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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解放軍60年代出兵金三角 毛澤東:越紅線就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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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解放軍60年代出兵金三角 毛澤東:越紅線就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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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解放軍60年代出兵金三角 毛澤東:越紅線就殺頭

2020年03月26日 17:31 最後更新:11:50

出兵金三角:60年代一次中緬聯合作戰行動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國邊防部隊與緬甸國防軍在中緬邊境「金三角」地區前後兩次實施了聯合清剿國民黨殘軍的作戰行動,史稱中緬聯合勘界警衛作戰。這是我軍歷史上特殊的、鮮為人知的越境作戰行動,作戰目標和目的是清剿國民黨反動集團武裝。為中緬聯合勘界掃除障礙。

國民黨殘軍的存在是中緬邊境「金三角」極大的隱患

就在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叛亂武裝的清剿接近尾聲之際,一場中國軍隊從未經歷過的山地叢林戰,悄悄地在中緬邊境孕育著。從1957年開始,緬甸邊防軍就幾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國邊防部隊在緬軍對盤踞在「金三角」地區的國民黨殘軍攻擊時。進入緬甸境內給予協助。但這跨國界的軍事行動,地方部隊是不能定奪的,只能等待雙方最高決策層的決斷。

1960年4月末,周恩來結束對緬甸、印度、尼泊爾的國事訪問,在前往柬埔寨、越南之前,曾在昆明短暫停留。在此期間,他和陳毅副總理召見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魯瑞林,詳細了解了逃入緬甸的國民黨殘軍情況。

為什麼逃入緬甸的國民黨殘軍會引起周恩來如此高度關注?原來就在周恩來訪問緬甸期間,緬甸國會剛剛批准了中緬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中緬關於兩國邊境問題的協定,並依此協定兩國將共同勘界,而勘界過程中有可能會遭到國民黨殘軍的騷擾。在1959年5月4日,毛澤東就曾在昆明軍區呈送的內參文件上作了批示:「應引起警惕,派得力人員去調查並研究對策,中央軍委亦應派員去雲南具體落實。」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便對盤踞緬甸「金三角」地區的國民黨殘軍更加關注。

這批國民黨殘軍原屬國民黨第八軍九十三師二七八團,是在人民解放軍追擊打擊下,於1950年3月逃入緬甸「金三角」地區的。由於這一地區重巒疊嶂,民居寥落,大部分處於原始森林覆蓋之下,緬甸軍隊在此幾乎沒有設防,這千餘敗兵便紮下腳跟。得以喘息。緬甸軍方發現這支國民黨軍後,勒令其撤離緬甸國土。但這支走投無路的潰敗之師。似乎除了盤踞「金三角」之外,難覓立足之地。於是緬甸政府決定以武力驅趕,可絕境求生的國民黨殘軍,竟頂住了萬餘緬甸正規軍的攻擊。

此情形傳到台灣,蔣介石驚喜異常,中緬邊界居然還有如此能打的國軍。蔣立即召見原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李彌,命他赴金三角統率舊部。後經李彌的苦心經營,該地區國民黨殘軍數量漸漸擴充近2萬人,佔據了比台灣面積還大的地盤。

作為主權國家的緬甸。難以容忍自己國土被異國軍隊長期盤踞。1953年春,緬甸調集了8000名剽悍驍勇的刻欽族士兵,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國際軍團印度兵。對「金三角」地區的國民黨殘兵發起了新一輪清剿,可作戰又一次失利。

統統搬到了聯合國桌面上。世界為之震驚,紛紛譴責台灣當局和美國粗暴干涉緬甸主權的行徑。美、蔣迫於國際輿論,決定將國民黨殘軍全部撤往台灣。

1953年11月18日,美機開始運送國民黨殘軍赴台。大部分殘軍被運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人潛留了下來。兩年後。蔣介石再次想利用中緬邊境一帶的國民黨殘軍,企圖從雲南進犯大陸。蔣委派號稱「游擊戰專家」的國民黨原第八軍副軍長柳元麟秘密潛入緬北,搜羅殘部,使該地國民黨殘軍再次發展到3000餘人。1959年,蔣介石指示柳元麟,命他設法策應雲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亂,並許諾增加經費和補給供應,以鞏固擴充其實力。柳元麟返緬後積極招兵買馬並聲稱:“不僅緬敵找上門來要打,而且要打進雲南,以擊引暴,以暴致亂。”柳親自擬定了襲擾雲南的“突擊計劃”。

