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關鋒、戚本禹（資料圖）
《我所知道的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
談及學部的「文化大革命」，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是三個繞不過去的人物。1966~1967年，我同他們有些接觸，記之如下。
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這三個人的大名，我讀大學時就知道了。因為當時我對思想史和哲學史比較感興趣，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三人用「撒人興」（即三人行）的筆名在《新建設》和《哲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不少有關哲學史的文章，口氣大而霸氣足，其中批判馮友蘭的文章“量多而質高”。後來一個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畢業生告訴我，馮友蘭在給他們講課時承認，儘管他不完全同意關鋒的觀點，但認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關鋒的水平是最高的。關鋒、林聿時合著的《莊子內篇的今譯和詮釋》曾是我讀《莊子》的入門書，我一口氣讀過兩遍。
1966年3月至6月我被借調到《紅旗》雜誌工作時，關鋒是該雜誌的哲學史組組長。一次我們幾個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飯，一個《紅旗》雜誌的工作人員，指著一個瘦小且有點駝背的中年人對我說：「認識他嗎？他就是關鋒。」我立即站住，目不轉睛地看著他走進另一個餐廳。——在當時的中宣部機關食堂，司局級以上幹部與其他幹部的餐廳是分開的。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大人物。以後在中宣部大院還碰見過他兩三次，但沒有機會說話。在此期間，我讀到他寫的《論雷鋒世界觀的形成》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被其高屋建瓴的氣勢和嚴密的邏輯力量所折服。
1966年7月17日下午，關鋒和戚本禹等代表中央文革到學部，與時任學部工作組長的張際春一起研究傳達陳伯達指示和為歷史所造反派翻案的問題，我被召去，近距離地看到了關鋒：他身材瘦小，面帶病容，留著小平頭，頭髮短到與光頭差不多。架一副深度近視鏡，由於吸煙太多，牙齒都熏得有點發黑了。但講話聲音洪亮，斬釘截鐵，透出不容置疑的氣勢。當晚，他在歷史所小禮堂主持了全所工作人員和以張際春為組長的學部工作組領導參加的會議，當場宣讀了陳伯達的三點指示：一、酈家駒立即停職反省；二、立即釋放一切被關被斗的群眾；三、切斷尹達與歷史所的一切聯繫。接著講了如何做好善後工作，要求歷史所全體工作人員在思想和行動上轉過來，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
此後，我還在幾次群眾大會上，遠遠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關鋒。從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組長是徐向前）、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關鋒，經歷了他一生紅得發紫的意氣昂昂、飛揚跋扈的歲月。
1967年5、6月份，王力、關鋒、戚本禹幾個人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前台人物，四處插手，今天封這一派為「革命左派」，明天宣佈那個人代表“革命大方向”，支一派、壓一派，攪得不少地方和單位派仗連連、武鬥不斷。他們的醜惡行徑在群眾中引起越來越大的反感。有些群眾組織就貼出大字報、大標語，要把他們作為“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揪出來批倒批臭。他們可能也感到了逼近自身的危險。1967年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出面，在當時的中央宣傳部教育樓小禮堂召開北京市一些單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參加的會議。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都出席了。我坐在會場的中間，基本能看清他們幾個人的面部表情。我發現關鋒有點精神委頓，面色蠟黃。他講話時也沒有了昔日的霸氣，不是鼓勵人們如何同“走資派”進行鬥爭，而是批評“懷疑一切”的傾向。他說：“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個，明天抓一個，老覺著不過癮，老想抓大的，看誰都有問題。這種懷疑一切的傾向是不對的。”戚本禹發言時，就直接提到有人反關鋒的問題，他指著關鋒說：“現在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對關鋒。我今天給他講講情，你看關鋒這麼瘦，你們反他幹什麼？”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關鋒。到8月份，他就同王力、穆欣、趙易亞、林傑一起垮台了。
