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1944年11月22日，鄭道濟在文西縣的海軍支隊成立大會上宣讀誓詞。
小說《林海雪原》中描寫的那支英雄部隊的故事，可謂家喻戶曉。但誰會想到這支部隊曾經是八路軍的第一支海軍部隊呢！它的來歷還要從1944年發生在山東威海劉公島上的一次汪偽海軍起義談起。
劉公島位於山東威海東部5公里的海面上，面積不足4平方公里。1940年，汪偽海軍部成立的威海要港司令部就設在劉公島，司令為海軍中將鮑一民。該司令部直接指揮華北各地偽海軍。島上共有500餘人。
為了加強對威海衛汪偽海軍的控制，日軍在要港司令部內設立了輔導部，一方面掌握著司令部的軍政大權，另一方面對練兵營的水兵、輪機等科目進行輔導。
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偽軍的投誠、起義事件不斷發生，劉公島上的日軍加緊了對偽海軍的控制。他們把輔導部設在島上一個制高點的一幢豪華的英式別墅內，這幢別墅有一個獨立的小院，它居高臨下，可以俯視要港司令部、練兵營、棧橋、碼頭以及海上艦艇的活動情況，監視著偽海軍的一舉一動。同時，在日常管理中對偽海軍的行動進行各種各樣的限制。
在日軍的控制和監視下，以鮑一民為首的偽海軍軍官對日軍的旨意唯命是從，而對偽海軍士兵，卻進行嚴酷的壓榨和盤剝。他們從士兵身上搜刮錢財，打罵、侮辱士兵的事情司空見慣。海軍士兵對這些傢伙恨之入骨。
1944年下半年，八路軍在各戰場已開始了局部反攻，膠東軍區從8月到10月，連續發動了夏季和秋季攻勢，攻克日偽據點124個，前鋒直逼煙台、威海等城市，日偽軍在八路軍隱隱約約的炮聲中，惶惶不可終日。在劉公島上，日軍過往的軍艦多了起來，時常可以看到艦上有十六七歲的小鬼子；日軍還把提督府門前的兩門炮拆下帶走，這說明日軍的兵源和資源都已經枯竭。島上的偽軍官們也感到一種不祥的預兆，開始為自己考慮退路，他們不斷將島上的財物托「海祥」軍艦南運，為將來逃跑做準備。
此時，在劉公島上受壓迫最深的練兵們，已經意識到日軍將面臨失敗的結局，決定發動一次大規模的起義。他們的領導者是練兵營衛兵隊少尉隊長鄭道濟。鄭是山東煙台人，生於1908年，畢業於葫蘆島航警學校，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畢業後在國民黨海軍第三艦隊教導隊任中尉隊副。「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海軍南撤，他沒有隨隊南下，留在膠東加入了國民黨山東獨立旅姜黎川部，在敵後進行游擊戰爭，後因看不慣姜部的領導作風而離開。1942年秋，他到劉公島加入了汪偽海軍，其目的不是為了賣身降日，而是尋找暫時存身之地，等待時機，施展抱負。
除鄭道濟以外，練兵營4個上士班長連城、畢崑山、李仁德、劉國璋，以及「東海」交通艇中士副艇長王文翰等都有強烈的起義要求。他們組成了領導起義的骨幹力量。
經過一段時間的密謀和準備，鄭道濟等人將起義的日期定於1944年11月5日。這一天是星期日，按照規定，島內的官兵可以出島遊玩，出島的船上午8時開，11時返島，下午1時開，5時返島。日偽軍官們像往常一樣三三兩兩地相繼乘船出島。上午7時30分，連城和畢崑山來到碼頭，裝作看熱鬧的樣子，夾雜在人群中，暗自觀察日偽出島的人數。下午開船前，兩人又來到碼頭，繼續觀察情況，發現又有偽尉官數人出島。下午1時30分，鄭道濟按原計劃將起義骨幹及部分練兵集合於練兵營第二兵舍，正式宣佈起義。他站在床板上，高聲說:「弟兄們，中央軍已經快要打到威海了(實際上是八路軍在戚家莊打了一個伏擊戰)，我們中國人決不當亡國奴，決不聽敵人擺佈，我們再也不受鬼子漢奸的欺壓了，我們要拿起武器，消滅日本鬼子和漢奸，為我們的父老兄弟報仇。我們要殺出劉公島，島外有隊伍接應我們，出去配合中央軍打鬼子。弟兄們都是愛國的熱血青年，願意打鬼子的勇敢地站起來……」大家紛紛站起來，群情激昂地表示要跟日軍戰鬥到底。
起義後，鄭道濟將部隊編為3個突擊隊，分頭行動。
第一突擊隊在畢崑山和劉國璋的率領下直奔日軍輔導部，站崗的偽兵郭小嘎聽說起義了，也迅速加入了進來，他們先奔值班室，將值班日軍砍斃，又將在棧橋上釣魚的3個日軍擊斃。經過搜查，輔導部再無其他日軍人員，練兵們將繳獲的十幾支日本手槍和兩挺輕機槍送回練兵營。
第二突擊隊在連城和崔大偉的率領下向要港司令部接近。他們佯裝找人，說通門崗，徑直奔向值班室，將值班的偽少尉軍官丁爾為擊斃，佔領了司令部。
第三突擊隊在鄭道濟的率領下沖向西炮台派遣隊，他們衝進炮陣地下面的窯洞裏，說服守衛士兵加入了起義隊伍。
與此同時，起義隊伍還解放了偽「中華海員養成所」的海員，海員中有50餘人參加了起義行動。下午5時，為了對付從威海回來的日偽軍官，鄭道濟等人進行了周密的佈置，連城帶人埋伏在棧橋附近，兩挺輕機槍交叉瞄準棧橋。