1960年春,台灣向緬北殘軍駐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種部隊」,柳元麟也加緊了竄擾雲南的準備,並培訓2000餘名作戰骨幹。

1953年11月,敗退緬甸的國民黨殘兵即將乘飛機赴台前情形。圖為李彌與士兵準備撤離

緬北國民黨殘軍的存在,嚴重威脅著我國西南邊境的安全與穩定。周恩來、陳毅正是在這個時候出訪緬甸後,來到雲南,聽取昆明軍區介紹緬甸境內國民黨殘軍情況的。顯然,中緬兩國都認為國民黨軍殘部的存在是極大的隱患。

中國軍隊出境作戰。

毛澤東說:誰越過紅線就殺誰的頭

中國和緬甸邊境線長達2000多公里。由於歷史上兩國關係十分友好,中緬之間沒有十分明確的疆界。1955年底。在中緬邊界南段未定界的黃果園附近,雙方的前哨部隊由於誤會而發生了一次武裝衝突。那天清晨,邊境線上大霧瀰漫,幾步外什麼都看不清。中國軍隊巡邏到黃果園附近時,同緬甸部隊相遇,由於弄不清情況,互相開了槍。由此,中緬邊境局勢一下子變得異常緊張。更嚴重的是,黃果同事件發生後,緬甸《民族報》歪曲事實,攻擊中國軍隊侵入緬甸,並且把兩國正在協商中的邊界問題全部公開。與此同時,美國借黃果同事件大做文章,極力渲染中國對外進行「擴張」。並且支持馬尼拉條約國搞軍事演習,製造緊張空氣,威脅東南亞地區的和平。

1953年11月,敗退緬甸的國民黨殘兵即將乘飛機赴台前情形。

黃果園事件的發生,不得不促使中緬雙方進一步加快邊界的勘察工作。1960年6月27日至7月5日,根據中緬邊界問題協定成立的中緬邊界聯合委員會。在緬甸首都仰光舉行第一次會議,就中緬邊界進行必要的勘察、豎立新界樁和修訂、改立舊界樁等事宜,商討具體細節,確定日程安排。談判中方首席代表是中同駐緬甸大使姚仲明,雲南軍區副司令員丁榮昌任談判首席顧問。緬方由緬甸國防軍副總參謀長昂季任首席代表,緬北軍區司令官山友準將任首席顧問。

中緬雙方在談到勘界警衛問題時,姚仲明大使根據周恩來的授意向緬方表示:雲南解放之際,國民黨殘部千餘人竄逃至緬甸,盤踞撣邦地區。他們不時騷擾中國邊境,對緬甸居民為非作歹,還可能在帝國主義唆使下破壞中緬聯合勘界。為保護勘界人員的安全,必須對國民黨殘部給予必要的打擊。

緬方代表聽了姚仲明這番話,非常受感動,他們認為周恩來把問題看透了,緬甸政府對國民黨殘軍干擾破壞勘界也深感憂慮。雙方一致認為,中緬應攜手打擊緬甸境內的國民黨殘軍,以絕後患。

為部署中央軍委就中緬聯合作戰的指示。11月初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派總參作戰部邊防處處長成學俞前往昆明,與雲南軍區副司令員丁榮昌一起。同緬軍代表舉行中緬邊界聯合委員會警衛問題專門小組會議,並聯合簽署了勘界警衛問題協議。協議規定:為執行警衛作戰任務,中方部隊根據需要可進入緬甸境內20公里。清剿國民黨殘軍的行動,雙方應在同一時間進行,暫定於1960年11月22日左右。

