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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自述:「文革」不堪回首的歲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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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自述:「文革」不堪回首的歲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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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自述:「文革」不堪回首的歲月(圖)

2020年04月10日 18:20

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對少奇說:「如果咱們被捕了,能不能跟他們提提,讓我把小小帶到監獄裏去?」少奇說:“這怎麼可能?”我說:“不是有許多先烈都把孩子帶到國民黨的監獄裏去嗎?”少奇說:“那是在監獄裏邊生的。”

本文選自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即將出版的33萬字的《王光美訪談錄》,文中披露了「文革」期間,劉少奇、王光美慘遭迫害,家人親友備受株連,王光美坐牢12年,劉少奇含冤去世的諸多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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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奇作了檢討,儘管他思想上沒想通

「打倒劉少奇」大會

1966年10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後,在全國開展了對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批判。

在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檢討。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書面檢討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發少奇同志檢討的時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並發動群眾批判。

我記得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在會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談一談。

當少奇同志從主席房間裏出來時,發現江青、陳伯達在偷聽。

這期間毛主席曾對少奇同志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黨歷史上犯路線錯誤的人不少,改起來很難,希望少奇同志做一個犯了路線錯誤又能夠改正過來的榜樣。

少奇同志一開始是誠心誠意按主席的這個指示去做的。他的檢討,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的口徑寫的,儘管他思想上並沒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前的一次小會上,除過去檢討的內容外,少奇同志對請示過毛主席並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擔了責任。他說:「有許多重要事情雖然是經過了主席才作出決定的,但是沒有讓毛主席充分考慮,而是例行公事或經過一下毛主席,就輕率地作了決定,或者在作出決定之後,再經過一下毛主席就發出了。因此,我並沒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問題上的真實意見……經過毛主席看了一下,但並沒有取得毛主席贊同就作出了決定,因此發生的那些錯誤,我同樣負主要的責任。向主席請示報告不夠,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問題反覆商量、反覆醞釀不夠,這是我多次犯錯誤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視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長時間側著臉同一個人談話,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情況。少奇作了回答,並向主席表示:「現在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我也要到群眾中去鍛煉鍛煉。」主席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這次在天安門城樓上,少奇同志見到了小平同志。他問候說:「小平同志,怎麼樣?」小平同志說:“橫直沒事。”少奇說:“沒事,學習。”這兩個共產黨員當時同處在委曲求全、勇擔責任的處境中,他們的心境是多麼坦蕩!沒想到這寥寥數語,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對話。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學校去接受「階級教育」。

12月底,江青親自出面找劉濤談話,拉她造反,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就定了,現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國人民轉不過彎來,要一步一步地來。你要與劉少奇徹底劃清界線。」江青還說:“這些年我是受壓的,你也是受壓的。”

由於江青的唆使,劉濤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經王前口授,劉濤在聶真家寫了誣陷少奇的大字報。那是1967年1月3日。

在這之後,黃色大字報紛紛出籠。少奇對此非常氣憤,說:「國民黨罵了我幾十年,還沒有用這種語言!」

話來,說我們的女兒平平在路上被汽車軋斷了腿,要動手術,手術台都準備好了,要我作為家長去醫院簽字。

我實在想不到,這些人會使出這種喪失人性的手段。聽了這個消息,我的腦袋頓時「嗡」了一下,話都說不出來。少奇同志一聽,也焦急地站起來,說:“馬上要車,我到醫院去!”這時我想起了周總理的指示,忙說:“總理不讓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覺得女兒是為了他而受到牽連,堅持要去醫院。他見我猶豫,對我說:“你跟我的車去!”他還以為他的吉斯車外出能安全。

我們很快到了醫院。我一下車,就見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裏,沒見到平平。源源一見我,朝我喊了一聲:「媽媽,他們就是為了要抓你!」我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萬不能讓少奇同志落在他們手裏,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說:“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沒有想到少奇會親自來,一開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馬上就走,還想看看是怎麼回事。衛士賈蘭勛反應快,一把拉起少奇坐回汽車裏,開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綁架到清華大學。在車上我責問他們:「為什麼用這種手段騙我出來?」他們明確地回答說:“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們搞的。”

