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與陳粹芬
愛國新女性陳粹芬1891年開始追隨孫中山，直至1912年「自願離開」，孫科等孫氏後人奉養到老。
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為推翻清朝、創建民國，奔走於中國香港、澳門，日本橫濱，檀香山（今為美國夏威夷群島），美國和南洋等地宣傳革命。在那段艱苦卓絕的革命歲月中，常有一位女性陪伴其側，追隨襄助他從事反清鬥爭。這位女性並非孫中山的原配夫人盧慕貞，她叫陳粹芬，是孫中山倡導反清革命時期最親密的伴侶。
在1949年後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在各種有關孫中山的著述中，人們根本看不到關於孫中山與陳粹芬的革命故事，更鮮見有文章全面介紹陳粹芬生平事迹。可翻開馮自由、黃三德、劉成禺等辛亥革命功勛的回憶錄，在字裏行間總能找到記述陳粹芬的點滴筆墨。
筆者從1990年代初開始關注陳粹芬其人，撰文介紹她的生平事迹。之後介紹陳粹芬與孫中山的歷史在國內各種書刊中漸漸多了起來，陳粹芬也不再成為媒體和影視刻意迴避的名字，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也出現了陳粹芬的身影。今年適逢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上海國畫家戴敦邦先生根據孫中山與陳粹芬的合影，用中國畫的傳統筆墨展示了孫中山與陳粹芬這對革命伴侶的藝術形象，這在畫壇尚屬首次。
陳粹芬，一位不該被歷史遺忘的孫中山革命伴侶，一位為正義和信仰獻出了一切的女傑，一位為愛情奉獻了畢生的女人！
《大革命寫真畫》誤傳陳粹芬為「孫大總統夫人」
1993年1月，台北《傳記文學》刊文介紹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配文的一張照片是這樣說明的：「孫中山原配盧慕貞（1867-1952）遺影。」
然而，接著一期的《傳記文學》就對那張照片做了重要更正，說「孫中山原配盧慕貞遺像系陳粹芬之誤」，並附有“孫中山先生與陳粹芬（即陳四姑）合影”照片。
查《傳記文學》兩期上刊登的陳粹芬照片，均出自一本1912年元月辛亥革命成功後出版的《大革命寫真畫》第十二集第二頁，其中一張為陳粹芬與孫中山合影，另一張陳粹芬單人照片上方寫著「孫大總統夫人」。兩張照片中陳粹芬的穿戴和照片背景完全相同，可見兩張照片攝於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只是拍攝角度略有不同。
按理說，孫中山原配夫人是盧慕貞，直到1915年9月她才和孫中山協議離婚，當時的「孫大總統夫人」當是盧慕貞無疑了。以此推理，這大概也是《傳記文學》出現紕漏的原因了。但如果從容貌上稍微仔細辨認，上方寫著「孫大總統夫人」的那位婦人，顯然不是盧慕貞。
筆者當年對陳粹芬幾乎沒有了解，就帶著困惑，去向熟悉的孫中山文獻著名收藏家王耿雄先生請教究竟。王老先生坦率地說，他以前也一直對這張照片感到困惑：她究竟是誰？直到近年，他方得知這位「孫大總統夫人」原是被遺忘的孫中山革命伴侶陳粹芬，興奮了好一陣子。據原中山大學孫中山紀念館負責人余齊昭女士考證，這張照片估計攝於1907年前後。
不過，當時仍令筆者困惑的是，盧慕貞是被公認的孫中山的原配夫人，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同志無人不曉，但當時出版的《大革命寫真畫》，怎麼會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夫人搞錯呢？編者為何稱陳粹芬為「孫大總統夫人」呢？這是一個有待解開的謎團。
香港青山紅樓結情緣
副題為「港議員呼籲保存孫中山香港故居」，全文如下：
香港訊香港屯門區多名議員，最近正在發起一項保護孫中山當年在香港的一幢舊居的行動。這幢被稱為「紅樓」的孫中山舊居，位於香港屯門蝴蝶灣區域市政局騎術學校附近。有逾百年歷史。據傳，當年孫中山曾在那裏召開軍事會議，策劃廣州起義。此處曾還一度用作軍火庫，將軍火經蝴蝶灣運至內地支援辛亥革命，故歷來被公認為是孫中山先生的一處革命遺迹。