協議簽訂後,昆明軍區立即制定警衛作戰方案,確定以3個戰群22個突擊隊。奔襲國民黨殘軍的16個據點。雖說此次軍事行動是針對國民黨幾千名殘軍作戰,但畢竟是中國軍隊首次出境緬甸與緬甸軍隊協同作戰,而且是從未經歷過以突擊隊方式進行的山地叢林作戰。為做到萬無一失,中央軍委與總參領導多次交換意見,總參作戰部還將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及幾位老帥的意見,及時傳達給坐鎮昆明指揮的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

中國軍隊出境作戰,在國際上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影響?會不會引起東南亞其他國家的驚恐與不安?使他們以為中國借口打擊國民黨殘軍炫耀武力?會不會給國際上反華勢力詆毀中國提供口實?毛澤東、周恩來對此次行動所造成的影響與後果十分關注。中央軍委對參戰部隊的要求十分明確,強調將衝擊強度壓低,把20公里的出擊縱深用紅線標出,發給突擊隊。毛澤東的話,分量相當重:「誰越過紅線就殺誰的頭!」同時,擔任國防部部長的林彪則幾度重複他的作戰原則:“斷退路,先圍而後殲。”

在作戰方案審議過程中,中央軍委和總參確定了周民黨殘部設在孟瓦、陣馬、孟育、踏板賣的據點作為重點打擊對象,並擬訂了重點捕獲的敵6名軍、師級軍官的名單。

應緬方請求中國部隊越過紅線解救緬軍

按預定的作戰方案,戰鬥應在11月22日打響。然而20日,總參接到中央軍委的指示,通知王尚榮,要他向秦基偉轉告毛澤東、周恩來在看到最新材料後所產生的一些擔憂:毛澤東今晨看了昆明軍區報送的材料,發現紅線南側的緬軍兵力過於單薄,難於履行堵截配合作戰的任務。要秦基偉趕快同負責與緬軍聯絡的丁榮昌商議。在適當的場合,以妥善的方式,把中方的關注與擔憂轉告緬方。

1953年11月,敗退緬甸的國民黨殘兵即將乘飛機赴台前情形。

21日晚21點30分,我軍22支突擊隊迅速向國民黨殘軍的16個據點移動。據偵察,總參要求重點捕殲的敵軍、師級軍官,有5名在紅線附近,而周恩來「誰活捉柳元麟誰就可以當將軍」一句玩笑中說的敵首柳元麟,卻不在紅線區域內。坐鎮昆明前線指揮部的秦基偉發出新的命令:“戰鬥打響後,如敵逃跑,命令部隊,馬不停蹄,跟蹤追擊!”

按預定計劃。戰鬥應在22日凌晨6點30分打響,然而,這次對中國軍隊來說十分新鮮的山地叢林戰,卻沒有完全按計划進行。撲擊的16個據點,最早的4點50分就開始了,最晚的7點50分才交火。由於中國軍隊的撲擊實出殘軍意外,16個撲擊點,只有兩個撲空。最早打響的踏板賣據點,戰績最佳,全殲守敵。國民黨殘軍第一軍二師師長蒙寶業被擊斃:5點40分打響的曼俄乃。雖然據點撲空,但在追擊中,擊斃了殘軍四軍五師師長李泰。但我軍傷亡也較大。

國民黨殘軍不敢與解放軍戀戰。稍一接觸就向密林深處潰逃,很快都退離到紅線區域以外。由於中央軍委只在紅線內作戰的命令規定得很死。參戰部隊只好在紅線處停止追擊。秦基偉得到戰報後,命令突擊隊在紅線內清剿殘軍,鞏固戰果;同時向總參請求與緬方協商,同意參戰部隊越過紅線追擊敵四軍主力,但中央軍委的決定依然如故,攻擊不得不在紅線處終止。

直到1961年新春,緬甸軍方才開始實施打擊國民黨殘軍的「湄公河戰役」。緬軍調集了9個營約1萬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東北推進。柳元麟採取以“引蛇出洞,將緬軍誘入王南昆狹窄低洼地帶伏擊”的策略,瓦解緬軍的攻勢。柳部先佯裝節節敗退,來迷惑緬軍,誘使緬軍一步步落入其圈套。

