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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公開發表的毛澤東手跡:1963年寫給林彪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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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公開發表的毛澤東手跡:1963年寫給林彪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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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公開發表的毛澤東手跡:1963年寫給林彪的一封信

2020年04月13日 17:28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

林彪因病沒有出席元帥授銜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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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16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授予對創建和領導人民武裝力量、領導戰役軍團作戰、立有卓越功勛的高級將領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十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林彪在十大元帥中排行第三,他前面是朱德、彭德懷。八路軍時代,朱、彭已經奠定了數一數二的地位。而十大元帥中,除了羅榮桓,所有元帥的資歷都在林彪之上。雖然同是黃埔出身,林彪只是黃埔四期,而徐向前是黃埔一期。陳毅、聶榮臻、葉劍英是林彪的老師或上級。南昌起義時賀龍、劉伯承已經是總指揮和參謀長,而林彪只是連長。中國人一向強調排名,林彪憑什麼在十大元帥中位居第三?當然結論也很簡單,憑他赫赫的戰功,憑指揮百萬大軍從東北打到海南島。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授銜及勳章典禮,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授予元帥軍銜命令。授銜儀式上,十大元帥中有三位元帥缺席,葉劍英正在東北組織大型軍事演習,林彪和劉伯承請了病假,正在青島養病。

作為百萬大軍的統帥,林彪的精神高度緊張。由於用腦過度,紅軍時期林彪就失眠。到了解放戰爭,大仗接著大仗,林彪的失眠達到頂峰。戰事激烈時,他常常整夜睜著眼睛,體力和腦力的消耗幾乎到了極限。林彪自己曾說,打仗幾天不睡覺,也不覺得累。所以,不打仗時,睡覺成了林彪最大的享受,為了睡個好覺,他什麼辦法都用上了。

紅軍時期有一次戰後,林彪在土圍子發現散落的紙包,用鼻子嗅了嗅,是高麗參,就揀了幾包。時任連長的吳富善聽林彪說高麗參是好東西,也揀了幾包,買幾隻雞一起燉。因為高麗參放多了,有的戰士吃後直流鼻血。林彪說不懂醫怎麼能行呢?從此他開始看中醫書,開藥方,給戰士開也給自己開。

在東北時,有一次林彪吃了書上的葯後休克了,醫生好不容易才把他搶救過來。參謀長劉亞樓對警衛員說,以後101(林彪)再叫你們抓藥,一律經林彪秘書王本請保健醫生戴濟民看過才可以。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期間,林彪的失眠症沒有時間治療,也就乾脆不治了。長期睡眠不足,使林彪本來就很差的身體更是每況愈下。

解放戰爭進入尾聲,林彪在漢口有了時間,他抓緊鍛煉,在院子裏騎自行車,警衛員要扶,他不讓,也追不上。為了安全,四個警衛員分別站在院子四角,一見林彪的車子要歪,就上去扶一把。這種鍛煉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見影,也就算了。

兩廣戰役勝利後,中央軍委交給四野的戰鬥任務除了海南島外已經全部完成。林彪很高興,繃緊的神經鬆弛下來,很少遊玩的他帶機關幹部來到武漢的公園。吃了一個桃子拉肚子不止,從此對水果「過敏」。本來簡單的拉肚子,卻使林彪所有的病症來了個“緊急集合”。這時海南島戰役還在進行,林彪病危,整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頭,連翻身的力氣都沒有,更不要說走路了。中央軍委批准他離開前線,回北京治療。

1950年3月13日,林彪被抬上專列。回到北京後,林彪由司機初成瑞背著參加了國務院政務會議,彙報了中南剿匪的情況,之後他一病不起。林彪女兒林豆豆回憶:「解放後父親頸、胸、背部常常出汗,他不願意要醫生護士。我從小就經常休學在家護理他,同時又忙著做自己的功課,16歲時我也得了嚴重的神經衰弱。我給父親擦汗時,發現他身上有五處槍傷,身體內部還留著好幾塊彈片。尤其是胸部正中的貫通槍傷,醫生說由於貫通的瘢痕組織壓迫了胸段脊椎灰質側角內的交感神經組織,造成植物神經紊亂及代謝失調。後又因使用阿托品不當造成後遺症,致使父親神經方面的癥狀越來越多。」

