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會之前，因為沒有集中地、系統地總結工作，毛劉之間即使有了分歧，也還沒有那麼明顯地表露出來。七千人大會則不同了，中央要如此大規模地在全國縣委第一書記以上的幹部中進行系統的總結，就必須對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犯錯誤的原因，對過去幾年工作的估量，包括對形勢的判斷、對「三面紅旗」的評價等，要做出一系列的回答。如何解說，解說到什麼程度，毛劉之間的分歧自然因七千人大會的召開而凸現出來。當然，會議中的絕大多數人並沒有察覺到這一點，但是毛澤東感受到了。
5年後，1967年2月，毛澤東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的一段談話，讓人們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七千人大會。以後，每當人們談到毛劉之間的分歧，都要引用毛澤東的這段話：「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很顯然，這個所謂的“修正主義”指的是劉少奇。
不過筆者發現，毛澤東的這段話是經過人們簡化和加工的。他到底是怎麼講的？是這麼具體直接嗎？通過仔細查閱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記錄，發現毛澤東其實是這麼說的：「1962年1月，我們召開了七千人的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大會，那個時候我講了一篇話，我說，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如果我們現在不注意，不進行鬥爭，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中國會要變成法西斯專政的。這篇講演沒有公開發表，在內部發表了。以後還要看一看，裏面也許有些話還要修改。不過在那個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
這裏還涉及一個問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是不是真講了這麼一段話呢？經過再查閱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講話的原始記錄，結果並沒有這樣的內容，即使1962年4月下發的毛澤東講話記錄整理稿，也仍然沒有這段話。相反，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通篇講話給人感覺既幽默風趣，又謙虛誠懇，洋溢著比較濃烈的民主氣息，流露出他和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和諧的親密氣氛！
難道是毛澤東空穴來風？這不太可能！如果考慮1967年2月正處在「文化大革命」的顛狂階段，劉少奇已被認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毛澤東用1967年的感受來追溯1962年初的事情，顯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毛澤東為什麼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鎖在了七千人大會？為什麼把劉少奇要“推翻”他這樣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會，而不是別的什麼時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說的一句話，應該是解開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江青說，毛主席在七千人大會時憋了一口氣。這至少表明，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確曾使毛澤東很不高興。那麼，這憋的一口氣，是什麼氣呢？
檢討七千人大會前前後後的情況，有以下幾個問題可以探討。
先從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來看，這中間似存在著毛劉之間溝通不夠的情況。理由是：報告除了講三大塊之外，其中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講到什麼程度，如何表述，兩人之間事先缺乏很好地協調。如對當時的形勢如何估計？這是毛澤東十分看重的問題。1961年9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經濟形勢已經退到谷底，現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此後他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但劉少奇有著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沒有把毛的這句「定調」的話寫進報告。毛澤東看後不滿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後來經過討論修改後的報告稿，還是加進了“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判斷，顯然，這是按毛澤東的意見在估計形勢了。