近日，紅樓的業權人，入稟法院，要求收回紅樓，改為別用，甚至可能將它拆除。為此屯門區議會的多名議員已聯名向港府提出呼籲，要求保存這一古迹，並明確列紅樓為香港的一級古迹。
中被稱為孫中山舊居的紅樓，位於屯門青山灣西面的白角，坐落於龍門路，背靠青山。紅樓因在青山農場，又名青山紅樓，原屬香港商人李紀堂的產業。一時不知牽動了海內外多少敬仰孫中山人士的心。
其實，青山紅樓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的舊居和革命黨人活動的重要基地，而且是孫中山與陳粹芬結為革命伴侶、從事反清事業的紀念地。
陳粹芬（1873一1960），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們以排行稱呼「陳四姑」。她原籍福建廈門同安，父親是位郎中，五口通商時父親隨廈門商人來到香港，所以她出生在香港新界屯門。據說福建同安人愛國華僑陳嘉庚是她的侄輩。由於她早年在南洋從事革命活動的時間較長，因而常被誤認為南洋人。
陳粹芬身材適中、眉清目秀、賢惠嫻靜、吃苦耐勞，由於家貧、父母早亡，未曾讀過書，因而有人說她不識字。但陳粹芬是那個時代富有愛國思想的新女性。據孫中山的曾侄孫，也是陳粹芬的外孫孫必達先生說：「陳粹芬是個很容易接受摩登事物的人，在當時可說是勇敢的新女性，她懂得騎馬，也會開槍，在那個時代來說是相當少見的。」
有人說紅樓是「一座青磚古屋，樓高二層」，但據陳粹芬回憶，紅樓是以紅磚砌成而得名，距屯門不遠，當年靠海邊，填海後已離海邊一里許。她稱紅樓為“民主革命的搖籃”，當年革命青年來紅樓見孫中山多是在夜間乘小船來的。陳少白、尤列、陸皓東、馮自由、鄭士良等常到紅樓與孫中山聚會，商議推翻清朝的大計。另據記載，1911年4月著名的黃花崗起義前，黃興在紅樓住過，並在那裏策划過革命事宜。
紅樓對於中國革命的貢獻向來受到世人的矚目，早在1968年就在紅樓一帶建成中山公園，除在其旁立有一尊孫中山左手插進褲袋、右手拿著文件的全身塑像，並建有一座「孫逸仙博士紀念碑」，碑文簡述孫中山生平事迹。此外還有刻有孫中山遺囑與墨跡“廣慈博愛”的牌匾。1995年，港英當局將紅樓及青山農場列為法定古迹。
那麼，孫中山與陳粹芬是如何相識的呢？
1891年，孫中山在西醫書院還有一年就要畢業了，陳少白是他在學校最親密的朋友。一天，19歲的陳粹芬在屯門基督教堂（美國紀慎會），由陳少白介紹她與孫中山相識。初次相見，孫中山即向她表示要效法洪秀全、石達開推翻清朝。出身貧困的陳粹芬深為孫中山的豪言壯語所感動，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也立志參加革命。不久，志同道合便使陳粹芬與孫中山結成革命伴侶，追隨孫中山鼓吹革命思想。後來他們在紅樓租屋住下，更是相偕奔走革命，共同籌劃反對腐朽的清政府。
掩護遭通緝的孫中山亡命日本
1892年7月，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五年學業期滿，以該校第一屆畢業生中的第一名獲得畢業證書，又因成績優異而獲得醫科碩士學位。
孫中山畢業後在澳門行醫。他醫術高明，善待病人，為反清還採取義診贈葯的方法，收攬人心，故診所名聲日隆，求診者絡繹不絕，結果遭葡籍醫生的排擠，診所被迫遷至廣州。陳粹芬隨孫中山同來廣州，儘管因故三遷其居，但她與孫中山形影不離。那時，孫中山名為「懸壺救世」，實為宣傳革命，每天行醫僅一二個小時，而從事革命則達七八個小時。陳粹芬是孫中山從事革命的忠實助手。
1893年冬，孫中山在廣州城南廣雅書局南園的「抗風軒」邀請程耀庭、程奎光、程璧光、陸皓東、鄭士良、尤列等人開會，他在會上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的鬥爭口號。這個口號是仿照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驅除胡虜，恢復中華”而來的。
1894年，孫中山又寫了一封近萬言的《上李鴻章書》，抱著「冀九重之或一垂聽，政府之或一奮起」的希望，與陸皓東一起北上設法面呈李鴻章。
