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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荒唐外交鬧劇: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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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荒唐外交鬧劇: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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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荒唐外交鬧劇: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2020年01月22日 17:28 最後更新:11:11

本文摘自:《歷史需要細節——一個後代眼中的老外交官往事》,

當「文化大革命」進入第二個年頭——1967年時,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陸續發生了「奪權」鬧劇。之後,圍繞著支持與反對「革委會」,內亂愈來愈烈,從“文斗”發展到“武鬥”。在北京,造反派們熱衷於玩“國際大活兒”,其中最嚴重的就是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中國,承認中國的新政府,並表示願意兩國建立外交關係。1954年6月17日,中英雙方互派代辦。

新中國成立之後,對以往的舊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進行了清理與廢除,但從戰略上考慮,與香港、澳門等相關條約未列在清除之列。「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極左思想佔了上風,也影響了香港局勢,一些香港左派也行動起來。港英當局惶惶不可終日,對罷工、遊行的群眾採取武力鎮壓的手段,打死打傷數人,對一些報刊採取了停刊,並逮捕了記者。這樣一來,中國與港英當局的矛盾激化。

1967年5月,香港一家工廠勞資雙方發生衝突,工人們進行遊行示威時遭到港英警察的武力鎮壓,開槍打死一人、逮捕數人。中國外交部對此事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要求港英當局無條件接受中國政府的要求:立即接受中國工人和居民的全部正當要求;立即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立即釋放全體被捕人員。懲辦凶手,賠償損失,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5月19日,北京舉行10萬人群眾大會,抗議港英當局的暴行。

港英警察開槍打死打傷二三百人,有意誇大隻死一人的事實。《人民日報》6月3日發表社論,號召香港市民隨時聽從祖國的召喚,推翻港英當局的反動統治。

周恩來總理針對發生的一系列事端,立即召開了外交部、外辦、港澳工委等單位的會議,強調同港英當局鬥爭要嚴格遵守中央有關方針政策,堅持有理、有利、有節,批評了有關部門在香港問題上過左的做法是無政府主義思潮。香港的工作照搬國內紅衛兵做法,行不通。周總理還質問有關單位:「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麼?」

毛主席1970年12月18日接見美國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諾時說:「1967年夏天外交部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裏。」1967年8月7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接見外交部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聯絡站”的代表時極力煽動造反派奪權,他說:“揪陳大方向當然對”,“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二十幾歲的人為什麼不能當外交部長?”“部黨委的班子不動動怎麼行?”……於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造反兵團”等組織,砸、搶、封了外交部政治部,將外交部副部長的辦公室貼上封條,副部長們被關押寫檢查,宣佈奪了外交部的領導權。

造反派奪權後,立即策劃並組織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當時港英當局下令查封了香港幾家左派報紙《夜報》、《新午報》、《田豐報》,並逮捕了新華社香港分社、《文匯報》、《大公報》的19名記者及34名報社工作人員。8月20日,外交部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限令48小時內解除對報紙的封查令和釋放記者、報社工作人員的最後通牒,否則後果自負。外交部的一批反陳毅追隨王力、姚登山的造反派成立「反帝反修聯絡站」,與北京高校紅衛兵第三司令部“地派”聯合,預備8月22日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召開聲討大會。周恩來總理獲知消息後,立即找來「反帝反修聯絡站」的負責人,想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但未能如願。最後在得到該組織者不衝擊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承諾後,周總理才結束這次艱難的對話,那時已是8月21日深夜了。

以在「門前」開大會,掩蓋了數千人闖入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事實;以“紅衛兵”自發的“示威”,掩蓋了一件有組織、有計劃犯下的嚴重涉外事件,在國際上造成惡劣影響。

40年過去了,為了在回顧歷史事件時儘可能地恢復它的原貌,現將美國作家韓丁於1971年採訪清華大學時寫的《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一書中,對直接參加「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清華大學「414」紅衛兵頭目高衡慶的採訪記錄及其他相關資料進行整理、加工,對這一事件的全過程進行了追記。

話,打電話的人自稱是外交部「反帝反修聯絡站」的人。他簡明扼要地說,8月22日晚要在英國駐華代辦處前舉行一次抗議港英當局迫害香港新聞工作者的大會,邀請清華大學「414」紅衛兵參加大會。高衡慶向他的頭頭彙報後,當即表態願意參加這次示威活動。「反帝反修聯絡站」的人表示馬上到清華大學來介紹情況。

清華大學「414」廣播站立刻發出緊急通知:“‘414’的紅衛兵們馬上到××樓階梯教室集合,召開緊急會議。”「反帝反修聯絡站」的來人衣著整潔、氣度不凡,金絲眼鏡後閃爍著狡黠的眼神,他用巧舌如簧的講演開始了動員,他列舉了港英當局的種種罪行,宣講了外交部48小時通牒的照會。話鋒一轉,他講道:“到現在為止,港英當局一直不作回復,到英國駐華代辦處去開大會就是要壓一壓他們,顯示紅衛兵的力量,讓他們知道經過‘文化大革命’鍛煉的造反派是不好惹的!”他還煽動說:“如果他們不按時答覆,我們就要全力予以報復。‘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收集了我國許多重要情報,帶上錐子、鉗子,到那以後有必要時打開他們的檔案櫃,把情報拿回來。”“大家要穿深色衣服,他們可能會向我們開槍,不要留給他們明顯的目標。”“會英語的同學站在前面,都帶上電筒。”最後,他又拿出一張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位置示意圖,標明代辦處內各建築物的位置及電源閘盒、水管等設施的位置。