再如：報告初稿在講成績和錯誤方面，將建國以來12年的成績一起混著講了，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沒有突出出來單獨講，相反報告講的缺點錯誤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當然，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問題是，會上有人抓住這一點說缺點錯誤講得過分了，說報告漆黑一團，越看越沒勁。從毛澤東最初想拿出三天時間對稿子進行修改，以及後來將稿子直接發給大會討論的情況判斷，他顯然也存在著同樣的看法—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使人鼓不起勁來。後來經過大會討論修改的稿子，開始突出「大躍進」以來的成績，一共講了12條，缺點錯誤講了4條，顯然是在努力把成績講夠方面下了工夫。
還有報告初稿對「三面紅旗」的評價是：“站得住的”、“正確的”、“基本上正確的”。大會在討論時，有些人認為評價低了，應統統改為“完全正確的”。後來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接受了部分意見，將“站得住的”改為“正確的”，其他沒有改動。「三面紅旗」對毛澤東而言，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劉少奇的態度是否也會引起毛澤東心中的不快呢？
這些情況表明，毛澤東期望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對「大躍進」要給予充分的肯定，劉少奇雖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澤東看來，肯定的不充分，不那麼理直氣壯，甚至給人一種「大躍進」是“漆黑一團”的感覺，這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對「大躍進」的估量，對當前形勢的判斷，對「三面紅旗」的評價等，並沒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說。但事情還不止於此。毛澤東本來對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報告初稿就有意見，豈料劉少奇在1月27日做大會口頭報告時，更講了一些讓毛澤東心中不快的話。劉少奇在向大會解說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時，提出了天災、人禍哪一個是主要原因的問題，並做出了兩個“三七開”的判斷。他說：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我們至今還能感受劉少奇說這番話的坦率與真誠，熱烈與激昂！這些話在當時聽起來是十分尖銳，很帶刺激性的，因為很少有人敢於這樣講話。
這裏有人要問，早在1960年底和1961年初，毛澤東就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為「人禍」，劉少奇這樣講毛澤東怎麼會不高興呢？ 問題是，毛澤東自1961年4月以後，幾乎沒有再用「人禍」的提法，也從未做出過幾分人禍幾分天災的判斷；此外，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比喻缺點、錯誤與成績之間的關係，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他經常講，尤其是在工作出現失誤遇到困難的時候。再者，毛澤東雖然在估量地方工作時，曾突破“一個和九個”的框框，但是並沒有對全國的工作做出三分缺點錯誤、七分成績的估量。因此劉少奇的這番話就顯得十分大膽，作為第二把手，他做出了毛澤東從未做出過的判斷，而這些敏感問題恰恰是毛澤東本人不願意多說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幾次談到「人禍」，是在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講的，而劉少奇卻是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七千黨的領導幹部，也就等於向全黨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對工作做出了這樣的估量，毛澤東聽起來自然不那麼愉快了。所以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是缺點錯誤講得過於嚴重了。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談話時說：“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以後在4、5月更講得嚴重。”可見劉少奇的這一估量，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還有敏感的「三面紅旗」問題。