林彪在北京,先住在頤和園翠雲軒。這時他還不能走路,公園的路面又不好,車開不進去,只能用擔架抬。林彪睡覺從不掛蚊帳,嫌憋得慌。可是頤和園那個地方水多草多,蚊子也多,又實在太潮,只得把林彪搬到離香山不遠的遺光寺。之後林彪到青島療養,三天後因海浪太吵睡不著,又移到濟南。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

林彪還是做好了入朝的準備

大陸基本解放後,中央軍委將渡海作戰的主要目標轉向台灣。1950年5月,三野進行台灣戰役的準備。6月上旬,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當前的軍事任務是攻打台灣,三野副司令員粟裕彙報了作戰方案。台灣戰役不僅三野,還有兄弟野戰軍的四個軍參加,已經成為全軍的重大戰略行動。

粟裕在戰爭年代六次負傷,顱內還殘留著彈片,加上各種病症造成的劇烈頭痛,他怕身體頂不下來,建議派劉伯承或林彪主持台灣戰役。林彪也表示願意出任解放台灣的司令員。毛澤東也不是沒有考慮讓林彪挂帥,但林彪那個病弱身體,連解放海南島都沒有堅持下來,怎麼能指揮台灣戰役呢?毛澤東重申:台灣戰役的指揮仍由粟裕擔任。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毛澤東決定讓粟裕挂帥。正在青島療養的粟裕怕誤大事,8月1日,他撐起病體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8月8日,毛澤東親筆回信,讓他安心養病。

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請求中國政府出兵。從10月2日到5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朝鮮半島局勢和中國出兵的問題。剛開始很多與會者投了反對票。林彪說:「主席啊,蘇聯為什麼不出兵?蘇聯老大哥建國幾十年了,我們才建國幾個月,陳毅說得對,我們要休養生息。美國已經給我們信息,如果中國不出兵朝鮮,立即與中國建交。這可能是一個陰謀,但也不失一個機會。」林彪認為:“韓戰是斯大林挑撥東西方關係的一次陰謀,縱容北韓襲擊南韓,引發聯合國出兵北韓。”毛澤東問林彪美國會不會過鴨綠江?林彪認為不會,美國如果想介入中國,早在解放戰爭後期就該有所動作。而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恢復國力,入朝作戰不是上策。林彪甚至對毛澤東說過這樣的話:如果美國侵犯中國,我帶兵抗擊美國。美國侵華,在國際輿論上中國佔上風。而現在我們入朝,面對的是聯合國軍,從世界輿論和中國本身的國力都是不明智的。而且朝鮮的地形不利於北韓和中國,而有利於南韓和有大批軍艦的美國。

時任軍委作戰部一局副局長兼總參作戰室主任的雷英夫回憶:「林彪說,為拯救一個幾百萬人的朝鮮,而打爛一個五億人口的中國有點划不來。我軍打國民黨軍隊有把握,但能否打得過美軍很難說。它有龐大的陸海空軍,有原子彈,還有雄厚的工業基礎。把它逼急了,打兩顆原子彈,或者用飛機對我們大規模狂轟濫炸,也夠我們受的。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那就出而不戰,屯兵於朝鮮北部,看一看形勢的發展,能不打就不打。」

話是這麼說,林彪還是做好了入朝的準備,換了住處,還換掉了一些不宜出國的內勤。林辦工作人員接到通知,準備到朝鮮去。他們都換了新軍裝,但沒有什麼標誌,毛巾、水壺也都無字。最終,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由彭德懷挂帥。周恩來在會上說:「如果林彪同志身體好,不會叫彭德懷去的。」10月6日,周恩來主持軍委擴大會議,軍方對入朝作戰提出很多困難。10月7日,毛澤東約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談話,準備讓周恩來到蘇聯與斯大林商談,請求蘇聯給予中國軍事援助及提供空軍掩護。

10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兵朝鮮。同一天林彪和周恩來前往蘇聯,蘇聯派來一架專機。林彪司機初成瑞回憶:「那天早上,我把林彪和夫人葉群送到中南海。汽車在毛主席院子的南門停下,林彪和葉群下了車,走進毛主席的院子,然後與周恩來去機場,飛往蘇聯,之後周恩來回國,林彪留在蘇聯治病。」

