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歷史需要細節——一個後代眼中的老外交官往事》，
當「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二個年頭——1967年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陸續發生了「奪權」鬧劇。之後，圍繞著支持與反對「革委會」，內亂愈來愈烈，從“文斗”發展到“武鬥”。在北京，造反派們熱衷於玩“國際大活兒”，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中國，承認中國的新政府，並表示願意兩國建立外交關係。1954年6月17日，中英雙方互派代辦。
新中國成立之後，對以往的舊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進行了清理與廢除，但從戰略上考慮，與香港、澳門等相關條約未列在清除之列。「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極左思想佔了上風，也影響了香港局勢，一些香港左派也行動起來。港英當局惶惶不可終日，對罷工、遊行的群眾採取武力鎮壓的手段，打死打傷數人，對一些報刊採取了停刊，並逮捕了記者。這樣一來，中國與港英當局的矛盾激化。
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廠勞資雙方發生衝突，工人們進行遊行示威時遭到港英警察的武力鎮壓，開槍打死一人、逮捕數人。中國外交部對此事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要求港英當局無條件接受中國政府的要求:立即接受中國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釋放全體被捕人員。懲辦凶手，賠償損失，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5月19日，北京舉行10萬人群眾大會，抗議港英當局的暴行。
港英警察開槍打死打傷二三百人，有意誇大隻死一人的事實。《人民日報》6月3日發表社論，號召香港市民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推翻港英當局的反動統治。
周恩來總理針對發生的一系列事端，立即召開了外交部、外辦、港澳工委等單位的會議，強調同港英當局鬥爭要嚴格遵守中央有關方針政策，堅持有理、有利、有節，批評了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過左的做法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搬國內紅衛兵做法，行不通。周總理還質問有關單位:「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麼？」
毛主席1970年12月18日接見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時說:「1967年夏天外交部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接見外交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時極力煽動造反派奪權，他說:“揪陳大方向當然對”，“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二十幾歲的人為什麼不能當外交部長？”“部黨委的班子不動動怎麼行？”……於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兵團”等組織，砸、搶、封了外交部政治部，將外交部副部長的辦公室貼上封條，副部長們被關押寫檢查，宣佈奪了外交部的領導權。
造反派奪權後，立即策劃並組織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當時港英當局下令查封了香港幾家左派報紙《夜報》、《新午報》、《田豐報》，並逮捕了新華社香港分社、《文匯報》、《大公報》的19名記者及34名報社工作人員。8月20日，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限令48小時內解除對報紙的封查令和釋放記者、報社工作人員的最後通牒，否則後果自負。外交部的一批反陳毅追隨王力、姚登山的造反派成立「反帝反修聯絡站」，與北京高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地派”聯合，預備8月22日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召開聲討大會。周恩來總理獲知消息後，立即找來「反帝反修聯絡站」的負責人，想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但未能如願。最後在得到該組織者不衝擊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承諾後，周總理才結束這次艱難的對話，那時已是8月21日深夜了。
以在「門前」開大會，掩蓋了數千人闖入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事實；以“紅衛兵”自發的“示威”，掩蓋了一件有組織、有計劃犯下的嚴重涉外事件，在國際上造成惡劣影響。
40年過去了，為了在回顧歷史事件時儘可能地恢復它的原貌，現將美國作家韓丁於1971年採訪清華大學時寫的《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一書中，對直接參加「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清華大學「414」紅衛兵頭目高衡慶的採訪記錄及其他相關資料進行整理、加工，對這一事件的全過程進行了追記。
話，打電話的人自稱是外交部「反帝反修聯絡站」的人。他簡明扼要地說，8月22日晚要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前舉行一次抗議港英當局迫害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大會，邀請清華大學「414」紅衛兵參加大會。高衡慶向他的頭頭彙報後，當即表態願意參加這次示威活動。「反帝反修聯絡站」的人表示馬上到清華大學來介紹情況。
清華大學「414」廣播站立刻發出緊急通知:“‘414’的紅衛兵們馬上到××樓階梯教室集合，召開緊急會議。”「反帝反修聯絡站」的來人衣著整潔、氣度不凡，金絲眼鏡後閃爍著狡黠的眼神，他用巧舌如簧的講演開始了動員，他列舉了港英當局的種種罪行，宣講了外交部48小時通牒的照會。話鋒一轉，他講道:“到現在為止，港英當局一直不作回復，到英國駐華代辦處去開大會就是要壓一壓他們，顯示紅衛兵的力量，讓他們知道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造反派是不好惹的！”他還煽動說:“如果他們不按時答覆，我們就要全力予以報復。‘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收集了我國許多重要情報，帶上錐子、鉗子，到那以後有必要時打開他們的檔案櫃，把情報拿回來。”“大家要穿深色衣服，他們可能會向我們開槍，不要留給他們明顯的目標。”“會英語的同學站在前面，都帶上電筒。”最後，他又拿出一張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位置示意圖，標明代辦處內各建築物的位置及電源閘盒、水管等設施的位置。
