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29年前的今天，1984年4月19日，毛澤東的夫人、參加過長征的老幹部賀子珍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終年75歲。在1949年後，賀子珍幾次想到自己為之浴血奮鬥的革命政權的首都北京看看。第一次沒有成功，因為組織上不讓她去，結果在進北京的門戶——天津呆了幾乎一個夏天。視黨籍如生命的她最後不得已，只好在組織的安排下到了上海。1966年，看到紅衛兵都去了北京，她又燃起了一線希望，但被告之組織上不會同意，她再度陷入失望之中。
「文革」中，以“防止賀子珍的不良影響擴散”為名，組織上把賀子珍與社會隔離開來。1979年「文革」已經結束3年，賀子珍已經偏癱兩年之久後，報紙上終於第一次登出了賀子珍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消息和圖片，賀子珍終於重見天日。她想看看首都北京的願望，也在新中國成立30年後終於得到組織的批准。她還被允許到紀念堂去看毛主席，然而已經是天人永隔了。淚水模糊了她的雙眼，毛澤東在她的心目中終於定格。當她思念一個人的時候，複合與見面的希望會加重思念的痛楚，而當思念的人永遠不可能再見面的時候，思念中無盡的傷痛也就到了底線……
油畫·賀子珍在萬人大會上講話
1937年春，毛澤東與賀子珍在延安。
革命一枝花
賀子珍的妹妹賀怡曾對李敏（賀子珍的女兒）說起賀子珍年輕時的美麗：秀氣的瓜子臉，一雙大大的眼睛，皮膚白皙，中等個子，身材苗條，沒處挑缺點。賀子珍有文化，是當地的才女，她活潑熱情，又溫柔嫻淑；特立獨行，又剛直爽快。1926年，北伐軍開進永新縣，她是第一個剪辮子的女人，轟動了全城。1970年，已到暮年的毛澤東最後一次上廬山，跟服務員聊天時說：「賀子珍對我最好，長得也最漂亮。」
她不但是永新一枝花，而且是井岡山的革命之花。大革命失敗後，17歲的賀子珍參與永新暴動，隨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岡山，成為第一個上井岡山的女戰士。永新暴動總指揮王新亞對賀子珍極為愛護，撤出永新時，托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交給賀子珍100塊銀元。袁文才從不亂搞女人，只有一個老婆，他就像大哥一樣對賀子珍關懷備至。王佐有三個老婆，他把自己心愛的小駁殼槍送給了賀子珍。歐陽洛是永新縣第一批共產主義者，是賀子珍的入黨介紹人。
毛澤東帶著一支衣衫襤褸、打了敗仗的軍隊 來到了井岡山，第一次見到賀子珍。他穿著中山裝，戴著紅領巾（識別帶），拄著一根棍子，化了膿的腳腫得像個紫茄子，但疲憊的外表無法掩飾他非凡的氣度。賀子珍見毛澤東腳上有傷，要為他換藥，毛澤東有些不好意思，他在與李敏的一次談話中回憶道：「她幾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讓我把腳伸向她的手裏。她小心翼翼揭下我腳上的藥膏後，便又起身忙去熬藥煎湯，給我洗腳、敷藥。」
王佐對毛澤東上山是持懷疑態度的，袁文才給王佐出了個主意，把賀子珍嫁給毛澤東，毛澤東做了井岡山的女婿，他們就放心了。於是袁文才去給毛澤東說合。毛澤東說他在湖南有妻子，這件事亂來不得。面對毛澤東的推辭，袁文才說：「日後再說吧。」對袁文才、王佐二人而言，把賀子珍介紹給毛澤東，是為了聯姻，從而保障自己的安全。在這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與賀子珍終於結成了革命夫妻。
大愛無疆
革命者為了傳播他們的信仰，創造一個夢寐以求的新世界，隨時準備犧牲自己。賀子珍自從樹立革命信仰後，就成為一位大愛無私的革命者。她愛組織、愛群眾、愛戰友、愛革命、愛毛澤東，唯獨不愛她自己。
