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毛澤東 資料圖
在1969年，中國和美國開始考慮重新恢復兩國的外交關係。這兩個國家曾經是長達兩個世紀的貿易夥伴，二戰時期做過4年盟友，成為冷戰敵人也有20多年。考慮到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後蘇聯入侵的可能性，毛澤東開始在韓戰以後，首次決定加強與西方世界的聯繫，並派遣周恩來執行這一談判。尼克遜此時正在尋求解決越南衝突的辦法，並為了對付蘇聯而尋求長期合作，於是派遣基辛格擔任跟周恩來打交道的人，通過談判向中國示好。1971年，為了準備尼克遜的訪問，基辛格從巴基斯坦至北京的戲劇性到訪，1972年2月尼克遜的訪問都是激動人心的大事件，幫助在鄧小平時期中美關係的快速恢復做好了準備。
1966年至1969年中蘇關係惡化導致1969年的衝突，鄧小平和這一歷史沒有關係。但從1961年至1963年，他帶領一組人馬起草了給莫斯科的著名的9封挑起爭端的信，1963年，他於莫斯科個人發表了中方最後一次的重要講話超越了這些憤怒的交流。儘管在1973年晚些時候，他在周恩來的身邊幫助執行談判，鄧小平也與向美國的開放無關，因為這時他仍在江西。
不過，鄧小平的貢獻在隨後才發生。
直到1973年2月，林彪死後的16個月裏，毛澤東才邀請鄧小平回到北京。因為在1966年毛澤東非常嚴厲地批評了鄧小平，毛澤東還不期待其他人能很快就接受鄧小平，他也沒有決定要啟用他。因為走「資本主義路線」，鄧小平之前被攻擊得非常猛烈，這給毛澤東向其他人解釋為何又讓他回來帶來了挑戰。毛澤東的策略是，先解釋說鄧小平這位受人尊敬的黨的領導人，過去是遭到了“林彪的不好對待”。在1972年1月參加陳毅的追悼會時，毛澤東向陳毅的家人說起鄧小平和劉少奇的不同：他的情況沒那麼嚴重。周恩來當時向陳毅的家人建議說，他們應該讓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廣泛地為外界知曉。當毛澤東的評價傳到鄧小平的耳里時，這成為首個毛澤東於1971年9月發出的關於重新啟用鄧小平的一個新跡象。然而，更多的跡象還在發生。與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到的願望一致，在1972年4月早些時候，鄧小平得到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的通知，他的小兒子鄧質方獲准入江西理工大學，他的小女兒鄧榕可以進入江西醫科大學。
毛澤東與林彪
有了這些積極的信號，1972年4月，鄧小平有勇氣寫信給汪東興，解釋說既然他的兩個孩子都上了大學，他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被允許找人幫助卓琳和他自己照看朴方。他在信中最後說，「就我自己來說，我仍在等你的指示，允許我多做幾年的工作。」鄧小平沒有收到直接回應或是消息，但是在一個月之內，鄧小平和卓琳的工資都恢復到原來的水平。
鄧榕後來寫書回憶，這些信號顯示鄧小平的政治環境已經改善，而這又極大地鼓舞了鄧家。鄧家人等待任何積極信號的急切程度，透露出毛澤東對其屬下的徹底掌控能力，即使是他在生病期間，即使他因為林彪的外逃而感到沮喪。事實上，陳雲已經於1972年4月22日被允許從江西返回北京，而毛澤東讓鄧小平在江西又待了將近一年。
1972年8月3日，一連幾個月沒有獲得毛澤東和王洪文的任何回應後，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試圖消除毛澤東對他的疑慮。信中，鄧小平以其所在的工廠向全體工人傳達的關於林彪和陳伯達罪行的報告開始。鄧小平寫道，雖然林彪是一個精明的元帥，但林彪不聽從毛澤東的命令拒絕赴朝指揮志願軍作戰。
鄧小平承認林彪在理解毛澤東的意圖上勝他一籌。但是，鄧小平認為，林彪僅通過強調毛澤東的3篇作品（老三篇，編者注），來理解毛澤東思想，這種簡單化的理解方法，鄧小平本人無法認同，因為還有更多的毛澤東作品需要學習和掌握。鄧小平還寫道，林彪、陳伯達對他，是要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鄧小平因此感謝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對其進行的保護。毛澤東想聽什麼，便告訴他什麼，鄧小平對此做法沒有悔意。
