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政協報》2010年12月9日第7版，
1925年9月，沈從文前往松樹衚衕七號拜訪徐志摩。此前，沈從文因喜歡徐志摩的散文，通過信。這次見面相談，二人結為好友。同年10月1日，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在當天發表的《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一文中，徐志摩將沈從文與胡適、聞一多、郁達夫等人一起列為約稿作者。
1929年，沈從文雖然已經稱得上一個名作家了，出版了許多作品，但光靠稿費很難維持生活，再加上出版商拖欠，使沈從文一家人常常處於困境。沈從文曾與別人一起辦《紅黑》與《人間》月刊，但不久即因經營不善、資金不足，不得不停刊。沈從文處境艱難，「沒有伙食，一家人並一個久病在床的母親也餓了一餐」。
在當時的環境下，想當「自由撰稿人」或者“職業作家”是不可能的。這一點沈從文非常清楚，他自己就有這樣的文字：“當時還少有人聽說做‘職業作家’，即魯迅也得靠做事才能維持生活。記得郁達夫在北大和師大教書，有一月得三十六元薪水，還算是幸運。”
他也可以像郁達夫那樣在大學裏教書嗎？這是沈從文從來沒有想過的。在他看來，自己一個小學畢業的學生，怎麼有資格在大學裏教書呢。相反，他多次強烈地希望自己到大學裏當一名學生，好好地進修。
徐志摩卻一直有意為沈從文在大學裏謀個教職，以解決沈的生活問題。在徐志摩眼中，沈從文有能力當好一名大學老師。這次，徐志摩見到自己的朋友又陷入生活的困境當中，馬上向上海吳淞中國公學的校長鬍適寫信，力薦沈從文到大學當老師。接著，沈從文本人也寫信給胡適，表明自己的意願：
適之先生：
昨為從文謀教書事，思之數日，果於學校方面不至於弄笑話，從文可試一學期。從文其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為空虛無物，恐學生失望，先生亦難為情耳。從文意，在功課方面恐將來或只能給學生以趣味，不能給學生以多少知識，故範圍較窄錢也不妨少點，且任何時學校感到從文無用時，不要從文也不甚要緊。可教的大致為改卷子與新興文學各方面之考察，及個人對各作家之感想，關於各教學方法，若能得先生為示一二，實為幸事。事情在學校方面無問題以後，從文想即過吳凇租屋，因此間住於家母病人極不宜，且貴，眼前兩月即感束手也。
專上敬頌教安。
沈從文夫婦（來源：資料圖）
沈從文上當時的社會，大學生雖然還少，但從沈從文剛來北京時他親戚所說的話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當時大學生們的處境。他的親戚這樣說：「嗐，讀書。你有什麼理想，怎麼讀書？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萬大學生，畢業後無事可做，愁眉苦臉不知何以為計。」
到大學教書，是許多大學畢業生所可望而不可及的。想到大學當教師，顯然有許多資格門檻卡著沈從文。光是小學畢業這一條，就夠沈從文受了。
不過，按照當時教育部頒發的《大學教師資格條例》規定：「凡於學術有特別研究而無學位者，經大學之評議會議決，可充大學助教或講師。」這使沈從文有一線希望。這年8月，中國公學校長兼文學院院長的胡適破格延聘沈從文為國文系講師。
胡適之所以聘任沈從文，一方面雖然是看在徐志摩的面子上，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有理想的教育家，胡適正試圖突破大學中文系獃滯的教學模式，他希望借沈從文的創作能力為中國公學中文系注入新鮮血液。這種思路可以從胡適後來在1934年2月14日的一篇日記中得到反映：
偶檢北歸路上所記紙片，有中公學生丘良任談的中公學生近年常作文藝的人，有甘祠森（署名永柏，或雨紋），有何家槐、何德明、李輝英、何嘉、鍾靈（番草）、孫佳汛、劉宇等。此風氣皆是陸侃如、馮沅君、沈從文、白薇諸人所開。
北大國文系偏重考古，我在南方見侃如夫婦皆不看重學生試作文藝，始覺此風氣之偏。從文在中公最受學生愛戴，久而不衰。
大學之中國文學系當兼顧到三方面：歷史的；欣賞與批評的；創作的。
沈從文被中國公學聘為講師，主要課程是主講大學一年級的「新文學研究」和“小說習作”。後來，沈從文在課堂上說：“適之先生的最大的嘗試並不是他的新詩《嘗試集》。他把我這位沒有上過學的無名小卒聘請到大學裏來教書，這才是他最大膽的嘗試！”的確，雖有教育部的特別規定，雖有胡適在教育界的地位，但無論如何，讓沈從文當大學老師，是一種特別大膽的嘗試，而事後的實踐證明，沈從文沒有辜負胡適的嘗試，在大學教學中作出了許多突破，培養了許多人才。
對於沈從文個人而言，進大學教書顯然不只是解決了生計問題，影響更深遠的是他進入了知識分子的圈子，拓寬了各種新題材的嘗試，對國家對社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49年，沈從文就任北京大學教授時回顧往事，稱：「二十五年前我來這個大城中想讀點書，結果用文字寫成的好書，我讀得並不多，所閱覽的依舊是那本用人事寫成的大書。現在又派到我來教書了。說真話，若書本只限於用文字寫成的一種，我的職業實近於對尊嚴學術的嘲諷。因國家人材即再缺少，也不宜於讓一個不學之人，用文字以外寫成的書來胡說八道。然而到這裏來我倒並不為褻瀆學術而難受。因為第一次送我到學校去的，就是北大主持者胡適之先生。民十八年左右，他在中國公學作校長時，就給了我這種難得的機會。這個大膽的嘗試，也可說是適之先生嘗試的第二集，因為不特影響到我此後的工作，更重要的還是影響我對工作的態度，以及這個態度推廣到國內相熟或陌生師友同道方面去時，慢慢所引起的作用。這個作用便是‘自由主義’在文學運動中的健康發展，及其成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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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54年前的今天，1959年4月1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是新中國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創立者之一。「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劉少奇建國前夕對執政黨中心任務作出的明確概括。他說，“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經濟建設的任務就不變。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發戰爭，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要把中國工業化。”
