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會堂窗戶上發現槍擊彈孔
人民大會堂北窗玻璃遭「槍擊事件」發生在1966年2月2日。
2月3日上午8時，公安部於桑副部長通知我（我當時任公安部三局副局長，主管刑事偵查工作）速帶技術人員前往人民大會堂勘察「槍擊事件」現場，調查此事。當我帶著技術員王廣沂等人趕到人民大會堂時，已有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劉漢臣、治安處副處長朱培鑫在現場。據初步了解，2月2日下午2時許，大會堂服務員發現大會堂北側西頭二樓半的雙層玻璃窗被打了兩個洞，像是槍打的。經勘查外層玻璃有兩個孔洞，有明顯成蜘蛛網狀放射形裂紋：裏層玻璃只有一個孔洞，一個未擊穿的彈著點痕迹，在夾層玻璃窗之間的底部有一個彈頭，提取檢測為5.6毫米，彈頭頂端倒轉成小蘑菇形。初步判斷，像小口徑槍彈頭，放大鏡下可見彈頭上有6條槍膛紋線。
周總理親臨現場指示
2月3日上午10時，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同志陪同周總理來到現場。總理進門就問：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來人了嗎？楊答來人了，當即把我與劉漢臣同志介紹給周總理。我簡要彙報了初步勘查情況。周總理接過技術員手中的放大鏡觀察窗玻璃的孔洞和彈頭，又把窗外的環境瞭望一遍，隨即對「槍擊事件」的調查工作做了指示。
首先批評調查工作緩慢。他說，案子發生快—天了，基本情況還沒有搞清，查案工作這樣慢騰騰的怎麼行！總理指出，
人民大會堂遭槍擊是第一次，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這個房間的後面就是宴會廳，要從政治上考慮是不是敵人破壞。對這件事要高度重視，當成大事來辦，絕不能等閑視之。
究竟是誰把槍口對準了人民大會堂
接著總理對查破工作做了指示。他說，看了玻璃上孔洞的裂紋和彈頭，像槍擊的，但要找驗槍專家對彈頭進行技術上的檢測，弄清究竟是小口徑步槍還是無聲手槍打的。又說，要研究是從什麼方向、什麼位置打來的，要從幾個方面調查，主要查小口徑槍和無聲手槍；查當天從西長安街通過的敞車，從中發現線索，進行追查。
總理問，這事通知總參、總政、北京衛戍區沒有？馬上打電話通知他們的主要負責人來人民大會堂看看現場，再開會研究組織查破。由公安部統一負責，各有關單位參加，組織查破工作，明確任務，分頭去辦，要火速行動，晝夜不停，要在一兩天內查出個結果來，向我報告。
總理還批評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思想麻痹，報案太晚，2日下午發現玻璃窗打孔洞，不及時報告，不保護現場，還打掃衛生把一個彈頭給掃沒了。接著指示，要組織大會堂工作人員、警衛部隊的幹部戰上，都來現場觀看，敲敲警鐘，以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
子彈來自於人民大會堂北邊的區域
發現重要線索
話，還規定每天晚8時召開指揮部碰頭會議。
當晚9時許，公安部六局辦公室主任胡鳴孔來到大會堂辦公室，彙報了一條重要線索。他說，住在南長街南口的全國體委首長家的看門老頭反映：這幾天首長的孩子和幾個高中同學在房上用小口徑槍打過麻雀。指揮部聞訊後，即由胡帶著於桑、呂展和我一起到這家察看。見前後兩層院，前院是車庫、門房，後院是二層小樓。看門人指出，學生打麻雀是在車庫屋頂上，用小口徑獵槍向南打停在柳樹上的麻雀，槍口正朝著大會堂北門窗戶。從房上觀測至大會堂北窗約有600米左右，是小口徑獵槍的有效射程。為進一步檢證，我們提取了掛在門房牆上打麻雀用的獵槍和幾盒子彈。
當晚，即由公安部三局刑事技術員進行檢驗。他們一面用提取小口徑獵槍射出彈頭樣本，同現場彈頭對比；一面用這支獵槍進行打玻璃射擊試驗。經過十幾小時的緊張工作，於2月4日上午出來對比結果是：用獵槍射出彈頭樣本，同現場彈頭在顯微鏡下比對，兩者膛線條紋相一致，並拍了照片。通過檢驗認定：現場彈頭是從某首長家提取的小口徑獵槍射出的。同時，打玻璃的射擊試驗，也在玻璃上打出蜘蛛網狀裂紋。
專案組選定西山靶場進行射擊試驗
高幹子弟要嚴加管教
2月4日晚7時許，周總理讓我們去中南海彙報。楊德中同志帶著於桑、呂展和我來到中南海西華園總理辦公室。於桑副部長扼要彙報了南長街南口某首長家孩子們用小口徑獵槍打麻雀的情況，對具體的槍彈檢驗工作要我彙報。總理見我坐的位置離他較遠，就把我叫到跟前坐在他的左手邊。我剛打開技術鑒定書，念到：孩子們打麻雀是用的西班牙牌小口徑獵槍時，總理伸手把鑒定書拿過去自己看了。當看到鑒定書上寫的小口徑獵槍的牌號是「西班雅」造，他發現不對，說是“西班牙”吧！接著又說，當然翻譯用同音的任何字都是可以的，不過還是用“俗稱”用語好。隨即在鑒定書上把“雅”改成“牙”。又拿起獵槍看了看槍上的拉丁文後才繼續閱完鑒定書。看到鑒定書結論是：兩個彈頭膛線條紋對比結果相一致。由此認定“現場彈頭是這隻小口徑獵槍射出的”。總理深思了一分鐘，親自用放大鏡看了兩個小盒分裝的現場彈頭和對比樣本彈頭；又看了對比顯微鏡下的照片；當看出有三條紋線是完全一致的，而另三條紋線不是完全相符時皺起了眉頭。我趕忙解釋說，這是由於彈頭受撞擊成蘑菇狀，紋線受到輕微損壞的緣故。周總理聽後，指示再搞一次模擬試驗。他說，就用這支小口徑槍，在射擊位置與彈著點的高度和距離相似的條件下進行射擊試驗，按理是能夠打出蘑菇狀彈頭的。但組織科學試驗必須嚴謹，力求同現場情況相同。
當彙報認定大會堂「槍擊事件」是小孩子打麻雀的“飛彈”造成的時，總理嚴厲地說，怎樣能在城市打鳥呢！城市到處是人群，“流彈”到處會傷人的，高幹子弟要嚴加管教，“清朝八旗子弟”是有歷史教訓的。
當彙報到某首長家的獵槍及子彈是放在傳達室，小孩子可以隨意拿去打鳥時，總理眉頭一皺，說槍支不加管理怎麼行！想了想又說，看來，各地槍彈無數，保管不善的情況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公安部要儘快搞出槍彈登記管理辦法來。我答，公安部三局正在擬定，但對如何管法還拿不定主意。總理說：「各種槍支（包括小口徑槍、無聲手槍、自衛用槍、運動用槍等）都要管。可分頭管，部隊系統的槍支由軍隊自己管，民兵槍支由人武部管，體育運動用槍支由體委管，自衛槍支和社會上槍支由公安部門登記管理。可搞出個管理試行辦法，先發下去執行。要在十天左右搞出來，直接送給我，由國務院頒發。」
總理結束講話，已經是八點多了。當總理把我們送出門口時，碰到炊事員正給總理送飯來，總理說你們在這裏吃飯吧，不過沒有什麼好吃的！於桑同志答，我們已經在大會堂吃過了。我看見炊事員端著的漆制的方盤內盛著一大碗木樨飯，一碗湯、一碟鹹菜，吃的非常簡單。總理看了一眼笑著說：「能常吃上木樨飯已經不錯了！」
《槍支登記管理試行辦法》出台
我們回到大會堂，立即召開追查「槍擊事件」的指揮部會議，傳達周總理新的指示，做出部署。
當晚10時，由城市建設部部長帶一個工程師，來到人民大會堂，測量了槍擊玻璃窗離地面的高度，彈著點同射擊位置距離的長度，仿製同現場相似的窗框，裝上了能拆換的活動玻璃，用於模擬試驗。
2月5日晚9時，完成試驗準備工作，我與劉漢臣帶著試驗小組陪同建設部安裝工人一起，前往西郊北京體委射擊場，安置好玻璃窗框，進行試驗。在零下20度的室外，試驗經過8個小時的射擊拆裝，反覆22次，打壞了21塊大玻璃，終於在6日晨6時，打出了同現場彈頭相似的蘑菇狀彈頭，達到了預想結果。當日下午2時，由楊德中同志拿著兩個成蘑菇狀的彈頭向周總理彙報，總理看了滿意地點了點頭，說，可以認定就是這支槍打的。至此，大會堂「槍擊事件」調查有了完滿的結果。
由公安部牽頭，有關部門參加擬定槍支管理辦法的工作，也由2月5日開始，晝夜不停地進行。由於周總理指示明確具體，討論中大家思路清晰，認識一致，經過幾天緊張工作，快速地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登記管理試行辦法》的起草工作並報送周總理。很快，國務院批准了這個試行辦法。王恩眷
1966年人民大會堂遭槍擊案：子彈秘蹤
今天給大家講述一件40年前的離奇的案件：我們都知道人民大會堂位於天安門廣場的西側是我國最重要的國事活動中心，而這個案件就與人民大會堂有關。1966年，就在人民大會堂建成7年後，一顆子彈打穿了人民大會堂二樓的玻璃，這是人民大會堂建成以來最離奇的也是惟一的一起案件，它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呢？
1966年的２月２日，上午十點，在人民大會堂的二樓會客廳正在進行重要國事活動。十點十分，客人們落座，賓主在融洽的氛圍中愉快地交談著，而在離他們不遠的走廊里，一位名叫張善蘭的服務員正推開窗戶上的紗窗，努力拭擦玻璃上的灰塵，以便讓更多的陽光進入房間，突然，她聽到一聲異常的碎響，一塊玻璃破了。