5時30分，從威海開回來的交通艇「日生利」號徐徐靠上棧橋，偽裝帶纜的崔大偉、許傳禮、劉秉義、馮醒雄、張玉亭、張樹和等十幾名起義練兵，腰裏暗藏手槍，緊密注視著上島的日偽軍。回島的日軍有7人，偽軍官有基地司令員李玉昆、軍需課長周爾康、副長王景和等十幾人，像往常一樣，他們按照軍階的高低先日軍後偽軍依次走上棧橋，每一個日偽軍官身後都有一個起義的練兵跟隨。當走在前面的日軍快到棧橋末端時，連城突然開了一槍，發出了動手的信號，跟在日軍和偽軍官身後的練兵們紛紛舉槍射擊，頓時槍聲大作，日軍和偽官一個個應聲倒地，沒有被打死的日偽軍官企圖逃跑，埋伏在棧橋下面的練兵們一擁而上，將其全部消滅。至此，劉公島上的日軍和偽軍官大部被殲。共計日軍17名，偽軍官上校1名，中校2名，少校1名，尉官和個別反動老兵10餘人。司令鮑一民聽到槍聲後慌忙藏在暗室里，起義軍幾次搜索都未找到，使他僥倖逃脫。參謀長孟鐵樵負傷，也躲藏起來僥倖逃命，事後二人被日軍押往威海進行處置。起義的練兵無一傷亡，取得了徹底的勝利。
傍晚，起義的練兵們開始打掃戰場，做著離島的準備工作。鄭道濟等把部隊進行了重新編隊，共編成8個隊，每隊約40人，分別由連城、畢崑山、李仁德、劉國璋、王文翰等人擔任隊長。把海員和部隊家屬也進行了組織和清點。6時許，人員開始登船。由於人員、物資太多，登船緩慢，直到次日凌晨1時多才登船完畢。隨後，包括部隊、家屬、海員在內的600餘人，分乘「同春」、「日生利」、「東海」等艦船以及23號內火艇，緩緩地駛離了劉公島，向威海港的北口開去。11月6日7時左右，起義部隊在雙島港西海岸登陸。
在起義期間，鄭道濟等人對膠東半島的形勢並不十分了解，總以為威海外圍地區已在國民黨軍隊的手裏。其實，進入1944年以來，膠東地區除了少數地方在漢奸趙保原的佔據之下外，其他地區已經連成一片，成為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他們登陸的地方已是抗日根據地的邊緣了，這裏已經建立了革命政權。鄭道濟等人對八路軍的政策不了解，不敢貿然加入，他們決定按原計劃向牟平進發，尋找國民黨軍隊。
起義部隊登陸後，即被膠東半島中共地方黨組織獲悉，他們很快報告了八路軍東海軍分區。不久，軍分區也從威海地下黨處獲悉劉公島汪偽海軍起義的消息，決定爭取這支抗日的隊伍。為了預防不測，軍分區派出文西獨立營於7日拂曉前佔據了通往牟平的必經之路雙林前村附近的高地。
當起義部隊到達了雙林前村時，八路軍立即派人與他們聯繫，說服他們參加八路軍。經過一番工作之後，鄭道濟等人同意參加八路軍，但提出了三個條件:一是願意加入八路軍，服從命令聽指揮，但不是繳械投降；二是隊伍不拆散不改編，幹部不受訓；三是家屬要給予妥善安置。
八路軍東海軍分區敵工股長辛冠吾接見了起義部隊代表連城。辛冠吾說:「你們在劉公島殺掉了鬼子和漢奸，出來抗日，幹得好啊！我們非常敬佩你們這種英勇行動。你們今後有何打算？」連城說:“我們把隊伍拉出來就是為了抗日。”辛冠吾接著說:“你們在這種形勢下，毅然決然反正抗日，迷途知返，這是遠見卓識的行動。但是，你們要知道，在現在中國的土地上，真正抗日的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你們若是真正想抗日，那就應該參加八路軍。我這次來是代表膠東軍區首長和東海軍分區首長歡迎你們參加八路軍的，你們的意見怎麼樣？”連城把事先擬定的三個條件逐條談了出來。辛冠吾聽了很高興，對連城解釋說:“你們參加八路軍是光榮的反正，當然不是繳械投降，隊伍肯定不拆散不改編，你們放心好了。至於幹部受訓問題，你們可能聽了敵人的反動宣傳，思想有顧慮。八路軍對幹部主張培養提高，恐怕到了時候你們自己會要求受訓的。關於家屬問題，不僅能妥善安置，而且會安排得比你們想像得要好。”辛冠吾接著說，“我們八路軍說話是算數的，說到做到，你們不要有什麼顧慮。雙林前這個地方靠海太近，仍然是邊緣區，為了安全，應當迅速轉移。你們先回去準備一下，7點鐘向根據地開進。”
題目是《我軍事政治攻勢下山東威海衛——劉公島偽海軍反正》，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1月10日，起義部隊到達了文西縣院東村。11日下午，東海軍分區司令員劉涌、政治委員仲曦東宴請了起義的領導成員和骨幹分子。11月22日，東海軍分區在文西縣召開了命名大會，把起義部隊編為「山東膠東軍區海軍支隊」，鄭道濟為支隊長，下轄4個中隊。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支海軍部隊。