向英帝示威的神聖，「神秘」任務的重託，使紅衛兵們情緒高漲起來。當第一批紅衛兵上路後，「414」又快速地將第二批紅衛兵派了出去。英國駐華代辦處位於日壇公園附近光華路使館區內。天還不黑，英國駐華辦事處已被數萬名紅衛兵圍得水泄不通。開始，大家都很守規矩地坐在那裏，呼口號、唱歌、念抗議書。天黑下來後，架起了探照燈，雪白的燈柱劃破天空。高音喇叭不斷傳出:“離最後通牒還有×小時，你們到底何去何從？”一遍又一遍的質問聲加上震耳的“造反有理”的歌聲和抗議的口號聲使寧靜的夜晚充斥著緊張氣氛。清華大學「414」的高衡慶見到l0點鐘通牒的期限已到，他找到「反帝反修聯絡站」的負責人，問下一步該怎麼辦，得到的答覆是:“雖然周總理說了不讓沖英國駐華代辦處，但是群眾要採取革命行動，誰能阻擋得了？”晚10點40分，在一位手持喇叭的人指揮與鼓動下，代辦處正門開始躁動起來。先是向院內投擲墨水瓶等雜物，後來人群開始衝擊有8排赤手空拳的解放軍組成的人牆。有人試圖從解放軍人牆上爬過去，有的人爬上鐵柵欄試圖翻進去。幾經反覆衝撞，解放軍組成的人牆給衝破了，人群涌人院內。在衝擊正門時，北京外語學院的紅衛兵從代辦處西牆翻人院內，10分鐘後又有人突破北牆。衝進辦公樓的人將桌椅及一些用品從窗戶扔出。晚11點左右在游泳池旁的車庫開始點燃大火，頃刻間，烈焰升騰，東院裏的門窗、地板、汽車房及7輛汽車被大火吞噬。在西院樓內，3個卧室、檔案室及兩輛汽車也被火燒著。不一會兒，呼嘯的救火車趕來，在解放軍戰士的奮力協助下，大火被撲滅了。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十幾位外交官躲在辦公樓地下室的一間密室中，外面的煙沿著風口灌了進來，在解放軍戰士的搶救、護送下，他們來到院子裏，在這裏他們挨了打。
英國駐華代辦處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當我們從地下室來到院子裏時，院子裏已有近5000人了。有人抓住我的頭髮拖，揪住領帶勒，用手中拿著的東西朝我們打來。不一會兒，我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辦處的人不僅受到唾罵、挨踢，還被強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後來警察進行了干預，將我們撤離了代辦處大院。在向外走時，還有人不斷撕扯我們的衣服。」“有幾名女士曾經想到對面的阿爾巴尼亞使館避難，但遭到拒絕，他們關上了使館大門。兩位姑娘進入了荷蘭使館，受到保護。”
廣播中傳出周總理與「中央文革小組」幾個人聯名指示，命令所有進入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人立即撤出，停止一切破壞行動。這樣，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力事件才逐漸平息下來。清華的高衡慶說:“實際上，我們多數人都認為這種舉動不大好，為什麼我們國家要採取這種暴力？接到周總理指示後，我們都撤離了，都感到做錯了事。大樓是怎麼燒起來的，是個謎。”
8月23日凌晨，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火燒起來後，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外事口造反派組織代表，強烈譴責了這次違法行為，並斷然否定了造反派奪取外交部大權的方案，命令北京外語學院紅衛兵立即撤出外交部。8月25日凌晨，周恩來總理單獨召見了剛從上海毛主席那裏回北京的楊成武，向他談了最近北京發生的大事和對形勢發展的擔憂。並將王力「八七」講話交給楊成武，讓他立刻回上海交給毛主席看。8月26日，毛主席對楊成武發出指示:“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可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並在王力「八七」講話稿上寫上了:“大大大毒草。”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1968年1月，對戚本禹也做了同樣處理。
北京發生「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之後幾天，中國駐英代辦處也受到英方的報復，幾名外交官被打得頭破血流。眾所周知，駐外大使館象徵著所屬國的領土，不可侵犯；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權，人身自由不容侵害。然而，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這種在世界外交史上罕見的踐踏國際公約、侵犯外交使者安全的事卻在中國發生了，這是一件讓中國蒙受恥辱的悲劇。為此，中國政府投入巨資修繕了被燒毀的館舍，對毀壞的物品作了賠償。周恩來總理在1971年3月2日接見新任英國代辦譚森時就這次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
當鬧劇成為歷史，人們會關切地問那些放火歹徒是否受到了懲處？那操縱事件的黑手的內幕是否揭開？不得而知。在我探尋事件發生的經過時，感到「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始作俑者是在製造大的國際糾紛，妄圖從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手中奪取外交大權的一個陰謀，但最後因毛主席的決策使那幕後黑手未能得逞。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個猜測。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參加悼念活動的群眾與「四人幫」針鋒相對（資料圖）
本文摘自《聚焦人民大會堂》，金聖基 主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1
1974年6月，周恩來的病情加重，必須住院治療。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選擇一個人來接替周恩來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再度復出，負責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他頂住「四人幫」的阻撓和壓力，開始了對全國各條戰線的整頓，短短一年，就使國民經濟、文化教育、部隊建設等各方面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1、毛澤東說：王洪文不如鄧小平
毛澤東接受周恩來的推薦，1974年10月4日，他提議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10月1l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近期召開四屆人大。
江青預感鄧小平有可能在四屆人大上接替周恩來，正式主持國務院工作，就導演了一連串妄圖由她「組閣」的鬧劇，特別是“風慶輪”事件。住院治療的周恩來很快得知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他向即將赴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說：“‘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恰恰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周恩來很清楚，爭論的焦點是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幫」的目的是阻止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和中央的工作。他囑告王海容、唐聞生：“我正在做工作，打算進一步了解情況，慢慢解決問題。”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情況。王洪文也到了。毛澤東再次明確表態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留在這裏談，告訴鄧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強。”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對周恩來說。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邊木然。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又說：“他沒有鄧小平強。”一邊說還一邊在紙上寫了個“強”字。這次王洪文似乎聽懂了，十分尷尬。當周恩來彙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說到“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毛澤東一字一句地說：“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又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人才難」，周恩來看懂了，說：“人才難得。”