在這封信中，鄧小平強調，在他1968年6月和7月所寫的自我批評中關於他的錯誤是完全正確。另外，鄧小平再次解釋了1931年擅離廣西革命軍（紅七軍，編者注）所犯錯誤。他承認，作為政委，他的表現差強人意，因為他有時未能執行毛主席的觀點。
在1960年到1961年間，他未能清除自己思想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歪風。他還承認，自己未能很好地完成毛主席將與國防相關的工業轉移到內地的「三線」建設決定。鄧小平還說，他未能在做報告前及時徵得毛澤東的同意，未能形成彙報的習慣。鄧小平還承認，「文革」中對他的批判，是正確的。
信中，鄧小平還試圖減輕毛澤東對其在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他絕不會為「文革」中被批鬥的人翻案。他同時暗示，他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戰線上來。
這一信息，顯然正是毛澤東想要聽到的內容。1972年8月14日，在收到鄧小平的這些保證後，毛澤東寫信給周恩來總理，讓周恩來安排鄧小平返回北京。毛澤東強調，鄧小平的情況與劉少奇不同。鄧小平從未向敵人投降，也未向國民黨傳遞秘密情報。另外，鄧小平在戰爭中支持劉伯承，還對黨對國家做出過很多其他的貢獻。
收到毛澤東的信當天，周恩來就將其在中央委員會中傳閱。但是因為江青反對讓鄧小平重歸政壇，此後未能採取任何行動。
1972年9月，鄧小平感覺到他可能被允許獲得更多自由，因此要求重放包括瑞金在內的江西蘇區老革命根據地，此要求獲得批准。這也是他在江西3年間第一次被允許離開所居房屋。他重訪江西蘇區花掉了5天時間，而且途中享受省部級領導接待規格。鄧小平還獲准用兩天時間看望了1952年後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王瑞林。王瑞林當時在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接受幹部再教育。隨後，當鄧小平返回北京時，王瑞林獲准一同返京，重新擔任鄧的辦公室主任一職。
1972年12月18日，周恩來詢問汪東興和紀登奎有關毛澤東8月指令為何沒有執行。同年12月27日，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汪東興和紀登奎回應稱鄧小平可以返京。一個月後的1973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書記白棟材將好消息告知鄧小平。同年2月20日，鄧小平所在工廠的工人為鄧送行，而後鄧小平乘車到達鷹潭，從鷹潭坐火車到達北京。離開江西時，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工作20年。」的確，鄧小平此後一直工作了19年零8個月，直到中共十四大時退出政治舞台。
在中國領導體制中，一個被批鬥的人重返重要崗位時，這首先意味著此人重獲賞識:其他人比較容易認可這種任命。當鄧小平於1973年2月22日從江西返京後，他並未被立即任命職位，即使他在北京出現意味著他將重新擔任重要角色。當鄧小平重新出山的信息傳開後，鄧小平拜訪了很多老朋友，但是仍然未能參加任何正式會議或者擔任任何職務，也未能與周恩來或者毛澤東會面。
但很快，毛澤東讓周恩來召集政治局開會，商討鄧小平未來工作事宜。但是「文革」中的“四人幫”成員比如張春橋，以及張春橋的後台江青強烈反對鄧小平恢復工作並擔任要職。但是毛澤東堅持認為，鄧小平應該回到工作崗位，並參加日常會議。最後，經過慎重考慮，政治局建議鄧小平去業務組工作，這一機構由周恩來和李先念主持，其主要職責是，在混亂的「文革」中維持政府正常工作，鄧小平也被允許每周參加一次黨的會議。1973年3月9日，周恩來希望毛澤東以文件形式將這些針對鄧小平的決議穩定下來，毛澤東批准了，相關文件也發送到鄧小平和其他黨委那裏。
