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的現場
毛澤東與黃克功在一起
盤點:毛澤東處死七名貪官
毛澤東先後處死謝步升、唐達仁、左祥雲、黃克功、肖玉壁、劉青山、張子善七個貪官。
謝步升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時，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判決，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謀取私利。他為了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秘密殺害幹部和紅軍軍醫。事發後，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澤東很關注謝步升案，他力主嚴懲，並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為主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開庭，經審理，判決:「把謝步升處以槍決，在3點鐘的時間內執行，並沒收謝步升個人的一切財產」。這是紅都瑞金打響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懲治腐敗分子的第一槍。
左祥雲是我黨歷史上對因貪污等腐敗問題而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的較高級別的幹部
中央蘇區時期，為籌建中央政府大禮堂和修建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台等紀念物，專門設立了「全蘇大會工程處」。工程於1933年8月動工。當年11月就有人舉報左祥雲與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聯手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員會即令中央工農檢察部、中央總務廳抓緊調查，結果發現左祥雲在任職期間勾結反動分子，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禮堂開庭公開審判左祥雲及有關人員。審判歷時近五個小時。判決左祥雲死刑，執行槍決。同時，對其他有關人員做了相應判決。2月18日，對左祥雲執行了槍決。
被處以極刑的唐達仁是瑞金貪污腐敗窩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收到一封匿名舉報。部長何叔衡先後派出兩個調查組進行調查，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會議，聽取中央工農檢察部關於瑞金縣蘇維埃貪污案的彙報。會議決定，瑞金縣財政部長藍文勛撤職查辦，會計科長唐達仁交法庭處以極刑，並給予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以警告處分。
黃克功之死被譽為毛澤東「揮淚斬馬謖」
黃克功少年時代參加紅軍，跟隨毛澤東經歷了井岡山的鬥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是「老井岡」中留下來不多的將領。
1937年10月，26歲的紅軍時旅長黃克功，對陝北公學一個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開槍將她打死在延河邊。有人提出國難當頭，人才難得，可讓他戴罪殺敵。經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黃克功被處以死刑。黃克功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從輕處理，戴罪立功。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接信後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支持法院判決，並要求在公審大會上，當著群眾和黃克功的面公佈這封信的內容。
全文是:
雷經天同志:黃克功過去鬥爭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一個普通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和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厲的紀律。如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導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
黃克功對此心服口服。臨服刑前，當黃克功聽說中央已安排對他的家人進行安撫時，感動得霎時痛哭流涕。就這樣，一個勇冠三軍的紅軍將領被公審槍斃了。
身上戰爭傷疤90多處的肖玉壁被處決
1940年，是陝甘寧邊區經濟最困難的年頭。上級安排老戰士肖玉壁到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當主任。肖玉壁打過多次仗，僅身上留下的傷疤就有90多處，可謂戰功赫赫。
上任後，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貪污受賄，同時利用職權，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據地奇缺的食油、麵粉賣給國民黨破壞隊，影響極壞。案發後，邊區政府依法判處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澤東求情。