「海軍支隊」成立後，膠東軍區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把這支部隊儘快改造成為真正的人民軍隊。軍區領導認真分析了起義官兵的情況:他們大多是來自平津一帶的失學、失業的青年，年齡在20歲左右，涉世不深，思想比較單純，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喜歡學習，願意接受新思想。同時，他們經歷過平津的淪陷，親眼見過日軍對家鄉的蹂躪，也受過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愛國心和民族責任感。他們參加偽海軍是由於生活所迫，聽信了日偽的欺騙宣傳。他們在島上的時間長的有兩年，短的只有3個月，大多沒有參加過日軍的“掃蕩”和“討伐”等活動。從這些情況來看，他們的思想轉變不會有很大的困難。但他們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對國內的抗日形勢不了解，對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政策不熟悉，有些人甚至認為要抗日就要參加國民黨軍隊。同時，在他們身上還存在著反動軍隊的習氣。針對這些問題，軍區領導統一了思想，確定以人民軍隊的建軍思想和建軍原則作為團結、教育、改造這支隊伍的指導思想，幫助他們端正對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認識，逐步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使之成為真正的人民武裝力量。
經過了半年多的磨鍊，「海軍支隊」官兵們的思想覺悟、勞動技能和作戰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們期待著能有機會接受戰鬥的檢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但駐青島的日偽軍在國民黨的授意下拒絕向八路軍繳械投降。為了收復國土，給國民黨以有力的回擊，八路軍決定消滅青島一帶的拒不繳械的日偽軍，「海軍支隊」奉命向青島開進，配合主力部隊，攻打即墨縣城。
即墨縣城駐有日偽軍2000餘人。8月25日，進攻戰鬥打響，「海軍支隊」擔任第二梯隊。戰鬥持續到午夜，「海軍支隊」奉命運送彈藥，他們冒著敵人的炮火，勇敢地完成了任務。次日凌晨，在主力部隊攻破了城東門、西門，戰鬥向縱深發展的時候，「海軍支隊」接到命令，突入縣城，參加巷戰。26日午後，駐青島的日軍坦克部隊前來增援，「海軍支隊」進行了英勇的截擊，但因缺乏重型火器而奉命撤出戰鬥，轉向靈山一帶。通過這次戰鬥，「海軍支隊」官兵得到了鍛煉。
9月中旬，「海軍支隊」駐防萊陽西水溝頭，補充了500名新戰士，支隊擴編為兩個大隊，一個警衛中隊，共約1000餘人。10月21日，部隊奉命開赴東北。1946年1月，部隊又擴編為兩個團(缺兩個營)，一個警衛營。國民黨發動內戰以後，從1947年2月到1948年11月，「海軍支隊」分批開赴前線參加東北作戰，分別編入一縱、六縱、獨立第八師、鐵道縱隊、炮兵等部隊。膾炙人口的小說《林海雪原》中傳奇式的英雄人物，就是以這支部隊中一個小分隊的隊員們為原型塑造的。
在解放戰爭後期，「海軍支隊」的幹部、戰士幾經改編，有一部分官兵回到山東成立了“山東膠東軍區海軍教導隊”，到1949年5月，已擁有學員500餘人，轄有“海鷹”、“海燕”2艘炮艇，並有了自己的訓練場所。人民海軍誕生後，這個教導隊和散處在各部隊的原劉公島起義人員陸續調到海軍，被分配到艦上或領導機關工作，真正實現了建設人民海軍的夙願。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陳公博
在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3位代表中，有些人的一生是革命的、光輝的、偉大的一生。像毛澤東、董必武，後來成為中共領袖、歷史巨人；何叔衡血灑疆場，壯烈犧牲；鄧恩銘、陳潭秋慘遭殺害，英勇就義；王盡美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有的人因與陳獨秀、張國燾矛盾較深，加之個性獨特而宣佈退黨。如李漢俊、李達。但他們脫黨而不放棄信仰。李漢俊雖不在黨組織中活動，卻利用自己的「合法」職位，掩護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最後以“共黨首要分子”之罪名被桂系軍閥殺害。李達自省脫黨是一生“最大的錯誤”，在1949年12月由毛澤東作為歷史見證人、劉少奇作介紹人又重新入黨。
然而，也有幾個如同魯迅先生所說，「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包惠僧、劉仁靜便是如此。其中陳公博、周佛海更是甘當走狗，淪為人民不恥的汪偽漢奸頭目。
二號巨奸陳公博
以參加中共一大為轉折點，陳公博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熱情急劇下降，以至於在幾個月時間內，對共產主義學說產生了懷疑和困惑，後來竟產生出國留學的念頭，以逃脫黨的工作和轟轟烈烈的大革命。
