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雙雄」被冤殺內幕:死於黨內爭鬥的結果

【提要】在83年前的今天，1930年2月21日，「井岡山雙雄」袁文才、王佐在永新縣城被紅軍槍殺，死時均是32歲。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暴動的1000餘人來到井岡山。當時，井岡山有兩位綠林武裝的領袖人物，一位是茅坪的袁文才，另一位就是茨坪的王佐。毛澤東率領部隊先進駐袁文才的大本營茅坪，後來通過袁文才的關係，又率部進駐王佐的大本營茨坪。

茨坪是當時井岡山中最大的村莊．多年來，王佐在此苦心經營，後來這裏成了紅軍的大本營。如果當年沒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毛澤東率領的這群「外地人」是不可能在井岡山安營紮寨、落草生根的，僅僅從這一點來看，袁文才、王佐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是巨大的。袁、王被殺，毛澤東知道後，非常氣憤，他說：“殺錯了，要平反！”並批評了堅持殺袁、王的那些人……

油畫《井岡山會師》（資料圖） 

袁、王被殺是我黨、我軍早期革命歷史上發生的一起冤案。建國後，他們兩人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回憶說:「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後一次打吉安時，我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彙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還特意會見了袁文才、王佐的遺孀，對袁妻謝梅香說:“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當時造成錯殺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當時黨內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通過的《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這為錯殺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據。「六大」精神傳到井岡山之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等人，主張把袁、王殺掉；毛澤東等人則堅決反對，最終還是統一到毛澤東等人的意見上來。實際上，“土匪”和「綠林」是有本質區別的。“土匪”是不論貧富，皆為其壓迫和搶奪對象，社會各階級包括貧苦農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綠林」則不同，「綠林」本質上是農民武裝，是農民起義軍，宗旨是“劫富濟貧”，貧苦農民是支持和保護他們的，「綠林」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湘贛特委和一些縣委把“土匪”和「綠林」混淆起來，本來就是對袁、王隊伍階級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的影響，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是存在於邊界、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遷移來的客籍人之間有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械鬥。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至鄂南，約有幾百萬人。客籍人來的晚，只能佔據相對比較貧瘠的山地，被佔領平地的當地土籍人所壓迫，素無政治經濟權利。大革命失敗後，在湘贛邊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最為嚴重。

在當時的井岡山地區，大約20%的土籍（原住民）佔據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為佃農，受到土籍豪紳的壓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綠林」，作為客籍民眾領袖和客籍利益的保護者，得到廣大客籍民眾廣泛擁護。可是，由於寧岡的土客籍矛盾由來已久，且結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為客籍革命派首領，在革命初期與龍超清、朱昌偕、王懷等土籍的永新縣委及邊界特委領導人之間關係還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黨介紹人就是龍超清。但袁、龍等人都沒有超脫於當地的土客籍之爭，相處時間長了，他們之間的摩擦與紛爭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說。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後，採取了組織措施，化解矛盾，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於1929年初隨紅四軍行動;將何長工調任寧岡縣委書記;同時，對邊界縣、區委幹部也作了相應的調整。毛澤東率主力紅軍離開井岡山後，1929年下半年，湘贛邊界特委與袁、王矛盾開始惡化。

當時在湘贛邊界特委工作的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1929年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在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也認為“……照六大會議的指示解決之。”邊界特委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不僅受黨內左的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帶著強烈的個人恩怨與成見，邊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邊界情況的一個報告也說：“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對我們現在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徵，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的關係日趨惡化。”由此可見，邊界地方黨組織早對袁、王二人深惡痛絕，埋下殺機，邊界特委對這場歷史悲劇應負直接責任。羅克紹事件正好是條導火線，給了邊界特委以借口，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摻雜了地方黨組織領導人與袁、王的個人私怨。