1980年代初，我隨山東出版界的領導和一些出版社的編輯到德州開會，當晚德州地委一位副書記出面請與會代表吃飯。席間他談到，前不久中央組織部派人來德州，商量將關鋒一家安排在德州的事宜，因為德州是他的老家。組織部文件規定：一、關鋒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他有公民權，享受正司局級待遇，以此標準為他安排一套住房；二、不要以黨政機關的名義宴請他；三、可以老朋友和同事的身份請他吃飯。德州方面同意後，關鋒的妻子周英先來德州打探情況，因為德州還有關鋒的前妻和兒女，周英認為兩撥人馬在一個地方容易鬧矛盾，不方便。回京後，她找組織部，堅決要求留在北京。最後組織部同意了他們的要求，關鋒一家也就留在了北京。關鋒晚年在北京過著平靜的生活，潛心從事學術研究，又出版了一批學術著作。對他來說，這應該是最好的結局了。
吳傳啟、林聿時是學部哲學所的司局級幹部。由於他們在「文革」前與關鋒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開始時他們能從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關鋒那裏得到最核心的機密，比一般人更能窺透當前的政治動向。憑著這一優勢，他們於1966年5月23日率先貼出批判楊述《青春漫語》的大字報，一下子佔領了學部造反舞台的制高點。之後一路狂掃，不到一個月，即將當時的學部領導關山復、張友漁、劉導生、姜君辰和安排在經濟所做研究員的張聞天以及一大批司局級的幹部打入“走資派”的行列。當其時，他們的攻勢之凌厲，進攻目標之精準，真具有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勢。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簡單，——他們的每一步行動，都有關鋒甚至陳伯達、康生的幕後指導。其中5月26日，就有康生對學部運動的四點指示。這個指示是寫在學部黨委給上面的一份報告上：“一、貼大字報難道還要批准么？二、林聿時為什麼不能貼大字報？三、學部的問題很多。四、哲學所的問題更多。”
6月中旬，吳傳啟、林聿時推出潘梓年作牌位，掌握了學部文革的領導權。這時，在各單位的呼籲下，中央開始向直屬單位派出工作組，以代替各單位的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6月26日，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陶鑄，向學部派出了以國務院文辦主任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這個工作組進駐學部後，即與吳傳啟、林聿時、潘梓年相結合，共同領導學部的運動。
7月中旬，在外地巡視的毛澤東回到北京。7月26日，他下令撤銷工作組，並指出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線的錯誤」。此後，學部開始批判工作組執行的“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事實是，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在學部領導運動的一個月里，所有的決策吳傳啟、林聿時、潘梓年都是參與的。可是不久他們就借批判“資反”路線之機大批工作組，說他們與工作組之間一直存在“路線鬥爭”。在批判張際春的時候，吳傳啟、林聿時慷慨激昂地舉出一系列的例子，說明他們在與工作組的鬥爭中始終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張際春則堅決予以否認，認為他們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什麼路線鬥爭。他說：“所有的大事都是我們一起決定的，那時你們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怎麼現在就有了路線鬥爭？”吳傳啟和林聿時在發言中說，在歷史所的造反派受到尹達的鎮壓時，以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支持尹達一夥，他們則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張際春則說工作組與吳、林等一樣都是支持尹達的。我當時參加大會，誤認為吳、林說的是事實，還對他們心存感激。但後來，工作組的會議記錄等材料曝光，證明吳、林說的全是精心編造的假話，他們與工作組在絕大多數問題上都是一致的。傅崇蘭將此事告訴我以後，我對吳、林等人開始懷疑，覺得他們的品質有問題。