1922年6月，陳炯明發動叛亂，炮轟孫中山的總統府。為此，中共中央召開杭州西湖會議，決定聯孫反陳。會後，中央要求廣州黨組織斷絕與陳炯明的關係。但陳公博破壞黨的紀律，公然寫文章支持陳炯明，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央的批評。中央要求他去上海回答黨內的質疑，他也不予理睬。後來，他竟公然聲明絕不受黨的羈束，不再履行黨的任務，與中共中央決裂。不久，他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就讀。
1925年4月，陳公博從美國回到廣州，隨即加入國民黨，再度登上政治舞台。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公博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短短几個月，陳公博從一個剛入黨的新黨員躍進國民黨核心領導層，成為國民黨大員。這些都與汪精衛的提攜密切相關。1927年4月，汪精衛已是武漢國民政府的首腦，陳公博成為汪氏政治上的堅定支持者。後來，蔣介石將汪精衛趕下台，陳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周佛海
「九一八」事變後，蔣汪實行暫時合作。陳公博就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陳公博與已叛國投敵的汪精衛、周佛海狼狽為奸。1940年3月，汪偽政權“還都”南京。陳公博充任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偽立法院長，參與和策划了汪偽政府的重大決策，成為汪偽政府的第二號人物。11月，陳公博以立法院長的身份主持簽訂了“日汪基本關係條約”。這是一個地地道道、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1944年3月，汪精衛因病赴日就醫。根據汪的提議，陳公博代行偽國民政府主席之職。偽最高國防會議、偽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會議、偽軍事委員會常務會議等，也都由陳公博主持，可謂集大權於一身。同年11月，汪精衛病死。陳公博繼承汪氏身前之職。在“就職訓詞”中，他極力鼓吹“兩個凡是”:“凡是汪主席手定之政策，皆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是汪主席生前之設施，皆為公博現在之設施。”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陳公博之流慌作一團。8月16日，陳公博主持召開了偽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通過了偽國民政府解散宣言。
由於深感罪大惡極，難逃懲罰，陳公博於1945年8月25日在日本人的庇護下乘專機逃離南京前往日本京都。在日本，他如坐針氈。儘管如此，這樣的日子也不過五十來天。10月3日，陳公博由中國武裝軍警押解回國，被投進蘇州監獄。在獄中，他寫下了洋洋萬言的自白書，為自己的罪行辯解。
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死刑。6月3日上午被執行槍決。刑前，他的反共反革命的行徑作了最後一次更充分的表演，他在寫給蔣介石的信中說:“懸懸放不下的還是一個共產黨問題，因為這個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關係到黨的前途，關係到先生的前途。”這封信，為他既是漢奸，又是蔣介石的走狗的雙料貨色作了註腳。槍決時，他還悲哀地求法警幫忙，做得乾淨些。
投機能手周佛海
中共一大閉幕後，周佛海準備同楊淑慧結婚。後因楊父反對，他帶著楊淑慧於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讀。返回日本後，他實際上與黨組織脫離了關係，不再從事黨的任何工作。1923年畢業回國。不久，他應邀來到廣州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時兼任廣東大學教授。隨著地位的變化，他與黨的離心傾向日益加重，並散佈對黨的不滿情緒。中共廣州支部負責人對他進行了耐心批評和教育，幫助他認識錯誤。但他毫無悔改之意，後來竟公開聲明與共產黨脫離關係。中共中央為純潔黨的組織，准其脫黨。從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為國民黨右派營壘中的幹將和蔣介石的心腹，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