1973年3月28日晚，鄧小平已經回到了北京，這是鄧小平第一次與周恩來一起參加會議，參加會議的還有李先念和江青。就在會議結束不久，周恩來向毛主席彙報工作時認為鄧小平有很多優點，他精神好、身體好，急切盼望恢復工作。第二天下午，毛澤東接見了鄧小平，這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六年內第一次。他對鄧小平說，“努力工作，保持健康。”鄧小平的回應是，他身體很好，因為他相信主席，隨時等待著主席的召喚。那晚，根據毛澤東的要求，周恩來召集政治局會議，並在會上宣佈，鄧小平將會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要負責外事。鄧小平雖然還沒有進入政治局，但他可以參加政治局的重要會議和討論。周恩來還給毛澤東一個信，總結了政治局討論的內容，毛澤東同意會議結果。鄧小平正式恢復了工作。
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出席了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招待宴會，這是自1968年以來，鄧小平首次參加官方活動，這時他的職位是國務院副總理。
很清楚，毛澤東希望鄧小平能發揮更大作用。正如我們知道的，1973年間，鄧小平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不僅是主持許多重要會議，還有就是協助周恩來工作。到了同年8月10日的黨代會上，鄧小平正式成為黨中央領導班子成員。到了1973年12月，鄧小平進入政治局和中央軍委。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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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賀龍與夫人薛明在廣州(資料圖)
1975年10月， 我因工作需要，由上海借調至北京，參加《人民文學》復刊的籌備工作。自「四人幫」被粉碎以後，曾聽到過不少有關「四人幫」及林彪反革命集團殘害忠良的惡毒事件，其中有關賀龍元帥被迫害致死的材料，就是觸目驚心的一例。記得那是在1977年5月30日的中午，我剛吃好中飯準備休息，作品組的向前編輯到我辦公室來說：周明要在作品組宣讀一份有關賀龍被迫害的資料，你要不要聽？周明也是作品組編輯，主要分工抓散文創作，他交遊寬廣，消息靈通，常有一些鮮為人知的要聞傳到編輯部。有關賀龍的史料我當然要聽，於是我匆匆拿了一個筆記本趕到作品組。據周明說，這是他從朋友處借來的一份根據賀龍夫人薛明口述整理的珍貴史料，因要儘早歸還原主，所以只好抓緊時間，犧牲大家的休息時間，給願意聽的同志宣讀。開始，周明簡略地向大家介紹了歷史背景：在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賀龍元帥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黨中央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賀龍同志骨灰安葬儀式。
按照原方案是考慮到毛主席和周總理身體不好，不請他們參加儀式，可是總理不顧醫生的再三勸阻，抱病於該日下午趕到八寶山，面對賀龍的骨灰盒深深地鞠了幾個躬，然後到笫一休息室撫著薛明的肩膀說：「我很難過，沒有保護好他呀！老總已逝世6年了，他的骨灰沒能移到八寶山革命公墓。」隨後，他在安葬儀式的追悼會上聲淚俱下地致了悼詞，聲稱賀龍是個好同志，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的逝世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接著就宣讀根據賀總夫人薛明講話的資料，也許是整理過的原因，資料並未用薛明第一人稱的口吻，而是採用了第三人稱。
林彪與葉群(資料圖)