原人民大會堂服務員張善蘭:心裏很害怕極了，連走路都不會走了。
聞訊而來的北京市公安局民警發現，發生槍擊的地點位於人民大會堂的北側，子彈就打在二樓的玻璃上，擊穿了兩層玻璃，彈頭掉在兩層玻璃之間。
原北京市公安局技術科王榮先科長:人民大會堂從來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這是人民大會堂建成以來的第一次槍擊案件，由於當時正在進行重要國事活動，因此這次槍擊事件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關注，當天就在人民大會堂成立一個精幹的專案小組進行現場部置。經過反覆搜尋，辦案人員在現場只找到了一樣物證，就是那枚擊穿兩層玻璃的子彈。
這就是當年打在人民大會堂北面窗戶上同一口徑的子彈，才這麼大的玩意兒。可別小看它，專家告訴我們這是一顆5.6毫米的小口徑步槍子彈，在上個世紀有許多步槍都採用這一口徑。它的口徑雖然小，但有效殺傷距離達上千米，就是說如果有人在一公里以內被這種子彈擊中，那可是非死即傷的。我們就想一個問題：人民大會堂周圍戒備森嚴，一般不對外開放，那麼這顆子彈究竟是從哪裏打過來的呢？
這次的專案組裏集中了公安部的槍彈痕迹以及輕武器研究方面的專家，但突如其來的槍擊案讓所有的辦案人員都感到十分棘手。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為什麼在總理舉行國宴的時候，國宴有人打槍，這個要調查，到底是有目的的，還是沒目的的，肯定要調查清楚，只要有目的的，這問題就比較嚴重了。
陳建華當時只有26歲，是北京市公安局一名普通的技術員，參與了這起案件的現場勘驗。專案組分析子彈擊穿玻璃的角度，發現子彈是從人民大會堂的西北面方向打來的，於是專家們懷疑槍手的射擊位置應該在人民大會堂附近。人民大會堂的北面就是長安街，長安街再往北就是中山公園了，因此長安街和中山公園是槍手最有可能的射擊位置。那麼這個子彈到底是哪裏打來的呢？案發當天總理在二樓接見外賓時，總理的周圍、二樓的走廊、樓梯拐角均有警衛和其他工作人員，大會堂四周街邊、牆角、路口也是有警衛的，可謂戒備森嚴。假如槍手拿一支步槍在長安街的人流中開槍，他成功逃脫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要打完槍再跑那來不及了，因為周圍有好多警衛，不可能不發現，也許拿了一個大槍、長槍，這不像短槍還好放。
既然不可能是從長安街的人流中射擊，另外一個合適的射擊位置就是中山公園？中山公園位於人民大會堂的北側，原來是紫禁城的一部分，建國後被改為公園，是北京市民最喜愛的一個公共娛樂場所。
原北京市公安局技術科王榮先科長：總理還問我們，中山公園不是有紅牆嗎，問那紅牆有多高，趴在牆上打也是可能。再有就是在中山公園再往北那邊打過來的，也有可能。
假如真的是槍手趴在中山公園的牆上射擊，那這種性質就是刺殺行為了，這種推測讓參與辦案的人員心跳不已，因為凶手沒有抓獲，他還可能再次出現。
原北京市公安局技術科王榮先科長:一般人誰也不敢這麼著，一邊開車一邊開槍，誰也不敢，那就是別有用心了，肯定是別有用心。至於他能不能夠擊中他所想的目標，可能性就不知道了，但是可能就是惡意的，不會是善意的。
辦案人員對中山公園圍牆進行了仔細的勘察，卻沒有發現可疑人員，在圍牆上沒有發現有人趴卧的痕迹，圍牆的周圍也未發現遺留的彈殼。難道槍手蒸發了不成？現在惟一的破案線索就是殘留在玻璃上的那個彈孔了，專家再次勘驗現場，發現彈孔不足一厘米，並且很圓，有的專家推斷這顆子彈實際射擊距離很可能只有50-60米，這個槍手的射擊位置離人民大會堂非常近。那麼槍手究竟在哪裏開的槍呢？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因為當時有的專家就把紙卷一個紙筒，然後把兩個窟窿對摺了以後，從這個窟窿裏邊看出去，一看就是天安門到人民大會堂快車線的中心線上。所以這樣他們說，射手是在快車道上打來的，這樣就基本上那麼定了。
專家憑什麼定在快車道上呢？因為按照過去的教科書，包括前蘇聯教科書裏邊談到，三點一線，延長線的這一點就是槍手站的位置，所以他們認為按照這個來判斷應該沒錯的，當時這個子彈打穿了兩塊玻璃，穿過第一層玻璃，把第二層玻璃也打破了，子彈掉在兩層玻璃之間，當時有些專家判斷是近距離打來的，就是這樣子，把這兩個眼連上線，它的延長線就是長安街的快車道上，就是這一點，這就是專家認為的射手開槍的位置，那是否真的這樣呢？
因為一般情況，一顆子彈的擊發都需要有一個三點一線的瞄準動作，就是槍支上的準星、標尺和射手的眼睛三點在一條線上，這條瞄準線也就是子彈的彈道軌跡。專家們分析子彈在人民大會堂玻璃遺留的彈孔，把兩個彈孔進行連線，它的延長線正好指向長安街的快車道，也就是說那個槍手的射擊位置在長安街的快車道上。但據當時執行警戒任務的保衛反映，槍擊發生的當時，長安街上並無異常，因此，辦案人員又推測，槍手很可能藏匿在車輛中當車經過人民大會堂時，從車裏向人民大會堂開槍射擊，這樣的射擊部置說明槍手有高超的射擊技術和過硬的心理素質，這不是一起簡單的槍擊案，很可能是精心策劃的一起陰謀。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因為當時總理在舉行國宴，四周都是警衛，人民大會堂也肯定是燈火輝煌，在這種情況下，再往這裏面打槍，你不管往哪個方向打，只要往人民大會堂開槍，本質就是有目的的破壞。
專案組認為這是一起針對國家領導人的破壞行為，案件的嚴重性讓每個參與破案的人都倍感緊張，他們連夜分析案情，決定先從查找那輛嫌疑車輛入手。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為什麼，假如是快車道上打來的，首先要查到打槍人，因為他在車上，你只要找到車就找到人，就找到槍。
槍是十點左右開的，從上午九點半到十點半這一個小時內，路過天安門的所有的機動車都要排查，三天後，辦案民警發現共有一千多輛汽車在這一小時內經過人民大會堂。
原北京市公安局技術科王榮先科長：一千多輛車一個一個都排查，當時汽車也沒多少，1966年車能有多少，沒有多少，車都是單位的，單位一部置，單位就說我們哪輛車什麼時候過的。
很快在北京市東城區，民警們發現某供銷社有一輛車2月2日那天十點十分的時候經過天安門，當時駕車的兩個人很可疑，神色很慌張，最重要的是在他們的車裏還發現了一個重要情況。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為什麼，一個發現有槍。
車裏的兩個人立即被扣押了起來，槍也很快被收繳上來，這是一支德國造六條膛線的毛瑟1898K式步槍，並且發現這支槍原來有六發子彈，已經打出去了一發，什麼時候打的，持槍人一直回答不上來。難道射向人民大會堂的子彈，就是從這支毛瑟步槍里發射出來的？民警們決定立即進行射擊試驗，把一些子彈裝進這支槍進行射擊，然後將射擊後的彈頭跟人民大會堂發現的彈頭進行比對，就能確定是否是這一支槍打的。
為什麼要比對子彈呢？原來每支槍的槍管里都鑄有膛線，子彈經過膛線以後就旋轉前進，就可以打得又准又遠，而且槍彈經過這膛線以後，它就產生了一些特殊的痕迹，這個痕迹就是子彈頭跟槍管里膛線的磨擦紋，一打出來，這膛線就在經過的子彈上留下痕迹，它跟咱們的指紋一樣獨特性，同一支槍打出來的不同的子彈，在彈頭上的痕迹幾乎是相同的，我們可以把它進行比對以後能夠認定，是不是同一支槍打的。那麼收繳到的這把槍是不是就是向人民大會堂射擊的那把槍呢？
這項比對彈頭痕迹的工作整整持續了一個下午，辦案人員用這支收繳來的毛瑟槍打了五發子彈，然後與人民大會堂現場的彈頭進行比對，結果出乎辦案民警意料，這支槍打出來彈頭上的痕迹與現場彈頭上的痕迹完全不吻合，也就說，查獲的這支毛瑟槍並不是向人民大會堂射擊的那支槍。而對槍擊發生時，經過人民大會堂的車輛排查也結束，民警們並沒有從這些車和駕駛者中發現任何異常，這起槍擊案件一時陷入僵局。就在這時，公安部和專案組接到周總理指示，由於人民大會堂將有高規格的國事活動，為確保其他領導人的安全，要儘快破獲此案。時間緊迫，如果不及時抓獲這個人，如果讓槍聲再次響起後果將就不堪設想，專案組的成員都到了重重的壓力。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從中央到北京市委都很重視，領導都在那，當時我們都住在人民大會堂，住了一個月，搞這個案子，大家都住在那。所以都是比較緊張的，所以肯定是認真查的，晚上睡就睡在人民大會堂，睡在地毯上，因為地毯很厚，鋪一個被子，就睡在上面，白天也在那干。