蔣介石對周佛海也委以重任。從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隨蔣介石青雲直上，可謂紅極一時，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民眾訓練部部長，蔣介石侍從室副主任兼第五組組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為蔣介石打內戰、搞獨裁出謀劃策，成為蔣身邊的「文膽」之一。這樣一位心腹，蔣介石做夢也沒想到周佛海後來會背叛他。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周佛海基於抗日必敗的論調，與汪精衛出於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張而「物以類聚」了。周佛海抱著強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衛，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在汪偽營壘中，他通過金錢收買和封官許願等手段，發展和培植親信，還搞起特務組織並親自擔任頭目。
1940年3月30日，汪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周佛海是汪偽政權的主要組織者，也是握有實權的大漢奸，佔據了偽財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等要職。他還向汪清衛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難相隨。」汪精衛死後，周佛海又任偽行政院副院長兼上海市市長，與陳公博結合得更緊了。
但漢奸畢竟是漢奸。隨機應變，反覆無常，陰險狡詐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並貫穿一生。在抗戰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拋棄了曾向汪精衛作過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證”，厚顏無恥地倒向了蔣介石，拜倒在蔣介石的腳下。1942年10月，他背著汪精衛，派人潛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了不少重要情報，還安排重慶的特工人員設計殺死了汪偽政權的特務頭子李士群。後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帶部署軍事力量，阻止共產黨等革命勢力進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偽政權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蔣介石再表忠心:“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願死在主席之前。”這種種“傑作”，使周佛海贏得了蔣介石的嘉獎，並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指揮。這樣，周佛海搖身一變，從臭名昭著的大漢奸變成了國民黨的接收大員。
一個來月後，在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快速嚴懲漢奸」的壓力下，周佛海被軟禁在重慶，後來又被移交南京監獄。1946年11月7日，國民黨南京高等法院判處周佛海死刑。由於蔣介石念其為重慶方面做過“貢獻”，出面干預，才被減為無期徒刑，保住了腦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臟病發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橋監獄。
分裂元凶張國燾
在中共一大上，張國燾被選為中央組織主任，後來由於激烈反對黨的國共合作戰略，並在黨內組織小集團，受到中共中央的尖銳批評。
1924年5月21日，張國燾在北京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他經不住嚴刑拷打，招供了李大釗等不少革命同志。是年10月，中共組織營救被捕人員，張國燾亦同時獲救。出獄後，其變節行為被隱瞞了下來。