賀子珍為了拯救隊伍，寧可犧牲自己。在與毛澤東結合前，賀子珍數次帶人去敵人佔領的地方冒險偵察，也曾單槍匹馬地引開敵人，讓正在開會的毛澤東等人安全轉移。她與毛澤東結合後，擔任他的生活秘書。毛澤東曾對曾志說，我還是挂念她的，她跟我10年生了10個孩子（註：孔東梅書中說懷過10胎，生育6次；王行娟書中說懷孕、生育6次），年頭一個，年尾一個。賀子珍是深愛毛澤東的，遵義會議前，毛澤東數度身處逆境，幾次身患重病，她都寸步不離，體貼入微。李敏記述說：「如果當年沒有媽媽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難以想像爸爸將會怎麼度過那最難熬、最痛苦、最艱難的日子。」
賀子珍不但愛毛澤東，還愛她的戰友。長征路上，她剛生育不久，有一次部隊繳獲了火腿，給她分了雙份，她堅決退了回去。毛澤東知道後把自己的一份給了她，但賀子珍並沒有一個人吃，而是與連里的同志一起分享。沒過多久，隊伍來到貴州盤縣的一個地方，遭到敵機轟炸，賀子珍為救傷員被炸得遍體鱗傷。當時缺醫少葯，得不到恰當的治療，她怕成為戰友的拖累，多次提出把她留在老鄉家。而留在老鄉家，從當時的條件來看，只能是死路一條。在疼痛難忍的時候，她曾哀求身邊的同志：「我拖累了大家，你們給我一槍，把我打死吧。」在歷經非人的痛苦之後，賀子珍竟然奇蹟般地好了過來。長征最後的路，她又拄著拐杖，自己堅韌地走下去。
為了革命，賀子珍的家族犧牲了47人（註：也有52人的說法）。賀子珍愛自己的孩子，她生了6個孩子，只養大了李敏一個，其餘死的死，丟的丟。李敏4個月大的時候，賀子珍就把她送到老鄉家，然後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她說：「孩子拖累我，我要幹革命。」傷病累累的身體不堪辛勞，她暈倒在學校廁所里，不得已回家休養。
賀子珍是一位純粹的革命者，她的獻身精神贏得了同志們的一致讚譽。在他們眼中，賀子珍是響噹噹的，只有公心，沒有私心，是一位美麗善良、無私奉獻的革命大姐，在她那裏，能夠找到革命之家的溫暖感覺。新中國成立後，賀子珍遠離政壇，處於幽居狀態，但就連林彪這樣一位人物，也把賀子珍當作井岡山的老朋友登門拜訪，每次聊上半個小時。能夠「享受」林彪這種待遇的只有朱德和賀子珍。
愛亦有私
在革命隊伍中，賀子珍被稱為賀大姐，她是一位大愛無疆的人，對同志永遠是春天般的溫暖，從來不記仇，也不報復同志。然而，有一種愛卻是自私的，那就是夫妻之愛。
賀子珍從少女時代就以革命為理想追求，但與毛澤東結婚後，整天做秘書，她忍受不了別人說她吃閑飯的悶氣，有時候就與毛澤東賭氣。毛澤東比賀子珍大16歲，賀子珍在毛澤東面前有些任性，毛澤東有時好言相勸，有時也不耐煩地 吵架。
賀子珍是純粹的革命者，但在毛澤東面前，她也是小媳婦。在爭吵中，當「家長」權威不管用的時候，毛澤東就用領導權威進行壓服，他威脅賀子珍要開除她的黨籍，屢次對賀子珍口頭處分。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已經成為冉冉升起的紅太陽。到延安後，毛澤東更加註重自己的領袖形象，賀子珍卻依然繼續著長征前的任性，毛澤東開始不理會賀子珍的吵鬧，後來乾脆搬到另外一間窯洞去住。毛澤東對賀子珍吵架的不應戰，使她傷透了心，她認為毛澤東變了，對她淡漠、疏遠了。
更讓賀子珍痛苦的是年輕貌美的女學生不斷來到延安，於是她開始想辦法，一是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去進修學習；二是看牢毛澤東；三是與延安的所謂男女「不正」之風作鬥爭。賀子珍是從習俗比較封建的永新走出來的，在她眼中，新到延安的抹口紅的女人（吳光偉），在大庭廣眾之下親男人的女人（史沫特萊），跳交誼舞的男人，跟女學生學外語、學唱歌、和女學生挨著坐在屋裏親密交談的男人，都可能有不正之風的苗頭，是小資產階級情調。