專案組民警反覆梳理槍擊現場的每個細節，但仍然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線索，槍手的射擊位置始終無法確定，更別說找到槍手本人了，在這個節骨眼上，陳建華在反覆觀看玻璃痕迹以後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推測。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初步的判斷，所以當時我們提出來，這個玻璃應該是遠距離打的。遠距離打，就不可能直接很近的三五十米就打到人民大會堂，應該更遠。
陳建華的觀點與專案組大多數專家的觀點不一致，他們仍然認為是近距離開的槍，也就在距離人民大會堂50-60米的長安街上開的槍。而陳建華認為槍手極有可能是遠距離射擊的，因為他在六十年代初曾做過槍彈擊碎玻璃的試驗，在他的印象里，人民大會堂里被擊碎的玻璃破碎不均勻，更像是子彈遠距離射擊後留下的痕迹。
子彈遺留的痕迹就是子彈在物體上所形成彈孔的大小、深淺以及破碎的程度等，這些痕迹可以推斷出子彈飛行的彈道軌跡是直線還是拋物線，而直線或者拋物線可以推斷出槍手射擊的位置。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尤其是那個步槍，因為它穿透能力比較強，遠距離打，它打過去打穿一層玻璃以後，它會改變方向，改變方向以後，再打穿第二層玻璃以後，兩層玻璃之間的延長線就不是它的射擊槍的射手站的位置。
陳建華認為子彈在擊穿第一層玻璃後，其彈道會發生改變，如果還按兩個玻璃彈孔的延長線來判斷槍手的射擊位置是錯誤的！因此，陳建華的意見與其他專家的意見相持不下，就在這時，忙碌中的周總理又一次過問了這起離奇的槍擊案件。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總理就說說你們要看得更廣一點，更遠一點，不要限制在這個快車道上，你們還可以從別的地方再查查。
專家們再次看了看現場，根據子彈擊打玻璃的剝落程度以及力度，覺得陳建華的觀點確實值得重視，射穿人民大會堂玻璃的這顆子彈很可能不是在長安街上近距離射擊的，而有可能來自一個遠距離的地點。
原北京市公安局技術科王榮先科長：不能夠以兩點劃一個直線來看，本來彈頭飛的就不可能是直線，必須是一個曲線。
但仍然有專家對5.6毫米口徑子彈在如此遠距離上的射擊效果充滿懷疑，於是辦案人員決定選擇一支與那顆子彈同口徑的步槍，在北京的西山靶場進行射擊試驗，以驗證這一假設。辦案民警按照人民大會堂窗戶的樣子，做了一塊卡車大小的玻璃靶子，射擊距離從100米到500米，看在不同的距離上子彈對玻璃的擊穿效果究竟怎樣？為確保射擊效果，專案組請來國家隊的射擊運動員來進行這個實彈射擊試驗。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因為一般人怕打不准，一般不好打。所以他們打比較有把握，否則你打了十槍，結果一槍也不中，那也不好辦，所以請他們來打。聽他們說打了兩卡車玻璃。
射擊試驗進行了一天，射擊隊員從100米到500米的距離上，向玻璃靶打了一百多發子彈，才有十幾發子彈打中玻璃。最後在驗靶的時候，民警發現，其中兩發從400米左右射擊的子彈所形成的玻璃彈孔跟人民大會堂窗戶上的彈孔很相近。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它窟窿不是很嚴，另外槍彈打穿玻璃以後，它有一層一層剝落的，所謂洞孔的話，就是玻璃一層層剝下來的形狀，不能太典型，好像它就是一個洞孔，好像比較光的，說明射來的距離，當時子彈射擊，打到玻璃的能量不是太大。所以根據這個判斷應該是遠距離射擊的。
專案組根據試驗結果判斷，子彈應該是遠距離打的，也就是從長安街以北400米以上的距離打的，根據這個結果，專案組立即確定了一個排查範圍，人民大會堂西北方向400左右範圍的扇形區域要逐一排查，其中南長街以西的範圍是重中之重。當時這裏大約有二百多戶、一千多名居民，專案組懷疑那個槍手有可能藏匿其中。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這片居民區首長比較多，所以不太好摸，後來總理說了不管哪些首長都要查一查，所以這樣的話北京市公安局就對所有這一片的居民區，都挨戶的進行了調查。
在這塊居民區中居住的人比較複雜，有原來的老市民、也有在西單做買賣的各地貨郎，還有那個神秘的開槍人，為避免驚擾那個槍手，所有的排查都是秘密進行的，當查到南長街44號大院時，一個情況出現了。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當時調查發現一個人有槍，而且在這個時候打過槍，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就把這個槍收繳了。
收繳到的這支捷克造的小口徑運動步槍生產於1898年，重2.8千克，共有六條膛線，所用的子彈是5.6毫米的，與人民大會堂現場遺留的子彈是同口徑同樣型號的，在對槍支膛線的痕迹檢驗後，專家們判斷射穿人民大會堂玻璃的那顆子彈就是從這支槍里發射出去的，因為彈頭痕迹與槍支膛線的痕迹完全吻合。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經過檢驗槍支，這個嫌疑槍打出來的彈頭，跟現場人民大會堂裏面的一個彈頭經過對比是同一支槍發射的，所以這個案子也就比較圓滿的解決了。
也就是說，1966年2月2日早上，槍手在南長街44號朝人民大會堂開了一槍，這顆子彈出了槍膛以後，呈拋物線旋轉前進，直到命中目標。
槍找到了，而且專案組發現持槍人所處的位置，南長街44號院距離人民大會堂大約有427米，這個距離與事先進行的射擊試驗得出的數據非常接近。但持槍人為什麼在總理接見外賓的時候開槍呢？原來這是一個意外。
北京市公安局物證中心陳建華主任:在那個地方，當時北側有兩個樹，樹上有鳥，小孩他也不懂，打鳥，可是這個方向剛好往人民大會堂打的，打不到鳥它飛過去就會飛到人民大會堂。
原來事發當天，這個小孩看見院子裏的鳥總是叫個不停，於是就拿起家裏的那支5·6毫米捷克步槍進行射擊，沒想到鳥沒打到，這顆子彈卻飛到人民大會堂，並擊穿了兩層玻璃。整個槍擊案完全是個意外。
這起蹊蹺的槍擊案件經過辦案人員一個月的辛苦工作，最終查清了那顆突如其來的子彈的來歷，這起離奇的案件最後虛驚一場，孩子後來就是教育教育了，十一二歲的孩子還不懂事。但這件也起了好的作用，它促成了我國在全國範圍內禁槍令的出台，1996年10月1日，我國正式實施了《槍支管理法》，規定公民不得非法持有槍支彈藥，否則將追究刑事責任。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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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有30名女同志隨軍參加，她們是：王泉媛、鄧六金、鄧穎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劉英、劉彩香、劉群先、楊厚珍、李堅真、李伯釗、李建華、李桂英、吳仲廉、吳富蓮、邱一涵、陳慧清、金維映、周越華、鍾月林、賀子珍、錢希均、蕭月華、康克清、曾玉、謝飛、謝小梅、蔡暢、廖似光。其中：甘棠、李桂英和謝小梅3人，1935年3月隨紅軍到達雲貴川邊時，因奉命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縱隊或另有任務而脫離長征隊伍，各奔征程；王泉媛、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吳仲廉、吳富蓮、康克清7人，於1935年6月紅軍第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被調動或被留在紅四方面軍。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長征勝利會師後，李伯釗、李建華、周越華、康克清4人到達陝北；王泉媛、吳仲廉、吳富蓮3人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作戰。王泉媛曾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在河西作戰被俘後死裏逃生，後來輾轉流離而淪落為民；吳富蓮曾任西路軍婦女獨立團政治委員，在河西作戰被俘後堅貞不屈，吞針而死；吳仲廉曾在西路軍第九軍政治部敵工部當幹部，在河西作戰被俘後押至青海西寧，後與張琴秋、陶萬榮等一起被押到南京，入「反省院」，1937年8月由周恩來營救出獄，於10月初回到延安。因此，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30名女紅軍，於1935年10月、1936年10月先後到達陝北者為24名。現將30名女紅軍按姓氏筆畫作一介紹。