毛澤東轉過頭來對王洪文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又關照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會後，你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周恩來鄭重地點了點頭。
由此，在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澤東終於最後下定了決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至10日，周恩來在京主持黨的十屆二中全會，討論了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增選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間毛澤東還指定鄧小平起草《政府工作報告》，要求不超過5000字。鄧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務。在1月13日至18日召開的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帶病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大會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四屆人大會議後，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各部部長參加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周恩來發表講話說：「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以後的工作。今天是開始，對於我來說，恐怕也只能夠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了。以後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總理來做……」
周恩來停頓了一下，環顧會場，加重語氣，又說：「毛主席講，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現在國務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為首，一共十二位。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國務院能出現新的氣象，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2、鄧小賓士鐵路拉開整頓序幕
鄧小平受命於黨和國家危難之際。當時國內的政治、經濟局勢十分嚴峻，「四人幫」的破壞活動還很猖獗，鬧派性、搞分裂，社會秩序也很混亂，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軍隊也存在嚴重問題。經過第二次“起落”的鄧小平，深知自己所肩負的重大責任。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時深入思考的治國之策付諸實施。
1月15日，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軍隊要整頓，要安定團結、消除派性的問題。優良傳統要恢復，三個總部本身首先要整頓。以此為開端，整頓工作在鄧小平的領導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配合下，在各條戰線逐步展開。
回想起從江西南昌乘火車返回北京時，特快列車竟晚點3個多小時的情景，鄧小平決定以鐵路運輸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戰線進行整頓。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決鐵路問題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3月5日，鄧小平以獨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會議。
開會的時間快到了，鄧小平快步走進會場，他冷靜地環顧四周，幾位省、市領導走上前來，笑容滿面地想與他握手，鄧小平卻敏捷地舉起右手說：「今天不拉手了，因為工業形勢不好！」他看著大家，緩緩地說：一個國家，沒有物質基礎，形勢不好啊！
鄧小平掃視著在場的人，說：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麼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他從農業談到工業，談到第四個五年計劃，再談到鐵路運輸，聲色俱厲地說：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害我們的大局。要把這個問題擺到全體職工面前，要講清楚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他談到，對那些派性嚴重的人，要進行教育；對那些鬧派性的頭頭，利用派性混水摸魚，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破壞國家經濟建設，在混亂中搞投機倒把、升官發財的人，必須嚴肅處理。
就在鄧小平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講話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第9號文件。在這份文件上有鄧小平親筆寫上的一段話：對於少數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
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結束時，主管交通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立下了「軍令狀」：保證一個月內見成效。四屆人大組閣時，由鄧小平點將的新任鐵道部部長萬里表示：要把黨中央關於鐵路整頓的第9號文件作為鐵路工作的綱，“不換節目，不改鏡頭”，一抓到底。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貫通東西南北的鐵路系統率先開始了整頓。萬里要求全國鐵路做到「暢通無阻，四通八達，安全正點，當好先行」。 萬里親自率領工作組馬不停蹄地跑遍了幾個問題嚴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鬧派性的造反派頭頭，重新調整了領導班子。鐵路運輸的形勢明顯好轉。到4月份，嚴重堵塞的幾個鐵路局全部疏通，全國20個鐵路局中的19個超額完成了計劃。鐵路整頓初見成效。
3、鄧小平與「四人幫」針鋒相對
整頓工作初見成效。但是，絕不肯善罷甘休的「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卻對整頓工作進行頑固的阻撓和抗拒。他們把四屆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和整頓工作的各項措施誣衊為「經驗主義」，藉以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具有豐富領導經驗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時間，“反經驗主義”的鼓噪甚囂塵上，什麼“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修正主義的貨色”等聳人聽聞的言論，充斥著輿論宣傳領域。
