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凌志軍 馬立誠著
共產黨內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時期。那時候，黨的領袖們幾乎全都義正詞嚴地抨擊蔣介石政府的獨裁，還說只要蔣介石真正地改變一黨獨裁，實行民主政治，則共產黨一定會同國民黨精誠合作。1945年，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的時候，曾經對延安的欣欣向榮感慨良多，他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看到了共產黨掌握全國政權的前途。但是，作為一個熟知古今興亡大歷史的學者，他還看到了更多的東西。他對毛澤東說，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歷史上朝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則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也許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對於民主制度的追求，毛澤東在共產黨執政後領導制定第一部憲法的時候，明文規定了藝術創作和科學研究的自由，還規定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這一憲法誕生於1954年，正是我們國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徹底建立起來的時候。這也表明，自由和民主的原則不僅不為社會主義制度排斥，而且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應有之義。
問題似乎發生在兩年以後。
1956年年初，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全面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並且指出這在蘇聯已經造成嚴重的後果。如許多歷史學家所說，毛澤東雖然深深地了解斯大林的錯誤，但他對赫魯曉夫的這一舉動並不滿意。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編輯部文章《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乃是中國共產黨對這一事件的第一個反應。此文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寫成，實際上反映了毛澤東本人的想法。文章並不追究「個人崇拜」的問題，只是說，斯大林的錯誤在於他的思想方法發生了偏差：「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里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面性。」
四個星期以後，也即1956年5月2日，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舉國為之歡呼，直到現在人們還念念不忘。實際上毛澤東所說這八個字，只是重申了1954年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他的貢獻在於，以一種生動和朗朗上口的語言將這種權利加以概括。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事情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公民本身就擁有的權利現在不知不覺地成為黨的領袖頒佈的最新政策，憲法的權威之上已經覆蓋著領袖的權威。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毛澤東的民主思想，可以知道，他始終認為民主只是領導人的一種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而非制度和法律。這在他公開發表的文章和私下的講話裏面可以找到許多證明。比如，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讓人們講話，天不會塌下來。這當然表現了一個領袖的襟懷和氣魄，但也同時表明了，人民的說話的權利，是要通過領導人的「讓」方能實現。毛澤東還曾直言不諱地說他自己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當南斯拉夫的鐵托在1956年11月11日發表演講，指出赫魯曉夫把「整個事件當做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不是當做一個制度問題」是一個不足，因為斯大林現象「是一種制度的產物」的時候，毛澤東就表示不能同意這樣的判斷。這一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說「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這正是代表了毛澤東本人的意見。
但是，也有證據表明，毛澤東在私下裏並非沒有另外的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裡，他對黨的一些領導人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這一重要的細節是否表明，毛澤東已經意識到民主不僅是思想方法問題，而且也是一種制度?我們在今天已經無法揣測，我們所能知道的是，他在生前從來沒有公開過他的這種想法。他在公開的場合只是批評蘇聯人把「斯大林這把刀子」丟了，有如《論人民民主專政》所說：「無論怎樣的錯誤，對於人民群眾來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剝削階級專政的制度，比起資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總是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應當承認，1957年2月毛澤東在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中，相當完整地表明了他對民主的看法。毛澤東的一些論述，可能是緣起於當時我們國家發生的種種罷工、罷課、遊行和請願的事件。據薄一波的陳述，此類事件在鄰近1957年的幾個月里波及幾十個城市，在鄉下也連續發生了鬧社的風潮。毛澤東針對這些情節說他不贊成鬧事，因為人民內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
「民主是一個方法，」毛澤東說，「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幹什麼事情。」
他解釋說，「民主的方法」對敵人和對人民是不同的。對於人民內部，就是「團結—批評—團結」。至於罷工、遊行之類，毛澤東認為是「大民主」。「我們是愛好大民主的，」他說，「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他還列舉了發動群眾斗垮蔣介石等事情，說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用來對付階級敵人，而不是在人民內部使用的。
至於人民內部的民主，按照毛澤東的解釋，就是「批評和自我批評」，亦即「說服教育」。毛澤東的設想是，從團結的目的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後達到團結。從毛澤東闡述這一思想以後的20年來看，無論是「民主集中制」，還是「團結—批評—團結」，都沒有能夠防止中國出現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那樣的錯誤，反而還會推波助瀾地把這種錯誤“升華”到“文化大革命”那樣極端的情形。
現在，我們在回顧這些事情的時候，就不禁要想到毛澤東1956年曾經說過而在生前從未公開的那句話，發生在中國的這些悲劇，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有可能發生么?