王泉媛
王泉媛，原名歐陽泉媛。江西吉安人。1913年7月12日生。17歲與本鄉農民王照斗結婚，按鄉俗隨夫改姓，叫王泉媛。1930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擔任共青團支部婦女幹事，少共吉安縣指陽區委婦女部部長，中共湘贛省委婦女部幹事。1934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婦女部當幹事。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9月，隨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奉命西渡黃河，參加了西路軍的艱苦征戰。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被敵打散後不幸被俘。1939年由河西逃到蘭州，因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不予收留，從而輾轉流離淪落為民。1942年，經由甘肅、四川、雲南、貴州等地，轉回原籍江西吉安。1962年，在康克清的關照下，她被安排到禾市鄉敬老院擔任院長。1989年，得以落實政策：軍齡從1930年算起，黨齡從1949年11月算起，享受副地級待遇，行政14級。
鄧六金，福建上杭人。1912年9月生。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上杭中心縣委巡視員、婦女部部長，福建省委婦女部部長。1934年初，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紅軍總衛生部幹部休養連當「政治戰士」，負責管理民夫、擔架等。到達陝北後，歷任中共慶陽中心縣委組織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婦女部巡視員。1938年12月，在西安與曾山結婚。後在中共中央華東分局工作，任分局婦女部巡視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保育院黨支部書記兼協理員、副院長、院長。建國後，繼續從事幼教工作。1953年由上海調往北京，後曾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辦公室副主任、副局長等職。1983年離休。她是中國兒童福利基金會理事。2004年夏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
鄧穎超，祖籍河南光山，1904年2月4日生於廣西南寧。幼時隨母遷居天津。1925年3月，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轉為中共黨員，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部長。同年8月調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並同周恩來結婚。1927年5月，從廣州到上海，同年冬任中共中央婦委主任。1928年5月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10月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32年5月，赴江西中央蘇區，曾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1934年10月，帶病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幹部休養連行動。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中央機要科科長、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兼婦委書記。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任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1949年4月，當選為全國婦聯副主席，並任黨組副書記。建國後，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十一、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等職。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
甘棠，曾用名闞思穎、闞士英。四川南溪人。1910年9月22日生。192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轉為中共黨員。1927年夏，由重慶經武漢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擔任交通員。1930年至1932年，在中央蘇區黨的交通總站擔任秘書。1933年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結業後到蘇區中央局婦女部擔任秘書。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後，調紅軍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婦女科當科員。1935年3月，奉命到新組建的紅軍川南遊擊縱隊政治部工作，任宣傳隊隊長、組織部幹事、黨總支書記和秘書等職；紅軍主力北上後，被留在川滇黔邊堅持鬥爭。1936年12月，川南遊擊縱隊被敵打散，她在雲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戰鬥中被敵俘虜。1937年抗戰爆發後，經由潘漢年與羅世文（八路軍駐成都辦事處主任）接上組織關係。1938年冬，任中共川康特委執委、婦委書記。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學習，並參加了整風運動，受到審查。建國後，曾任中共重慶市委婦委書記，市政府委員，全國總工會西南辦事處女工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西南局婦委副書記，後任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黨組副書記。「文革」初期慘遭迫害。1971年11月28日不幸病逝，終年61歲。
危秀英，江西瑞金人。1910年9月11日生。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興國縣工農革命政府委員、婦女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幹事等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幹部休養連當「政治戰士」。到達陝北後，任中共陝北省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江西省吉安中心縣委常委兼組織部長，中共贛粵邊特委常委兼婦女部長；1940年10月回到延安，入馬列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工作數年。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吉林省敦化縣委常委兼組織部長，中共吉南地委委員兼組織部副部長，中共吉林省委婦女部書記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委書記，全國婦聯農村工作部副部長，華南農墾總局副局長，江西省政協常委等職。