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思想，繼承了列寧新經濟政策思想和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對中國如何發展工、農業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可惜在建國初期很快就被放棄了。「文革」中，劉少奇還因此被打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付出了生命代價。
但是，在經歷了幾十年風雨歲月的沉澱之後，他的遠見卓識終於大放異彩，成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思想來源……
劉少奇
確定新中國五種經濟成分
劉少奇的經濟思想，最早發軔於上世紀20年代他在安源從事工人運動時。1924年，他先後寫出《救護漢冶萍公司》和《整頓萍礦意見書》，認為漢冶萍公司不僅在經濟上有其重大意義，且「為東方文明之根據」；“煤鐵事業，為一切事業之基礎，國家之盛衰，國民之生死均系之”。
在安源，劉少奇萌生了「從工業入手改造中國」的想法。後來他對此有過許多精闢論述，例如，“要中國強盛起來，必須使中國變成工業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發展工業，我們同時採用私營與公營這兩個辦法”。
解放戰爭後期，時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的劉少奇，在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後負責指導城市接管工作，並主持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等解放區的合併，籌備成立華北聯合政府，為建立新中國做準備。他在緊張處理日常工作的同時，開始系統地思考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問題。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一次為新中國全面繪製建設藍圖的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對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做了深刻闡述。13日，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劉少奇初步系統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方針，著重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成分、社會基本矛盾、合作社問題，以及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等問題。毛澤東在會議結論中說，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個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他委託劉少奇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繼續研究，並草擬文件，以便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使用。
這時，遠在東北的張聞天也對東北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提出了一個提綱。報到中央後，毛澤東委託劉少奇對這個提綱進行研究。劉少奇在吸取了中央領導集體意見的基礎上，研究確定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由五種經濟成分構成，以後經七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成為建國初期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這一研究成果最後寫進了在建國初期起「大憲章」作用的《共同綱領》：“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一政策的制定，應該說傾注了劉少奇的許多心血。
社會主義不宜過早實行
新中國成立後，劉少奇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並於1950年底接替逝世的任弼時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這期間，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理論。
劉少奇認為，由於中國經濟落後，我們還不能立即消滅資本主義，還應調動社會各種經濟成分的積極性，搞一段時期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他在關於共產黨員的標準中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鬥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
他認為，在經過十幾年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後，新中國的面貌就要改變一下。「我們不但有龐大的農業，而且還有不少工業。那時我們就做到了自給自足，使中國變成一個比現在富足的國家。到那時我們的國家才可以考慮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現在還不能提這個問題。現在就有人講社會主義，我說這是講早了，至少是早講了十年。」“十年之內，建設社會主義是講不到的；十年之後，也還要看實際情況才能答覆這個問題。也許還要再等幾年。”