鄧小平針鋒相對，毫不退讓。他在領導幹部中突出地強調要有敢於鬥爭、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馬蜂窩」。他曾幽默地說自己是維吾爾族姑娘，“頭上辮子多”，不怕人家“抓辮子”，以此鼓勵幹部打消顧慮，敢於鬥爭。
在「四人幫」挑起的所謂“反經驗主義”的鬥爭面前，鄧小平決定向毛澤東作一次專門的“請教”。毛澤東很重視，4月23日，他在一份報告上批示：“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於4月27日開會批評了江青等人反對「經驗主義」的錯誤。5月3日，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談話，批評了江青等人“反經驗主義”，搞宗派活動的問題。
毛澤東的批示和談話，在政治局內成了力量對比的轉折點。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經驗主義」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斂。
但「四人幫」並沒有認錯。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發。可在會下，他們卻攻擊政治局的批評是“突然襲擊”，是“圍攻”。
針對「四人幫」的攻擊，5月27日和6月3日，在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這些專以“革”別人的“命”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銳的批評。
鄧小平緊緊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幫」編造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和“反經驗主義”這三件事，反問道：為什麼鑽出這三件事？倒是要問一問，對於這些事情，不講明白，沒有好處。沒有什麼過頭的。他不容置辯地說：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總括了歷史經驗。搞小圈子歷來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幫」值得警惕。
在鄧小平單刀直入、切中要害的發言之後，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等先後發言。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語地坐著。張春橋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終於，王洪文堅持不住，做了點自我批評。江青也開口了，她檢討自己對上次的會“自我批評不夠”，“還要加深認識”。
自「文革」發動的九年來，像這樣政治局連續開會嚴肅地批評江青一夥，還是第一次。不到一個月，江青向毛澤東和政治局上交了難得的書面檢查：
「‘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問題，是我個人講錯了話，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擴大了打擊面，造成了不安定團結；關於個人自作主張到處送材料的問題，是無組織無紀律，破壞黨的一元化領導；關於目前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問題，這一提法是主觀片面的，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擴大打擊面，嚴重地造成不安定團結。」她承認：“‘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
4、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
在工交戰線的整頓深入發展時，鄧小平提出國務院要開務虛會。他認為，前些日子一個一個解決鐵路問題、鋼鐵問題，看來這樣不行。要研究長遠規劃，通盤考慮一下。在鄧小平的部署下，從6月份起，整頓工作在全國全面鋪開。
在以軍隊整頓為主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嚴厲指出：決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他親自主持了對全軍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有力地穩定了軍隊，對於抵制「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戰線，張愛萍、胡耀邦分別率領工作組對國防科委和中國科學院進行整頓。
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災區”。教育部長周榮鑫說：“老說過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對。”從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訊》連續發表文章，集中論述這樣一個觀點：不引導青少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就勢必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
文藝界這時也出現了新氣象。被江青一夥誣衊為毒草而禁演的電影《創業》和《海霞》，經政治局批准公開放映了。《萬水千山》、《長征組歌》等有影響的好節目重新公演。
在農業戰線，為了調整黨的經濟政策，中央下發了關於發展養豬業的文件，強調不能把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
1975年夏季，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成效十分顯著。
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製品等，均創造了歷史上月產的最高水平。全年社會總產值增長11.5％，國民收入增長8.3％。在這一時期內還建成了中國當時最大的水力發電站——劉家峽水電站；完成了中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線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鐵路建成通車。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自1972年起陸續談判進口的43億美元成套設備的建設安裝工作，也有了較大的進展。軍工生產經過整頓，面貌也有改變。中央還決定壓縮和調整中國對外援助的支出。對外 經濟援助在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只佔全國財政支出的1％多一點，以後逐漸上升。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上升到占財政總支出的6.3％。1973年竟達到財政總支出的7.2％，主要是對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以及某些非洲國家的援助，已超過了國力所能擔負的程度。因此決定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財政總支出的5％以下。全國財政當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節餘。
全面整頓是老一輩革命家和黨內外廣大群眾糾正「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為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內亂提供的又一次良機。
如果當時能夠按照鄧小平的這一思路走下去，中國歷史將會更早呈現出一種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