北京一些單位的造反派共同成立了“首都揪朱聯絡站”，籌劃召開萬人大會，在社會上公開批判爺爺，並且還要拉上我父親陪斗。同時，又分幾路人馬殺向各地搜集爺爺的“罪行”。
在爺爺的家鄉——四川省儀隴縣，北京跑去的造反派們到處煽風點火，召開「聲討」大會，砸爛了爺爺舊居的牌子……
打擊不僅來自外面，還來自家裏。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爺爺身邊有五位秘書，六名警衛，還有醫生、護士、阿姨、廚師等。「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央「文革」和中南海造反派首先從這些工作人員下手，給他們開會，給他們施壓:要他們貼爺爺的大字報，公開表態和爺爺劃清界限……如果有人態度不好，就進行組織處理。
這夥人說到做到。1967年，他們首先把沈毓珂、曹全夫兩位秘書和衛士長郭仁等送進了「學習班」，後來又轉入江西晉先“五七幹校”。不久，閻志遠秘書被下放到了天津，警衛員鄒德亭、護士郭勤英等先後被調走……
後來，爺爺的身邊就只剩下了三個警衛員和一位廚師了。
此時，家裏的有些親人也提出要和爺爺奶奶劃清界限，有的把爺爺給他們的書信和題詞都燒了，有的還寫信要跟爺爺奶奶斷絕關係……就是留下的一些工作人員，在「文革」的大氣候下，對爺爺奶奶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那些日子，我可體會到「凄風苦雨，眾叛親離」是什麼情景、什麼滋味了……
可是，我看見八十歲的爺爺仍然像往常一樣鎮定自若，畢竟一輩子經歷過太多的危難，他似乎不把不斷襲來的惡浪當回事。他安慰奶奶和我說:「歷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來是了解我的。」
當造反派策劃揪斗爺爺的消息傳到了周恩來那裏時，周恩來馬上就將此事向毛澤東做了彙報，在徵求了毛澤東的意見後，立即打了電話給戚本禹，勒令他立即取消 「批鬥朱德大會」。
由於周恩來總理的干預，批鬥爺爺和我父親的大會才沒有開成。
那些日子，不諳世事的我一直很恐慌。也許是爺爺看出了我的擔心，他像安慰又像叮嚀地對我說:
「孩子，你記住: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可是在那個動亂年代，養花被當作資產階級情調，爺爺養的蘭花也同樣遭到厄運。當時，中南海有人拿著「令箭」，不准爺爺養花，說養花是革命意志消沉的表現，“必出修正主義”，硬要爺爺交出所有的蘭花。爺爺無可奈何，眼巴巴地看著自己苦心經營了十多年的蘭花全部都被拿走了。
連爺爺種養蘭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貼大字報上說，這是「資產階級情調」。爺爺看到後，只是很平靜地對奶奶說:“種蘭草有這個事”。“種蘭草一可以美化環境；二可以調劑老人的業餘生活；三可以出口為國家掙外匯。這有什麼錯？！”
就在周恩來總理沒有出面干預「批朱大會」的那段時間，“人大三紅揪朱兵團”來到天津，闖進我母親所在的醫院，在醫院裡貼滿了“打倒黑司令朱德、兒媳婦趙力平”的大字報。他們煽動群眾，大肆誣衊“朱德是黑司令，不會打仗，沒打過仗，是個大軍閥。”
那時我母親的行政職務已被剝奪了，就連人身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她被勒令每天晚上「交待問題」，直到深夜一兩點鐘才能回到家裏。
當時，我母親曾問斗她的人:「你們家有三個烈士嗎？我們家為革命犧牲了三個人，你們懂不懂？你們去調查去吧，我們家沒有問題。」
我母親趙力平的老家在河北定縣大定村。戰爭年代家中有五人參加革命隊伍，三人為革命獻出了生命。我姥爺趙鴻儒和他的弟弟是那一帶最早參加八路軍的。受家庭的影響，我大舅趙士珍、二舅趙士斌都參加了革命。我大舅在左權部隊當過副營長，1943年在戰鬥中犧牲了。我二舅在部隊積勞成疾也死在了前線，我母親的叔叔也是在部隊犧牲的，當時組織上都給他們發了烈士證。因為這些烈士證是賀龍簽發的，賀龍在「文革」中被打倒，烈士證被當成罪證抄走。直到「文革」結束，烈士證才又返還。
這些人聽了我母親的質問，還真的跑到我母親的老家去了一趟，一看找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就找歪理，他們說:「你們家不是貧農，你們家鄉還有一個小毛驢，四條腿，你們家算有一條腿，你們家不能算貧農。」
原來，我母親的老家人因為太窮，一家買不起一頭驢，就四家合買了一頭，各家輪流用。這在造反派的眼裏，這就被看作是一家有一條驢腿的財產了。
我母親聽了這話，又好氣又好笑，她說:「你們去看規定吧，你看看當時規定什麼是富農，什麼是貧農。」