10月24日,中央批准粟裕和夫人楚青去蘇聯治病。坐專列同行的還有林彪的兩個孩子,6歲的林豆豆和5歲的林立果。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

毛澤東給林彪寫《龜雖壽》祝早日康復

1951年1月1日上午,毛澤東寫信給林彪:「你病如何,望好養護。」毛澤東曾派保健醫生王鶴濱到林彪家問候,讓林彪安心養病。王鶴濱是和時任中央衛生部副部長的傅連暲一起去的。林彪夫人葉群推開雙頁門,又掀開厚厚的棉簾,王鶴濱驚住了。他後來回憶:“靠近林彪床鋪的頂棚上粘滿二、三尺長的白紙條。東南牆夾角放著一張南北向的雙人床,床頭靠近窗戶,林彪頭朝北蜷卧床上,神態緊張,眼睛斜視屋頂,死死盯著紙條下端。” 雖然林彪被診斷為慢性膽囊炎,但王鶴濱懷疑他患有精神分裂症,一問才知道,林彪死盯紙條是怕室內有風,紙條不動他才放心。林彪怕風怕到神經過敏的地步,他的內衣內褲都是緊口,怕風鑽進去。誰在他跟前走快一點,他就說有風。秘書講文件,要距離幾米遠,免得翻文件翻出風。打蚊子不能用蒼蠅拍,怕拍出風來。林豆豆那時正上小學,林彪很高興,拉著女兒的手直喊豆豆、豆豆。可是,林豆豆要給父親跳個藏族舞蹈,還要隔著窗戶。

毛澤東指示傅連暲組織專家為林彪會診。專家認為,林彪內臟是好的,只是要改變生活方式,堅持曬太陽、散步、吃青菜等。於是,毛澤東特地抄錄了曹操的四言詩《龜雖壽》贈送林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在《毛澤東手書歷代詩詞墨寶》中,毛澤東對曹操的幾首詩都有興趣,特別是具有樸素唯物論色彩而又積極進取的《龜雖壽》,毛澤東更是欣賞,幾次開會都提到過,還書寫過五遍。從筆勢上看,毛澤東對《龜雖壽》爛熟於心,筆意順暢。

《南史》卷 22《王僧虔傳》敘述劉宋時光祿大夫劉鎮之30歲時曾得過一場大病,家人為他買好了棺材。不料他病情轉好,最後活到 90 多歲。毛澤東讀到此,以曹操《龜雖壽》批註:「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龜雖壽》是曹操在平定烏桓後班師途中寫的。起因大概是他的重要謀士郭嘉在班師途中病死,年僅 38 歲,從而引發曹操時不我待的感慨。全詩分三層意思:一是人終究是要死的;二是要在有生之年積極進取;三是不信天命,要自己掌握命運。

毛澤東將《龜雖壽》書贈林彪後,還分別書贈給河北省政協主席林鐵和中宣部副部長鬍喬木,祝他們早日恢復病體,健康長壽。1961年8月25日,毛澤東致信胡喬木:“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云:盈縮之期,不獨在天。 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詩宜讀。(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 585 頁)

毛澤東給林彪的信

毛澤東把寫給林彪的《龜雖壽》轉贈康生

1953年春天, 林彪從蘇聯治病回國,不僅舊病沒好,反而又添新病:腰痛、頭痛、失眠、怕冷、怕熱、怕吵。病得最厲害時,住在城裏嫌吵鬧,一天到晚靜不下來。晚上林彪也不睡覺,不斷「活動」。內勤也不能睡,每天照顧他最少要20個小時,幾個內勤都累垮了。經過幾年療養,林彪的病情略有好轉。

1954年,林彪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4月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林彪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8年5月中共八屆二次會議,林彪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八屆五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林彪被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雖然林彪的職務一再提升,但他仍深居簡出。

1959年廬山會議,經毛澤東提議,林彪出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林彪在他主持的第一次軍委常委會議上,宣佈了軍委常委的分工,林彪、賀龍、聶榮臻負責軍委日常工作,劉伯承主管軍事院校,葉劍英負責軍事訓練和科研,徐向前負責民兵工作,陳毅分管外交,羅榮桓主管軍隊政治工作。林彪說:「我的身體不好,具體處理日常工作有困難,我委託給總參謀長羅瑞卿和總政主任譚政他們。總而言之,具體事情由他們管,需要的話我過問一下。重大問題要集體討論,最後都要請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帥、各位常委給予支持。」