林彪的一塊心病
薛明說，過去賀龍與林彪極少往來。在1937年，賀龍受毛主席黨中央委託，同朱總、林彪、劉伯承等4人到洛陽去見蔣介石，談國共合作問題。當時賀等幾人按中央精神，對國民黨蔣介石採取不卑不亢的態度，唯獨林彪，對蔣表示十分恭敬，正襟危坐，認真記著筆記。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賀問林：回去如何向部隊傳達，林當即寫了一張紙條給賀，當晚雖看不太清楚，但大致意思是明白的，稱頌蔣介石對抗戰還是有決心的，可以給部隊吹吹這個風。這說明林彪對蔣介石還抱有幻想。賀龍當即把紙條放進衣袋，到駐地後因換洗衣服忘了取出，結果被水一浸化掉了。此事林彪當時並不知道，但等他當權後，就成了他的一塊心病，十分擔心賀掌握了這份材料，有朝一日對他不利。
再說葉群，她早先還要求進步，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七七」事變時薛明隨平津請願團南下時，發現葉群有幾個問題：一是她到國民黨的電台當播音員；二是參加CC 學生演講活動還得了第一名；三是與一個有問題的外國什麼戰鬥團有聯繫。薛明當即就找她談話，葉群表示：今後走什麼路，她要重新考慮。1938年她去了延安，數年後林彪在蘇聯結束養病回到延安不久，她成了林彪妻子。1943 年在延安整風時，薛明找葉群談話，提到當年她參加演講得第一名的事。葉群承認有此事，但並不服氣，還大吵大鬧了一通，說薛明趁林彪去重慶參加和國民黨談判的時機整她。那年下半年，林彪從重慶回來後，賀龍也對林彪說你老婆有問題，是薛明揭發的，我們都是老幹部了，在政治上要提高警惕。對這些，林彪一直並未忘記。到1965年，葉群跑到賀龍家對薛明以威脅的口吻說：過去你說了我許多壞話，我不計較，今後不提就算了。
話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其他幾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次日，賀龍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同林彪談話，寒暄了幾句後賀龍說：林總，我今天來主要是想聽聽你對我有什麼意見？林彪假惺惺地說：我對你沒有什麼意見，但今後是得解決一個問題：即擁護誰跟誰走的問題。賀龍當即表示：誰反對黨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對誰；誰擁護黨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誰！
賀龍與周恩來(資料圖)
對賀總的迫害日益嚴重
話到賀龍家，對佔在那裏的造反派頭頭說：「賀龍是元帥，是副總理，他的家不能抄，你們趕緊撤出來。」但實際上當時家已抄過，把中央一些絕密文件都抄走了。以後，總理鑒於賀龍身體一天不如一天，為了改善他們的處境，於1967年1月18日，決定把他們夫婦倆安排到郊外一個相對安靜的地方休養。1月20日，總理派楊德中送他們去，並帶口信給賀龍說，希望他在那裏好好學習，寫寫字練練書法，養好身體，到秋天再接他們回來。這樣，他們到了一個環境很好的地方，在3月7日賀龍在那裏寫了一份關於洪湖地區肅反擴大化的資料給總理並轉黨中央和毛主席。3月11日，總理派人到賀龍處，說材料已收到，非常高興，還說你的幾個孩子已找到，只有一個女兒還未找到。之後總理還經常派人去關懷問候。但是到了秋天，總理並未派人來接他們。賀龍知道，總理是不會爽約的，他一定有難處，於是他每天翻報紙，看不到總理活動的信息就寢食難安。
時隔不久，林彪、江青找到了賀龍的藏身之地，不知他們對警衛和看管人員作了什麼手腳，從此開始，生活上的麻煩逐漸增多。負責警衛的人借口天旱、斷水，一天只能得到一小罐水。吃的菜也越來越少，日用品日益減少，連換洗的衣服也沒有，破了只好補了又補，有時送飯的警衛故意把飯丟在地上，讓他們拾起來吃。賀總的身體越來越壞。有天晚上，賀總覺得不舒服要吃藥，薛明就起來想找醫生去配藥，一不小心摔倒地上，半天爬不起來，賀來扶她時也摔倒了，兩人就躺在地上，幸虧有一個警衛戰士發現了幫助扶起來並報告了連長。但一直到第二天夜裏才來了兩個醫生，也不好好詢問病情，就胡亂開了點葯，並吊了葡萄糖。醫生有時到外面偷偷商量什麼。當時警惕的賀總對薛明說：當心他們，他們是要把我害死的。這時管理人員又要他們搬家，賀總表示不能搬，說這是總理給他們找的地方，住其他地方不去。最後還是被迫搬到山下另一間房子裏，警衛也看守得更嚴了。因賀總身體越來越壞，要求治病，後決定去301 醫院，開始不讓薛明同行，經再三提出，並要他們向總理請示，經總理批准才准許同住醫院。但醫生受命控制得很嚴，有些葯根本不給使用，治療了一個星期，就由警衛戰士重又把賀總抬回到原地。