劉少奇在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上說“比較難說的三面紅旗問題”。難說在什麼地方？為什麼難說？劉少奇沒有講。「三面紅旗」作為過去幾年中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造成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後果是客觀存在的。一般說來，如果是個別錯誤，就要考慮具體政策是不是有問題；如果是全局性的錯誤，就要看指導思想是否正確。「大躍進」的失敗，明顯屬於全局性的錯誤，對「三面紅旗」為什麼還要堅持？甚至還要高舉？這個問題很複雜，既有全黨認識上的問題，也有毛澤東的問題。毛澤東在「三面紅旗」問題上始終沒有讓步，一直認為出現經濟困難的原因是在“一個相當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
劉少奇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在七千人面前如果講「三面紅旗」是正確的，自然如其所說變得“難說”起來。劉少奇在大會的口頭報告中講「三面紅旗」時，是這樣說的：“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只是在執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略了好省；對「大躍進」的解釋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說，產量每年翻一番，要從一個歷史時期來看，「大躍進」還應該繼續作為我們全國人民努力奮鬥的目標，我們應該堅持下去；“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還是應該辦的，只是搞得太急，未經過典型試驗就全面推開了。然後，他總結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從這裏可以看出，劉少奇對每一面“紅旗”都做了論述，他的方法是總體上肯定，具體上指出問題，事實也等於檢討了指導思想存在的問題。應該說，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意見並不是很大，有的問題他自己也做過檢討。關鍵是劉少奇的結論，即“現在都不取消”，難道將來就要取消？毛澤東似乎覺得劉少奇對「三面紅旗」肯定得不夠，尤其同林彪相比，更顯得劉少奇堅持「三面紅旗」不那麼理直氣壯，即使同周恩來相比，劉少奇的態度也顯得有所保留。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產生不滿的另一個因素。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確實對劉少奇產生了不滿。這個不滿主要表現在劉少奇「大講」缺點錯誤，講「人禍」，把過去幾年的工作講得“漆黑一團”，不積極維護「三面紅旗」，不和他保持一致，換句話說，毛澤東感覺劉少奇不但沒有積極維護他的領導，還有點“施壓”的味道。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毛劉之間在七千人大會的分歧雖然沒有公開，卻是比較深刻的。不過，此時的毛澤東雖然憋了一口氣，但因為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誤確實有著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當時的國民經濟還在一片蕭條當中，有些問題還要靠實踐來檢驗，所以毛澤東的憋氣並沒有表現出來。而劉少奇呢，受大會民主氣氛的鼓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他工作起來更加大膽、更加潑辣，思想也越來越解放，講話越來越尖銳。
七千人大會閉幕後，劉少奇在整理他的口頭報告時，情緒很激動地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劉少奇這些感受很深的話脫口而出，令當時在場的人十分震動。
不久，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自喻是“非常時期大總統”，說：“國民經濟到了這種狀況，在國外總統就要宣佈廢除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劉少奇在這裏追究的是他自己的責任，但不少人都知道，最大的責任者是毛澤東。
1962年3月，劉少奇在要求公安部總結幾年來打死人命，傷害無辜群眾的教訓時，對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說：「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揭。」事後，他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因為他覺得“將來會出毛病的”。這些話都觸及了毛澤東的敏感之處。毛澤東聽了會是怎樣的感受？至少，憋氣是肯定的。