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隊存在的一些不良習氣，是導致事態惡化的主要誘因

袁、王及其部隊雖然已被編為紅軍，但長期的綠林生活對他們的影響很大。許多人過慣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組織觀念淡薄，紀律松馳；袁、王兩人性情高傲，只信仰個人，不相信組織，看不起寧岡當時的縣委書記龍超清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認為他們二人年紀輕，本事不大。因此，他們之間有矛盾，合不來。袁、王曾當著部隊和特委縣委的面說過「毛委員有帝王之相，是個中央才，跟著他是有出息的」、“我只聽毛委員的”，為了把毛澤東留在井岡山，他們主動做媒，促成賀子珍嫁給毛澤東。如今毛、賀結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岡山的著名旅遊景點，庵中一棵古樹上，青年男女把象徵美好愛情的紅綢條掛滿了枝椏。

袁文才本已隨毛澤東率部隊下山，卻中途私自離隊回到井岡山，雖接受了組織處分，但對隊伍仍有影響，特別是對策反羅克紹這樣的大事，既不請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動，是違反組織原則的。當然，這些問題均屬於黨內矛盾，有問題但也不至於要殺掉他們。

1929年2月袁文才從贛南擅自離開部隊跑回井岡山，袁文才、王佐領導的部隊不服從地方黨組織的調派，紀律鬆懈。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袁、王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個性很強，不接受批評，邊界因此稱為‘特殊黨員’。他們相信自己萬能，槍杆子萬能而已」，最後發展到要武力解決的地步。而且，袁、王作為客籍民眾利益的代表，在處理土客籍矛盾時，始終難以超脫，最後導致與土籍的邊界特委負責人直接對立，也為自己引來了殺身之禍。

四、中央巡視員彭清泉的錯誤指導決策，作出了用軍事手段處理袁文才、王佐的決議，這是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視員到湘贛邊界巡視工作。潘和袁、王都沒有談過話，僅根據他近半個月的巡視，就偏聽偏信邊界特委、縣委的意見，在遂川于田聯席會議上，通過了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決議。1930年7月22日《贛西南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中記述道：「這一問題是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同志辦理的。」“解決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響，這問題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開會，CY（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縮寫）完全沒有通知，設法把袁、王騙到城裏來”。足見於田聯席會議作出殺害袁、王的決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進行的，表現了當時黨的一些負責同志只知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與決定，不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特別是將柏路會議已經議決過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現出極端的狹隘主義。

五、紅五軍領導人輕信了特委的錯誤意見，未作深入調查便草率派兵解決袁、王，對事件的發生也負有一定責任

當時，袁、王兩部加起來有800餘人槍，其戰鬥力與紅五軍不相上下。湘贛邊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對付，非但達不到目的，弄不好還會反受其害。於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調虎離山，將袁、王誘至永新縣城下手，二是藉助紅五軍的力量。恰在這期間，紅五軍停駐在安福、永新邊界地方。湘贛邊界特委向中央和紅五軍領導人彭德懷反映袁、王的問題，有些問題並不是實事求是，但由於各種原因，彭德懷輕信了片面之詞，同意借兵給特委解決袁、王。

如果紅五軍領導人能深察當時邊界黨和紅軍內的複雜情況，也許就不會聽信特委的不實之詞了。彭德懷後來回憶道：「朱昌偕（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我們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他們談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與事實不符，那麼我們就犯了輕聽輕信的錯誤。”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文/王洪光（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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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紅都槍聲)－謝步升被處決

毛澤東先後處死謝步升、唐達仁、左祥雲、黃克功、肖玉壁、劉青山、張子善七個貪官。

謝步升是我黨反腐敗歷史上槍斃的第一個「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時，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判決，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謀取私利。他為了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秘密殺害幹部和紅軍軍醫。事發後，查辦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澤東很關注謝步升案，他力主嚴懲，並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鬥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為主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開庭，經審理，判決：「把謝步升處以槍決，在3點鐘的時間內執行，並沒收謝步升個人的一切財產」。這是紅都瑞金打響的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懲治腐敗分子的第一槍。