話,說「林彪同志身體還是不好,現在主要是養病,不能過多地考慮工作。請軍委辦公會議和總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體工作由第一線的同志和辦公會議處理,大一點的問題請個常委處理,重大問題,直接請毛主席、中央決定。」

1963年12月5日,林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看到兩個文件《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和《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很高興。12月14日,毛澤東在回林彪的信中說:“曹操有一首題名《龜雖壽》的詩,講長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來一讀,可以增強信心。”

1971年8月8日夜,政治局會議結束後,周恩來叫吳法憲去找葉群,把毛澤東給林彪寫的《龜雖壽》要回來。吳法憲回憶:「周恩來說,康生病了,情緒很不好。他向毛澤東提出,寫幾個字慰問康生。可寫什麼呢?毛澤東想到了以前曾給林彪寫過《龜雖壽》,就要周恩來去找回來,作為範本。」

此時葉群因乳房發現腫塊,怕是癌症,從北戴河回到北京,正在301醫院檢查。吳法憲和邱會作一起去毛家灣,葉群當即叫林辦秘書找出毛澤東書寫的《龜雖壽》。吳法憲回憶:「拿到這幅字後,我立即給周總理打電話。周總理叫我派人把字送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處理完這事後,我和邱會作就告辭了。」九一三事件後,吳法憲在中央專案組逼迫下,違心說葉群講“要政變”。中央專案組轉而逼邱會作證實“八八政變”,邱會作堅決說他沒有聽葉群說過要政變。幾番下來,中央專案組只好作罷。

為什麼毛澤東不從林鐵或胡喬木那裏取他的手書《龜雖壽》,而非要找林彪要呢?這還是一個謎。

連結部分文字:

林彪同志:

你的信早收到了。身體有起色,甚為高興。開春以後,宜到戶外散步。你對兩個文件的看法是正確的。國內外形勢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確的軌道。可以預計,更大的發展是會到來的。關於農村社會主義運動兩個文件,十一月中旬就發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應,在一些地方的生產大隊全體隊員及五類分子(有的多到七百多人聽講)開會時向他們宣讀,分組討論,效果很好。軍隊如能照此辦理,那也一定會好的。由團營兩級理解力強的軍政幹部向連隊一切人員分層次宣讀、講解、討論,由群眾提出意見,講解員解答疑難問題,是會成為一個大規模社會主義政策教育運動的。軍師兩級也可派一部分強的幹部下去雜在團營幹部中向連隊宣讀講解,作為軍官當兵的一種形式。至於高級首長,例如(羅)瑞卿、蕭華、楊勇、廖漢生、許世友、黃永勝、劉亞樓等等同志也應該擇一、二個連隊去作一、二次講解。講解要聯繫環境,先要對準備去講解連隊的情況作一些大略的調查。不知已按你的意見作了佈置沒有?據我同北京幾個軍事基層單位的少數同志接觸,他們尚不知道此事,沒有看過文件,也沒有聽過宣讀。此事其實不難,只要由總政治部下一通知,叫各軍區各兵種印發文件,每一個支部一本,傳下去,由團營合組宣講隊伍,分頭下到連隊,照本宣講,以排或班為單位進行討論,自由發言,容許講不同的意見,甚或反對意見,就可以在一個短時間內(例如幾個星期,因為不能耽誤操課任務,宣讀文件只能夾在正常操課中間去做,所以需要幾個星期。如果暫停操課,那就一、二個星期夠了)出現一個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讀之後,過幾個月再作一次宣講,使人們得到更深理解。軍隊一動起來,還要抽出一些幹部幫助地方,向工廠、農村作宣講工作。這樣又可以使軍民聯合起來,人民了解和擁護軍隊,軍隊了解和幫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請你和羅(瑞卿)、蕭(華)諸同志商酌處理。祝好!