毛澤東問:「肖玉壁貪污了多少錢？」林伯渠答:“3000元。他給您寫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過去作戰有功的情分上，讓他上前線，戰死在戰場上。”毛澤東沒有看信，沉思了一陣，他想起了黃克功案件。毛澤東對林伯渠說:“你還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吧？”林伯渠說:“忘不了！”毛澤東接著說:“那麼，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就這樣，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執行槍決。
劉青山、張子善事件震動了全國，教育了全黨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國各條戰線開展一個精兵簡政、增產節約運動。隨著增產節約運動的深入發展，各地暴露和發現了大量的驚人的浪費、貪污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
同年11月，有人揭發出了天津地委書記、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原天津專區專員、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的巨大貪污案。
這兩人居功自傲，貪圖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墮落。他們揚言:「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享受一點還不應當嗎？」兩人於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經營機關生產的名義，勾結私商進行非法經營。他們利用職權，先後盜竊國家救災糧、治河專款、幹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剋扣民工糧、機場建築款，騙取國家銀行貸款等，總計達170餘億元(舊幣)。
1951年11月29日，華北局向毛澤東、黨中央報告了天津地委嚴重貪污浪費的情況。11月30日，毛澤東在為轉發這一報告的批語中指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的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曾有高級幹部考慮到劉、張兩人在戰爭年代有過功勞，向毛澤東說情。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我建議你們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
劉青山、張子善被處以死刑。槍聲一響，舉世震驚。老百姓說，這兩個人頭換來了中國官場上至少20年的廉政。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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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和郭沫若「糾纏」了一生的歷史人物，那就是兩千多年來被人們說來說去卻總也說不明白的秦始皇。正是這個秦始皇，像鏡子一樣折射出郭沫若早年與晚年之間的巨大變化。
四十年代:大罵秦始皇
上世紀四十年代初，郭沫若在重慶。當時，蔣介石一面製造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一面加緊鎮壓國統區的民主運動，露出了法西斯專制的猙獰面目。“愛國同胞不斷被無聲手槍打死，民主報刊不斷被無聲手諭查禁。”（唐弢《回憶·書簡·散記》）郭沫若、陽翰笙、夏衍等人的160餘種劇本均被列入“取締劇本一覽表”，不准出版，不准演出。郭沫若的行動也受到特務的監視。他曾經說:“在重慶幾年，完全是生活在龐大的集中營里，足不能出青木關一步。”（陽翰笙《郭沫若在重慶·序》）
但是，郭沫若沒有屈服，他在《新華日報》上撰文疾呼:「連話都不讓老百姓說，那是很危險的事。」還對友人說:“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文禁愈嚴，總是滅亡之期愈近。”（潘孑農《〈屈原〉的演出及其他》）密佈的文網，促使郭沫若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秦始皇。他寫出《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收入《十批判書》。
不愧為歷史學家，郭沫若一出手便扼住了專制帝王的命門。他以呂不韋和秦始皇的對立，揭示了民本主義和專制獨裁的水火不容:「呂氏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而秦始皇則是:天下，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之天下也。他要一世至萬世為君，使中國永遠是嬴姓的中國。」（《十批判書》，以下引文同）把天下視為一己之私，“不讓任何人有說話的餘地”，這就是秦始皇的統治術。“他的鉗民之口，比他的前輩周厲王不知道還要厲害多少倍。”周厲王時還能道路以目，而秦始皇則斬盡殺絕，連目也沒有了。此時，郭沫若的批判矛頭直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對於「普天之下大燒其書」，郭沫若說:
這無論怎麼說也不能不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浩劫。書籍被燒殘，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
對於坑殺儒生（據考是兩次，一次殺了七百，一次殺了四百六十多），郭沫若更是憤慨異常:
呂氏門下的那批學者，可能是完全被消滅了。然而……人可以誅滅，真理總是燒不絕的。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人都知道，郭沫若所批的秦始皇，就是蔣介石。面對蔣介石的屠刀，「郭沫若高呼:書是禁不完的，儒是坑不盡的，秦始皇是快死的。從左閭里已經有篝火起來了」（前引唐弢文）。他甚至讓戲裏的主人公高漸離公然呵斥秦始皇:“如今天下的人都是和我通謀的，天下的人都願意除掉你這個暴君，除掉你這個魔鬼，除掉你這個……”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重慶，這是何等的英勇無畏！
在寫作《呂不韋與秦王政批判》的過程中，還有個小插曲。有個叫程憬的人，在中央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秦代政治之研究》，歌頌嬴政，意在拍蔣介石馬屁。郭沫若讀了程文，怒火中燒，一口氣完成了四萬多字的批判文章，那氣勢真如「長江大河，飛沙走石」。當年意氣風發的郭沫若，恐怕做夢都沒想到，自己後來也走上了程憬的路。歷史跟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
1948年11月，郭沫若應黨中央邀請，從香港到解放區來共商開國大業。12月6日，他和翦伯贊等一行三十餘人，安抵東北解放區首府瀋陽。按捺不住喜悅之情的郭沫若，高聲朗誦道:
於今北國成靈瑣，從此中華絕帝王。
他真誠地以為，秦始皇的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了。
五六十年代:艱難的轉彎
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他的摯友、導師、心中的太陽毛澤東，卻鍾情於秦始皇。其實，這信息早在重慶報紙發表《沁園春·雪》的時候，就已經透露出來了。但那時二人的關係尚屬諍友，郭的《甲申三百年祭》還被毛主席列為延安整風文獻之一。儘管郭文的原意是惋惜正直的知識分子李岩被殺，指出李自成失敗的原因是重用權臣、驍將，不用知識分子，為此他甚至想寫李岩和紅娘子的悲劇，以警後世。但毛主席卻從文章中總結出「革命勝利後不能驕傲」的歷史教訓。文章雖說見仁見智，可毛主席把郭沫若的史論當做革命的鏡子，卻是不爭的事實。有此一層關係，郭沫若罵罵秦始皇也就不會感到有什麼不便了。
五十年代，情況發生了變化。右派知識分子向黨的猖狂進攻，使毛主席進一步理解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良苦用心。事情是由范文瀾的一篇文章引起的。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主席說:
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遷、司馬光……可惜沒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個厚今薄古的專家。
這時有人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毛主席立予駁斥: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如此明確地肯定秦始皇，而且是以和歷史學家范文瀾對話的方式發出來，並且點名民主人士「罵我們是秦始皇」，這不能不使郭沫若驚悸。於是，他開始了艱難而又苦澀的轉彎。
六十年代初，郭沫若出版了《讀〈隨園詩話〉札記》。全書凡77條，其中第8條就是《論秦始皇》。在《詩話》中，袁枚曾對羅兩峰的詩「焚書早種阿房火，收鐵還留博浪椎」，擊節稱妙。郭沫若駁斥袁枚:“何妙之有？”
先駁焚書:
以焚書而言，其用意在整齊思想，統一文字，在當時實有必要。然始皇所焚並不多，書多藏在官家，民間欲學書者可就官家學習，此猶今之圖書館也。
次駁收鐵:
秦始皇收天下兵器，……所收者乃銅而非鐵。
故始皇毀兵，在中國為銅器時代向鐵器時代之過渡。且毀兵器而為鐘聲，不更有偃武修文、賣刀買牛之意耶？
「普天四海大燒其書」變成了辦圖書館，為彈壓民眾所採取的“收天下之兵”竟成了“偃武修文”的創舉。為了轉過這個艱難的彎子，郭沫若可謂煞費苦心。
1963年3月，郭沫若和翦伯贊在廣西不期而遇。翦將途中所作之詩錄請郭沫若斧正，郭遂將「雄才千古說秦皇」，改為“雄才今日識秦皇”。他是這樣解釋的:
因為古來都是罵秦始皇的，由毛主席的《沁園春》才把他肯定了。這樣說也和老兄的「不到靈渠岸，無由識秦皇」，扣合起來了。（張傳璽《新史學家翦伯贊》）
雖然都是迎合，郭比翦顯然高了一籌。「古來都是罵秦始皇的」，輕輕的一句話，既盪開了郭沫若當年的“錯誤”，又擺正了文人和領袖的地位，郭、翦二人目睹靈渠之後方才認識的雄才，偉大領袖早在幾十年前就肯定了，史識之高下盡在不言之中。不久，郭沫若又在記游詩中寫出:“秦皇畢竟是雄才，北築長城南嶺開。”用以和翦詩酬答唱和、聲氣相應。至此，兩位史學大師在秦始皇問題上，終於和偉大領袖取得了一致，咸與維新了。