然而，孫中山上書李鴻章的活動失敗了。面對清政府腐敗、衰弱、落後，外敵入侵，使孫中山拋棄改良而選擇了革命，那就是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拯救中國。
為了「實行反清復漢之義舉」，孫中山於1894年l0月赴檀香山向舊日親友籌募革命經費，並不久在那裏成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第一個政治團體興中會。
1895年初，孫中山、鄧蔭南等人從檀香山回到香港後，即著手成立興中會總機關。為了便於開展革命活動，香港興中會總機關對外用「乾亨行」名義作掩護。同年3月，香港興中會總機關決定10月26日（重陽節）在廣州起義。
為了準備起義，革命黨人從香港採購武器運回廣州。不幸的是，在起義前夕，負責起義的陸皓東有一次在廣州長堤附近偷運軍火時被清廷緝獲，另有不少人被捕入獄。幸好，經陳粹芬之手藏下的一批短槍、短刀、子彈、炸藥、手榴彈等武器分藏在河南、河北各處，行蹤隱秘，安全無事。
隨孫中山在廣州發動起義的陳粹芬，在得悉陸皓東被捕後，為了保證孫中山的生命安全，她既是孫中山的護士，又是他的衛士。她和孫中山不敢回診所，也不敢回家睡，隱跡在親友家中，觀察事態的發展。
1895年10月下旬的一天，鄭士良派人密告孫中山，陸皓東已被處死，清廷已出了告示。是日深夜，陳粹芬又得三合會另一首領通知，清政府以重金緝拿孫中山，情況萬分危急。於是，陳粹芬和匿居於牧師王煜處的孫中山當機立斷，匆匆收拾行裝，立即深夜化裝逃出廣州。臨行前，孫中山派人送信到香山家鄉，叫原配盧慕貞夫人帶著獨子孫科等速到澳門避難。次日，陳粹芬隨孫中山、尤列等乘舟經順德到了香山縣的唐家灣，再到孫中山在澳門行醫時結識的葡人菲南士家避居。孫中山又馬上去探望逃至澳門的全家老幼，得以有短暫的會面。陳粹芬接著隨孫中山等人先到香港，再亡命日本。後來孫中山經美國赴英國，陳粹芬則留在日本。
甘當革命黨人的「煮飯婆」和“洗衣婆”
1897年夏末，孫中山從英國倫敦蒙難後到日本，繼續從事反清革命活動。陳粹芬作為孫中山的革命伴侶，隨同他流離轉徙，備嘗艱辛。
在1900年前後那段艱苦的歲月中，孫中山蟄居日本，清政府曾派員誘降，並派遣密探企圖加害革命黨人。但陳粹芬與孫中山共同生活，以夫妻的名義掩護孫中山，對革命的秘密活動頗為有益。陳粹芬又以女性的溫柔與細緻，加上勤勞賢惠、熱誠幹練，使孫中山在亡命異鄉、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涯中，獲得大量的精神支持與慰藉，始終保持旺盛的革命鬥志和樂觀主義精神。
陳粹芬在日本橫濱，曾寄居在孫中山好友、橫濱華僑郵船會社經理張能之（也名仁之）家裏一年余。她接待革命同志、照顧大家的生活，幾乎無微不至。她為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燒飯做菜、洗衣服和襪子等，一切活兒都由她一人承擔，任勞任怨。當年如胡漢民、居正、戴季陶、馮自由、廖仲愷、劉成禺、蔣介石、許崇智、陳炯明、陳其美、黃興、蔡鍔、李烈鈞、鄒魯、謝持、鄧鏗等都曾受到陳粹芬的接待與照顧，她使這群為獻身革命而背井離鄉的亡命客大有「賓至如歸」的親切感，以至大家都親熱地喊她為“四姑”。然而，對於自己在日本的勞績，陳粹芬卻謙稱自己只有一點苦勞，實際上只是一個「煮飯婆」、“洗衣婆”，讓人聽了肅然起敬。
那時，孫中山在橫濱設立興中會分會，日本社會知名人士如宮崎寅藏、頭山滿、西園寺公望、犬養毅等都與孫中山往來密切，他們都對陳粹芬的作為讚譽不絕。有關陳粹芬在日本照顧孫中山一事，宮崎寅藏夫人槌子在《我對辛亥革命的回憶》一文中講到，宮崎寅藏的哥哥宮崎民藏對她說：「在照顧孫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國婦女同志，真是個女傑。她那用長筷子、張著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飯的樣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這樣才能擔當大事。」宮崎民藏還勉勵其弟媳向陳粹芬學習，說：“你看她聲音之大，你應該向她看齊才對。”
