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的「秘密錄音」錄了什麼 為何令毛澤東大怒

楊尚昆說，所謂「秘密錄音」，這個問題本來很簡單，事情過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說是「秘密竊聽」，如此駭人聽聞，其實只需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他說：

錄音工作的建立是從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開始的。錄音的目的，開始是為了核對速記，保證會議記錄的準確性；後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建立了錄音檔案，錄音帶成了中央檔案的一部分。

毛澤東講話歷來不喜歡人家做記錄。這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作關於斯大林問題的秘密報告事件發生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是毛澤東是我們黨的領袖，講話沒有記載，留不下個東西，我這個辦公廳主任不是失職嗎？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澤東提出，以後不管開什麼會都應該作個記錄才好。毛澤東說那你和胡喬木兩個記一下吧。我和胡喬木也只是簡要地記一些會上決定了的事項。過了些時候，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看見我和胡喬木在寫什麼，就把我們手裏的小本子要過去看，說你們記這些幹什麼，以後不要記了。1956年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既未錄音也無速記，後來根據幾位同志的筆記整理的稿子，毛澤東閱後很不滿意。

毛澤東和楊尚昆

為了吸取這次教訓，以後開大會，毛澤東準備講話時，我就請示他要不要擴音，他說「可以」，我再順便問是不是也錄一下音，他說「可以」，我們才安排擴音、錄音。1957年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就是毛澤東親自指示葉子龍錄音的。

1958年7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所謂「共同艦隊」問題。接見前，毛澤東要我們準備錄音。那個時候技術條件很差，公開擺一架錄音機，龐然大物，不甚妥當，於是就找來一個微型錄音機。這個錄音機的受話器外觀像一個手錶，使用的時候把這個「手錶」戴在翻譯就是趙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線接著揣在他懷裏的鋼絲錄音機。這次談話時間很長，而那個錄音機頂多個把小時就要更換一次錄音鋼絲。很快，一小時過去了，談話繼續進行，錄音鋼絲無法更換，錄音沒有成功。毛澤東很不滿意，趙仲元卻因為懷裏的錄音機發熱，燙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著。這是一次「秘密錄音」，一次不成功的錄音。

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外出時，對毛澤東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講話，或同一些地方的負責同志的重要談話以及同一些外賓的談話，也進行了錄音（毛澤東同個別同志的談話沒有錄過音）。所有錄音帶和根據錄音整理出來的記錄稿，都保存在原機要室，一般不外借，個別因工作需要借閱的，須經我批准，如向《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提供毛澤東講話的部分錄音稿，就是按規定辦理報批手續的。

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沒有參加這次會）。會上毛澤東談到國際關係時，他關照參加會議的同志不要做記錄，這時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毛澤東就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後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對毛澤東的批評，我專門召開了廳務會議原原本本地進行了傳達。這以後，對會議錄音我更謹慎。

1952年2月23日，毛澤東、陳毅、楊尚昆（左四）游南京

1960年4月，我陪毛澤東外出巡視，直到6月下旬，上海會議（就是毛澤東作《十年總結》講話的那次會議）結束後才回到北京。在這次外出期間，毛澤東多次接見外賓，被接見的客人分別來自亞、非、拉美、東歐、西歐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從民間團體、社會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腦和共產黨的領袖；接見的地點有時安排在毛澤東臨時下榻的地方，有時安排在他乘坐的專列上。這幾次談話都錄了音，當然是經毛澤東事先同意的。

話，說毛澤東追查錄音問題，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後，才知道毛澤東在長沙準備接見外賓時發現要錄音，生了氣。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說明情況的同時，一方面向毛澤東作書面檢討，承擔責任，說在錄音問題上疏於檢查，請求處分；另一方面責成機要室的同志抓緊組織力量，選擇最重要的錄音儘快轉化為文字記錄，然後把所有的錄音帶清點登記銷毀。