還有，劉少奇在「西樓會議」上，批評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他針對七千人大會對形勢的判斷提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現在是“非常時期”，此後，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分明有困難，卻說沒有困難，這樣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對困難估計不夠，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年5月劉少奇主持下發的中央文件也說：“不願意承認困難，或者困難本來有十分只願意承認幾分，總怕把困難講夠了會使幹部和群眾喪失信心，以為迴避困難，問題就容易解決，對於困難不是認真對待，而是掉以輕心，很明顯，這決不是真正的勇敢，決不是革命家的氣概，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該有的態度。”
儘管劉少奇講的都是事實，或者可能講的嚴重了一些；儘管民主革命時期的毛澤東也強調要充分估計困難，反對盲目樂觀，在中共七大上他就曾一下子講過17條困難，但現在，毛澤東雖然也講困難，卻並不願意總是強調困難，他更願意把形勢估計得樂觀一些，在某種程度上，他恰恰是劉少奇所說的對困難估計不夠的代表者。照此說下去，毛澤東是不是連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夠資格了呢？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的加劇，也有這種因素吧？
在劉少奇強調困難形勢的同時，如何調整方方面面的政策，迅速恢復國民經濟，毛劉之間又發生了思想路線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之後，也就是1962年上半年發生的幾件事，從毛澤東看來，都是「右傾」的表現。最突出的一件，便是各地出現的有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做法，這些做法還受到了中央第一線領導人的積極支持。毛澤東認為，這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搞集體化的重大原則問題。他批評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主張，是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表現，是刮“單幹風”，而且越到上層風颳得越大。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對外鬥爭要小心謹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這都被他認為是修正主義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國代表團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裁軍大會時，強調和平、裁軍比較多，反帝調門比較低，曾引起幾個亞非國家代表團的不滿。事後，毛澤東對此多次提起批評，說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並向有關國家道歉。還有，就是在平反問題上，毛澤東認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風，無論什麼都要平反。他針對國家機關黨委準備對幾個比較有名的右派進行平反的事提出嚴厲批評，責問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此事是誰佈置的？是組織部，中直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機關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6、7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這類事情，還可以舉出一些，如在統戰工作問題上，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都出現了一些在毛澤東看來帶有右傾性質的方針政策。事後，毛澤東曾多次批評1962年上半年，說那時候是一股風，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小範圍會議上說，1962年刮歪風，在國際上、外交上主張“三和一少”，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如果當時我們幾個常委不頂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其實，在毛澤東看來多數常委並沒有“頂住”。可見1962年的上半年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麼這些所謂「右傾」的表現，又和劉少奇有什麼關係呢？在毛澤東看來，劉少奇主持第一線工作，是那些問題的支持者，或是那些問題的始作俑者。具體的工作和任務是從分析形勢中提出來的。既然形勢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此才導致了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右傾。所以，毛澤東對劉少奇又多了一層政治上的不信任。