周恩來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報告。在總理的干預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見我終於回家,只說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劉少奇遭到批鬥

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華大學作檢查。少奇和我預感到這是一個嚴重信號。

4月9日中午吃飯的時候,平平、源源、亭亭三個孩子來說,外面空氣緊張,到處傳言清華大學組織了30萬人大會,明天批鬥王光美。少奇聽了十分氣憤,大聲說:「錯誤我自己擔,為什麼不讓我去檢討?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

我忙說:「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應該我去向群眾作檢查。」少奇說:“你是執行者,決策的不是你嘛!”

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作了遺囑。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少奇從來沒有對孩子們說過這樣嚴肅沉重的話,因為孩子們還小啊!說完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從桌旁站起來,堅定地一字一句地說;「共產主義事業萬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共產黨萬歲!”然後,在孩子們的注視下,離開飯廳,走向自己的辦公室。

王光美遭批鬥

4月10日清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扣了我們的三個孩子作人質,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經作好了被關起來的準備,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帶上了。大約早晨6點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帶到清華大學主樓一間屋子裡。那裏早已坐滿了造反派,擺開陣勢要審問我。他們一上來就氣勢洶洶地問:「劉少奇為什麼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我針鋒相對地說:“我從來沒有聽少奇同志講過這個片子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志肯定沒有講過。

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總會調查清楚的。”

沒問幾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訪印尼時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開始我還天真,反覆和他們講道理。我認為中央只是同意我來檢查,我檢查可以,為什麼要穿那個衣服呢?而且4月初的北京還挺冷,那些綢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涼。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講道理,上來幾個人強行給我穿上旗袍,還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說這是項鏈。我向他們抗議:「你們這是武鬥,違反毛主席指示。」可他們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問我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儘可能據實回答。那時《紅旗》雜誌剛發表一篇文章,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推行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於是造反派反覆逼我,要我對這篇文章表態。我說:“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來,威脅說要把我的話記錄在案,今後算總賬。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大聲說:「記就記,我說的,怕什麼!‘懷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組搞的,更不是劉少奇搞的。我沒有‘懷疑一切’這個思想,劉少奇也沒有這個思想。」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大罵我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頂他們說:“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是共產黨員。”“如果你們擺事實講道理,就讓我把話說完。毛主席說:好話,壞話,反對的話,都要聽,要讓人把話講完。你們要是不擺事實講道理,那我就不講了,你們斗吧!”

造反派將我拉到大操場。中央通知我是來檢查,可會場上完全是批鬥,自始至終不讓我講一句話。整個場面極為混亂,吵吵嚷嚷的,我什麼也沒聽清。我在批鬥會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幹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檯子上陪斗,心裏難過極了。批鬥會後,造反派將我押回房間裏,又審問了兩次。

周總理為保護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書與我同去,晚7時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後,我對少奇同志講了批鬥會的情況。當少奇同志聽說那麼多老同志同時陪斗,憂心忡忡,心裏很不好受,晚飯一點也沒吃。

劉少奇、王光美與女兒

4月15日和20日,我抱著一線希望,先後給毛主席寫了兩封信。我在信中敘述了參加清華大學工作組和4月10日批鬥大會的情況,對造反派的種種污衊作了申辯。對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氣地說:「我決不是壞人,劉少奇也決不會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後,沒有得到任何迴音。毛主席有沒有看到就不知道了。

6月初,為少奇同志做飯的廚師郝苗同志被秘密逮捕。後來,另一名廚師也被勒令離開。

這樣一來,身邊工作人員更不敢對我們留情。

自從少奇受到批判以後,我們的兒女、甚至我們的親戚無辜受到株連。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經年邁的母親,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時時牽掛她,卻無法見面。

