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陳賡、羅瑞卿、周昆

1938年2月間，八路軍中發生了一件離奇的事件，115師參謀長周昆到八路軍總部去開會，返回途中，他攜帶3萬銀元的軍費不辭而別。作為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以這種方式離開隊伍，在八路軍中尚屬首次。此次事件被定性為周昆攜款潛逃，一直到解放後也沒能找到周昆。

出任高官，屢立戰功

周昆1927年就參加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參加秋收起義後首批上井崗山的老幹部，曾任紅四軍第三十一團連長、第二縱隊第五支隊副支隊長、支隊長。參加了井岡山和贛南、閩西的游擊戰爭。1930年後任紅十二軍第一縱隊縱隊長、第三十四師師長，紅四軍第十一師師長、軍長，紅一軍團第十師、第三師師長，閩贛軍區第二十一師師長，紅軍大學代理校長，紅八軍團軍團長兼第二十一師師長，第二十三師師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並參加了長征。到達陝北後，任紅軍學校校長，紅軍大學校務部部長，中央教導師師長，抗大第二分校教育長。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中華民族進入全面抗戰時期。中共中央同國民黨當局達成合作協議。8月25日，中革軍委發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下轄第115、120、129師和總部特務團，全軍約4.5萬人。同時任命了各師的領導幹部。

八路軍第115師以紅一方面軍第1、15軍團和陝南紅74師編成。師機關由紅1軍團機關組成，下轄第343旅、344旅和獨立團。115師是八路軍戰鬥力最強、裝備最好的一個師，共1.55萬人。周昆從抗大步校領導的崗位調整到主力師任參謀長，還是115師軍政委員會5人委員之一，重新回到了戰鬥前線。

8月21日，提前改編的115師在陝西三原縣雲陽鎮召開了隆重的出征誓師大會。大會由參謀長周昆、政訓處主任羅榮桓主持。115師全體指戰員莊嚴宣誓：「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堅決抗戰到底！」22日，在周昆、羅榮桓的率領下，115師主力分批出發，率先奔赴山西抗日前線。30日，部隊進抵黃河西岸的韓城芝川鎮，31日東渡黃河，向晉東北恆山地區挺進。9月7日，在山西省侯馬車站換乘火車，沿同蒲鐵路繼續北上。當時，為了加快行軍速度，考慮細緻的周昆安排師司令部作戰科長王秉璋以“運輸司令”的臨時頭銜到侯馬車站跟閻錫山的代表交涉，聯繫鐵路運輸事宜。日軍瘋狂進犯，閻錫山感到形勢嚴峻，急切希望八路軍上前線，因此，整個交涉過程比較順利。

正當115師向晉東北抗日前線挺進時，日軍已侵入山西境內，一路經大同進逼雁門關，一路由蔚縣、廣靈經靈丘向平型關方向進攻。部隊到達原平後，羅榮桓率師政治部、騎兵營等部隊東進至河北阜平一帶，開闢根據地。9月23日，八路軍總部命令115師向平型關、靈丘出動，側擊日軍。當日夜，115師師部率主力進至平型關以東之冉庄、東長城村地域。24日夜，周昆組織營以上幹部勘察地形，次日拂曉前完成了平型關作戰的部署和準備。

9月25日，115師主力於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精銳第5師團21旅團輜重部隊一部，殲敵1000餘人，擊毀汽車79輛、摩托車3輛。繳獲長短槍500餘支、輕重機槍21挺、大車200餘輛等大量軍用物資。這是八路軍出師抗日取得的第一個大勝仗，它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極大地振奮了愛國軍民奮起抗戰的必勝信心。看著滿溝侵略者的屍體和燒毀的日軍車輛，周昆的內心也是激蕩無比，但他絕不會想到，不到半年，他的人生將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

10月之後，周昆積極協助師領導指揮多次作戰，並抓好司令部建設。部隊游擊晉東北，轉戰正太路，採取襲擊、伏擊等戰術手段，連戰皆捷，有力配合了國民黨軍保衛忻口、太原的作戰。10月下旬，115師在五台分兵，聶榮臻率師獨立團等部隊留下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周昆率領師部和343旅向晉東南轉移，馳援娘子關。11月8日，太原失陷。遵照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命令，115師直屬隊和343旅由正太路南移，轉至呂梁山脈之洪洞、趙城地區，開始建立晉西南抗日根據地。

1938年1月下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武漢召開全國師以上各級參謀長會議，主要是各戰區各集團軍參謀長報告抗戰所得教訓及以後補救意見。隸屬於第2戰區的八路軍，當時在國軍序列已是第18集團軍，也被通知參加。八路軍方面派出了4名將領，即總部參謀長葉劍英、參謀處長彭雪楓、高級參謀邊章五、第115師參謀長周昆出席。葉劍英等人先到達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再於1月26日向參謀長會議報到。該會議會期3天，即從1月27日至1月29日，葉劍英代表18集團軍（八路軍）向會議作了口頭彙報並呈出詳細書面報告，周昆代表115師向會議遞交了書面報告材料，將115師自紅軍改編以來入晉對日作戰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並與國民黨軍部隊的高級軍官進行了交流。就是這一次的武漢之行，徹底改變了周昆的人生命運。