換言之，七千人大會之前，毛澤東與劉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會使毛對劉憋了一口氣，產生恩怨，問題開始變得複雜起來。七千人大會之後，毛劉之間的矛盾不但沒有化解，而且還在不斷積累，同時在估量國內形勢，在對外政策和農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決策上，出現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見分歧，而這個分歧的產生則關係到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在毛澤東眼裏是出現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認為，劉少奇是被困難嚇倒了，對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要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至此，兩人之間的分歧便具有了雙重意義：既有個人的恩怨情結，又有思想路線上的分歧。這種矛盾糾葛，隨著以後「社教運動」的進行，以及一些國際事務的開展等等，變得越加難以調和，最終使毛澤東產生一種黨內存在“兩個司令部”和兩條戰線鬥爭的錯覺……
作者簡介：張素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主要從事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究。參與編輯過《毛澤東軍事文集》(6卷本)，撰寫過《毛澤東年譜》，出版過《毛澤東畫傳1893-1976》、《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等。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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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飛揚跋扈的江青（資料圖）
所謂「武裝衝擊釣魚台」，是與“林沖誤入白虎堂”一樣的故事。時間是1968年3月8日。
釣魚台是個神秘的地方。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門口崗哨林立，牆邊還有來回走動的流動哨兵，只要你在牆邊逗留的時間超過兩分鐘，就會有穿軍裝或不穿軍裝的警衛來干涉。人們只能在它的東門口，望一眼裏面的假山、噴泉。
這等神秘、高貴的地方，傅崇碧卻帶兵、帶車、帶槍去衝擊、去抓人。傅崇碧豈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嗎？
傅崇碧沖釣魚台的傳說，曾經風靡北京城，被描繪得生動而形象。它成了觸發「楊余傅事件」的導火索之一。
然而，「沖釣魚台」事件的真相，人們卻不甚清楚。釣魚台到底發生了什麼？怎樣發生的？其詳情恐怕只有幾個當事人心中明白。
釣魚台事件，既是偶發的，又是必然的。
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釣魚台「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內。
會議室里坐得滿滿的，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謝富治等人正在說著什麼，等他進來坐定，周恩來說：「魯迅的夫人許廣平給主席寫信，說原藏在魯迅博物館內的魯迅書信手稿不見了。主席指示，讓我們迅速查找。」
事情是這樣的：1968年3月初，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給毛澤東寫信，稱原藏在魯迅博物館的書信手稿不見了。毛澤東當即要周恩來馬上查找。
任務是周恩來、陳伯達交給楊成武的。
楊成武知道此事不好辦，就說：「這不像大海里撈針一樣，怎麼個找法呀？」
周恩來出主意說：「叫衛戍區去查，你們還可以去提審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況。」
交代完任務，已經是凌晨3點多鐘，楊成武打電話給傅崇碧，要他帶幾個人馬上到楊成武的住處等候，然後一起去秦城監獄。
傅崇碧帶了劉光普等4人很快趕到了楊成武的家裏。
等楊成武開完會回來，便驅車直奔秦城。到了監獄時，已經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他們很快見到了戚本禹。
「魯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過的。」
「現在手稿放在什麼地方？你必須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麼不知在哪裏？」
「是江青讓我們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們還可以去問原文革的工作人員韓書信，他知道。」
「誰讓你去取的？」
「江青。她說怕魯迅的手稿遺失了。」
楊成武和傅崇碧對視了一下。江青讓戚本禹取了手稿，怎麼現在又說不知道？這不是賊喊捉賊嗎？