1931年4月，張國燾進入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擔任該根據地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在這裏，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路線，大搞肅反擴大化，錯整了不少好同志。在長征期間，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抗日方針，妄圖用武力挾持黨中央，分裂紅軍。他還自立“中央”，自封主席，給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可以說，張國燾是我黨歷史上鬧分裂的元凶。1937年3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張國燾也寫了《我的錯誤》的檢查。鑒於此，中共中央仍任命他為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
1938年4月4日即清明節前一天，張國燾以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身份去陝西祭掃黃帝陵。正值國民黨西北行營主任蔣鼎文也在拜祭。祭畢，他便一頭鑽進蔣鼎文的轎車去了西安。4月7日，國民黨安排他去了武漢。在武漢，張國燾拒絕周恩來、博古、李克農等對他的批評和挽救。4月17日，周恩來與他作了最後一次談話，向張國燾提出三條，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3、自動聲明脫黨，宣佈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三條。次日，中共中央當機立斷，做出了《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自此，張國燾投入了蔣介石的懷抱，死心塌地地在國民黨營壘里幹了長達十年的特務勾當。
1948年冬，隨著國民黨政權的垮台，張國燾已無利用的價值，被國民黨當局踢出局，他只好攜帶家眷逃到台灣。次年冬，又遷居香港，以辦雜誌維持生計。
中共八大召開後，張國燾注意到國內形勢寬鬆了許多，一直寄人籬下、感到日子不好過的他，遂萌生了回大陸的念頭。他通過多種渠道向中共中央轉達了自己的請求。中共中央答覆，回來可以，但前提條件是必須承認錯誤。張國燾雖早料到有這樣的條件，但當中共中央真提出來時，他又猶豫了。考慮再三，他最後還是拿定主意不回大陸了。
張國燾晚景凄涼。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約他寫了百萬言的《我的回憶》，得了一筆收入，生活費用才有著落。以後十餘年，張國燾靠賣版權為生。1968年，他和妻子離開香港遷居加拿大多倫多，住進免費養老院，仰仗一點微薄的養老金打發風燭殘年。1976年張國燾中風。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時，因被毯掉在地上無力撿起，凍死在病床上。張國燾是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大洋彼岸的人。
落伍之人包惠僧
中共一大後的頭幾年，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參與編輯《勞動周刊》，後來歷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共武漢區委委員長。
報，要周恩來回黃埔。蔣介石回電說前方工作重要，周不能回校。於是，廖仲愷任命包惠僧為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這就有了前方主任周恩來、後方主任包惠僧之說。此時，包惠僧官運亨通，身兼數職。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民黨“清黨”，包惠僧被清洗了出來。此後，他輾轉於湖北老家、江蘇、上海等地避難。不久，他因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的前途，便脫離了共產黨。脫黨後，包惠僧在上海幫他人辦《現代中國》雜誌，以賣文為生。1931年，他憑藉在黃埔軍校與蔣介石共過事的關係，當上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的參議。後來任軍委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1936年，由武官改為文官，任內政部參事。1944年起，任內政部戶政司司長，1947年改任該部人口局局長。
報。大意是祝賀他們建立了新中國，同時也為自己的過去懺悔，要求回北京。經過一個星期的等待，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複電。1949年11月，包惠僧回到北京。周恩來與包惠僧作了長談，並將他安排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後分配到內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不久在國務院參事室任參事。「文革」中，包惠僧受到衝擊。1979年7月2日，包惠僧因腹主動脈瘤破裂大量失血而離開人世。