曹操有一首題名「神龜壽」(編者註:《龜雖壽》)的詩,講養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來一讀,可以增強信心。又及。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對少奇說:「如果咱們被捕了,能不能跟他們提提,讓我把小小帶到監獄裏去?」少奇說:“這怎麼可能?”我說:“不是有許多先烈都把孩子帶到國民黨的監獄裏去嗎?”少奇說:“那是在監獄裏邊生的。”

本文選自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即將出版的33萬字的《王光美訪談錄》,文中披露了「文革」期間,劉少奇、王光美慘遭迫害,家人親友備受株連,王光美坐牢12年,劉少奇含冤去世的諸多歷史事實……

少奇作了檢討,儘管他思想上沒想通

「打倒劉少奇」大會

1966年10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後,在全國開展了對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批判。

在10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少奇、小平同志作了檢討。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書面檢討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發少奇同志檢討的時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並發動群眾批判。

我記得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在會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談一談。

當少奇同志從主席房間裏出來時,發現江青、陳伯達在偷聽。

這期間毛主席曾對少奇同志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黨歷史上犯路線錯誤的人不少,改起來很難,希望少奇同志做一個犯了路線錯誤又能夠改正過來的榜樣。

少奇同志一開始是誠心誠意按主席的這個指示去做的。他的檢討,就是努力按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的口徑寫的,儘管他思想上並沒有想通。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前的一次小會上,除過去檢討的內容外,少奇同志對請示過毛主席並得到主席同意的事,也承擔了責任。他說:「有許多重要事情雖然是經過了主席才作出決定的,但是沒有讓毛主席充分考慮,而是例行公事或經過一下毛主席,就輕率地作了決定,或者在作出決定之後,再經過一下毛主席就發出了。因此,我並沒有理解毛主席在某些重要問題上的真實意見……經過毛主席看了一下,但並沒有取得毛主席贊同就作出了決定,因此發生的那些錯誤,我同樣負主要的責任。向主席請示報告不夠,同毛主席就一些重要問題反覆商量、反覆醞釀不夠,這是我多次犯錯誤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原因。」

視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長時間側著臉同一個人談話,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情況。少奇作了回答,並向主席表示:「現在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我也要到群眾中去鍛煉鍛煉。」主席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這次在天安門城樓上,少奇同志見到了小平同志。他問候說:「小平同志,怎麼樣?」小平同志說:“橫直沒事。”少奇說:“沒事,學習。”這兩個共產黨員當時同處在委曲求全、勇擔責任的處境中,他們的心境是多麼坦蕩!沒想到這寥寥數語,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對話。

1966年11月底的一天,平平和亭亭被勒令到學校去接受「階級教育」。

12月底,江青親自出面找劉濤談話,拉她造反,說:「劉少奇問題的性質早就定了,現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國人民轉不過彎來,要一步一步地來。你要與劉少奇徹底劃清界線。」江青還說:“這些年我是受壓的,你也是受壓的。”

由於江青的唆使,劉濤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經王前口授,劉濤在聶真家寫了誣陷少奇的大字報。那是1967年1月3日。

在這之後,黃色大字報紛紛出籠。少奇對此非常氣憤,說:「國民黨罵了我幾十年,還沒有用這種語言!」

話來,說我們的女兒平平在路上被汽車軋斷了腿,要動手術,手術台都準備好了,要我作為家長去醫院簽字。

我實在想不到,這些人會使出這種喪失人性的手段。聽了這個消息,我的腦袋頓時「嗡」了一下,話都說不出來。少奇同志一聽,也焦急地站起來,說:“馬上要車,我到醫院去!”這時我想起了周總理的指示,忙說:“總理不讓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覺得女兒是為了他而受到牽連,堅持要去醫院。他見我猶豫,對我說:“你跟我的車去!”他還以為他的吉斯車外出能安全。

我們很快到了醫院。我一下車,就見源源、亭亭被造反派扣在那裏,沒見到平平。源源一見我,朝我喊了一聲:「媽媽,他們就是為了要抓你!」我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萬不能讓少奇同志落在他們手裏,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反派,說:“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反派沒有想到少奇會親自來,一開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馬上就走,還想看看是怎麼回事。衛士賈蘭勛反應快,一把拉起少奇坐回汽車裏,開回了中南海。

造反派把我綁架到清華大學。在車上我責問他們:「為什麼用這種手段騙我出來?」他們明確地回答說:“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們搞的。”

周恩來同志得到我被造反派揪走的報告。在總理的干預下,造反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見我終於回家,只說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劉少奇遭到批鬥

1967年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華大學作檢查。少奇和我預感到這是一個嚴重信號。

4月9日中午吃飯的時候,平平、源源、亭亭三個孩子來說,外面空氣緊張,到處傳言清華大學組織了30萬人大會,明天批鬥王光美。少奇聽了十分氣憤,大聲說:「錯誤我自己擔,為什麼不讓我去檢討?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

我忙說:「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應該我去向群眾作檢查。」少奇說:“你是執行者,決策的不是你嘛!”