左祥雲是我黨歷史上對因貪污等腐敗問題而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的較高級別的幹部

中央蘇區時期，為籌建中央政府大禮堂和修建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台等紀念物，專門設立了「全蘇大會工程處」。工程於1933年8月動工。當年11月就有人舉報左祥雲與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聯手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員會即令中央工農檢察部、中央總務廳抓緊調查，結果發現左祥雲在任職期間勾結反動分子，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禮堂開庭公開審判左祥雲及有關人員。審判歷時近五個小時。判決左祥雲死刑，執行槍決。同時，對其他有關人員做了相應判決。2月18日，對左祥雲執行了槍決。

被處以極刑的唐達仁是瑞金貪污腐敗窩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收到一封匿名舉報。部長何叔衡先後派出兩個調查組進行調查，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會議，聽取中央工農檢察部關於瑞金縣蘇維埃貪污案的彙報。會議決定，瑞金縣財政部長藍文勛撤職查辦，會計科長唐達仁交法庭處以極刑，並給予縣蘇維埃主席楊世珠以警告處分。

毛澤東與黃克功在一起（資料圖）

黃克功之死被譽為毛澤東「揮淚斬馬謖」

黃克功少年時代參加紅軍，跟隨毛澤東經歷了井岡山的鬥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是「老井岡」中留下來不多的將領。

1937年10月，26歲的紅軍時旅長黃克功，對陝北公學一個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開槍將她打死在延河邊。有人提出國難當頭，人才難得，可讓他戴罪殺敵。經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黃克功被處以死刑。黃克功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從輕處理，戴罪立功。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接信後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支持法院判決，並要求在公審大會上，當著群眾和黃克功的面公佈這封信的內容。

全文是：

雷經天同志：黃克功過去鬥爭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一個普通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和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厲的紀律。如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導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

黃克功對此心服口服。臨服刑前，當黃克功聽說中央已安排對他的家人進行安撫時，感動得霎時痛哭流涕。就這樣，一個勇冠三軍的紅軍將領被公審槍斃了。

身上戰爭傷疤90多處的肖玉壁被處決

1940年，是陝甘寧邊區經濟最困難的年頭。上級安排老戰士肖玉壁到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當主任。肖玉壁打過多次仗，僅身上留下的傷疤就有90多處，可謂戰功赫赫。

上任後，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貪污受賄，同時利用職權，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據地奇缺的食油、麵粉賣給國民黨破壞隊，影響極壞。案發後，邊區政府依法判處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澤東求情。

毛澤東問：「肖玉壁貪污了多少錢？」林伯渠答：“3000元。他給您寫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過去作戰有功的情分上，讓他上前線，戰死在戰場上。”毛澤東沒有看信，沉思了一陣，他想起了黃克功案件。毛澤東對林伯渠說：“你還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吧？”林伯渠說：“忘不了！”毛澤東接著說：“那麼，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就這樣，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執行槍決。

處決劉青山、張子善的現場（資料圖）

劉青山、張子善事件震動了全國，教育了全黨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國各條戰線開展一個精兵簡政、增產節約運動。隨著增產節約運動的深入發展，各地暴露和發現了大量的驚人的浪費、貪污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

同年11月，有人揭發出了天津地委書記、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原天津專區專員、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的巨大貪污案。

這兩人居功自傲，貪圖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墮落。他們揚言：「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享受一點還不應當嗎？」兩人於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經營機關生產的名義，勾結私商進行非法經營。他們利用職權，先後盜竊國家救災糧、治河專款、幹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剋扣民工糧、機場建築款，騙取國家銀行貸款等，總計達170餘億元（舊幣）。

1951年11月29日，華北局向毛澤東、黨中央報告了天津地委嚴重貪污浪費的情況。11月30日，毛澤東在為轉發這一報告的批語中指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的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

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曾有高級幹部考慮到劉、張兩人在戰爭年代有過功勞，向毛澤東說情。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我建議你們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

劉青山、張子善被處以死刑。槍聲一響，舉世震驚。老百姓說，這兩個人頭換來了中國官場上至少20年的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