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和毛澤東在談話（資料圖）
本文摘自《走出國門的領袖——鄧小平》，劉金田著，台海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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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
蘇共「二十大」後，中蘇兩黨的分歧越來越明顯。中國共產黨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出發，始終注意維護蘇聯的形象和聲譽。1957年11月是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決定親自率團前往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慶祝大典，同時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
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動。
中國黨政代表團的組成是最高規格的：毛澤東擔任代表團團長，副團長是宋慶齡，成員有鄧小平、彭德懷、李先念、烏蘭夫、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陸定一、陳伯達、楊尚昆、胡喬木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這是鄧小平第四次前往莫斯科，主要是作為中國黨的代表，主持宣言的起草工作。
在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活動的時候，召開12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以及有60多個兄弟党參加的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想法，是蘇共中央首先提出來的。
蘇共中央還邀請毛澤東訪問蘇聯並出席兄弟黨的國際會議。
早在1949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不久，毛澤東曾率團訪問過蘇聯。在那次歷時2個月的訪問中，中蘇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確立了中蘇兩黨兩國的友好關係。
8年過去了，中蘇兩黨之間關係發生了一些變化，同盟關係出現了裂痕，而且越來愈大。中蘇兩黨需要消除分歧，以加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毛澤東欣然應允在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伏羅希洛夫先行訪華後率團再次赴蘇訪問。
毛澤東對蘇方表示，既然要開好兄弟黨的國際會議，首先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大家預先交換意見，取得一致後，發表一個共同文件。蘇方可多做些準備工作。
195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蘇共中央起草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共同宣言的草稿。29日晚上，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提出一定要把這次莫斯科兄弟黨國際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向帝國主義示威的大會。會議確定中國黨政代表團這次赴蘇的方針是：對蘇共以保為主，以批為副，儘可能去掉他們起草的宣言草案中有害的東西。採取的方法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新的團結，以鬥爭求團結，協商一致，求同存異。
10月30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批准了中國黨政代表團確定的方針。在討論蘇共起草的這個宣言的草稿時，大家一致認為，和中國黨的觀點距離較遠。於是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提前赴蘇，在那裏起草一個稿子，和蘇方討論，爭取與蘇方取得一致。
這樣，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於11月2日動身赴莫斯科。
代表團抵達莫斯科的當天，就收到了蘇共方面起草的宣言的第二稿。鄧小平看後，覺得這個稿子跟第一稿差不多。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政治報告中的片面性的觀點還保留著，照這些觀點做出的共同宣言是有害的。
11月3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前往中國黨政代表團駐地拜會毛澤東。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我提早來就是為了宣言的草稿。我們要搞一個好的草稿，我們黨也準備起草一個稿子，供你們考慮。
當天晚上，中國黨政代表團開始由陸定一、胡喬木和陳伯達分頭執筆起草宣言的初稿，鄧小平主持討論修改、毛澤東最後審定。11月5日初稿提交蘇共中央。
從11月6日起，中方由鄧小平牽頭，蘇方是蘇斯洛夫挂帥，雙方各出幾個人，開始討論蘇方的第二稿和中方提交的初稿，雙方各自闡述自己稿子的理由。經過討論最後一致同意在中共代表團起草的稿子基礎上，進行修改、補充。直到11月11日，中蘇兩黨共同提出的宣言草案才正式出台，隨後交給各兄弟黨。從12日起，各兄弟黨開始協商，討論宣言草案，以取得一致意見。
在這一過程中，有幾個問題發生意見分歧：第一，關於美帝國主義的問題；
第二，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第三，以蘇聯為首的問題；第四，關於共同規律共同道路的問題；第五，關於反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問題；第六，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第七，關於辯證唯物論的問題；第八，關於宣言裏是否肯定蘇共「二十大」，肯定中國黨、法國黨、義大利黨和其他黨最近召開的代表大會的問題。中國代表團按照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既要堅持原則，也要做必要的妥協，具體問題由代表團相機處理的方針，在起草委員會裏就一些問題進行了必要的鬥爭，也做了一些讓步，採取了比較靈活的方法。
關於「和平過渡」問題，首先在中蘇兩黨討論共同起草宣言草案時發生了爭論，後來兄弟党參加討論時又發生爭論。毛澤東在和赫魯曉夫的交談中，說到了中國黨對和平過渡問題的看法，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報告裏就認為和平過渡的可能性越來越增加，無產階級有可能通過議會鬥爭來取得政權。我們是不同意赫魯曉夫的這個觀點的。毛澤東認為，應當提出兩種可能性。從理論上、原則上講，不通過暴力革命是不能奪取政權的，因為資產階級不會自動讓出政權，一定會使用暴力鎮壓無產階級的，這是歷史已經證明的理論原則問題。這是戰略問題。但是，在和平時期，為了爭取群眾、動員群眾，可以提出一個策略口號，就是我們希望能夠通過議會鬥爭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的願望，我們並不是拒絕、反對和平過渡，也是希望能夠和平過渡。同時應當強調，究竟是和平過渡還是非和平過渡，與其說決定於無產階級，不如說決定於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是不會自動放棄政權的。當然，如果它們使用武力的話，我們只能也使用武力進行自衛，進而奪取政權。但是，這一提法仍不能為赫魯曉夫所接受。最後，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關於和平過渡問題我們的意見都說了，你們堅持不能接受。現在宣言中關於這個問題的寫法不必再修改，但是我們保留意見，我們寫一個備忘錄給你們，把我們的意見說清楚，這樣在會上就可以通過宣言。赫魯曉夫聽後很高興地表示同意。後來毛澤東又寫信給赫魯曉夫說，關於和平過渡的問題，由鄧小平同志和你們談。鄧小平在和蘇斯洛夫的會談中，代表中國共產黨正式嚴肅地批評了蘇共的「和平過渡」的片面提法和錯誤危害，隨後還向蘇共提交了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書面提綱。
最後大家在許多重大問題上都基本上達成一致，12個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簽訂了一個宣言，即《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宣言》，也稱《莫斯科宣言》。
莫斯科兄弟黨國際會議取得了成功，大家就整個國際形勢，對戰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的戰略和策略，對保衛和平問題，特別重要的是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律以及對兄弟黨相互關係中應該遵守的原則都取得了一致意見。各兄弟黨之間完全平等。充分協商，不強加於人，互相尊重，互相諒解，互相讓步，求同存異，使國際共產主義的團結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毛澤東認為，這次會議的成功，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結合的成功。
鄧小平作為中國黨代表團的重要成員，在整個會議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對於鄧小平的才能毛澤東十分讚賞。還是在召開黨的八大之前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設立中共中央總書記，並推舉鄧小平來擔任這個職務，還給鄧小平作宣傳：「他比較會辦事，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這次來蘇參加中蘇會談，毛澤東也點了鄧小平的將。在蘇共中央舉行的一次宴會上，毛澤東同赫魯曉夫私下交談說：“我準備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了。”赫魯曉夫並不感到意外，因為半年前伏羅希洛夫已經帶回了這個信息，他問道：“誰來接班呢？有這樣的人嗎？”
「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說著，毛澤東就一個一個地點起了名，“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到你們這裏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第二個是鄧小平，」毛澤東扳了一下指頭繼續說，“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
赫魯曉夫聽後頗有同感。他在同鄧小平打交道的過程中已經深深領教了，後來赫魯曉夫這樣回憶道：「唯一一個毛似乎讚許的同志是鄧小平，毛曾經指著鄧對我說： 看見那邊那個小個子嗎？他非常聰明，有遠大的前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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