特別是在農村，劉少奇主張比較長期地保留富農經濟。當時，東北和山西等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區，急於組織農民過渡到社會主義，針對這種傾向，劉少奇說：「東北土改後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一副犁一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在東北，現在這種農戶大概不會超過農民的10%，其中真正富農所佔的比例，必然更少。這種有三馬一犁一車的較為富裕的農戶，在數年之後，可能與應該發展到80%，其中有10%的富農。」他尖銳指出：在目前“如果號召農民起來組織農業合作社，認為這樣就叫社會主義，發動群眾運動，就要犯大錯誤，那就叫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區別於大量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做法，劉少奇主張普遍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互助組，把農民更多地通過商業渠道組織起來，大力發展商品生產。他說：誰領導了市場，誰就領導了經濟。
現在回過頭來看，劉少奇的上述想法是比較穩妥的。後來幾十年的歷史發展證明，這也許是更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方案。
「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
到1956年上半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已基本上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起來。同時，經過幾年的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許多重要指標已有確實把握可以提前完成。為了制定在新形勢下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及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央決定在1956年9月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八大籌備期間，劉少奇負責主持起草政治報告。為此，他對中央和國務院30多個部門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研究，記下數萬字的筆記。他在聽取彙報過程中，針對當時經濟發展中的問題，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例如，「在大力發展內地工業的同時，也要注意發揮沿海工業的潛力」；“工業部門要根據人民的需要進行生產”，“不斷增加品種花色，用剌激人民更高的消費慾望來促進生產”；“私營廠原有的好東西要保存下來，不要拋棄本國的傳統基礎，我們一搞社會主義，反而什麼都沒有了”；“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也要盡量吸收，花錢買他們的技術，向他們學，必須咬緊牙關，發一點狠，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趕上去，要有點氣魄，加緊干”。他反對當時有些人把社會主義制度絕對化，提出不要對社會主義迷信，社會主義制度也“必須不斷改進，使它更完善”。
劉少奇的這些觀點，包括注意發展沿海工業、用提高人民消費刺激生產、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等等，經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合乎實際的。
八大召開後不久，東歐爆發了波匈事件。劉少奇前往莫斯科協助蘇共處理這一事件。身臨事件的前沿，劉少奇的感悟自然要比國內的同志深刻。他在回國後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提出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為了不使類似事件在中國發生，一定要關心人民的生活，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應該注意把工業建設發展的速度，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不能把同人民的關係搞得太緊張。還要規定一些制度，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於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脫離人民」。
為了調查和解決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矛盾，響應毛澤東關於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號召，劉少奇在次年春天沿京廣鐵路南下，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廣東五省進行調查研究，提出了要使社會主義經濟既有計劃性又有多樣性和靈活性的寶貴思想。
1957年2月27日，他在河北邯鄲峰峰煤礦調查時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經濟，但計劃性不能排斥多樣性和靈活性，不能教條地去理解計劃性，否則，我們的經濟就會呆板，就會停滯不前。我們只有比資本主義經濟形式更多樣、更靈活，才能顯示出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勃勃生機！」