一天，賀子珍發現毛澤東又走進了史沫特萊的住處。她進門一看，他們正談笑風生，毛澤東和吳光偉挨著坐在一起。賀子珍頓時火起，打了吳光偉，史沫特萊又打了賀子珍。毛澤東十分尷尬，拉開了幾個混戰的女人。賀子珍十分委屈，再加上渾身的傷痛，不斷的懷孕、生育，在與「洋學生」的比較中對自己知識水平的不自信，使賀子珍終於下定決心，暫時離開毛澤東，到外面去治傷、學習。然而，這一走徹底改變了賀子珍的人生。
賀子珍走後
賀子珍選擇了出走，想等風平浪靜之後再以一個全新的面目回來重塑受傷的自尊。毛澤東對兒女甚至對妻子的要求是夾著尾巴做人，賀子珍離去，毛澤東面子上掛不住，革命領袖連自己的妻子都留不住，別人會怎麼看。何況十年夫妻，患難與共，毛澤東對賀子珍是有深厚感情的。毛澤東想盡各種辦法勸她回歸，甚至動用領袖特權，以組織的名義，發電報讓在新疆候機去蘇聯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而所有這些努力，對吃透了「老毛那一套」的賀子珍來說，都無濟於事。賀子珍終於走了。王行娟寫道，賀子珍在談到這段歷史時，充滿了悔恨，她說：“沒想到事情並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
賀子珍確實想得太簡單了。賀子珍的出走，使毛澤東的領袖形象受到損傷，嚴重創傷了毛澤東的自尊心。生活寂寞，繁重的革命工作造成的壓力無處釋放，多種因素化合，都成為了毛澤東再婚的理由。李六如的妻子王美蘭回憶道：「賀子珍是1937年走的，那年的春節，毛主席過得很孤獨。除夕那天，是他同李六如和我三個人一起度過的，他的情緒並不好。」
在賀子珍離開延安之前，江青已經來到延安。江青「相貌出眾，才華出眾，風度出眾。五官輪廓分明，皮膚細膩白嫩。她寫得一手好字，草書有懷素之風。她懂英語，能看外文原版書。」李敏第一次見到江青時發現，“自己的媽媽與江青相比，竟是十足的土包子。”按當時的革命標準，江青歷史上有污點，在自己地位並不穩固的時候，只好夾著尾巴做人，不敢與毛澤東爭吵。不爭吵是先前賀子珍做不到的，這使毛澤東能夠集中精力進行艱苦卓絕的政治工作。
報。11月，毛澤東與江青再婚。
毛澤東再婚，一開始賀子珍並不知道。她在蘇聯生了一個男孩兒，毛澤東也禮節性地多次捎口信請她回去。她仍然憧憬在偉大的革命事業當中，努力學習，把孩子放在嬰兒室，即使孩子生病也不請假，最後孩子耽誤治療，死了。孩子死後不久，毛澤東再婚的消息終於被賀子珍得知。
悲傷的不僅僅是寂寞
1941年底，毛澤東把女兒李敏送到蘇聯。賀子珍給李敏買好吃的、好玩的，好好地打扮她，李敏真正感受到了母愛的溫馨。蘇聯衛國戰爭中，賀子珍母女被迫分開，李敏被送進國際兒童院，險些病死，賀子珍把她從死亡的邊緣拉了回來，卻與蘇聯工作人員發生衝突，賀子珍被關進了瘋人院。這一關就是幾年，後來王稼祥到蘇聯才將賀子珍從瘋人院救出來。等賀子珍回到中國，已經是1947年，與她離開的1938年相比，早已物是人非。
1949年，李敏到了毛澤東身邊，孤寂的賀子珍想要回李敏，毛澤東不同意。她想去北京，組織上不讓她去。她想以工作來排遣憂愁，但也只是在杭州有過一段短暫的工作，到上海後，幾次要求安排工作，都被組織上拒絕了。在孤寂中既不能工作，也不能要回女兒，賀子珍只有在漫長的歲月中無盡地思念，思念女兒，思念毛澤東。
苦難的經歷與長期寂寞的幽居會改變一個人的精神狀態。在上海百無聊賴的她，打發時光的辦法竟是對著毛澤東的肖像，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一坐就是半天。