追隨孫中山投身反清武裝起義
1900年，帝國主義列強向清廷提出《議和大綱》12條，清政府喪權辱國，完全接受（1901年正式簽訂《辛丑條約》）。當時廣東人心惶惶，孫中山則在日本決心與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保皇黨劃清界限，策劃廣東獨立。
當時，廣東三合會首領鄭士良願在孫中山領導下，在惠州起義成功後加以割據。三合會儘管在惠州地區很活躍，但武器很差。香港興中會通過海員工會的海員秘密從美國、加拿大等地購買武器，當時的橫濱作為中轉站，所有藏有武器的郵船經過橫濱都由陳粹芬親自聯絡接洽。每當郵船一到，她立即前往接船，上下往返，傳送情報。在日本，婦女上下船不被人注意，這樣，陳粹芬乘機完成孫中山囑託的特殊任務。這一批批武器，由三合會、興中會、興漢會在香港集結，利用香港、深圳河通過寶安縣運至惠州地區。
1900年10月，鄭士良率先起義，但不久因傷亡慘重而失敗。他在解散隊伍後，退入香港。
惠州起義失敗後，不少革命黨人逃亡到日本橫濱。對起義前冒死運送武器的無名英雄陳粹芬，大家稱讚她英勇、果斷和勤勞。而她卻說：「我當時傳遞書簡，並不害怕，大家拚命去做，總有辦法。」
20世紀初，孫中山曾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陳粹芬也不畏艱辛，形影相隨，還親自印刷宣傳品反清檄文。曾追隨孫中山到南洋參加革命擔任英文秘書的池亨吉是最早記述見到陳粹芬的日本友人，他在1908年所寫的《支那革命實見記》中說「陳粹芬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剛強」，頗有“女中丈夫”的氣概。
1907年，孫中山在廣東等邊界先後策划了四次起義，陳粹芬隨侍左右。這年12月2日，革命黨人潛襲鎮南關第三炮台，並乘勝佔領了第二、第一炮台，繳獲大批武器。3日，孫中山率黃興、胡漢民等革命黨首領，自越南河內人駐鎮南關，並帶著陳粹芬親自上陣指揮，與清兵鏖戰（但也有學者認為，鎮南關之役孫中山、黃興等十餘人只在山上過了一夜，陳粹芬壓根兒就沒有去）。
當時，陳粹芬還在軍中為將士煮飯送飯，照顧士兵，終日忙碌。然而，由於敵強我弱，孫中山最後下令退入越南。有一天，大家集會共斟別酒，剛毅的陳粹芬也不堪別凰離鳳之悲，雙目飽含淚水。
對於陳粹芬在鎮南關的革命事迹，有人張冠李戴，誤其為盧慕貞夫人。其實，盧夫人其時沒有隨侍在丈夫身邊，在孫中山大哥孫眉因傾力支持弟弟的反清革命而破產後，盧夫人從檀香山帶著婆婆楊太夫人和兩個女兒，到香港九龍與孫眉一起生活。
後來，陳粹芬因患當時認為非常嚴重的肺病，回香港療養，由孫中山好友尹文楷醫師治療。
來源：東方早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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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敵。當中國抗戰進人相持階段時，國民黨第二號人物汪精衛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一度扮演過英姿風發、慷慨悲歌的民主主義革命鬥士的汪精衛何以最終墮落為遺臭萬年的漢奸？汪氏叛國投敵的心理動機何在？本文擬就此作一探究……
汪精衛
1938年底，正當中國抗戰進人相持階段時，國民黨第二號人物汪精衛走上了叛國投敵的道路。一度扮演過英姿風發、慷慨悲歌的民主主義革命鬥士的汪精衛何以最終墮落為遺臭萬年的漢奸？汪氏叛國投敵的心理動機何在？本文擬就此作一探究。
一、「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的民族失敗主義和混亂不堪的「民族主義」思潮是汪精衛對日議和的心理基礎和誘因