危拱之，原名危玉辰。河南信陽人。1905年10月31日生。1926年6月畢業於開封女子中學，遂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大隊，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4月轉為中共黨員。同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7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到達開封，任中共河南省委婦女科科長。1929年6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2月回國到上海，同年4月進入閩西革命根據地，後到達瑞金，擔任新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秘書兼機關俱樂部主任，並參與籌建八一劇團和工農劇社，任副社長，還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和高爾基戲劇學校從事教學工作。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被編在軍委幹部團擔任總務科科長。長征前夕，她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開除黨籍，到達陝北後才恢復黨籍，擔任人民劇社社長兼導演。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河南省委秘書長、組織部部長，信陽抗日挺進隊政治部主任等職。1943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因河南“紅旗黨”冤案而深受刺激，患上精神病症。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赤峰市委副書記、書記，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婦女部部長，中央分局第三土改工作團黨委書記等職。建國後，因病長期休養。1972年2月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67歲。
劉英，原名鄭傑。湖南長沙人。1905年10月14日生。曾就讀於長沙女子師範學校。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在湖南省總工會工作，大革命失敗後在長沙從事秘密工作。1927年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補委員兼省委婦女部部長。1929年赴蘇聯學習。1932年回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後到達江西中央蘇區，任少共蘇區中央局組織科科長，少共福建省委書記，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任中央第二野戰縱隊政治部巡視員、第三梯隊政治部主任，軍委縱隊（中央縱隊）秘書長。到達陝北後，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張聞天結婚。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合江省委委員，中共遼東省委組織部部長。建國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館參贊、黨委書記，外交部部長助理兼人事司司長等職。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2002年8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
劉彩香，後改名劉彩霞。江西贛縣人。生卒年月不詳。幼時做過童養媳。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中共會昌縣委婦女部巡視員、縣委婦女部部長，中共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進入遵義後，與紅九軍團參謀長畢占雲（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結婚。婚後，她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而畢占雲則於1936年10月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西路軍失敗後，畢占雲於1937年夏化裝潛逃回到延安。劉彩香建國後在河南省軍區工作，20世紀60年代初病故。
劉群先，原名劉琴仙。江蘇無錫人。1907年生。幼時當過童養媳。紡織工人出身。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初，當選為無錫總工會委員，同年6月到武漢參加全國勞工代表大會。1927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與無錫同鄉秦邦憲（博古）相識，1928年5月二人結婚。1930年5月回國，在總工會擔任宣傳幹事、婦女部部長。1933年6月，她陪同李德經由汕頭進入閩西、江西蘇區，在蘇區總工會負責女工運動。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在總工會女工部任部長。抗日戰爭時期，先後在武漢、重慶兩地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由於操勞過度，高度緊張，且常被國民黨特務跟蹤追捕而突發神經性疾病，被送到澳門治療，未見成效。1939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療休養。後在蘇德戰爭中失蹤，下落不明。
楊厚珍，江西瑞金人。1908年12月生。1927年春，與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九師營長羅炳輝在贛州結為夫妻。1929年11月，跟隨丈夫參加吉安起義，從此參加紅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護士、護士長、管理員、指導員和福建軍區機關合作社主任等職務。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因敵機轟炸負傷，為三等殘廢。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羅炳輝隨紅九軍團留在紅四方面軍，南下轉戰川康邊；楊厚珍隨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與羅炳輝離婚。抗日戰爭初期，楊厚珍與傷殘軍人劉正明組成新的家庭。不久，劉正明因事受到誣陷，被解除一切職務去當老百姓。1940年春，楊厚珍帶孩子到延安七里鋪，與丈夫度過六七年平民生活。1947年敵軍攻佔延安前夕，丈夫的問題得到解決，夫妻倆買了頭毛驢撤離延安。到達晉西北後，經中央行政管理局介紹到榮軍醫院工作。建國後，曾在文化部體育用品工廠當過廠長。1977年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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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堅真，原名李見珍，廣東豐順人。1907年1月出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7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冬，當選為豐順縣革命委員會副委員長。1930年春，到中共閩西特委工作，歷任中共長汀縣委書記，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4年初，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婦女部部長，同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第二野戰縱隊司令部民運科任科長，1935年2月調任幹部休養連政治指導員。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婦女部部長，蘇南區黨委組織部部長，華中分局民運部副部長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粵中區委黨委書記、第一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等職。是中共第八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2年在廣州逝世，享年85歲。著有《李堅真回憶錄》。