一計不成，一計又生。「人大三紅」密謀綁架了我母親。
當時我母親住在她們醫院的宿舍里。那天夜裏12點多，有人對看門的老師傅說，要找趙院長，要搶救病人，必須要她去，否則病人死了她要負全責。
這個老師傅趕忙找到我母親說:「趙院長，你可別出來，我看這些人不善，不像是好人，你千萬別出來！」
我母親想:不去不行啊，真有病人不去搶救，這不是又給造反派一個口實嗎？再說病人出了事怎麼辦?
那時候我妹妹還小，我姥爺、姥姥跟我母親住在一塊照看她。我母親也沒敢驚動他們，就急急忙忙出來，還沒到門口，一幫人就「呼啦」一下子圍了上來，把她拽上了停在門口的一輛帶發動機的三輪板車裏……
我母親質問他們說:「你們要幹什麼，你們有什麼權力抓人，你們簡直成了土匪了！」
他們也不吭聲，開車就走。
機動三輪車在寒夜裏顛簸，連個篷子都沒有，寒風刺骨。我母親被四個人夾在中間，不知被拉到哪裏去。她直挺挺地坐著，一夜沒有合眼。
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多鐘，我母親被拉到了中國人民大學，被帶進一個昏暗的小屋。呆了一會兒，有人偷偷地對她說:「他們綁架你來是要開批鬥會，是敦促你交待朱德的問題。」
後來知道，當時人民大學的造反派其實分成了兩派，一派說要我母親揭發爺爺，不揭發就開她的批鬥會；另一派則不同意，說人家是天津人，「人大」沒有權力開人家批鬥會。
在關押我母親期間，他們反覆威逼我母親「交待問題」。
他們問:「你上過中南海多少次？對朱德的反革命罪行你掌握多少？」
我母親說:「我去的次數多了，我們是一家人為什麼不能去？我不知道什麼是反革命，每次去，爹爹都教育我們好好學習，好好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他們說:「我們不要你說這個。」
我母親說:「你們要我說什麼？」
「要你說，朱德是怎麼搞反革命活動的。」
我母親說:「沒有就是沒有，我不能瞎編亂造！」
就這樣，我母親被造反派關了半個多月。
就在我母親被帶走的第二天，傳達室的那位老師傅告訴我妹妹:「昨天晚上你媽媽被一伙人給帶走了。那一幫看起來不是好人。」
聽了這個消息，我妹妹趕忙跑到我父親的單位。到了那裏才知道，我父親也「失蹤」了……
最後還是通過北京鐵路局找到北京造反派的頭頭，才知道我的父親母親都被他們綁架到了北京。
知道了這個消息後，天津鐵路局找他們談判，說:「你們是北京造反派到外地去抓人批鬥，這不合原則吧。」
又加上周恩來總理的干預，「人大三紅」這才把我的父母放了回來。
母親回到自己的醫院，又來了「支左」的軍人，還是逼我母親交待爺爺的“反革命罪行”。
我母親說:「我爹爹的情況我了解，但反革命罪行我不知道！」
那個「支左」的軍人說:“老趙哇，我們這是對你的關心，你是老幹部、老同志，你要明白地劃清界限，中央已經下了通知，朱德是三反分子，他是反對毛主席的，是要被打倒的對象。”
我母親說:「既然是中央的通知，你就去問中央好了。你要是問我，我還是那句話，我們一家都是革命的！」
那個軍人當時才有二十六歲，姓翟。我母親又對他說:「老翟同志，我參加革命的時候還沒有你呢。」
我母親知道這些「支左」的年輕人不大了解歷史，就繼續問他:“你才二十多歲，你說總司令是反革命，他怎麼反法？你說中央有文件，你拿給我看看！”
他說:「我們內部傳達了。」
他們又問我母親:「你說井岡山會師是誰吧？」
我母親說:「井岡山會師時，我不在場。但是過去學歷史，說的是朱總司令和毛主席井岡山會師。可現在你們說是林彪和毛主席會師，我也沒有證據，我只能尊重歷史！」
聽著我母親義正辭嚴的回答，這夥人也無可奈何。
「批朱大會」雖然沒有開成，但在當時“揪斗”狂潮的推動下，造反派們的情緒被煽動得極端狂熱，哪能就此善罷甘休。
有一次爺爺問奶奶:「你們婦聯的情況怎麼樣啊？」
奶奶說:「兩派鬥爭得很厲害，他們都把我當作靶子，批鬥我。」
說到這裏，奶奶的滿臉都是委屈。是啊，奶奶當時在全國婦聯不是主要負責人，又是苦出身，為什麼造反派偏偏把鬥爭矛頭對準了她!?
奶奶滿腹憂慮地說:「現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資派，往後還不知會怎麼樣呢！」
聽了奶奶的話，爺爺沉思良久。他心裏十分清楚，造反派的所作所為，矛頭主要是衝著他來的。
爺爺不緊不慢地安慰奶奶:「你不要怕，走資派多了也好。都成走資派了，就都不是走資派了。形勢不會總是這樣下去的。」然後，他又說:“你還記得我們度過的那段最艱難的日子吧!?”
奶奶聽後，略微頓了一下，說:「記得，那怎麼會忘記呢？」(文章摘自《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林彪、劉少奇接見紅衛兵（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6