毛澤東也許已經認識到制度問題的重要性，至少在私下裏是這樣。但是，更加明顯的是，他不願意公開承認這一點。在迄今為止我們讀到的毛澤東的公開發表的文章裏面，他是把民主看做領導人的思想方法問題的，而不是看做一種制度。這一點也許是後來我們國家發生的一系列悲劇的原因之一。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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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是非常非常大的事件，對當時和以後的中國都產生了很深遠的影響。這個事情從1971年9月開始，當時的中國官方就已經發佈一些文件，提供對林彪事件的解釋。有關這個事件更詳細全面的檔案，到今天還沒有開放。關於三叉戟飛機是自己下來的還是被打下來的，有無窮的疑問，但是我既不知情也不清楚，有待於將來材料對外開放以後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解釋。
我希望對林彪事件能有一個新的考察，一個再探索，從歷史的一個比較長的時段來看林彪事件。我有幾個問題，比如當時林彪為什麼要出山？毛澤東為什麼要他出山？等等。我認為，我們應該對林彪事件從一個比較縱深的角度來談，它反映著當年的中國體制方面的一些因素，反映著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的方向，不僅僅是一個林彪個人命運的問題。
毛澤東、林彪、賀龍、周恩來、彭真、鄧小平等在香山
毛澤東為什麼在「文革」初期拉林彪出山
文革初期，毛澤東已經下定決心要打倒劉少奇，對這個問題，毛是有反覆有思考的。毛以後和斯諾在1970年有一個解釋，毛說我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已經有一個想法，就是在政治上必須把劉少奇搞掉。1965年到1966年上半年，毛澤東在倒劉這個問題上是一層一層地剝筍子，毛在1966年6月10日和越南的胡志明主席談話的時候就說過，他的政策就是剝筍子，一層一層剝。應該說，毛澤東已經決定在1966年的上半年必須把劉少奇徹底打倒。這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毛澤東對鄧小平已經有很深的失望。鄧小平早先就是毛澤東接班人梯隊的重要成員，毛澤東的接班人從來不是一個人，他有一個接班的梯隊，有一個候補對象在那。當毛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比較明確了劉少奇的中共第二號人物的同時，毛實際上已經為劉少奇準備了另外一個同事，這位同事就是鄧小平。1953年鄧小平被任命為黨中央秘書長，1954年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委員，到1956年黨的八大上擔任總書記，這都是毛對黨的接班人體制上很重要的一個人事佈局。應該說，他的本來意思是制約牽制劉少奇，但是沒有想到，原先劉和鄧這兩位同事是毫無工作淵緣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兩個人居然慢慢走到了一起，在許多問題上，劉和鄧有高度的默契，這是毛沒有想到的。
毛澤東和鄧小平
當然我們知道，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鄧小平的主要工作是領導中蘇論戰，也就是反修的問題，他對國內的工作當然也參與領導，仍然對國內的政策有重要的影響，也參與決策。六十年代初劉少奇的一些重要的政策，特別是七千人大會前後的政策鄧都是表示支持的。從六十年代初開始，鄧小平對林彪的一些過分吹捧毛主席的言論已經表示出不同看法。當時，鄧小平就已經提到，現在出現了一種對毛澤東思想和對毛主席庸俗化的宣傳。鄧小平是唯一一個在中央領導層中敢於在毛面前說這個話的，這是在毛主持的中央常委會上鄧小平說的，他說出現了這種庸俗化的宣傳思想，要改變。