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行之前設想的是，金杯公司有5萬職工，一人買1股，就有500萬了，結果職工幾乎不買。在公司以外賣股票，則更加艱難。無奈之下只得「內部消化」，號召旗下各分公司的廠長、經理來購買
1988年9月8日，初秋的陽光籠罩著與中南海一牆之隔的22號院，這裏駐紮了十幾個國家機關單位。
下午兩點，人們陸續走過機關食堂時，卻發現一件稀罕事。 幾個工作人員在門口支起桌子，忙不迭地向路過的人熱情推銷著一種薄薄的紙片。食堂門口還貼著一張海報:瀋陽金杯公司發行股票。
股票是啥？人們好奇地在海報前停下腳，不過真正掏錢的不到十人。沒有料想，22號院裏的這樁「稀罕事」，幾天後卻演變成中國股票史上的大事件。
9月11日，《人民日報》頭版發佈了一條消息，題為《中南海里購股票》。嗅覺靈敏的外國媒體紛紛跟進，金杯汽車當時的領導者趙希友還因此登上了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
當天上午，得知此事的國務院總理向國務院辦公廳發問:「誰在中南海里賣股票了？」
失實。趙希友被叫到北京寫了一周的檢查。幾位買了金杯股票的機關幹部都退回了股票。風波並未就此平息，社會上很快掀起了一場「黨政機關幹部可否買股票」的大討論。
1988年，中國股份制正嘗試從民間探索的幽幽曲徑，走向政策許可的大道。然而，面對社會上充斥的爭議，股份制的命運有些撲朔迷離。只是，股份制的先行者們，並沒停下腳步。「股份制不是突然從天而降，是無數探索之後，自然而然走出的一步。」趙希友感言。
那些值得回憶的嘗試
21年過去，「在中南海賣股票」的風波，已成為中國股票史上的標杆。年逾古稀的趙希友卻很平靜，在他心中，這場風波只是金杯在整個80年代的最後一個大膽嘗試。
1983年，瀋陽市準備將農機汽車工業局成建制地改造為一個企業性公司。「當時國內都在探索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這是全國第一個試點。」
趙希友滿懷憧憬地投身這場改造，發現這是一個破爛不堪的攤子。「工廠四面透風，四處漏雨。工業局旗下雖然有96家與汽車相關的工廠，但整個資產少得可憐，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加到一起，只有1.9億。」
急於改變窘狀的96家工廠，按照企業化的經營模式折騰了一年。意料之外，國家經濟委員會考察後，在《人民日報》頭版刊文稱:「瀋陽農機汽車工業局用一年時間賺回了一個同等規模的公司。」試點讓人看到了希望。1984年，瀋陽成立了專門的汽車實體公司---瀋陽汽車工業公司（金杯的前身），不久，董事會成立，趙希友出任董事長。
接下來的幾年並不輕鬆。「我們常常無所適從。」趙希友說，沈車嘗試了各種方式的探索，有些領域竟走到了全國前列:在全國第一個做租賃性經營，大企業裏面第一個做資產經營責任制，也是在全國第一個採取“破產倒閉”的做法，比國內破產法出台還要提前兩年。
鉚足了勁要「自力更生」，但面對著設備落後、技術力量薄弱等現實難題，特別是汽車工業所需要的大量資金非常短缺，公司里一些解放初期就參加工作的老黨員發起牢騷:我們很拚命，為什麼效益總是這麼低？
困惑難解，趙希友決定去國外看看。日本的豐田公司震撼了他。「本來是一個規模很小的紡織企業，突然擴張，不是因為攢夠了錢，而是利用了全社會的投資。」而在美國、德國的考察中，趙希友發現各大公司都無一例外地採取了股份制。
找到「法寶」的趙希友，一回國就向上級提出“沈車要搞股份制試點”。此時，他才得知，從1980年開始，國內一些地區就悄悄用上了這個「法寶」。
「那時候搞得比較熱鬧的，有深圳的寶安、上海的飛樂、成都的蜀都、北京的天橋。」參與早期股份制設計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主任劉紀鵬表示，當時中央對“股份制”並沒有任何政策暗示，但也沒有禁令。
股份制就這樣自下而上地醞釀起來，但因理論落後於實踐，一直處於民間探討的狀態。「直到1987年10月十三大召開，才有了一個初步結論，股份制可以搞。會後就開始組織一些單位試點。」時任國家體改委生產體制司司長的孫效良說。
有了高層支持股份制的明確信號，1988年3月，瀋陽市批准了趙希友提出的創辦規範化的股份公司這一建議。5月，金杯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80年代最後一個大膽嘗試開始了。