直到平平也被關入看守所,平平發現看守所里放風倒便盆時,別的監舍的人都跑得很快,唯獨旁邊一間的人動作特別慢,聽上去步履蹣跚像個老人,但又什麼也看不見。有一次她趴在地下,從門下面的縫隙里往那裏看,看見一雙小腳,終於認出那是外婆的腳。於是,在下一次放風的時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來,就哭著大喊「外婆!外婆!」只聽見“咣當”一聲,一隻便盆掉在了地上。

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後一點聯繫。從此,平平再也沒有聽到外婆的任何動靜,不知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原來,外婆被轉到秦城監獄,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後病重,1972年7月15日因腦血栓發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長街看過她。外婆交給平平一個存摺,讓平平幫助去取點錢。誰知錢還沒取回來,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這事就特別難受。

我們的兒女受我們牽連,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我不得不時時為兒女們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樣。特別是我們的小女兒小小,那時只有6歲。

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對少奇說:「如果咱們被捕了,能不能跟他們提提,讓我把小小帶到監獄裏去?」少奇說:“這怎麼可能?”我說:“不是有許多先烈都把孩子帶到國民黨的監獄裏去嗎?”少奇說:“那是在監獄裏邊生的。”

帶走不行,不帶走吧我們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時沒了主意,問少奇:「那該怎麼辦呢?」他沉思了一會兒說:“托給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囑我:“要記住小小的特徵,將來一定要把她找回來。”

這是一個多麼痛苦的決定啊!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樣難受,淚水奪眶而出。趙淑君阿姨是1958年經組織選調到我們家的,多年來為我們家看小孩,任勞任怨,幫了我們很大忙,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們家的一員。也只有把小小托給她了。我含淚找出兩張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後院去找趙阿姨和小小。她們已經上床準備睡覺了。我強忍痛楚,向阿姨講了少奇的決定。當我把照片交給她的時候,眼淚再也止不住,嘩嘩直流,泣不成聲地說:「老趙,小小就託付給您了,無論如何要把她帶大。今後,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緊緊地抱住小小,失聲痛哭……

7月中旬,造反派圍攻中南海。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寫出檢查。少奇寫完交出後,又馬上要回來,在第三部分的開頭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時,是毛主席黨中央委託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7月18日一早,孩子們急急慌慌跑來告訴我們,聽說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開批鬥少奇和我的大會。我預感到這次批鬥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離死別。一場大的考驗又要來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我只哽咽著說了一句「這回真要和你分別了」,便再也說不出話來……

離批鬥會的時刻愈來愈臨近了。

我們默默地做準備。少奇為我取出衣服用品,幫助我整理。自從我和少奇結婚以來,他整天忙於工作,生活上歷來都是我照顧他。這一次是他唯一一次為我收拾東西,幫我做生活上的事。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靜靜地坐著,等待來人帶我們走。少奇平時不愛說笑,這回他說了一句:「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他仍是坦然和樂觀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會,造反派進來了,大聲命令我先跟他們走。我連忙站起來,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來和我緊緊握手。我們四目相對,充滿關切。這時少奇輕輕對我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我走後不一會兒,少奇也被拉走了。後來知道,這次批鬥是江青、陳伯達、康生乘毛主席、周總理不在北京之機,直接策劃的。具體組織實施的人是戚本禹。他們組織了幾批造反派,在批鬥少奇和我的同時,也分別批鬥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鑄、曾志同志。

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監獄,監號是67130。

我在秦城監獄12年,絕大部分時間枯坐牢房無所事事,漫長難熬。沒事時,就老琢磨牆上不知什麼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關在這裏的是什麼人,當然是不得要領。沒事還老盼望提審,因為提審可以有機會說話。

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開封。11月12日,少奇在開封含冤去世。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左起:李作鵬、吳法憲、林彪、黃永勝、邱會作

吳法憲

當吳法憲出現在法庭上時,其妻陳綏圻還在浙江紹興縣龍虎山林牧場勞動。

1971年10月30日,陳綏圻由中央專案組審查,1978年經中央批准,結論為:「林彪死黨,積极參加了林彪反 黨反革命陰謀活動。鑒於罪行嚴重,屬敵我矛盾,撤銷黨內外職務, 開除黨籍、軍籍,交空軍送浙江省國營農場監督勞動。」