對「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劉少奇、鄧小平義無反顧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種種倒行逆施。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表後，毛澤東重新主持中央工作，鄧小平與劉少奇身陷逆境，雖然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權力。毛澤東同志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67年2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黨的九大則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杭州，沒有出席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錯誤地批判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給他們加上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等罪名。
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在會前經過毛澤東的多次修改，其中有兩大段文字是毛澤東親筆增寫的。這是兩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廣為引用的“毛主席語錄”：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當時，不僅與會的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們不知道「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誰，就是主持這次會議的劉少奇、鄧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林彪外），也不知道這段話指的究竟是誰。他們對於發動「文化大革命」毫無思想準備，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一無所知。
會後，在「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的煽動下，各地青年學生開始起來“造反”，混亂局面開始出現。
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飛到杭州，向毛澤東彙報工作，並請毛澤東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暫不回京，由劉少奇和鄧小平相機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為了控制局面，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於6月初決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後，各省、市委也相繼採用了派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領導運動的方法，力圖將運動納入黨的領導的正確軌道。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聽取了有關工作組的彙報後，認為工作組對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該統統驅逐之”。應“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壓制運動”，這是以後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狀”。實際上，在政治運動中派工作組（工作隊、工作團），這是中共領導政治運動所採取的一貫方法之一。遠的不說，僅以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例，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四清，哪一次政治運動沒有派過工作組?