他們又驅車返回北京，給總理彙報。彙報時江青在場，當然，他們不能說是江青讓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說韓書信知道。
江青很是惱火，她叫道：「把這個人叫來！」
很不湊巧，這個人回四川休假去了。
江青指著傅崇碧說：「你馬上打電話給成都軍區張國華，讓他馬上把這個人找回來。空軍派飛機去接。」
傅崇碧說：「我一個衛戍區司令，打這個電話不合適。要打，也得請總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興，說：「你這個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說是我們說的。」
傅崇碧沒有辦法，只好去打。
成都軍區對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了韓書信，並讓他連夜乘飛機回到北京。
韓書信被送進北京衛戍區招待所。他很是緊張，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關重大。傅崇碧、周樹青等人見到他時，他更加緊張。
「魯迅的手稿現在在什麼地方？」
韓書信見問這事，反倒坦然了。他說：「手稿是我取的，取來交給了何先倫。放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倫在什麼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後來調到周總理的聯絡組去了。」
……
又出了一個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趕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還好，何先倫在。等來者說明情況，何先倫說：「這事情，要去問保密員卜信榮，他具體承辦的。」
「這人在哪裏？」周樹青急切地問。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釣魚台裏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來查去，轉了那麼大的彎子，知情人就在釣魚台！他們趕快打電話報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電話。
傅崇碧問：「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中有卜信榮這樣一個人嗎？」“有。”
「他知道魯迅手稿的下落。你給江青同志報告一下，我們隨後就到。」
打完電話，傅崇碧他們立刻登車，駛向釣魚台。
吉普車開得飛快，一會兒便到了釣魚台。
釣魚台的門衛，依舊像往常一樣，站得筆直。見到傅崇碧的車，他們正準備放行，但兩輛吉普車同時剎住了。
他們先到傳達室，讓負責接待的同志給「中央文革」打電話，請示是否可以進去？——衛戍司令的車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輛車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的秘書很快答覆：“可以進來。”
就這樣，兩輛車子緩緩開進了釣魚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辦公樓前，車子剛剛停下，見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過來。禮節性地打過招呼，他們便一起走進會議室。
進屋還沒站定，江青推門進來，見屋中站了5個軍人，她頓時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幹什麼？到這裏來抓人了？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誰讓你們來的？」
周樹青趕忙解釋說：「我們是來向你彙報的……」
江青雙手捂住耳朵，喊道：「我不聽，我不聽，你把我的耳朵震聾了！」
傅崇碧扯扯周樹青，對江青說：「我們來向你彙報手稿情況。」
「誰叫你們來的，你們不經允許就來這裏，這還得了！」
江青大發脾氣。姚文元變成了幫腔的：「這是什麼問題！你們要說清楚。」
這時，撲通一聲，有人摔倒了。他是跟傅崇碧一起來的馮秘書。這幾天，他幾乎是連軸轉，太疲勞，也太緊張，再加上肚子裏空空的，一時虛脫暈倒了。他手中的黑提包掉在地上，筆記本、文件也甩了出來。
江青被嚇了一跳。她一邊躲閃著，一邊喊：「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傅崇碧了解馮秘書，忙說：「不要緊的，稍休息一下就好了。」
同行的幾個人，扶的扶，抬的抬，把馮秘書弄到一邊。
傅崇碧又對江青說：「我們剛剛把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來彙報。」
「手稿在哪裏？」江青的口氣緩和了些。
「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
「什麼？」江青稍稍平息了一些的火氣，又發作了。
「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保密員卜信榮知道。」
「把保密員叫來！」
保密員是一位空軍的幹部，衣著很整潔，模樣也很文靜，進門先敬了個標準的軍禮。
「首長找我有事？」
他很恭敬地看著江青。