1968年5月,由葉群提名,軍委辦事組下達命令,將本來不是軍人的陳綏圻從民航總局調到空軍,任吳法憲辦公室主任。

對於葉群的關心,陳綏圻有些受寵若驚。她親筆給林彪、葉群寫信:「您對我們的關懷和照顧,永生難忘……」此後,在陳綏圻給林彪、葉群的信中,不斷出現效忠的語言。

1970年7月,林立果在空直機關二級部副部長以上幹部會上做了所謂活學活用的「講用報告」,陳綏圻帶頭喊起了“向林立果學習”的口號,一連喊了十七句,嗓子都喊啞了。

在人們的印象中,吳法憲是最怕死的。實際上他怕死的原因在於有陳綏圻和五個孩子。對妻子的愛憐和對孩子的歉疚使他要爭取活下來。

1980年夏天,孩子們來探監。他得知陳綏圻已經從農場回來,而且空軍黨委已明確指示:「吳法憲的女兒考大學不受吳法憲影響,考得上就上。」他的二女兒吳金秋考上了北京師範學院外語系,三女兒吳夢璀考上了北京無線電技校。他徹底相信了黨的政策,他是幾個主犯中交代材料最多的一個。

陳綏圻心甘情願地接受了長達九年的改造。勞動使她成為一個普通勞動者。農場每月發給她五十元生活費,她很節儉,回到北京時還給孩子們帶回了一點積蓄。

她是從廣播中得知審判吳法憲的。當聽到吳法憲還能保住性命的宣判時,她振臂高呼了三遍:「共產黨萬歲!」不久,吳法憲活著同她見面了。他同陳綏圻在山東濟南市過上了他們嚮往了十來年的平常人的生活。

黃永勝

在幾名主犯的妻子中,黃永勝的妻子項輝芳的感情生活是最不幸的。

在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開庭的第二天下午,項輝芳向學習組彙報了自己的四點思想:

一、擁護公審林、江集團,擁護公審黃永勝;二、希望組織上在公審後儘快解決他的結論問題;三、她和孩子有些東西在黃永勝原來的住處,怕被當成黃永勝的東西沒收;四、她不是黃永勝的家屬,再次提出和黃永勝離婚。

這是一份較有意思的思想彙報,不是簡單的劃清界限、表明態度。

可以證明,項輝芳同黃永勝在感情上存在矛盾。矛盾之一是黃永勝雖已年過半百,但拈花惹草的習性仍未改掉。黃在聶帥手下工作時,因同一個地主的女兒發生不正當的關係,挨了批評後才到東北去投奔林彪。

到北京不久,項輝芳給葉群寫了一封告狀信,告黃永勝喜新厭舊、偷雞摸狗、感情不專一。她沒有想到信和彙報都成了後來葉群俘虜黃永勝的王牌。

項輝芳在黃永勝被羈押時還蒙在鼓裏。而且在這之前,項輝芳不管與黃永勝如何吵鬧,但為了攀附林、葉,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項輝芳同黃永勝的關係越來越惡化,這在林彪、江青反 革 命集團中已不是什麼秘密。黃永勝被羈押後,項輝芳也於1971年12月由中央專案組審查。 1978年6月定性為林彪死黨,敵我矛盾,開除黨籍、軍籍,送安徽省監督勞動。同其他被告的家屬一樣,中紀委於1979年9月宣佈對她進行重新審查。