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恩來、陳毅、羅瑞卿等率代表團在仰光參加緬甸聯邦獨立13周年慶典時,聽到的還是緬方捷報頻傳,可沒過幾天,緬軍就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國民黨殘軍擠壓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狹長山道間。緬軍的遠程大炮與飛機難以施展威力,緬軍陷入孤立無援境地。

此時,周恩來、羅瑞卿等已離開緬甸,只有陳毅副總理還在緬甸繼續訪問,緬方向陳毅提出:請中國軍隊越過紅線,南下百餘公里,協助緬軍作戰。19日,緬方得到周恩來來自北京的回復:我們願意參加這一聯合作戰的討論。與此同時,中央軍委商討入緬作戰中存在的問題。軍委副主席賀龍、聶榮臻認為:我軍在緬甸作戰展開得過寬,兵力分散。從整體上看,參戰部隊過於單薄。

問題是在短期內,緬方要求中方在中緬邊界地區集結更多的兵力,是相當困難的。再加上1961年中國正處在中蘇關係交惡,以及經濟困難的重重困厄之中,難以滿足緬方的請求。

然而,緬軍的求援之聲越來越急迫。1月21日下午,緬軍方代表飛抵中國軍隊前線指揮郝,請求中同軍隊越過紅線,攻擊國民黨殘軍的夢百了、江拉重要據點。殲滅國民黨殘軍第三軍與第五軍主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的被困緬軍。

緬方的要求迅速傳往北京,總參隨即就緬方的請求進行商議。總參謀長羅瑞卿說:「我們在緬甸訪問期間。緬甸向我們介紹的都是勝利的情況,現在幾次三番催促我們參戰。可見他們現在處境困難。我以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緬方吃大虧,受到國民黨殘軍重創,就會對我方有意見。在國際上,緬方不怕。我們怕什麼?馬上通知前方部隊抓緊準備。」

就在羅瑞卿的意見報中央定奪的同時,總參作戰部長王尚榮打電話向昆明軍區傳達了羅瑞卿的部署:按照緬方提供的情況準備。敵約4000人。我們使用8個營、2個便衣隊。夢百了2個營2個便衣隊,夢百了以西2個營,索永2個營,重點夢百了。

22日下午,周恩來批准了中國部隊越過紅線,解救緬軍的計劃。總參同時通知昆明軍區:夢百了以西2個營不去了,以免口張得過大。爭取25日打響。總參再次強調了作戰紀律:一切行動一定要按雙方協定的範圍實施;力求不傷害居民:一定不要到寮國邊境作戰;槍、炮彈不能過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確系國民黨殘軍的可以打。

自25日開始的第二次戰役,不如第一次順利。因為中國軍隊對縱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森林阻礙了參戰部隊的奔襲速度,而國民黨殘軍則正相反。經受了人民解放軍第一次打擊的國民黨殘軍,在逃出紅線時,便制定了遇解放軍攻擊就逃。在逃跑中抵抗,以抵抗掩護逃脫的策略。如果解放軍窮追不捨,就退入寮國境內暫避,以保存實力。因此,當國民黨殘軍獲悉解放軍繼續南下進擊的情報後,便主動放棄了對王南昆緬軍的圍網,倉促渡過湄公河,向寮國境內逃竄。柳元麟的總部,在此後被迫遷往台灣。

人民解放軍前後兩次冉國作戰,取得了擊斃敵師長2名、活捉副師長1名、共殲敵740人的戰績,搗毀了緬北國民黨殘軍經營10多年的巢穴,協助緬方收回了擁有30多萬人口、3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央軍委非常重視中國軍隊此次跨國界軍事行動。周恩來聽取了有關作戰情況的彙報,並親自主持中央軍委對此次作戰經驗教訓的總結會。1960--1961年的中緬聯合軍事行動,是中國軍隊所經歷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山地叢林突擊戰。這次跨國界軍事行動保障了中緬聯合勘界順利進行,為穩定和平安寧的中緬邊境掃清了障礙,更在共和國歷史上寫下了鮮亮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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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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