傅崇碧問他：「魯迅的幾箱手稿在你那裏嗎？」
「在，就在樓上保密室。」
他回答完，不解地看著屋裏的人，好似在說：問這幹什麼？
他又補充一句：「保管得好好的，共有4個箱子。」
江青兩眼冒火，伸手指著保密員的鼻子，吼道：「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個大壞蛋，抓起來！」
保密員愣了，這是何故？怎麼會使「文藝革命的旗手」發這麼大的火？周圍的人再次愣了，這是怎麼回事？
傅崇碧倒不覺得奇怪。一是江青像這樣的時候很多，見多了也就不覺得奇怪。二是他知道江青是遷怒於人，把火氣撒在別人身上。她叫人查魯迅的手稿，查了個遍，手稿就在她的身邊，而且戚本禹還跟別人講，她江青知道，她豈能不火？
江青見沒人去抓保密員，又氣又恨，跺著腳喊：「抓起來！」
有人上去扭住了保密員的胳膊。
保密員急得滿臉通紅，喊著：「這是怎麼回事啊？你們把我放開！我冤枉啊！我犯了什麼錯誤啊！」
「把鑰匙交出來！」
江青惡狠狠地下命令。
保密員被人扭著，消失在門外。
江青對房內的人說：「你們上樓去，把箱子抬下來。」
人們怕她再發火，急匆匆上樓抬下來4個樟木箱子。打開來看，魯迅手稿一紮扎，一束束地放在裏面。
江青拿起一本，翻看了一陣，扔下，再拿一本翻看。
別人站在箱子旁邊，等著她發話。誰都不敢動一動。她要再次發怒，說不定哪個又被抓起來。
看著看著，江青突然說：「不看了，封起來！」
瞧她驟變的臉色，人們不知她又看到了什麼令她不快的文字。
「你們看著，封好。」
江青讓別人封魯迅的手稿，她站在窗前，挺胸抬頭，不知在想什麼。
箱子封好後，她又變得和藹可親了，對傅崇碧等人說：「你們還沒吃飯吧？就在這裏吃飯。」
「不用了，我們回去了。」
「叫你在這裏吃飯，你就在這裏吃飯！不願跟我一起吃飯是不是？」
江青很執拗。
吃就吃吧，這樣也可緩和一下剛才劍拔弩張的氣氛。
江青對飯菜是很挑剔的，那天卻好像沒怎麼挑剔。她說：「你們幾位，這兩天都很辛苦。辛苦就辛苦點吧，幹革命嘛！」傅崇碧心裏明白，留他們吃飯，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江青說：「吃完飯，你們還要跑一趟。毛主席的手稿被戚本禹那個壞蛋盜走了。你們去審問他，手稿藏在什麼地方。」
手稿，又是手稿！在座的諸位都明白，江青可能要報復戚本禹一下。戚本禹說魯迅的手稿江青知道，江青卻讓人們去找，江青不成了賊喊捉賊的賊了嗎？
吃完飯，江青擦擦嘴說：
「這是毛主席的手稿被盜，比魯迅的更重要。你們一定要完成這重要的工作。」
衛戍區的幾位主要幹部答應著，乘車離開了可怕的江青住宅。
坐在車上，傅崇碧的思緒飛了很遠很遠。江青發火，絕不僅僅是因為手稿。他想到了「文化大革命」剛剛興起時的幾件事情。
毛澤東點燃了「文化大革命」之火，便到外地去了。北京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今天這裏成立一個總部，明天那裏冒出一個造反司令部……從那時起，江青就開始指揮起衛戍區來了。
一天江青找到傅崇碧，說：「你們要支持首都紅衛兵第一造反司令部，要幫助他們解決車輛。」
傅司令員有礙於她是主席夫人，不好不答應，就說：「好吧，我請示一下。」
傅崇碧事後一想覺得不對頭，江青沒有在軍內任職，又不是首都工作組的成員，她怎麼能指揮軍隊，調動軍隊的車輛呢？
傅崇碧接通了周恩來的電話，向他報告了這一情況。
周恩來說：「軍隊的事情，請軍委的同志定。」
……
第二次，江青又來指揮衛戍區，要他們支持「三司井岡山」，給他們派車上街遊行。
這回，傅司令員又請示了軍委的其他幾位領導同志，得到的回答是，要慎重，搞不好要出亂子。
那麼，對江青的「指示」怎麼辦呢？傅崇碧能拖就拖，拖不過去就應付。
江青是相當敏感的。她的話，有人當作聖旨，有人卻拖著不辦。有的人恨不得叫她親娘，有人卻對她正眼不看……誰親誰疏，誰遠誰近，她心裏是很清楚的！
有一次開會，江青和北京軍區、衛戍區的領導同志見面了。她陰陽怪氣地說：「你們都來了，你們都是老同志，看不起我這個新兵。」
她指指自己一身簇新軍裝，扯扯衣肩，做個亮相的姿勢。
別人不知她是什麼意思，當然不好搭話。她又說：「我講話，你們從來是不愛聽的呀！」
聽話聽音，這弦外之音，分明是說，你們不肯聽我的。
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並不是對江青的話置若罔聞。他們也不敢時時事事和江青作對。只是有時覺得江青這個人太過分、太潑，而且要按她的指示辦就必然要坑害老一輩的元帥、將軍。
因此，他們對江青的指示總要打那麼點折扣……
毛澤東前兩次接見紅衛兵的時候，許多老帥也還是被請來參加了。毛澤東未到之前，老帥們來了，聚在一個休息室內，聊天、發牢騷；「中央文革」的人來了，聚在另一個休息室內。陣壘格外分明。
毛澤東一到，「中央文革」的人總是急急忙忙把他引到他們所在的休息室。
楊成武、傅崇碧等做具體工作的人都覺察出不很對頭，即使黨內有不同意見，也不能這樣壁壘分明。他們懷著一種良好的願望，希望毛澤東把大家團結在一起，希望毛澤多和老同志們接觸。
有一次，傅崇碧見毛澤東又被他們引進休息室，便急忙向具體負責接見工作的葉劍英元帥報告：
「主席來了，在那邊休息室。」
他又對徐向前元帥說：「請老帥們那邊去坐吧。」
這一行「老傢伙」由葉劍英引著，走進了毛澤東所在的休息室。
「主席您好！」葉劍英元帥給毛澤東敬了禮。其他各位也一一同毛澤東握手。
毛澤東問：「你們現在怎麼樣啊？」
元帥們一個一個談起自己的處境來。
……
江青很生氣，她走到傅崇碧身邊，問：「天安門上好了沒有？」
傅崇碧答：「還沒有好。」
「你去看看，好了就開始接見。」
「是。」
傅崇碧答應著走出會議室。心中暗想，她不願讓毛澤東和這些老同志接觸，想割斷他們同毛澤東的聯繫，這怎麼行！