攜款潛逃，不知所蹤

1938年2月初，周昆從武漢乘火車返回山西前線，途經臨汾與從武昌返回的彭德懷、左權會合，彭德懷去武昌是與國民黨當局商談八路軍支援徐州會戰問題的。周昆即向彭德懷、左權彙報了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關情況。據當時在場的作戰參謀王政柱（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在《烽火關山：戰爭年代記事》一書中寫道：「他向左參謀長彙報參謀長會議情況時曾流露不滿情緒，說他在武漢如何‘丟臉’，說國民党參謀長有自己的小公館、小汽車和小老婆，我們像叫花子一樣。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非常‘小氣’，連雇黃包車的零用錢也不願多給等等。周的思想表現受到彭德懷副總司令和左權參謀長的嚴肅批評。彭總說：你（周昆）所羨慕的是我們看待問題的根本立場，就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區別，做共產黨人的光榮，否則沒有什麼兩樣了。」2009年出版的《彭德懷全傳》里對此有更詳細生動的描述。周昆對彭德懷的批評還不服氣，氣得彭德懷拍桌痛罵了一頓。之後，周昆帶著牢騷繼續返程，順便也從臨汾的國民黨2戰區領走了115師這個月的軍餉6萬元（法幣）。

這之後的事情，115師司令部作戰科長王秉璋回憶：「1938年2月間，周昆參謀長到第2戰區司令部去開會，領取了6萬元軍費，這是國民黨政府發給我師的最後一筆經費。會後，周昆將一個挎包交給警衛員，說：‘這是重要文件，你馬上回去交給作戰科王科長。’警衛員回來把包交給我，我打開一看，不是什麼文件，而是3萬元紙幣。內有一封短訊，周昆在信上說，‘共領取了6萬塊錢，我帶走了3萬塊，另3萬塊交警衛員帶回，望查收。’周昆攜3萬元錢潛逃了。」

周昆沒有在血與火的戰場上倒下，卻因人性的本能慾望與貪婪攀比而屈服。國民黨高官的奢靡生活，讓周昆產生了強烈的心理不平衡，忘記了自己是一名中共黨員的本質，忘記了紅軍的優良傳統，使他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一念之差，鑄成大錯！他深知，自己的這種行為會導致怎樣的鬥爭和批判。也許他後悔過，但再也不能回頭了。

周昆攜款潛逃後，八路軍總部和115師師部一片嘩然，大家想不通。王政柱講：「（周昆）是被歹徒謀財害命還是逃跑，當時調查無結果。」王秉璋說：“周昆是參加秋收起義後首批上井岡山的老幹部，曾任紅8軍團軍團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等重要職務。他為什麼會突然潛逃一直是個謎，說他貪財吧，只拐走了一半經費，事情沒有做絕。解放後組織上對他進行過調查，當時他在湖南平江老家，調查之後證實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革命組織，也沒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為。”不知道王秉璋口中的周昆跑回老家平江的依據是什麼？這麼大的幹部，以前是紅軍高級將領，現在是抗戰前線的八路軍師參謀長，能在平江安安穩穩生活嗎？更別說建國後歷次運動的清查了。

還有些說法，包括去香港了，去外國了，隱姓埋名了，攜款潛逃後露財被人殺害了等等，都只是猜測，沒有任何的證據。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人的無端消失很平常。

周昆的下落反覆查找無果，甚至動用八路軍「前總三分隊」實施技術偵察，也未從日軍和國民黨軍那裏偵收到相關情報。但無論哪種去向和結果，在當時的環境下，雖然缺乏證據，但人沒了，錢也沒了是事實。為保證繼續發揚紅軍優良傳統和保持我黨我軍的政治純潔性，我黨給予周昆最嚴厲的定論和處理，那就是：叛變革命，攜款潛逃，開除黨籍。

革命是大浪淘沙，洗盡鉛華無數。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正是在不斷的自律清洗中，純潔隊伍，發展壯大。實踐證明，不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時期，如果共產黨人忘記了黨的宗旨，放鬆了黨性修養，動搖了理想信念，降低了對自己的要求，忽視了作風建設，總是會犯大錯誤，不僅身敗名裂，而且給黨的組織和工作帶來巨大的損害。這就要求我們要牢記使命，不忘初心！始終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繃緊廉潔自律這根弦，努力做到忠誠、乾淨、擔當。

回到周昆攜款逃跑之前，如果他能認識到錯誤，懸崖勒馬，及時反省和自我批評，他的人生軌跡還會正常延續下去。如果能堅持到新中國成立，以周昆的能力和資歷，職位肯定不會低。1955年授銜還在軍隊的話，保底是上將，就是大將也有競爭的資格。但歷史往往沒有假設，發生了，就無法改變，畢竟，誰都得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後來傳說周昆攜潛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解放後還活著，但這根本不可能，以他的做為潛回家大概早被國民黨拎出來當典型了，解放後各種運動他焉能逃過，還有說他是見財起意，攜款潛逃，但為什麼不把6萬元全部拿走，只拿3萬，所以不可能是因為貪財。如果說他為了幾萬銀元就能叛逃，那麼在紅軍時期就應該跑了，如果以他的資歷在反圍剿時期投靠國民黨得到的賞錢恐怕不會比3萬少，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在路上遇到土匪被殺或者在路上漏了財，被人看到盯上了將其害死，殺人埋屍，最後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還落得一個叛逃革命的惡名。

周昆失蹤後，第115師參謀長一職長期空缺。1938年3月8日，八路軍總部任命王秉璋為參謀處長，司令部的工作由王秉璋負責，行使參謀長的權責，王秉章建國後任空軍副司令，被授予中將軍銜。（摘編自《黨史博採》2019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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