長期以來，汪精衛認為：日本是個「強鄰」，中國不可與之相比，“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著著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亦幼稚不完備”，故而主張對日木的侵略應在“儘可能範圍內，極力忍耐，極力讓步。”據此，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對日妥協方針。汪氏辯解道：“中國為什麼一步一步的往後退呢？因為中國比較日本進步遲了六七十年，中國的國防力量不能擋住日本的侵略。然而，自九一八以來，中國的外交內政的方針是怎樣呢？總括說來，在外交上不能擋住日本一步一步的進來，只能想此辦法，使我們退得慢些。”正是在這種妥協求和的思想指導下，汪氏在當行政院長時，親手與日本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和《何梅協定》，並認為是對國家負責的表現。
抗戰爆發後，汪氏仍頑固地堅持其中國比日本落後六七十年，抗戰必敗的觀點。他說：日本是「一個國富民強的國家」，中國“軍事、經濟一切社會組織及社會能力都落人後。”“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正是從“事事不如人”的國情觀出發，汪精衛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所以應該能和則和。”但是，“和”並不是去投降日本當漢奸，而是欲待國力增強，具備抵抗日軍的條件後再試圖抵抗日本。1938年10月底，汪精衛說：“以我的主張，現在還不應該發動抗戰。候我們有了飛機，可以答覆敵人的飛機，我們有了大炮，可以答覆敵人的大炮，到那時我們再打。”
誠如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批判亡國論者時所言：他們「看重了強弱一個矛盾，把它誇大起來作為全部問題的依據，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們只提強弱對比一點，是他們的片面性；他們將此片面的東西誇大起來看成全體又是他們的主觀性。所以在全體說來，他們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從這種沒有根據的、錯誤的前提出發，汪精衛叛國投敵就具備了邏輯起點和心理基礎。
早年，汪精衛受民族主義思潮裹脅、推動，投身政治鬥爭。然從一開始，汪氏的民族主義總想就十分混亂，既滲合有大漢族主義乃至沙文主義的因素，又不能區分帝國主義時期的民族鬥爭與以前的民族鬥爭的質的不同，且往往將民族主義誤為種族主義。
辛亥革命前，汪精衛就宣揚過：必須由單一民族建立「民族主義的國家」。在中國，須以漢族為主幹實行民族同化；在國際上，凡有政治能力的民族，將要建設單一民族統一的國家，這就是民族主義。而民族帝國主義的含義是指本民族鞏固後廣收他族以求膨脹。正是從這種錯誤的民族世界觀出發，“七·七”事變後，汪精衛荒謬地將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類比於元朝滅宋、清朝滅明。他說：“中國歷史上為外族所侵略半亡者數次，全亡者兩次，這些亡，不是侵略者將我們四萬萬人殺盡，能將我們四百餘萬方里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性的人，將自家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當日本侵略者打出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的旗號，妄圖欺騙中國人民，汪精衛便用以種族主義為核心的“大亞洲主義”的賣國理論相呼應，極力鼓吹：歐美白種人在吞嚙了紅色、棕色、黑色等有色人種之後，威脅了黃種人。中日同屬黃種人，屬同文同種，因此，中日之爭是“兄弟之爭”，“冤讎宜解不宜結”，完全可以“重歸於好”，“只應為友，不應為敵。”從人種自救的目的出發，‘舊本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以獨立滅亡中國，一條是與中國協力共保東亞。”因為中弱日強，由日本為首領導，改造東亞是天經地義的。故而中日戰爭是“中國解脫英美侵略勢力千載一時之良機。”