1954年的一天，賀子珍在收音機里聽到毛澤東的聲音。已經17年沒有聽到過了。廣播裏把毛澤東的講話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她痴迷地聽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天早上，她的嫂子李立英發現收音機一夜未關，已經燒壞了。再一看，賀子珍神情恍惚，痴痴迷迷。賀子珍徹底病倒了，不吃不喝，不眠不睡，拒絕看病、吃藥。李立英沒辦法，只好給李敏寫信。李敏上學走不了，毛澤東給賀子珍寫了封信，讓賀子珍看病吃藥。聽到毛澤東來信了，賀子珍竟然逐漸清醒起來，病情開始好轉。
此後，賀子珍被長期軟禁在上海華東醫院。一次，她看到了賴少其（賀家的鄰居，賀敏學調到西安後，委託他照顧賀子珍），於是哀求他帶她出去。賴少其連夜給上海黨代會寫了封信，說賀子珍在醫院經常又哭又鬧，那裏住了不少黨外民主人士，影響不好。上海還有一些空閑的花園洋房，找一間讓她住進去，對她的疾病治療、對黨的工作、對社會都是一件好事。陳毅知道後，專門找賴少其談話，賀子珍才得以出院。而賴少其沒有想到，因為寫這封信，他後來被冠以「對毛主席的家政進行干涉，分明是攻擊黨的領導」的罪名，在上海市委常委會上先後做了17次檢討。
李敏回憶說，1954年賀子珍在上海發病後，經常得到組織的通知，讓她到外地住一段時間再回來。這種安排很頻繁，賀子珍被搞得莫名其妙。後來賀子珍終於明白了：主席來，我就得走。賀子珍想到杭州去住，然而，毛澤東在杭州的活動更加頻繁。賀子珍想回江西，上海市委和江西省委接洽後，1958年賀子珍到了江西。老戰友曾志發現，4年不見，不到50歲的賀子珍像個老婦，頭髮已經發白，眼角許多皺紋，昔日的風采早已蕩然無存。每當提起毛澤東，她都畢恭畢敬地尊稱為「毛主席」。
1959年廬山會議前夕，江青還沒有到廬山，毛澤東想見賀子珍一面。在曾志、水靜（楊尚奎之妻）、朱旦華（其前夫是毛澤民）的協助下，毛澤東與賀子珍終於見了一面，這是他們自1937年分別後22年來的第一次見面，也是他們活著時的最後一次見面。見面前，毛澤東向曾志、水靜、汪東興詢問了賀子珍的精神狀況，在得知賀子珍精神正常後終於下定見面的決心。見面後，毛澤東非常失望，他對水靜說，賀子珍腦子壞了，答非所問，明天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離開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賀子珍見完毛澤東後十分亢奮，以為還能再見一面，沒想到第二天就被強行送下山。賀子珍再次犯病，後來在李敏的陪護下才逐漸恢復。
1949年後，賀子珍幾次想到自己為之浴血奮鬥的革命政權的首都北京看看。第一次沒有成功，因為組織上不讓她去，結果在進北京的門戶——天津呆了幾乎一個夏天。視黨籍如生命的她最後不得已，只好在組織的安排下到了上海。 1966年，看到紅衛兵都去了北京，她又燃起一線希望，但被告知組織上不會同意，她再度陷入了失望之中。
「文革」中，以“防止賀子珍的不良影響擴散”為名，組織上把賀子珍與社會隔離開來。1979年，「文革」已經結束3年、賀子珍已經偏癱兩年之後，報紙上終於第一次登出了賀子珍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消息和照片，賀子珍終於重見天日。她想看看首都北京的願望，也在新中國成立30年後終於得到了組織的批准。她還被允許到紀念堂去看毛澤東，然而，已經是天人永隔。淚水模糊了她的雙眼，毛澤東在她的心裏終於徹底定格。當她思念一個人的時候，複合與見面的希望會加重思念的痛楚，而當思念的人永遠不可能再見面的時候，思念中無盡的傷痛也就到了底線。
(本文選自《文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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