李伯釗，重慶人。1911年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1925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與楊尚昆結婚。1930年冬回國。1931年到閩西革命根據地，任閩粵贛軍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兼彭楊軍政學校政治教員；同年秋到瑞金，任中央軍政學校政治教員，《紅色中華》編輯，高爾基戲劇學校教務主任、校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藝術局局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任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幹事。1935年9月，被派到紅四方面軍辦文藝訓練班，隨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工農劇社社長，同年7月隨紅二方面軍長征北上，到達陝北。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審委員會主任，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校長、黨總支書記，中共中央北方局文委委員等職。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文委委員，華北解放區文聯副主席，華北文工團團長等職。建國後，歷任中共北京市委文委書記，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兼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任院長，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和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黨委書記等職。是第四、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執行委員和第四屆常務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1984年4月17日在北京逝世。著有話劇劇本《長征》、《北上》及《李伯釗文集》等。
李建華，原名塗秀根。江西高安人。1915年生。高小畢業。1930年參加紅軍，在紅三軍團當文書。1931年初，到紅軍無線電報務員訓練班受訓，畢業後調紅軍總司令部電台工作，當報務員。1934年初，調軍委二局（偵聽情報）當報務員。參加了中央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後，由二局調到三局工作。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到紅四方面軍工作。後隨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7月繼續長征北上。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隨紅軍總部到達陝北。
李桂英，原名李桂紅。江西尋烏人。1911年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9年參加紅軍。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中共粵贛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等職。1931年，與中共粵贛省委組織部部長戴元懷結婚。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在總衛生部擔架連擔任政治指導員。1935年2月，戴元懷、李桂英夫婦被調入川南遊擊縱隊。不久，戴元懷犧牲。1936年12月，李桂英在雲南扎西（今威信）水田寨戰鬥中被敵俘虜，被關進重慶「反省院」。1937年9月經營救出獄。1938年元旦前夕，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到達漢口，經由新四軍政治部審查恢復了黨籍，並擔任中共皖南特委婦女部部長。1939年，她與新四軍軍需處副處長羅湘濤（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組成新的家庭。曾任新四軍第一師政治部黨支部書記、後方勤務部黨總支書記和軍工部協理員等職。解放戰爭時期，隨丈夫在華東軍區軍工部、供給部工作。建國後，歷任華東軍區後勤部軍需部科長，軍區軍事工業工會組織部部長、政治部主任，山東青島療養院副院長。「文革」中，以“叛徒”罪名被開除黨籍，蒙冤十載。1978年7月，才得以落實政策，恢復黨籍。
吳仲廉，湖南宜章人。1908年12月出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初參加湘南起義，後隨起義部隊奔上井岡山。曾任紅軍宣傳員、紅四軍前委秘書和紅軍學校教官。1932年，中央蘇區女子義勇隊在瑞金成立後，康克清任隊長，她為政治指導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幹部休養連擔任秘書，後隨紅五軍團編入紅四方面軍，南下川康邊。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隨軍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被俘後，由張掖押到青海西寧，後與張琴秋、陶萬榮兩個女俘一起，被國民黨青海省黨部押送到南京，入南京「反省院」。不久，由周恩來營救出獄，並返回延安。建國後，定居杭州，在浙江省公檢法系統擔任領導工作，為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文革」初期，以“叛徒”罪名被隔離審查，1967年1月19日含冤去世。
吳富蓮，福建上杭人。1912年生。出身貧苦，幼時做過童養媳。1928年參加少年先鋒隊，並任隊長。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為中共黨員。1931年調中共官莊區委工作，任區蘇維埃政府婦女部部長，不久調中共上杭縣委工作，為縣委委員。1932年4月調中共閩粵贛省委工作，任省委組織部巡視員，到寧化等地從事和開展群眾工作。1933年夏入瑞金中央黨校學習。1934年初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女部部長。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當時被編在總衛生部工作團，後併入幹部休養連，擔任「政治戰士」。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被調任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第一團政治委員，隨軍南下川康邊。後任紅四方面軍婦女抗日先鋒團政治委員。1936年10月西渡黃河，參加西路軍艱苦征戰。1937年3月在祁連山中作戰負傷不幸被俘，在獄中堅貞不屈，吞針而死。時年25歲。
邱一涵，曾用名邱信貞、李晏溫。湖南平江人。1907年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6月參加紅軍，同年轉為中共黨員，任紅三軍團政治部青年幹事。紅三軍團攻佔長沙後，任中共長沙市委秘書長。1931年5月任中共湘贛省委婦女部部長。1932年春任紅軍總政治部巡視員，中央軍政學校黨總支書記、政治教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幹部休養連行動，後因其丈夫袁國平患病，又隨紅三軍團行動，任軍團衛生部黨支部書記。到達陝北後，任紅軍大學政治教員，中共隴東特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爭時期，同丈夫調往新四軍工作，任新四軍後方政治部組織科科長，新四軍教導隊宣傳科科長，抗大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等職。1939年，同袁國平被評為新四軍軍部「模範夫妻」。袁國平後在“皖南事變”中犧牲。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組織科科長、幹部科科長，華中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南京軍區機關黨委書記，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中共江蘇省委常委、省委監察委員會書記。1956年11月2日在南京病故，終年49歲。