歸結起來，汪精衛的民族失敗主義是其對日議和的思想動機和邏輯起點，而其混亂不堪的「民族主義」思潮則構成了汪氏對日議和的理論支柱和必然歸宿。
二、促蔣議和是汪精衛時日議和的必然的最佳選擇
如前所述，抗戰伊始，汪精衛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頑固的主和派。但汪氏明白：自己雖然擔任國民黨副總裁，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等要職，實際上並沒有多少實權。為貫徹自己的議和主張，促使蔣介石改變既定的抗戰國策是汪精衛的必然結論，為此，他做出了如下舉動：
1、直接面諫與上書蔣介石。汪精衛供認：「自盧溝橋事變以後，我對於中日戰爭，固然無法阻止，然沒有一刻不想著轉圜。」為此，“在南京未陷落前……為此事（作者按：指議和）寫給蔣介石的信，達十封以上，當面也說過多次”。陳璧君曾交待說，當時，汪乃冒萬死諫蔣。98。日：“如不能戰，則不如和。”蔣日：“抗戰易，和平難。”汪怒日：“謀國者不應以難易定進止，更不能作個人毀譽打算，”蔣終不允……。
2、乘陶德曼調停之機，試圖逼蔣就範。抗戰初期，由於日本「速戰速決」滅亡中國的計劃受阻，不得不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和談」，以期儘快結束戰爭。汪精衛認為時機已到，積極推波助瀾，樂觀其成。1937年12月6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通過了接受陶德曼調停的協議，企圖造成既定事實，逼蔣介石接受。13日，日軍佔領南京後，提出了更為苛刻的條件，使蔣介石無法接受。但是，汪精衛認為機不可失，要剛剛上任的行政院長孔祥熙簽字。汪對孔說：“假如我是你，一定簽字……你何必一定要去問蔣，他是負責軍事的，不好表態，你簽了字，他自然承認。”。
3、挾日本之淫威以迫蔣議和。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汪精衛仍不死心，迫不及待地想恢復與日本的和談。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由漢口前往香港，建立了日本研究所。6月22日，在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的精心安排下，高宗武秘密抵達東京。在日本期間，高先後與日本內閣多名要員會談。會談結果是決定蔣介石下野，由汪精衛「出馬」，另立反共反蔣政權與日本實現“和平”。高宗武東京之行是擅自作主，未經蔣介石同意的，故回香港後不敢返回漢口報告。於是他要周隆庫代其向蔣介石報告。其中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馬”的字句，周佛海看了後，認為以先交汪精衛商量是否刪去此句為好，而汪精衛卻說，“這是沒有關係的。”遂仍照原文交蔣介石看了。汪表示：“我單獨議和是不可能的事，我決不瞞過蔣先生。”。這說明，汪精衛想借日本侵略者的勢力壓迫蔣介石屈服以期實現中日和談。
上述事實表明，汪精衛始終以促蔣議和作為貫徹自己和平主張的最佳選擇，即使在日木「希望汪先生出馬」來收拾殘局的情況下也不例外。只有當蔣介石完全拒絕接受他的主張，汪精衛才考慮單獨與日本商談和談條件。
三、汪精衛由主和派到最終成為漢奸經歷了複雜而又艱難的心理變化過程
由於蔣介石拒不接受其議和主張，對蔣極度失望的汪精衛除單獨與日本商定和談條件外，似乎已別無良策。1938年n月重光堂密約的簽訂是汪精衛撇開蔣介石單獨議和的標誌，在汪精衛叛國投敵的過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正如今井武夫所言：「這一結果成為汪兆銘政權成立後南京政府與日本政府的密約和日華基本條件的基礎。」。