在漫長的審查中,她已知道了黃永勝的一切,並決計重新開始自己的一切。

在軍事學院的大院裏,人們常見到一個憔悴孤單的女人在夜晚散步。她每月領取六十元生活費,等待和盼望組織上對她的處理和定論。

後來,黃永勝被判決後,項輝芳就同黃永勝離了婚。沒多久,黃永勝保外就醫,因病情惡化在青島結束了生命。

李作鵬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經海軍黨委批准,對李作鵬的妻子董其采進行審查。

董其采對這一決定有點憤憤不平。當李作鵬在關押點感嘆這是「城樓失火,殃及池魚」時,她也在說自己替林彪、葉群當了替罪羊。此時他們似有一種心靈感應。

她同李作鵬儼然是天生的一對頑固分子。在人生旅途中,她同李作鵬配合得十分默契,葉群給她一個很恰當的稱謂:董高參。

早在1966年初,董其采就給葉群打電話寫信,說:“中央軍 委和總政的一些人為了保護蕭勁光、蘇振華,就整李作鵬。

李作鵬現在目標很大,支持他的人很少,在海軍不好工作……他只有靠林總了。”

林彪、葉群很喜歡董其采和李作鵬的搭配。1968年5月,董其採在一路綠燈下,調到海軍擔任海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以幫助李作鵬策劃陰謀。

在林彪幾員虎將的夫人中,董其采似乎與一般人不同,她性格古怪。如果走在路上看見哪個人不順眼,她可以上前將其訓哭。如果她不高興,她會誰也不理。這種性格使得她沒有更多地參與林家諸如「選美」和生活一類的事情。但她在給葉群的信中言及“我有千言萬語,只等有機會向你傾訴……只有你和林副主席最了解作鵬同志和我”,說明她也有失去個性的時候。

李作鵬接受審判時,董其采正在天津附近漢沽的農場裏。她知道所發生的一切,唯一擔心的是李作鵬的心臟病。

董其採在1979年7月至1981年6月的七次申訴中提出:「在長達十年對我的審查中,在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已構成對我政治上的誣陷……是不折不扣的冤案,堅決要求給予平反……」

儘管如此無理糾纏,中央還是對其實行了寬大政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解除了監督勞動,開除黨 籍,撤銷原行政職務,定為行政十四級,按退休處理。

之後,她盼望已久的同李作鵬在一起生活的願望如願以償,他們被妥善安置在山西太原市的一套公寓裏……

葉群認為,黃永勝的夫人是家庭婦女型,眼光不高,善於計較,不太合群;吳憲法夫人活潑能幹,擅長外交,但處事屬粗線條;李作鵬夫人是一個知識分子,參政主事都行,但好面子,擺架子;邱會作夫人腦子靈活,悟性較好,搞陰謀也有一套,辦事很得體。因此,葉群比較喜歡邱會作夫人胡敏。

邱會作

在林彪的幾員「虎將」中,邱會作好色有名,別看他瘦得像一輩子吃鹹菜似的,但在尋花問柳上很有一手。“文化大革命”初,由於他生活作風腐化,被造反派當成“花花太歲”批鬥,造 反 派掌握的情況有根有據,這些讓胡敏不會不傷心。

但是,為了顧及家庭的名聲,特別是邱會作的地位,一想到這個地位給她帶來的榮耀和特權,她就把打掉的牙吞下肚裏。胡敏親自給葉群打電話,請求林彪保護還沾著其他女人體香的丈夫。

待邱會作過了這一關後,她還親自上街買了一塊畫匾送給林彪、葉群表示感謝。

她給葉群的詩文中,稱葉群的關懷是「母愛」。「九·一三」事件前夕,葉群與胡敏頻頻通話。12日晚,葉群逃跑前,還問候了邱、胡夫婦,稱讚他們給孫子取了一個好名字。為此,胡敏高興得又唱又跳。次日凌晨,當她得知葉群和林彪已逃跑的消息時,像是當頭挨了一棒。

1971年10月12日,即邱會作被羈押十八天後,總後勤部黨委批准開始對胡敏的審查。1978年6月審查結束,她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軍籍,送陝西省農場監督勞動。

勞動是艱苦的,使她這個養尊處優、生活奢侈的總後勤部部長夫人極為不適。但她在這裏結識了不少家鄉熟人,這給她後來同邱會作定居西安的生活帶來了一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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