陳慧清，廣東番禺人。1909年出生於香港。14歲入紗廠做工。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9年秋，在香港與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鄧髮結婚。1930年到中央蘇區，任中共閩粵贛省委婦委書記。1931年後，隨丈夫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局工作，任黨總支書記兼郵政檢查員。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10月到達陝北。
金維映，原名金愛卿，曾用名金志成。浙江舟山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被捕入獄。經營救出獄後到上海，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工作，從事秘密女工運動。1929年6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婦委書記。1931年夏，與鄧小平一起被派往中央蘇區，後來二人結為夫妻。歷任中共于都縣委書記、勝利縣委書記等職。1933年5月，與鄧小平離婚。1933年秋，調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與中組部部長李維漢結為夫妻。1934年2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副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抗日軍政大學女生大隊政治協理員，陝北公學生活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38年春赴蘇聯治病。1940年，在莫斯科郊區病故。
周越華，湖北廣濟人。1904年生。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大隊。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1928年秋，在上海「達生醫院」與賀誠（1958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結婚，後在香港、上海、武漢等地從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長江局交通總站秘書。1932年進入中央蘇區，任紅軍總衛生部兵站醫院政治委員，衛生學校政治處主任。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隨四方面軍行動，南下川康邊，任四方面軍衛生學校政治處主任。1936年10月到達陝北保安。建國後，任國家衛生部黨組成員、計劃檢查局副局長、監察室副主任。1977年9月17日在北京病逝。
專業技術，畢業後在延安電台工作。1938年8月調往八路軍一二九師，在電台當報務員。建國後，在雲南省保育院工作，1954年調回北京，在中央組織部從事檔案工作，後到瀋陽中共中央東北局擔任機要秘書。曾任全國政協委員。
賀子珍，江西永新人。1910年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共青團永新縣委書記，中共吉安縣委婦委書記。1927年夏參與組織永新農民暴動，同年冬隨袁文才領導的農民自衛軍奔上井岡山。1928年同毛澤東結婚，任中共湘贛邊特委機關秘書、毛澤東生活機要秘書。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後在貴州境內遭遇敵機轟炸身負重傷，乘擔架隨軍轉戰。1937年11月從西安經蘭州赴蘇聯治病。1947年回國到東北。1948年在哈爾濱參加第六次全國勞工大會。1949年秋任浙江省婦聯主任，10月調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工作。後因病長期休養。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病逝。
錢希均，浙江諸暨人。1905年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調中共中央出版發行部工作，並與毛澤民結婚。後在上海、天津、武漢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6月，經香港進入閩粵贛革命根據地，秋後抵達江西瑞金，任中央政府機關黨支部書記兼銀行會計。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任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黨支部書記兼會計科科長。1938年初，因故被滯留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到「新兵營」（即西路軍失敗後由李先念等人率領突圍到新疆的400餘人所組成的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工作，擔任文化教員。期間，因與毛澤民感情破裂而離婚。錢希均回到延安後，在馬列學院和中央黨校學習兩年。解放戰爭時期，前往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擔任中共滬西區委組織部部長。建國後，先後擔任過上海食品局副局長，輕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等職。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屆政協委員。
蕭月華，廣東大埔人。1911年8月生。家境貧苦，幼時做過童養媳。1925年，在農運領袖彭湃的影響下參加革命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9月，朱德率領南昌起義部隊來到大埔山河壩、百侯鎮，蕭月華領到一支步槍，從此投入家鄉的武裝鬥爭。由於鬥爭形勢嚴峻，被迫離開大埔。1932年8月，被調到紅都瑞金，在少共中央局擔任收發員。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7年5月在延安正式轉為中共黨員。建國後，1960年在湖南省交通廳養路處擔任副處長。1983年身患癌症，在胡耀邦的關照下，被接到北京住院治療。當年，因醫治無效不幸逝世，終年72歲。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江西萬安人。1911年9月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為中共黨員。1928年春參加萬安農民暴動，任鄉農協會秘書，同年秋上井岡山參加紅軍。1929年春與朱德結婚。曾任中央蘇區女子義勇隊隊長，紅軍總司令部交通大隊政治委員等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1935年9月，隨朱德南下轉戰川康邊，後任紅四方面軍黨校黨支部書記。1936年10月長徵到達陝北。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前方總部直屬隊政治處主任，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國解放區戰時兒童保育委員會副主席、代理主席。建國後，歷任中華全國婦聯第一屆至第五屆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秘書長、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第二屆至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常務委員、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1992年4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曾玉，湖南宜章人。生卒年月不詳。1928年參加湘南起義，隨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井岡山上，與共同參加湘南起義的紅軍營長周子昆結婚。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出發時，因懷有身孕，被留在蘇區堅持鬥爭，但她隨後又追上部隊。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曾玉隨中央紅軍先期到達陝北。1938年到新四軍工作。1940年，她在護送孩子回湖南老家寄養時，據說在歸隊途中失蹤，下落不明。