重光堂密約是一個賣國的和約。因為它載明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和談」條件：“承認滿洲國”；“承認日本軍的防共駐兵，並以內蒙等地方為防共特別地區，’；“承認帝國臣民在中國內地居住、營業的自由，密切經濟合作，尤其關於華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為日本提供特別利益。”如實現了這些條件，中國不僅喪失了東北，而且差不多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為什麼如此苛刻的條件，汪精衛竟然接受了呢？蓋因為汪精衛對形勢作了完全悲觀的估計，認為日軍會繼續向西南進軍，進而佔領全中國，中國抗戰必遭徹底失敗。汪氏的得力幹將周佛海後來解釋為什麼接受與日議和時說：“一、當時以為日軍必繼續攻佔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二、以日美或日俄戰爭不必致發生。今乃知兩種認識均錯誤，故和平運動不能不認為失策。”。因此，在汪精衛等人看來，與其戰敗而亡，不如屈膝求和，它立城下之盟，尚能保全半壁江山。汪氏接受密約，是在兩害（抗戰必亡和議和會喪失國土）之間相權衡後取其輕的無奈選擇。
》也強調了這一關鍵問題。「其尤為要者，日本軍隊全部從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又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地點為限。」。在汪氏看來，密約的履行必須全面而又徹底，如照密約規定的條件去議和，則中國雖然犧牲了滿蒙等地利益，但尚能收復被日軍佔領的大片淪陷區，這是和的條件，而不是投降的條件。
按照重光堂密約，汪氏必須出逃重慶，另在雲南、廣西等地組建西南政府與日議和。汪氏見到密約後，馬上召集周佛海、陳公博、陶希聖、陳璧君等人討論，先後開會七、八次，對條約表示一致同意，但對汪氏出逃意見不一。汪氏「一直心神不定，每天吃飯後總在上清寺寓所的院子中踱來踱去，一言不發，一個人陷人窮思苦想的苦海中。」汪氏之所以如此蓋一方面急於接受日本的議和條件，另一方面又害怕日方出爾反爾，不講信用，使他陷人里外不是人的絕境。因此，其內心衝突是難免的，這一點，可以從他回答周佛海提出的“你兼外交部長的時候，和日本打過交道，這可算順手的”問題時，得到印證。汪回答說：“也不盡然。1934年南京日本總領事館領事藏本失蹤案，明明是他們自己搗的鬼，卻向外交部要人，藉此尋事百般恫嚇，其時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長首當其衝嗎？”。明明知道日本可能不講信用，汪精衛為何最終決定出逃重慶，單獨與日議和呢？這一方面反映了汪希望儘快結束中日之戰的焦灼心情：“我自從抗戰開始以來……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里，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到了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決，更加期其實現。”。另一方面，汪氏對日本侵略者心存幻想，“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最後，經過長時期內心激烈的思想鬥爭，汪精衛決定孤注一擲，跳下“火坑”，出逃重慶，單獨與日議和。
”，公然贊同「近衛三原則」。“艷電”的發表，無異於把重光堂密約大白於天下。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全國軍民同仇敵汽之時，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聲討，汪氏所期盼的抗日陣營內部的分裂化為泡影，組建西南政府的計劃完全告吹，汪精衛眾叛親離，處於極端孤立的地位。他在1938年底哀嘆：“在河內過的孤獨的正月，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卻的。”