七十年代:沒邁過這道坎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歷次運動中，郭沫若始終是以革命者的身份過關斬將、高歌猛進，風頭之勁，文藝界、學術界罕見其匹。文革初起時，郭沫若雖曾一度驚慌失措，發表過驚世駭俗的「燒書」高論，但因為有“要保護郭老”的最高指示，所以還是有驚無險。然而，七十年代風雲突變，郭沫若的地位一下子變得岌岌可危，禍根仍然是秦始皇。
原來，林彪反黨集團反對毛主席，手段之一就是罵毛主席是秦始皇。在《571工程紀要》中，他們惡毒攻擊毛主席是「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並高呼“打倒當代的秦始皇”。耐人尋味的是，八大二次會議上那位插話者，恰恰也是林彪。如此分明的右派言論，主持批林整風的總理卻放了過去，一個勁兒地批極左，毛主席自然不滿。1973年7月4日，他召見王洪文、張春橋，先對外交工作發了通牢騷，話鋒一轉就談到了郭沫若:
郭老在《十批判書》里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
這次不單是秦始皇了，連提倡人本主義的呂不韋丞相也被拉了出來。主席還寫了首打油詩調侃郭沫若:
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別看是打油詩，分量卻字字千鈞。「名曰共產黨」，就在1966年3月，毛主席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吳晗、翦伯贊時說:“他們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吳、翦的下場歷歷在目，屍骨未寒吶，現在輪到郭沫若了。
8月5日，毛主席又召見江青，讓她手記七律一首，題目是《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文革」開始後，毛主席七年沒寫詩，第一次寫，竟是這樣一首，郭沫若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風聲越來越緊。9月23日，毛主席在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中國曆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11月，基辛格寫道:
他（毛）突然問我是否見過「懂德語」的郭沫若，雖然在此之前「懂德語」並不是同我見面的前提。當我說還從未見過這位先生時，毛澤東說:“他是尊孔派，但現在是我們的中央委員。”（基辛格《動亂年代》）
該來的終於還是來了。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屬機關召開上萬人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上江青兩次把郭沫若叫起來，宣讀毛主席的兩首批郭詩篇。一位與會者記述了當時的場景:郭老那天也去了，帶著病，低著頭坐在那裏。江青會上發言問:「郭老來了沒有？」郭老站起來說:“到。”（《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
已屆82歲高齡的郭沫若，以帶病之軀，在大庭廣眾之下站起來蒙羞，此情此景，令人齒冷心寒。尤其讓郭沫若揪心的是，運動下一步如何發展尚難逆料，所以會後他體溫驟然上升，突發肺炎，住進了醫院。
聽說郭沫若病了，毛主席派人前往醫院探視，順便向病家索要《讀〈隨園詩話〉札記》。郭沫若的書。主席那裏大字本小字本應有盡有，他送江青看的《十批判書》，就是專門排印的大字本。要看書，何至於向郭老要？這其實是給郭老送去了一副良藥。果然，郭沫若的病軀很快轉危為安了。想不到拯救郭老於危難者，依然是秦始皇。
幾句題外話
評價秦始皇本來是個學術問題，說好說壞，盡可百家爭鳴。但一些學者時而說壞，時而說好，甚至心裏說壞，口頭說好，就不是學術問題了。究其原委，乃是十幾年灌輸形成的思維定式——「為政治服務」。文藝為政治服務，歷史為政治服務……甚至科學也要為政治服務。大躍進時，一位大科學家提供畝產萬斤的科學依據，已經成了對此思維定式的絕妙諷刺。
更其荒唐的是，「為政治服務」又進一步演變成“為政治家服務”。政治家也是人，他能窮盡一切科學真理嗎？各學科都唯政治家的馬首是瞻，學術的創造性也就被一筆勾銷了。
學術如此，文藝更是如此。郭沫若不止一次地對他的孩子說:「我很後悔當初沒有把李岩和紅娘子的故事寫成戲。」（《郭老晚年二三事》）當初沒有寫，後來就不能寫了。在知識分子被政治家視為資產階級的時候，怎麼能寫被李自成殺死的李岩？想寫的不能寫，為了「為政治服務」，郭沫若卻寫了被曹操拯救的知識分子蔡文姬。服務是服務了，可無產階級政治家們卻不領情。羅點點寫了這樣一件事:
（《蔡文姬》散戲之後）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人都笑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里……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紅色家族檔案》）
一個天才的戲劇家，淪落成連小孩子都譏笑的弄臣，實在是時代的悲劇。如果郭沫若寫的是李岩和紅娘子，我想將軍們是無論如何也笑不出來的。悲哀的是，郭沫若至死都還念念不忘地想寫李岩。
其實，對自己「在黨內的地位」，郭沫若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李白與杜甫》中寫道:“李白的值得譏評處是在他一面在譏刺別人趨炎附勢，而卻忘記了自己在高度地趨炎附勢。”李白“其實不過是御用文人的幫閑獻技而已。”
這哪裏是在寫李白？這分明是在寫他自己！
○摘自《讀書文摘》
2009年第5期 孫言誠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