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作了遺囑。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少奇從來沒有對孩子們說過這樣嚴肅沉重的話,因為孩子們還小啊!說完這些,少奇好像做完了一件大事,從桌旁站起來,堅定地一字一句地說;「共產主義事業萬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共產黨萬歲!”然後,在孩子們的注視下,離開飯廳,走向自己的辦公室。

王光美遭批鬥

4月10日清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扣了我們的三個孩子作人質,到中南海揪我。那天我已經作好了被關起來的準備,把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都帶上了。大約早晨6點半左右,造反派把我帶到清華大學主樓一間屋子裡。那裏早已坐滿了造反派,擺開陣勢要審問我。他們一上來就氣勢洶洶地問:「劉少奇為什麼說《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我針鋒相對地說:“我從來沒有聽少奇同志講過這個片子是愛國主義的。少奇同志肯定沒有講過。

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總會調查清楚的。”

沒問幾句,造反派要我穿上出訪印尼時穿的衣服,以便拉到外面去斗。一開始我還天真,反覆和他們講道理。我認為中央只是同意我來檢查,我檢查可以,為什麼要穿那個衣服呢?而且4月初的北京還挺冷,那些綢子衣服是夏衣,穿上太涼。哪知造反派根本不跟你講道理,上來幾個人強行給我穿上旗袍,還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串乒乓球,說這是項鏈。我向他們抗議:「你們這是武鬥,違反毛主席指示。」可他們根本不管。

造反派又七嘴八舌地問我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儘可能據實回答。那時《紅旗》雜誌剛發表一篇文章,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推行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於是造反派反覆逼我,要我對這篇文章表態。我說:“這篇文章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這下子可惹火造反派了,大吵大嚷起來,威脅說要把我的話記錄在案,今後算總賬。我也顧不得許多了,大聲說:「記就記,我說的,怕什麼!‘懷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組搞的,更不是劉少奇搞的。我沒有‘懷疑一切’這個思想,劉少奇也沒有這個思想。」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大罵我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頂他們說:“我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分子,我是共產黨員。”“如果你們擺事實講道理,就讓我把話說完。毛主席說:好話,壞話,反對的話,都要聽,要讓人把話講完。你們要是不擺事實講道理,那我就不講了,你們斗吧!”

造反派將我拉到大操場。中央通知我是來檢查,可會場上完全是批鬥,自始至終不讓我講一句話。整個場面極為混亂,吵吵嚷嚷的,我什麼也沒聽清。我在批鬥會上看到,彭真、薄一波、陸定一、蔣南翔同志等好多老幹部老同志,也被造反派押在檯子上陪斗,心裏難過極了。批鬥會後,造反派將我押回房間裏,又審問了兩次。

周總理為保護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書與我同去,晚7時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後,我對少奇同志講了批鬥會的情況。當少奇同志聽說那麼多老同志同時陪斗,憂心忡忡,心裏很不好受,晚飯一點也沒吃。

劉少奇、王光美與女兒

4月15日和20日,我抱著一線希望,先後給毛主席寫了兩封信。我在信中敘述了參加清華大學工作組和4月10日批鬥大會的情況,對造反派的種種污衊作了申辯。對所遭受的一切,我不服氣地說:「我決不是壞人,劉少奇也決不會是假革命或反革命。」信送上去以後,沒有得到任何迴音。毛主席有沒有看到就不知道了。

6月初,為少奇同志做飯的廚師郝苗同志被秘密逮捕。後來,另一名廚師也被勒令離開。

這樣一來,身邊工作人員更不敢對我們留情。

自從少奇受到批判以後,我們的兒女、甚至我們的親戚無辜受到株連。一直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我那已經年邁的母親,最早被迫搬出中南海。我時時牽掛她,卻無法見面。