組建西南政府的計劃破產後，汪精衛陷人了進退維谷的絕境，擺在他面前有兩條路可走：「出國」或繼續與日議和。汪氏曾一度有接受重慶要其出國的打算。突然，河內刺殺案發生了，汪之秘書曾仲鳴誤中而慘死，這是有關汪氏中途變計的關鍵之一。因曾是他最親信的部下，其姊曾醒是同盟會的老會員，與汪氏夫婦有很深的感情，而曾夫人方君璧，又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聲洞的胞妹。基於這兩種淵源，汪之對曾，一向視為己子。暗殺手段激使汪先生大怒，他決定改變其出國的計劃，考慮由他自己來擔當收拾“殘局”與實現“和平”的責任。正在這時，日本政府向汪精衛伸出了“援助”之手，4月25日，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決定另組政府，進行和平運動。在出走上海的途中，他“懇請”日本侵略者：“希望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實行第三次近衛聲明，如實使四億中國人知曉日本的政策不是侵略性的。”“如果近衛聲明不能如實實行時，我就難免受人譏笑，說是受了日本的欺騙，重慶就不相信日本。”
但是，日本的議和只是滅亡中國的另一種手段，本來就沒有將原密約「如實地見諸實行」的誠意，而是得寸進尺，得隴望蜀，非將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不可。1939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逼迫汪精衛簽訂了《調整中日新關係之協議》，其內容遠遠超出了重光堂密約，汪精衛所擔心的日本不講信用的局面出現了。這不免使他產生哀怨情緒，他曾悄悄對妻子陳璧君說：“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中國不了，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划上面，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麼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吧。”到1940年9月，汪氏政府與日本簽訂了較《調整中日新關係之協議》變本加厲的《汪日基本關係條約》，使中國完全成為日本的殖民地、附屬國。但是，汪精衛既離渝而寄身於敵占區，已經喪失了討價還價的餘地。這種始料不及的惡果使汪精衛暗中“悲憤不已”。據當時在場參加簽字儀式的朱子家回憶：“那天，他站在禮堂前的階石上，忍不住兩行清淚，從目眶中沿著雙頰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雙手抓住自己的頭髮，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頭鼻子裏不斷發出了‘恨、恨’之聲，淚水漬滿了面部……歡迎大使的軍樂起奏了，阿部已經緩緩進來，立在汪氏旁邊任翻譯的周隆庫，低聲向汪氏說：‘先生，阿部大使來了。’……汪氏象霍然從夢中醒來，重新露出了一絲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禮堂，完成了簽署手續。”。至此，汪精衛演完了他由主和派到單獨議和再到充當漢奸的三部曲，儘管汪氏自我標榜其和平運動為“曲線救國”，但仍掩蓋不了其出賣民族利益的賣國實質。
歷史，是人們自覺活動的產物。任何歷史人物的活動，都是在其自身的思想動機的指引、誘發、刺激下進行的。而「形勢比人強」、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各種客觀條件和情勢，又往往決定性地催生、助長、糾正、逼迫著人們的心理動機。剖析汪精衛一步步淪為不齒於人類的漢奸的心理過程，不但有助於我們加深對抗日戰爭一個方面的認識，也必將使我們能吸取到更多更深刻的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