1966年7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關於「文化大革命」問題的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坐在前排，其他領導同志都坐在後排。開始是彙報會，劉少奇、鄧小平要與會的有關領導同志講一講學校的情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彙報大學情況，共青團中央書記胡克實彙報中學情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彙報總的情況。
胡克實的彙報通過了。吳德的彙報沒有通過，還要改動。
當時各大學都在醞釀趕走工作組。因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成員，因此他對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比較了解。劉少奇在會上講得十分尖銳，批評「中央文革小組」一些人說：“照你們這個做法，才是真正挑動群眾斗群眾。這個搞法不成。我們這裏有材料。”劉少奇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組，工作組在黨委的領導下工作，黨委不行了，由工作組代替。劉少奇是反對趕走工作組的。
這時，康生出來講話：「少奇同志，我們也有材料。」口氣雖然和緩，但實際上和劉少奇頂起來了。康生剛講完，陳伯達接著批評各級黨委不能深入到這場疾風暴雨之中，不深入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他的話等於把各地黨委都否定了，把責任推到劉少奇、鄧小平的身上。
這時，鄧小平站起來，兩手叉著腰，十分氣憤地說：「我們要講得客觀一些，要了解第一線的困難。什麼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們不行，你們上去。你們那樣行，我們統統撤出來。黨委垮了，工作組沒有了，黨的領導在哪裏?誰來放手發動?你們根本沒有搞過群眾運動，你們去試試看!」
鄧小平的話義正詞嚴，反映了當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與會領導同志的共同心聲，迎頭痛擊了康生、陳伯達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會議正開著，江青躡手躡腳進來了，在靠著記錄席外邊的沙發上坐下，把手裏的包放在沙發上。江青是偷著進來的，沒有和主持會議的劉少奇、鄧小平打招呼。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的所謂的“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原因就是因為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幾個關鍵點上，劉少奇、鄧小平堅決予以抵制。對「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劉少奇、鄧小平堅定地堅持黨的正確原則，義無反顧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種種倒行逆施。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與以前歷次中央全會不同的是：與會的不僅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大多數不是中央委員）和首都大專院校“革命師生”的代表。
會議期間，8月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對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在運動初期派出工作組領導運動進行嚴厲的指責，認為是「鎮壓」「文化大革命」運動，並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澤東在6月2日《北京日報》頭版轉載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鉛筆寫下了一大段文字。初無標題，經秘書謄清後，毛澤東加上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標題，以後又作了個別字句的修改。據筆者研究，這可能是毛澤東在閱讀《人民日報》社論時，有感而發，遂信筆寫出，其中不乏激憤之語。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到今天，許多傳單和紀實文學甚至歷史著作中都寫道：毛澤東於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有的書中說是貼到了中南海的飯廳里）。甚至還有人想當然地畫了這樣一幅畫：毛澤東身著帶有紅五星、紅領章的草綠色軍衣，站在一堵高牆邊，手握一管正在滴著墨汁的毛筆，目視遠方，旁邊牆上貼著一張大字報，上面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大字標題和雖不甚清晰但隱隱約約可以辨認的內文。這幅畫的名字就叫“炮打司令部”，給人們以深刻的視覺印象。這幅畫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廣為印製、複製，也給人們留下了毛澤東曾親自在中南海貼下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深刻印象。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這樣寫道：“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92年，由某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長篇紀實報告中，寫得更是言之鑿鑿。該書中猶如親歷目睹一般寫道：“毛澤東在1966年8月5日寫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一張大字報。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這張大字報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步入會議廳的中央委員們迎面就可以看到。”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毛澤東的「大字報」，既沒有用“大字”寫出來，也沒有貼在中南海，更沒有掛在人民大會堂會議廳的門口，而是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的形式於8月7日印發給與會者的。
