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在1月底爆發，比西方的爆發早一個多月。正如世衛所言，中國空前嚴格的防控，為世界爭取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到底西方為何浪費了這一個多月，沒有事前做好防控和應對工作? 從這次事件，又可以汲取什麼教訓。內地《環球時報》英文版在3月14日發表英國政治和國際關係分析師湯姆·福迪（Tom Fowdy）的文章，福迪畢業於達勒姆大學和牛津大學，有跨越西方和東方的認識，他看到西方認知中國問題的盲點。文章翻譯如下:
《在疫情爆發時，西方為自戀付上沉重的代價》
當新冠肺炎(COVID-19)出現在中國時，西方媒體趁機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進行全面攻擊。在整個一月和二月期間，西方評論將整個湖北省的事件，界定為中國及其領導層的失敗，宣揚了西方的自由政治制度的優點，自以為不會遭逢這種災難。
西方媒體攻擊中國
冠以「亞洲病夫」
英國廣播公司（BBC）中國記者史蒂芬·麥克唐納（Stephen McDonnell）嚴厲地批評中國，他指李文亮醫生的去世，構成「史詩式的政治災難」，並揭露了「中國指揮和控制體系的最糟糕方面」，而美國的三大報章毫無保留地攻擊中國，《華爾街日報》將中國冠以「亞洲病夫」的稱號，以負面報導，以突顯西方比中國優越。
《華爾街日報》將中國冠以「亞洲病夫」的稱號。
一個月後，情況看起來有所不同。即使在湖北，新確診的病例已降至較低水平。儘管中國在人命和經濟挫折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顯然中國已經克服了最糟糕的情況，並成功遏制了COVID-19的傳播。
毫無疑問，中國表現出顯著的復原力，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局勢的改善，許多西方國家包括意大利、法國、德國、西班牙和美國卻經歷了COVID-19爆發。
西方國家自以為至高無上
疫情爆發時措手不及
疫情是全球大流行，而不是贏家和輸家的遊戲。但是在早期階段，西方媒體和政治階層肯定是這樣想，自以為是至高無上的，自滿的情緒令其沈醉於對中國的攻擊，當疫情爆發時便措手不及，從而演變成政治災難。隨著病毒在世界各地傳播，人們開始認識到事實，能否對抗疫情和意識形態無關，而中國的反應，證明絕非無能為力。
什麼是西方呢？從與歐洲有關的通用地理術語演變而來，它暗示了一群聲稱對非西方的二元「其他」或對「東方」具有政治和社會優越性的國家。從基督教到自由思想的演變，這些國家預示著一種意識形態傾向，即它們擁有唯一、單一的普遍本體論政治真理，並肩負著將其傳播給其他人的正義使命。
就像他們先前信仰的教義一樣，他們堅信自己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沒有其他選擇具有任何真實性或合法性，因為自由主義是「真理」，所有與之不符的人都是異教徒，是遭受某種形式的欺騙或無知。 這些意識形態基礎強烈地塑造了西方對中國的報導和態度，提倡一種思維模式，認為中國的體系是完全非法和毫無價值的，西方有責任相應地將中國轉變為「正確的道路」。因此，西方的新聞業具有內在的意識形態偏見，它傾向於消極、玩世不恭和相信中國注定要崩潰。
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對COVID-19的報導，試圖將其描繪成政治失敗，從而給領導層帶來了一場「危機」，西方國家由於其意識形態，不認為會有這種危機。
中國的應急工作也被描述為一次失敗，例如《紐約時報》將湖北隔離政策稱為「人民人身自由的巨大代價」，這說明對西方政治制度的痴迷，和崇尚自由的言論，無法對實際情況，作出公正的判斷。同樣，美國政客們以疫情爆發為契機，力指疫情證明在中國的生意不可靠，因此是時候「脫鈎」了。
然而，這些判斷是錯誤的，自以為至高無上的信念，未能使決策者對接下來的事情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因為他們認為這並不是他們的問題。因此，隨著中國戰勝了這種病毒，許多西方民主國家隨後開始爆發疫情，才發現自己的政治制度無法提供額外的免疫力，令市場處於混亂狀態，美國人甚至未能找到足夠數量的測試劑。很少人能預見甚至想像到，北京能有效地宣告戰勝疫情，而西方卻逐漸陷入恐慌狀態。
總體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意識形態和政治偏見，如何影響西方對中國的判斷和看法。自中世紀以來，自我至上的信念一直存在於西方思想中，因此，當非西方國家正與疫情搏鬥時，西方國家卻認為，由於我們有「上等生活方式」，這些疫情「根本不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可悲的是，它的確發生了。
疾病是不會區分任何民族或政治制度，因此，現在是整個人類共同努力抗疫的時候，大家不要再在這次可怕的大流行中，冀望爭取個人分數。
作者是英國政治和國際關係分析師，畢業於達勒姆大學和牛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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