謝飛，原名謝瓊香，人稱「阿香」。海南文昌人。1913年1月28日生。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8月轉為中共黨員。1929年初，到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共南洋臨時委員會工作。1932年初回國。1934年春進入中央蘇區，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政治保衛局工作，同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隨幹部休養連行動。1935年12月在瓦窯堡與劉少奇結婚，遂改名謝飛。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中央黨校和馬列學院學習兩年，1939年先後到鄂豫皖區黨委、皖南新四軍軍部工作。1940年與劉少奇離婚。抗戰後期，擔任中共余（姚）上（虞）縣委書記兼獨立營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華東局工作，任華東婦聯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後任華北革命大學三部副主任。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大學專修科主任，1952年考取該校法律系研究生，畢業後任中央政法幹部學校副校長。「文革」中，被關押坐牢6年。落實政策後任中央政法幹校（後改稱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校長。是全國政協委員，公安部諮詢委員，中國法學會理事和北京市法學會副會長。
話公司當接線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在廈門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與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羅明結婚。1931年春到達閩西蘇區，在中共閩粵贛特委組織部當幹事，後到汀州福建省委秘書處工作。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羅明在婁山關戰鬥中負傷後，二人遂被留在黔北治病療養。在貴州境內，二人兩次被捕兩次脫險，後經廣州、香港等地輾轉到達上海，又一次被捕入獄。抗日戰爭時期，因與黨組織失去聯繫，謝小梅隨丈夫回到廣東大埔擔任小學教員。1947年春，因處境困難，被迫到新加坡去避難。1949年秋返回廣州大埔，在侯雲山區婦聯擔任秘書。建國後，被調到廣州，先在省民委工作，後在省民族學校當圖書管理員，還在百貨公司廣州採購站從事過工會工作。為一般幹部，行政21級。1981年，中共廣州市委批准為其恢復黨籍，黨齡從1930年8月算起；承認她是老紅軍，由退休改為離休，工資待遇調整為行政17級。
蔡暢，原名蔡咸熙。湖南雙峰人。1900年5月14日生。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3年轉為中共黨員。曾就讀於長沙周南女校。1919年12月隨其兄蔡和森赴法國勤工儉學。1924年在巴黎與李富春結婚。同年底去蘇聯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5年秋回到廣州，任中共廣東區委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1926年11月任中共江西區委婦女部部長。1927年任中共湖北區委婦女部部長。1928年春天去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1931年冬到中央蘇區工作，歷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工農監察委員會主席，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部長、婦女部部長。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長征中，在軍委第二縱隊政治部民運部工作。到達陝北後，任中共陝甘省委婦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中共陝甘寧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陝甘寧邊區黨委婦女部部長。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婦委常委、書記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後兼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婦委書記，1948年被選為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席。建國後，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書記，第一、二、三屆全國婦聯主席、第四屆全國婦聯名譽主席。是中共第七屆至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一屆至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
廖似光，原名廖嬌。廣東省惠陽人。1911年4月生。幼時做過童養媳，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轉為中共黨員。1930年春，被派往香港，在共青團廣東省委機關工作。不久，與何克全（凱豐）結為伴侶。1933年冬到達中央蘇區。1934年10月參加中央紅軍長征，隨幹部休養連行動。到達陝北後，任共青團中央巡視員。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被派往武漢、重慶等地從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和婦運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調回延安，參加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解放戰爭時期，1948年8月，參加了在哈爾濱召開的第六次全國勞工大會，併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後隨第四野戰軍南下，參加接管武漢、廣州的工作。建國後，任中共廣州市委副書記兼市總工會主席，廣東省工業廳副廳長，中共廣東省委工交部副部長、組織部副部長，廣東省政協第四、五屆副主席等職。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2004年7月2日在廣州逝世，享年93歲。
本文原載於《黨史博覽》2005年第10期，作者盧振國、魯書平，原題《隨中央紅軍長征的30名女紅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