楊尚昆（左一）和許世友羅瑞卿陪同毛澤東視察山東

中央書記處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錄音問題，通過了《關於錄音、記錄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會議，經書記處批准，可以進行記錄。此外，黨代表大會，中央全會，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會議等中央會議；中央領導同志和黨內同志的談話；中央領導同志接見外賓的談話一律不准錄音。並要求中央一級政府、軍隊、人民團體、各部門和各地方各級黨、政、軍、群組織，均仿照這一規定辦理。為了嚴格執行這一決定，又不能重複《論十大關係》無記錄的錯誤，就決定選調一批青年，培養成速記員，恢復會場速記的辦法。徐瑞新、田鶴年、師金城他們幾個青年人就是這個時候調來學速記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前，大型會議的記錄都是用速記的辦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秘密錄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說我搞“竊聽”，是“大特務”。你整我一個人倒也罷了，可是因為是“竊聽”，就把徐子榮、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牽連進去了，把毛澤東外出巡視時所有到過的省、市公安廳、局長都牽連進去了。這是林彪、江青一夥為了整人不擇手段的例子。當然，首先是毛澤東不喜歡錄音。

楊尚昆和李先念

我堅持認為，錄音不但不是我的罪過，相反是一大功勞。錄音，就是為了保存黨的歷史文獻嘛！遺憾的是，1961年銷毀了大批錄音帶，由於時間緊迫，搶救下來的東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貴史料化為灰燼。

本文摘自《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蘇維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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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的張春橋（資料圖）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張春橋總是以「左」的面目出現，誣陷我們的許多幹部是叛徒、特務；但另一方面，卻利用其篡奪的權力，夥同姚文元、王洪文，竭力包庇自己的妻子――叛徒、特務、漢奸文靜，讓文靜擔任了「上海市革委會」辦公室材料組、聯絡組的負責人，抓動態，管專案。

他的妻子文靜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晉察冀邊區的平山縣工作時，被日本侵略軍俘虜，自首叛變，充當日軍特務，到處為日軍做策反工作，破壞解放區的抗日鬥爭。張春橋對此心知肚明。他的妻子文靜交代說：“這段歷史，我曾寫信告訴張春橋，對他絲毫沒有隱瞞。張與我於1946年結了婚。

「文革」以後，張春橋與江青關係日益密切，常常深夜不歸。文靜是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軼事的，出於這種完全屬於個人的原因，她對張春橋不放心。張春橋就安撫文靜說，他要通過接近江青，去接近「最高」，他準備成則為王，敗則砍頭。由此可見王、張、江、姚的勾結，是出於一種什麼目的。

在公開審判時，人們通過電視轉播都看見了，張春橋自始至終一語不發，藐視法庭。但在最初訊問談話時，他可不是像在法庭那樣，以不語應萬語，而是談了一些事情。

例如，197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江青借「風慶輪」的問題，在政治局鬧事。當鄧小平不軟不硬地加以抵制時，張春橋陰冷冷地說：「鄧小平又跳出來了！」

會後，王、張、江、姚立即聚集到了釣魚台17號樓，連夜密謀策劃，決定背著正在北京醫院治病的周恩來和政治局其他成員，由王洪文秘密赴湖南長沙，誣陷鄧小平要搞復辟；誣陷周恩平在醫院會見探望他的老同志，「大有廬山會議之勢」。

在我們找他訊問談話時，張春橋和姚文元、王洪文一樣，都交代說他們當時是看周恩來因病不行了，要全力「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

當張春橋說到這兒時，我們突然發問：「你們在準備搞了周總理、鄧小平以後、由誰來當第一副總理並在以後接替總理呢？」張春橋毫無戒備，吞吞吐吐說：「他們（指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意思是要我來。」

張春橋這一漏嘴，我們頓時感到捕捉到了關鍵問題。因為說誰有錯誤，要打倒誰，他們一直都往毛澤東身上推，只承認是認識上的偏差，是執行中的錯誤；可這一名話，張春橋露出了他們拱倒別人，與安排自己位置相連，搞陰謀，想篡權的野心昭然若揭。

從這次交代以後，老奸巨滑的張春橋這才發覺自己對答有失。他怕再有不慎，授人以柄，從此緘默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