托派分子劉仁靜
中共一大閉幕後，劉仁靜回到北京。他與鄧中夏一道籌備創辦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先驅》。這份雜誌在國內小有影響，深受廣大青年朋友的喜愛。後來，該刊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192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他隨陳獨秀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因陳獨秀不能用外語演說，劉仁靜承擔了大會發言任務。會上，托洛茨基單獨接見了他。這使他受寵若驚，也為他日後對托氏理論產生信仰埋下了伏筆。
1926年，劉仁靜受黨中央派遣，再度赴莫斯科，進入國際列寧主義學院學習。學習期間，蘇共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尖銳鬥爭。鬥爭的結果，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並被驅逐出境。得知這一消息後，劉仁靜十分震驚，且與托氏產生了思想上的共鳴。1929年4月學習期滿後，他沒有直接回國，在沒有向黨中央以任何形式請示的情況下，擅自去土耳其拜訪流亡的托洛茨基。不難看出，劉仁靜成為了托氏在中國的忠實門徒。1929年8月，劉仁靜回到上海，惲代英代表黨組織找他談話，他拒不向黨坦白。在多次批評教育無效的情況下，是年12月29日，黨中央在《紅旗》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限他三日內說清問題。可劉仁靜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最終自行脫黨被除名。劉仁靜一心要當托派的首領，自稱「中國托派天字第一號人物」，在托派組織里搞得烏煙瘴氣。
1935年11月，國民黨憲兵逮捕了劉仁靜，並將其押送到蘇州反省院。1937年4月，劉仁靜被釋放，並通過關係在國民黨三青團內謀了一份差事。沒多久，他來到西安，在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任上校教官。後又去陝西省教育廳任編審，同時擔任《正報》的主筆，直至抗戰結束。1948年，他跑到南京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員。
上海解放不久，劉仁靜來到北京。劉少奇親自找到他，嚴厲地批評了他的錯誤，責其進行深刻反省。劉仁靜終於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幾個月後，他向中共中央遞交了《劉仁靜聲明》，被刊載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上。後來，他被安排給蘇聯專家當翻譯，並從事編譯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劉仁靜理所當然地受到了衝擊，還一度被關進監獄。後因毛澤東出面保護被放了出來，爾後過起了“隱居”生活。
198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時，新華社記者專門採訪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劉仁靜，並刊發了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結尾有一段劉仁靜的自述:「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上的出路。」1986年底，劉仁靜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室參事。
1987年8月5日清晨，劉仁靜在持劍橫穿馬路口時，被快速行駛的公共汽車撞倒，當場死去。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最後一個告別人世的。8月12日，有關部門為他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對於一生複雜的劉仁靜而言，這應該算是一種無尚的榮幸和一種無聲的評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