4月初，劉少奇來到廣東調查時，發現在這個魚米之鄉，人們卻抱怨吃不上新鮮蔬菜。他尖銳地指出：「國營商業部門機關化、官僚化，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每天八小時工作，晚上不辦公，要那麼正規幹什麼？我看這樣搞下去，社會主義要失敗，資本主義要勝利”。“國營商業應當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販學習，採取一些靈活的辦法”，“歷史上做小菜生意的都是搞夜班，為什麼社會主義商業就不能搞夜班？”，“什麼時候國營商業能讓群眾方便地買到又便宜又新鮮的蔬菜，才能顯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由此，他提出要“採取經濟競爭的辦法”，“看來自由市場搞大一點好”，要建立「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
在這次調查中，劉少奇還提出在農業生產中要實行同產量相聯繫的生產責任制，「生產力只是那麼個水平，就適宜於生產單位小一點」，“社員勞動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體化了不行”，“可以實行分組分戶小包工”，“有個勞動自由。有很多小活適於個人勞動，不能完全否定個體勞動。和工業一樣，農業也可以實行個人負責制”。這是劉少奇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重要的思想精華。
黨政分開，黨委和政府要超脫一點
1958年轟然而起的大躍進，打斷了八大前後全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正確探索。三年經濟困難接踵而至，劉少奇主持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其間，許多思想和做法成為改革開放的源頭。
1959年4月，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他開始比較多地思考 「如何具體運用全民所有制，更有利於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性的問題。他提出：在辦廠時，要借鑒國外資本家採取托拉斯、康采恩的方式。這年底，劉少奇因患肩肘炎去海南島休假療養。他利用這一機會學習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清理了一年多來發熱的思想。他在學習討論會上說：“社會主義社會中，總的矛盾是生產和需要的矛盾，中間夾雜著階級矛盾。就是這種矛盾促進生產的發展。”這種看法反映了他對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鬥爭、否定八大主要矛盾論斷的不同看法。他還提出要克服計劃經濟的呆板與機械，中央必須向地方適當分權，發揮兩個積極性。他說：不可能設想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中，中央能夠把國家的各種事務都包攬起來，而且樣樣辦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權分給地方是完全必要的。行政機關也必須向企業適當放權，應當保證企業在國家的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划下，有適當的自主權利，經濟部門的領導機關必須認真把該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該管的事。
劉少奇在1960年代初主持國民經濟調整時，針對當時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明確提出要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的原則。他認為，我們現在管理經濟的辦法是由中央的各部和省市的廳局干預經濟，用行政機關管理工廠，這是超經濟的辦法，它連資本主義的辦法都不是，是封建主義的辦法。為此，他提出國務院各部不要直接管理企業，要成立幾十個大公司，「由公司來管，同由部來管，觀念就不一樣」。他說，蘇聯是這樣搞的，證明不行。由此他提出要按照經濟的辦法來管理經濟，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黨政分開的思想，指出：「黨委和政府超脫一點，不好嗎？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上，有問題我們來裁判，不要作當事人，不好嗎？」，“超脫一點，就有全局觀點了。黨和政府不是不管，是怎樣管的問題。管計劃、平衡、仲裁、監督、思想政治工作。生產由公司、工廠去經營”。由此，他在我國國民經濟狀況好轉以後，指導工業企業試辦托拉斯；指導中央有關部門改革生產資料管理和流通體制；實行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等經濟體制的改革。他還強調要滿足人們合理的物質利益，工資制度要合理，要能夠調動人們的積極性。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對於搞活經濟，提高勞動生產率起到了積極作用，使1965年成為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國經濟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劉少奇對新中國經濟建設提出的這一系列探索，特別是1960年代提出的這些主張，基本不為毛澤東所認可，認為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唯生產力論”和“物質刺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會使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國家。最終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使劉少奇含冤去世。然而，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檢驗，歷史最終證明了劉少奇探索的價值。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劉少奇的這些思想和實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成為改革開放的源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