他走上城樓，看著正陸續走到指定位置的紅衛兵隊伍，看著下面旗的洋、人的海，越發感到毛澤東所挑的擔子的分量。這樣多的人都等著他的接見，等候著他的最高指示，他那裏絕不能出偏差；一出了偏差，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讓他和老戰友們多聊一會兒吧，「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傅崇碧到廣場上轉了一圈，又回到城樓上，點燃一支煙。
他剛剛抽了兩口，江青跑到城樓上來找他：「好了沒有？好了就開始。」
傅崇碧回答：「還要稍等一會兒。」
「還要等！你的準備工作怎麼做的？」
「時間還不到。」
「我要你提前。」
「他們不是正忙活嗎！」衛戍司令指指城樓上忙忙碌碌的軍人。
「準備好了，馬上開始！」
江青氣呼呼地轉身走了。傅崇碧估計毛澤東和老帥們的談話差不多了，才走進休息室向他們報告：
「一切準備就緒，請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和各位首長接見紅衛兵小將。」
……
秦城監獄到了。他們再次把戚本禹提了出來。
「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裏去了！」
戚本禹眨巴著眼睛，說：「我，我，我沒有拿毛主席的手稿哇！」
「你敢抵賴！你寫文章沒用過毛主席的手稿？」
「沒，沒有，絕對沒有。」
又是一個對不上。江青到底搞什麼鬼名堂？她真的要報復戚本禹嗎？
「真的沒有？」
「沒有，沒有。」戚本禹雖有些驚慌，但還是不肯承認這無中生有的事情，“我借過毛主席講話的清樣，從沒借過手稿。你們可以去問汪東興，藉手稿和清樣都要通過他。”
傅崇碧想，不妨打個電話問一下，不要再受騙了。
電話掛通了，聽筒里傳來汪東興的聲音：「他沒借過手稿，是清樣。」
……
他們趕回北京，立即給江青寫了報告。
——這是釣魚台事件的前半部分，後面，還有戲唱。
傅崇碧去了秦城，江青又發起瘋來。她先找了周恩來，又找了「中央文革」、中央軍委辦事組的成員，聲淚俱下地“控訴”：
傅崇碧的膽子好大，他帶了兩部汽車沖「中央文革」！這樣下去，我們的安全還有保證沒有？
周恩來說：“他也是為了報告魯迅手稿的下落嘛，他沖「中央文革」有什麼別的企圖嗎？他沒有報告就進釣魚台，是不對的。”
陳伯達本來知道此事，應該出來證明一下，他不但不出來證明，反而火上澆油：
「不管是來幹什麼，都必須報告。這樣的衛戍司令不能要！」
葉群也說：「這個傅崇碧太不像話！」
越說越氣憤，越說越升級。
「不行！這得叫傅崇碧做檢查！」
「要他檢查沖釣魚台的動機！」
江青對吳法憲說：
「你馬上給楊成武打電話，要他命令傅崇碧做檢查！要他去批傅崇碧。」吳法憲趕快立正，忙不迭地說：“我馬上就打，馬上就打。”
楊成武正在京西賓館開會。秘書輕手輕腳地走到他身邊，悄聲說：「吳法憲來電話，說傅崇碧沖釣魚台了。」
「什麼？」
秘書又重複了一句。楊成武這才站起來，走到外面去接電話。
「楊代總長，你到釣魚台來，江青同志的指示。」
「幹什麼？我正開會。」
「叫你馬上過來開會。傅崇碧沖釣魚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這裏。」
「他為什麼沖釣魚台？」
「你過來吧，過來再講。」
「總理在不在？」
「總理在，要你過來。」
楊成武只能放下這邊的會議，到釣魚台去。
果然，「中央文革」的幾員大將都在，等楊成武進了屋，江青先發制人：
「傅崇碧沖釣魚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沖釣魚台？他是衛戍區司令，釣魚台是可以進的呀。」
葉群說：「他帶了兩輛車，全副武裝，衝到這裏來，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
楊成武說：「他為什麼沖？把他叫來問一問不就得了！」
江青說：“你們軍隊這麼干，簡直是無法無天。「中央文革」都敢沖，過幾天還不知道沖哪裏！要批衛戍區，要批傅崇碧，你負責！”
楊成武好不生氣，哪有這麼不講理的，不問青紅皂白，就批衛戍區，就批傅崇碧？他沒好氣地說：
「我負什麼責？我一不是北京軍區司令，二不是北京衛戍區政委，要批由他們去。」
江青哪能吃這一套，她聽慣了「誓死保衛江青同志！」“誰反對江青同志，我們就和他血戰到底！”哪能容得頂撞她。
她瞪起眼睛說：「你是代總長，就是要你負責！」
陳伯達、姚文元等人跟著指責楊成武：「你不要包庇傅崇碧！」“這都是你們軍隊的問題！”
楊成武很是氣憤，他說：「我負責？我不負這個責！我沒有下命令沖！我也不能越級去批北京衛戍區的幹部。」
說著，楊成武站起身要走。
周恩來趕快攔住他，說：「成武，你別走，謝富治同志也在這裏，你陪謝富治同志去一趟，把北京衛戍區的幹部找來，不允許他們再發生類似的事情！」
楊成武從周恩來用力握著的手上，領會到了周恩來的暗示。楊成武止步，說：「陪他去可以。」
周恩來又對謝富治說：「富治同志，你和成武同志去衛戍區一趟，批評批評他們。」
北京衛戍區的師以上幹部，被叫到了京西賓館的第二會議室。
謝富治到第二會議室找到楊成武，說：「人都來齊了，你去講吧。」
楊成武很不客氣地對謝富治說：「我是陪你來的，你是北京衛戍區政委，總理要你去講。」
「你講吧！」
「我不講。」
謝富治自我解嘲地說：「我講就我講，那你主持一下吧。」
「我主持一下倒可以。」
事後，謝富治怎樣彙報的，楊成武不得而知。
本文摘自《釣魚台往事追蹤報告》，董保存着，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