向英帝示威的神聖,「神秘」任務的重託,使紅衛兵們情緒高漲起來。當第一批紅衛兵上路後,「414」又快速地將第二批紅衛兵派了出去。英國駐華代辦處位於日壇公園附近光華路使館區內。天還不黑,英國駐華辦事處已被數萬名紅衛兵圍得水泄不通。開始,大家都很守規矩地坐在那裏,呼口號、唱歌、念抗議書。天黑下來後,架起了探照燈,雪白的燈柱劃破天空。高音喇叭不斷傳出:“離最後通牒還有×小時,你們到底何去何從?”一遍又一遍的質問聲加上震耳的“造反有理”的歌聲和抗議的口號聲使寧靜的夜晚充斥著緊張氣氛。清華大學「414」的高衡慶見到l0點鐘通牒的期限已到,他找到「反帝反修聯絡站」的負責人,問下一步該怎麼辦,得到的答覆是:“雖然周總理說了不讓沖英國駐華代辦處,但是群眾要採取革命行動,誰能阻擋得了?”晚10點40分,在一位手持喇叭的人指揮與鼓動下,代辦處正門開始躁動起來。先是向院內投擲墨水瓶等雜物,後來人群開始衝擊有8排赤手空拳的解放軍組成的人牆。有人試圖從解放軍人牆上爬過去,有的人爬上鐵柵欄試圖翻進去。幾經反覆衝撞,解放軍組成的人牆給衝破了,人群涌人院內。在衝擊正門時,北京外語學院的紅衛兵從代辦處西牆翻人院內,10分鐘後又有人突破北牆。衝進辦公樓的人將桌椅及一些用品從窗戶扔出。晚11點左右在游泳池旁的車庫開始點燃大火,頃刻間,烈焰升騰,東院裏的門窗、地板、汽車房及7輛汽車被大火吞噬。在西院樓內,3個卧室、檔案室及兩輛汽車也被火燒著。不一會兒,呼嘯的救火車趕來,在解放軍戰士的奮力協助下,大火被撲滅了。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十幾位外交官躲在辦公樓地下室的一間密室中,外面的煙沿著風口灌了進來,在解放軍戰士的搶救、護送下,他們來到院子裏,在這裏他們挨了打。

英國駐華代辦處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在給他夫人的信中是這樣描述的:「當我們從地下室來到院子裏時,院子裏已有近5000人了。有人抓住我的頭髮拖,揪住領帶勒,用手中拿著的東西朝我們打來。不一會兒,我頭上遭到重擊的地方鮮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辦處的人不僅受到唾罵、挨踢,還被強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後來警察進行了干預,將我們撤離了代辦處大院。在向外走時,還有人不斷撕扯我們的衣服。」“有幾名女士曾經想到對面的阿爾巴尼亞使館避難,但遭到拒絕,他們關上了使館大門。兩位姑娘進入了荷蘭使館,受到保護。”

廣播中傳出周總理與「中央文革小組」幾個人聯名指示,命令所有進入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人立即撤出,停止一切破壞行動。這樣,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力事件才逐漸平息下來。清華的高衡慶說:“實際上,我們多數人都認為這種舉動不大好,為什麼我們國家要採取這種暴力?接到周總理指示後,我們都撤離了,都感到做錯了事。大樓是怎麼燒起來的,是個謎。”

8月23日凌晨,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火燒起來後,周恩來總理緊急召見外事口造反派組織代表,強烈譴責了這次違法行為,並斷然否定了造反派奪取外交部大權的方案,命令北京外語學院紅衛兵立即撤出外交部。8月25日凌晨,周恩來總理單獨召見了剛從上海毛主席那裏回北京的楊成武,向他談了最近北京發生的大事和對形勢發展的擔憂。並將王力「八七」講話交給楊成武,讓他立刻回上海交給毛主席看。8月26日,毛主席對楊成武發出指示:“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可先解決王、關,戚暫時不動,以觀後效。”並在王力「八七」講話稿上寫上了:“大大大毒草。”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1968年1月,對戚本禹也做了同樣處理。

北京發生「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之後幾天,中國駐英代辦處也受到英方的報復,幾名外交官被打得頭破血流。眾所周知,駐外大使館象徵著所屬國的領土,不可侵犯;外交官享有外交豁免權,人身自由不容侵害。然而,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這種在世界外交史上罕見的踐踏國際公約、侵犯外交使者安全的事卻在中國發生了,這是一件讓中國蒙受恥辱的悲劇。為此,中國政府投入巨資修繕了被燒毀的館舍,對毀壞的物品作了賠償。周恩來總理在1971年3月2日接見新任英國代辦譚森時就這次事件向英方作了正式道歉。

當鬧劇成為歷史,人們會關切地問那些放火歹徒是否受到了懲處?那操縱事件的黑手的內幕是否揭開?不得而知。在我探尋事件發生的經過時,感到「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始作俑者是在製造大的國際糾紛,妄圖從周恩來總理、陳毅外長手中奪取外交大權的一個陰謀,但最後因毛主席的決策使那幕後黑手未能得逞。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個猜測。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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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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