進京惹風波
1988年7月，金杯公司向全社會發行了總價值一億元的股票，每股100元。然而，股票發行不久卻陷入僵局。
趙希友回憶，發行之前設想的是，金杯公司有5萬職工，一人買1股，就有500萬了，結果職工幾乎不買。在公司以外賣股票，則更加艱難。人們都覺得是冒險。
無奈之下只得採取「內部消化」，號召旗下各分公司的廠長、經理購買。當時第一個租賃經營金杯公司汽油泵廠的廠長林方一人買了10萬元股票，他把此舉當成了捐贈。
為完成「大廠買一二萬元，中型廠要一兩千元，小廠則幾百元」的任務，廠長、經理們絞盡腦汁。“有的廠用企業獎勵基金貼現，原本100元一股，職工買算70元，工廠貼30元。後來有的甚至貼50元。”趙希友說。即便如此，發行量還是不到總數的一半。
此時，國內著名的經濟學家們紛紛齊聚瀋陽，發起了一場「股份制經濟研討會」。金杯的領導層由此生出一個想法:何不將剩餘的股票拿到思維活躍的北京去賣？
9月，瀋陽金杯派出幾個代表來到北京。當時的國家體改委一位處長熱心幫忙張羅，把賣股票的地點選在了體改委辦公地22號院。
於是就出現了本文開頭的一幕。那個下午，發行人員像地攤小販那樣，對每位路過的人反覆解釋，最後總共只賣出2.7萬元。
海外上市的冒險之旅
無論政策如何波折，爭議如何繼續，1991年，全國股份制試點的實踐已相當普遍，而理論界對此的認識也漸趨統一。「股份制能不能搞下去，並非取決於反對它的人，而是它自身能否規範。」劉紀鵬說。
1992年2月，原國家體改委在深圳召開「股份制企業試點工作座談會」，參會的試點企業表達了迫切的願望:“不是因為外國有，而是我們改革到這個份上了，不改不行。”
一個月後，國家體改委成立了股份制三人小組，負責起草股份制試點意見。作為小組成員之一的孫效良記得，當時對具體怎麼搞不是非常清晰，只有不停地下基層試點，廣泛調研。5月，國家體改委發佈《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及「兩個規範意見」，還相繼發佈了12個配套文件。
有了強有力的法律依據，股份制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實踐被擺上了檯面。
也就在這一年，金杯開始了又一次冒險之旅。10月9日，英文縮寫「CBA」的華晨—金杯股票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正式掛牌交易，大批投資者爭相遞交申購單。500萬股被搶購一空，股價迅速從16美元上揚至20美元。
金杯由此被人稱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家在國際上發股票的公司」，然而，發行不久，就有高層領導表示不滿，趙希友為此趕赴北京，做了第二次檢討，原因是沒有經過批准。“這件事情本身就做法來講確實有缺陷，因為我們是夜行軍。結果搞得很複雜。”
「夜行軍」的做法是，7月24日金杯股票在國內上市後，就秘密開始實施一個計劃:到世界金融中心上市。趙希友發現美國投資資金過剩，而金杯在國內募集的資金遠遠不夠。
這個「天方夜譚」的計劃最終得到肯定。當年10月末，江澤民接見趙希友，對他說:“金杯接通了中國與美國乃至世界金融的管子。”
當趙希友一波三折地完成了金杯的海外上市之旅，孫效良則開始為一場更大規模的海外上市之旅精心準備。
當時，香港聯交所主席赴內地考察，向朱 基提出，能否找十幾家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朱基表示贊同，認為今年就要爭取十幾個。而當時正趕上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明確指出「有人說股票是資本主義的。我們在上海、深圳先試驗一下，結果證明是成功的。」
一個被稱為「內地香港證券事務聯合工作小組」的臨時機構就此誕生。“在低調工作了9個月後，我們搞出了一套法律文件，一套會計文件，一套上市方式、方法的文件。”孫效良說。
1993年，青島啤酒率先在香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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