直到平平也被關入看守所,平平發現看守所里放風倒便盆時,別的監舍的人都跑得很快,唯獨旁邊一間的人動作特別慢,聽上去步履蹣跚像個老人,但又什麼也看不見。有一次她趴在地下,從門下面的縫隙里往那裏看,看見一雙小腳,終於認出那是外婆的腳。於是,在下一次放風的時候,她等外婆倒完便盆回來,就哭著大喊「外婆!外婆!」只聽見“咣當”一聲,一隻便盆掉在了地上。

這是平平和外婆的最後一點聯繫。從此,平平再也沒有聽到外婆的任何動靜,不知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原來,外婆被轉到秦城監獄,1971年10月摔了一跤後病重,1972年7月15日因腦血栓發作去世。在外婆被抓以前,平平曾去北長街看過她。外婆交給平平一個存摺,讓平平幫助去取點錢。誰知錢還沒取回來,外婆就被抓走了。平平一想起這事就特別難受。

我們的兒女受我們牽連,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我不得不時時為兒女們的遭遇和前途感到揪心。少奇也一樣。特別是我們的小女兒小小,那時只有6歲。

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對少奇說:「如果咱們被捕了,能不能跟他們提提,讓我把小小帶到監獄裏去?」少奇說:“這怎麼可能?”我說:“不是有許多先烈都把孩子帶到國民黨的監獄裏去嗎?”少奇說:“那是在監獄裏邊生的。”

帶走不行,不帶走吧我們又照看不了她,我一時沒了主意,問少奇:「那該怎麼辦呢?」他沉思了一會兒說:“托給阿姨吧。”少奇想了想又叮囑我:“要記住小小的特徵,將來一定要把她找回來。”

這是一個多麼痛苦的決定啊!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的心像刀割一樣難受,淚水奪眶而出。趙淑君阿姨是1958年經組織選調到我們家的,多年來為我們家看小孩,任勞任怨,幫了我們很大忙,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們家的一員。也只有把小小托給她了。我含淚找出兩張少奇和我的照片,到後院去找趙阿姨和小小。她們已經上床準備睡覺了。我強忍痛楚,向阿姨講了少奇的決定。當我把照片交給她的時候,眼淚再也止不住,嘩嘩直流,泣不成聲地說:「老趙,小小就託付給您了,無論如何要把她帶大。今後,你和小小在一起,可要吃大苦了……」我緊緊地抱住小小,失聲痛哭……

7月中旬,造反派圍攻中南海。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寫出檢查。少奇寫完交出後,又馬上要回來,在第三部分的開頭加了一句:「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時,是毛主席黨中央委託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

7月18日一早,孩子們急急慌慌跑來告訴我們,聽說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開批鬥少奇和我的大會。我預感到這次批鬥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離死別。一場大的考驗又要來了。我和少奇在一起,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我只哽咽著說了一句「這回真要和你分別了」,便再也說不出話來……

離批鬥會的時刻愈來愈臨近了。

我們默默地做準備。少奇為我取出衣服用品,幫助我整理。自從我和少奇結婚以來,他整天忙於工作,生活上歷來都是我照顧他。這一次是他唯一一次為我收拾東西,幫我做生活上的事。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靜靜地坐著,等待來人帶我們走。少奇平時不愛說笑,這回他說了一句:「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他仍是坦然和樂觀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會,造反派進來了,大聲命令我先跟他們走。我連忙站起來,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來和我緊緊握手。我們四目相對,充滿關切。這時少奇輕輕對我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我走後不一會兒,少奇也被拉走了。後來知道,這次批鬥是江青、陳伯達、康生乘毛主席、周總理不在北京之機,直接策劃的。具體組織實施的人是戚本禹。他們組織了幾批造反派,在批鬥少奇和我的同時,也分別批鬥了小平、卓琳同志和陶鑄、曾志同志。

1967年11月27日,我被押送秦城監獄,監號是67130。

我在秦城監獄12年,絕大部分時間枯坐牢房無所事事,漫長難熬。沒事時,就老琢磨牆上不知什麼人留下的字,猜想以前關在這裏的是什麼人,當然是不得要領。沒事還老盼望提審,因為提審可以有機會說話。

1969年10月17日,少奇在重病中被送到河南開封。11月12日,少奇在開封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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