毛澤東的「大字報」全文如下：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的這張大字報，既使參加全會的與會者們極為震驚，也使他們感到極為困惑不解。這張大字報不僅把毛澤東與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之間在1962年、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由於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不同而產生的分歧向中央全會公開，實際上也等於向全黨公開；而且把這種黨內政治生活中關於工作指導方針上的不同認識和正常的意見分歧，上升到兩條路線、兩個階級、兩個司令部鬥爭的高度，並明確號召“炮打”這個實際上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於是，每一個與會者，都面臨著在這個重大問題上站在哪一邊的問題。眾多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想不通，“很不理解”，但不敢表示異議，只能緘默或違心地表態擁護。康生、江青、謝富治等人則在小組討論會上，借闡述毛澤東的大字報，向劉少奇、鄧小平發動攻擊，以示“緊跟”。陶鑄夫人曾志在一篇文章中曾回顧了陶鑄同他談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情況：“十一中全會上，主席主持召開了好幾次政治局的生活會，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同志。會前，江青私下找到陶鑄進行佈置。陶鑄說：‘江青要我在會上打頭陣，要我向劉、鄧放炮。我沒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對她說我剛來中央，對情況一點不了解。結果打頭陣的是謝富治。開了幾次生活會，最後只有我和總理沒發言。’”
會議期間，除了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接受批判和誹謗，忍受各種信口雌黃的誣衊和攻擊以外，鄧小平有時還必須到一些學校去參加群眾集會和回答問題。以前，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迅猛爆發，他曾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其實，這不僅僅是鄧小平的看法，而且是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共同心聲。這句話，表示了他們當時對於「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很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後，鄧小平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雖沉默無語，但對於運動，特別對於「中央文革小組」和造反派心存厭惡。有時，他還不顧所處逆境，伸張正義，說明一些被顛倒了的事物的本來面目。8月2日，鄧小平被通知到人民大學參加師生員工大會，有學生遞條子問關於「二月兵變」的事情。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謠加罪於賀龍元帥的一個陰謀，在林彪集團策動的打倒賀龍的狂潮中，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當時，「二月兵變」這個無中生有的謠言出籠後，彷彿一下子長了翅膀，不脛而走，弄得中華大地，無人不曉。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66年2月，北京軍區經中央軍委批准，決定由北京衛戍區再組建一個團，擔負民兵訓練、維護社會治安等任務。這個團組建後，一時沒有營房。北京衛戍區曾想在北京市借一些房子，為此曾到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等學校進行過聯繫。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政治委員劉紹文知道後，認為部隊住學校的房子不妥，制止了此事。決定讓駐在南苑的衛戍區部隊調整出一部分房子給新建團住，不足部分搭帳篷和住靶場解決，並通知了聯繫過房子的學校。
此事到此為止，已經結束。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後，1966年7月，北京大學團委的一個幹部寫了一張題為《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的大字報，說2月份北京衛戍區到北京大學聯繫住房一事“是要搞政變”，並言之鑿鑿地定名為「二月兵變」。
隨後，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名學生，看了這張大字報後，聯想到北京衛戍區也到中國人民大學聯繫過借房子的事，又寫了一張《郭影秋是什麼人?》的大字報，質問已經調任北京市委文教書記的中國人民大學原黨委書記郭影秋：「彭真陰謀搞政變，要在人民大學駐兵，這事你知道不知道?」
此後，這個「天方夜譚」式的「二月兵變」的謠言，就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越傳越玄。這兩張大字報被林彪、康生知道後，成為他們打擊、誣陷賀龍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炮彈”。
7月27日晚，康生來到北京師範大學，在群眾大會上公然宣稱：「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們策劃政變……他們的計劃之一是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每一個學校駐上一營部隊。這個事情是千真萬確的。」
由於康生髮了話，肯定有「二月兵變」這件事，事情便愈鬧愈大。
鄧小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中國人民大學的。他不顧個人安危，不顧自己已經身陷逆境，不顧在場的有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要員，挺身而出，旗幟鮮明地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中國人民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鄧小平明確指出：“這個二月軍事兵變的問題，我們查了，因為我們早知道這個事，我正式跟同志們說，沒有這個事。”
鄧小平還強調指出：「我鄭重地告訴同志們，我們的軍隊，彭真調不動，別人也調不動，我也調不動。這件事我們想澄清事實，不要再談這個問題了，這件事不算一回事。」
但是，康生卻不甘心陰謀被揭穿，繼續信口雌黃，惡意誣陷。於是，各種震撼全國城鄉的爆炸性謠言像長了翅膀一樣，不脛而走，到處瀰漫：什麼「賀龍為了發動‘二月兵變’給體委發了槍、炮，大炮安在什剎海，炮口對準中南海……」什麼“賀龍發動‘二月兵變’未遂，坐著飛機逃到蘇聯去了……”肆無忌憚的誹謗和惡毒的謠言交織在一起，使善良的人們一時真偽難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決定》指出：「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決定》對起來造反的青年學生表示支持和肯定，認為：“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決定》還強調指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對於哪些人犯什麼性質的“錯誤”，才能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決定》沒有划出具體的判斷標準。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資派”的帽子滿天飛，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下至工廠車間主任、農村生產隊長、商店門市部經理，只要有人糾集一幫子人說他是“走資派”，便可以戴上“高帽子”，任意批鬥，隨便侮辱。而被批鬥者卻沒有絲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只有聽任被批判和鬥爭。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期間，8月10日下午7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親切接見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並對他們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澤東的這句最高指示，迅速傳遍了全國城鄉。