毛澤東在賀龍等陪同下，觀看解放軍和民兵的軍事彙報表演(資料圖)
一代英雄悲慘離世
1968年9月8日，林彪用軍委辦公廳名義，寫來一張條子，要賀總交代在1933年間蔣介石派熊貢卿到洪湖與賀是怎樣談判的，哪些人參加，達成什麼協議等等。賀總看了氣得在桌子上狠狠敲了一拳，說當時來的人都給槍斃了，還交代什麼。他知道這是林彪存心找岔子陷害，搞清君側。當時毛主席能講一聲賀龍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就好了。
不久，賀的病更重了。他們要送301醫院，賀總說不去，這醫院不是他該去的地方，但他們一定要他去，賀總問薛明怎麼辦？薛明說要能讓他們兩人一起去就去。以後總算讓她去了。醫院裡的警衛看守得很嚴，幾乎沒有一點自由，賀總硬是要出院，回到原住處後，從口袋內掏出兩張紙條：一張是主席寫給王觀瀾的一封信，講如何對待疾病的態度，當時是貼在醫院牆壁上的；另一張是在醫院裡用過的藥名。這都是趁著四個看守人員不在時，分幾次偷偷抄下來的。回來後賀總就不時朗讀毛主席的這封信，有時唱《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
1969年2月的一天，賀總實在有點想不通，就用手杖敲打貼在牆壁上的林彪頭像說：「你為什麼不准我革命，當年我指出你缺點也是為你好啊！」4月1日，賀總從廣播中聽到說“九大”召開了，他很高興，連忙寫信給黨中央毛主席表示祝賀。“九大”以後賀總的身體更壞了，但迫害並未放鬆，而且伙食很壞。賀總有一次看到看守人員在殺豬聚餐，他真想吃點豬耳朵，就向看守人員要個豬耳朵。他們根本不理睬，回答說這裏沒有賣的。
1966年4月，賀龍與薛明在成都(資料圖)
6月8日早晨，賀總連吐了三次血，到9日上午9時，病情越發加重，警衛人員報告了301醫院。醫院派來了車子和醫生，他們把賀總抬上車就開走了，把薛明擠出車外。6 個小時後才派人來通知薛明，要她去一下。薛明趕到醫院才知道，年僅73歲的賀總已在下午3時去世。醫生向她講了治療經過，她已經昏昏沉沉，根本聽不下去，只記得說什麼血尿比原先增加了10倍多等等，並表示等他們兒子到了後可以一起去看遺體。
賀總死後，對薛明的迫害並未停止。1969年11月，薛明被弄上火車，去了貴州。當時派了警衛、護士。兩個護士的任務就是監視。江青還叮囑：「這老太婆可厲害呢，你們得注意！」當時薛明身有重病，血壓高，腳腫得厲害。為了鍛煉身體，她常常在房間裏背著背包跑步。一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身邊的人也沒有告訴她。到1971年11月，總理打聽到她在貴州，就派了8341部隊的人找到貴州，向她宣讀了關於林彪的七個文件（這文件當時是規定不給被審查人員傳達的），宣讀後問薛明還有什麼意見。薛要他們慢點走，她要好好揭發林彪的罪行。以後薛回到北京由劉西堯作了安置，但遲群這隻黑手又伸了進來，要她交代和葉群的關係。到1972年才恢復黨籍和軍籍。1974年9月，黨中央對賀總作了結論：予以平反，恢複名譽。薛明本人一直到「四人幫」粉碎後，才徹底解決了問題。
上述材料是當時的筆錄，因在聽讀的時候心情異常激動，肯定有不少遺漏，中間還有一些十分動人的細節無法一一記下，所以這份資料只能算是一個概述，好在有不少情況還是鮮為人知的。這次整理，我參閱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年譜》等書。真無法想像，解放以後，在這麼高級的幹部中政治鬥爭如此複雜、尖銳，真叫人不寒而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