1964年下半年，對劉少奇指導的四清、王光美的桃園經驗，鄧小平是有一些保留意見的，但在大的方面上，沒有把他的意見全面地表達出來。劉少奇在1964年下半年的四清，引起了毛澤東的很多不滿，鄧小平和劉少奇有差異，但鄧沒有公開、明確、全面地站在毛的這一邊，特別是當毛主席批評了劉少奇以後。1964年的12月底，毛主席當面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能把你打倒」，像這樣的一種明顯的公開的批評以後，鄧小平沒有迅速地跟上，沒有跟毛主席批劉。當然，1964年底毛對鄧小平還有一個不滿意，就是鄧小平對毛主席健康的關心，請毛不要來參加一些具體的工作會議的討論，引起了毛主席很深的誤會。一個不讓我發言，一個不讓我開會，毛主席不高興。特別是到1966年的6月和7月在派遣工作隊問題上，劉少奇和鄧小平完全一致。也就是說，本來鄧小平是毛主席重要的接班人梯隊裏面的成員，但是到了1966年的上半年，毛主席開始對鄧小平有了想要放棄的想法，不想讓他接班了。這是我講的第二點。
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朱德在討論問題
林彪在歷史上一貫支持毛澤東
我們都知道，在歷史上，劉和鄧是鐵杆毛派，林彪情況更是這樣。林彪在歷史上一貫是支持毛主席的。在歷史上的幾個關鍵時期，特別是在1929年關於江西的紅四軍發展問題上，關於建軍路線的這些討論中，林彪以一個青年將領的身份公開地批判他的老上級朱德，在朱毛爭執中旗幟鮮明地站在毛的這一邊，這是歷史上林彪對毛主席的第一個最大的支持。林彪是朱德的部下，他敢於在這個關鍵的時刻馬上把臉放下來，堅決支持毛，這是歷史上給毛留下的一個印象非常深刻的事。
第二次支持是在困難時期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會議的基本調子是檢討過去的錯誤，只有林彪的發言和整個會議氣氛完全不一樣。他說，檢討我們以往的歷史，當我們的工作順利的時候就是毛主席的指示得到尊敬的時候，當我們不順利的時候往往就是毛主席的指示不被大家重視，不尊敬的時候。他這次的發言，是在毛澤東最困難的時候給了一個巨大的支持。第三點，早在1945年共產黨七大開會的前後，毛澤東安排他的部下，革命的同事，在前面領頭，開展對彭德懷的批判，在這次批判中，林彪的講話雖然不多，但也是公開地批判彭德懷的。
給毛澤東的看法是，林彪這個人能充分領會偉大領袖的意圖，再一個敢於承擔，有擔當，旗幟鮮明。1959年毛澤東把林彪搬上廬山來批評彭德懷，林彪都是面對面地對彭德懷進行批判，所以說這個人是旗幟鮮明，敢於擔當，而且對毛主席的意圖有充分的領會。到了1966年2月至3月，毛部署江青搞了部隊文藝工作會議紀要，為了加強對這份文件的重要性和分量，毛澤東指示林彪對於江青的這個會議要給予支持。毛親自在會議紀要上加了幾句話，就是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組織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的會議紀要。林彪是欣然接受，這些都使毛對林彪滿意。
鄧小平和劉少奇
第四點，毛澤東要發動「文革」，這不是一般的事情，林彪說過，發動「文革」靠兩個東西，一個靠毛主席的偉大威望，一個靠人民解放軍的支持。我覺得林彪這句話講的是對的，毛澤東發動「文革」離不開軍隊作為堅強的後盾，他雖然是軍委主席，但是還是需要有一些人幫他打理軍隊，林彪在黨內在軍內都有很高的威望，林彪代毛主席管軍隊，毛放心。毛更知道，他必須再給林彪一些東西，激勵林彪的東西。
第五點，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林彪這個人戎馬一生，但是老天對他不公平，身體不好，多年來精神萎靡不振，毛澤東對於林彪的健康情況了如指掌，他一方面關心林彪的身體，鼓勵他振作精神加強鍛煉，另外一方面也很滿意林彪的這種身體和精神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