8月12日，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新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由原來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其原來接班人的地位已被明顯排除。會後不久，林彪又被宣佈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由於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和信任，所以在全會選舉時最初提出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單排列順序中，鄧小平被列在第四位，即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劉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但是，這種名單排列順序，卻引起了江青的強烈反對。江青此時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僅僅在3個月前才剛剛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而中央設立“文革小組”時，僅規定它“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並沒有賦予它更大的權力，以至能決定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安排。
江青大為不滿地說：「鄧小平過去名列第七。這一回跟著劉少奇犯了錯誤，派了工作組，怎麼反而升到第四位?不行!這樣排不行!」
這個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竟然干預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順序，真是咄咄怪事！
於是，江青找到已經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定為接班人的林彪，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此時剛剛得勢，躊躇滿志，氣焰正盛，對江青卻不敢怠慢。兩人不謀而合，意見完全一致。於是，林、江共同合謀，改變了預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的排列順序，把「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的名字排到了鄧小平的前邊。這樣，名單的排列順序變成了：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
但江青對這個名單仍然很不滿意，說：「‘老夫子’（指陳伯達）書生一個，壓不住鄧小平。陶鑄厲害，把陶鑄調上去。」
於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選人名單的排列順序成為：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
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這個名單。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了毛澤東的接班人。（據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回憶，林彪回到毛家灣住地後，掩飾不住得意的心情，對工作人員說：「這次全會，我由原來的小六變成了老二」）在這次全會上，並沒有重新選舉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但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選舉產生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職務以後不再提及，林彪成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中特意寫道：“全會認為：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開展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件中，對林彪作出這樣高度的“評價”，確實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標誌著中共中央工作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的結束。從此，毛澤東正式由原來的退居第二線返回了第一線，重新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劉少奇、鄧小平雖然仍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實際上已經退出了中央的領導工作，處於「靠邊站」的境地。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後，由林彪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題原定繼續批判劉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認為，劉少奇實際上已被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險和最大障礙是鄧小平，於是將會議批判的矛頭指向鄧小平。他們不但刻意組織人員批判鄧小平，而且還由林彪親自出馬，將鄧小平的問題性質說成是「敵我矛盾。」
鄧小平在會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誣衊性的批判，心裏很不平靜。回家後他雖然什麼也沒有說，卻夜不能寐。夫人卓琳看見他卧室的燈深夜不熄，便去問他：「3點多了，怎麼還沒睡?」鄧小平說：“今天晚上開會已經從批劉少奇轉向給我提意見了。”卓琳問：“誰批你?”鄧小平只說了一句“軍隊的人”，便不再多言。鄧小平知道，這次批判後，他的“錯誤”的性質，不再只是派工作組「鎮壓」群眾，而是新賬舊賬一起算了。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鄧小平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將一部分原來由他分管的中聯部、中調部等工作交代給康生，說：“我的工作交給你，我不能工作了。”鄧小平本來就沉默少言。「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後，開始是由於處理運動突發事件而忙碌不堪，後來則因“犯了錯誤”停止了工作，話就更少了。從此以後，鄧小平參加的會議和活動越來越少，在家裏也只是看一些送來的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