不久，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事使我大吃一驚：一天晚上，吳、林等人一起在近代史所開會，策劃第二天的一個會議，準備對一個人進行批判鬥爭。我與另外二十多個人參加了這次會議。第二天開會時，參會的一個人突然站出來揭發林聿時，說昨天晚上林策划了一個大黑會，並將林講的一段話原原本本複述出來，要求林作出答覆。我這才明白這個人是對立面派出的一個「卧底」，他講的完全是事實。我正為林聿時如何回答琢磨時，林不動聲色地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你是造謠。”這個人馬上將會議在什麼地方召開，誰坐在什麼位置的情況都講了，問林還有什麼話說。林依然不動聲色說：“你就是造謠！你根本就沒有參加那次會！你說你參加了，誰能證明你參加了？”因為參加這次會議的人除了這個「卧底」外，其他都是與林一派的人，自然誰也不會出來證明他的話是事實。後來，傳出林聿時對他的心腹之人傳授的“政治鬥爭三原則：“一、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二、謠言重複三遍就是真理。三、善於引導對手犯錯誤。”我逐漸覺得吳傳啟、林聿時的品質太壞太可怕，萌生了與他們決裂的念頭。所以第二年4月傅崇蘭與我們幾個人商量與他們決裂時，我是沒有任何猶豫的。
學部的運動進行到8月份，隨著社會上紅衛兵組織的蓬勃發展，吳、林等感到需要在學部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作為他們的工具，於是就由他們指定的年輕的造反派、哲學所的鄒永圖出來聯絡學部其他所同一派的組織，醞釀成立一個學部的紅衛兵組織，得到了各所的贊同，於是在8月27日成立了學部的第一個造反派組織「學部紅衛兵聯隊」。歷史所文革小組指定我代表歷史所參加這個組織。我記得這個組織的領導成員是：隊長曹震中（近代史所）、副隊長杜書瀛（文學所）、指導員鄒永圖，我被安排當了副指導員，同時兼任歷史所紅衛兵支隊的隊長。其實我參加這個組織的具體活動不多，因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所里協助傅崇蘭組織一系列的活動。在學部，我們的對立面見我們成立了一個紅衛兵組織，他們也很快拉起了一個叫“學部紅衛兵總隊”的組織，領導者叫總隊長和教導員，這顯然是要在名目上壓我們一頭。他們的鬥爭矛頭主要指向吳傳啟，以後學部主要就是這兩派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
1966年8月底，在吳傳啟、林聿時主持的一次紅衛兵聯隊主要負責人的會議上，吳傳啟拿出筆記本，說：「毛主席最近寫了一張大字報，是批判劉少奇的。」接著，他就抑揚頓挫地將毛主席的《我的一張大字報》讀了一遍。這張大字報在當時屬於絕密，可吳傳啟很快就拿到了，這顯然是關鋒傳給他的。靠著關鋒的支持，吳傳啟、林聿時利用紅衛兵聯隊，同反對他的紅衛兵總隊進行著日益激烈的鬥爭。
總隊的一個專門小組，查閱了吳傳啟的歷史和大量文章，以各種形式揭發和宣揚他的「罪行」，將他定為“三反分子”窮追猛打。其中最要害的是吳在一次會上攻擊大躍進的話：“褲子賠光了，還談什麼政治！”哲學所的保吳鐵杆分子則針對總隊提出的指控一一進行反駁。後來雙方達成協議，於1966年的9月12日至17日，進行了七天的大會辯論，一對一發言，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聲嘶力竭，唇槍舌劍。結果自然是誰也不服輸。總隊於是將吳的「罪行」材料抄成大字報，印成小字報，貼滿北京城。重複最多的是吳的點睛之論“褲子賠光了，還談什麼政治！”一時間將吳搞得灰頭土臉。
在辯論會進行的同時，吳傳啟、林聿時正通過關鋒運作，要求陶鑄出面保吳傳啟。9月20日，陶鑄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長的身份發出了四點指示，中心內容是肯定吳是「革命左派」，“中央宣傳部對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眾對吳的問題可以辯論。拿到陶鑄的四點指示，吳、林如獲至寶，立即印成傳單廣為散發。至此，明眼人都意識到，吳、林上面有“硬根子”，是不易扳倒的。此後，總隊每況愈下，其中的不少群眾紛紛“反戈一擊”，站到了聯隊方面。
進入1966年12月，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拋出陶鑄。最先得到內部信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於12月19日貼出批判陶鑄的大字報，指控他「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樣得到內部信息的吳、林立即緊緊跟上，指使聯隊到中宣部大院貼出“打倒陶鑄”的大標語和大字報。蒙在鼓裏的總隊認為陶鑄是當時中央的第四號人物，怎麼也不應該打倒。於是也組織人到中宣部大院貼出“誰反對陶鑄，就砸爛誰的狗頭”的大標語和大字報。總隊棋失一著，更加被動。
吳、林對陶鑄的垮台欣喜若狂，一面指使哲學所周景芳等50餘人聯名於12月23日貼出《陶鑄在兩條路線鬥爭中到底站在哪一邊？》的大字報，同時動員其他所也貼出攻擊陶鑄的大字報，大造聲勢；一面要聯隊出面，與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師大井岡山兵團等造反組織聯合成立「批判陶鑄聯絡委員會」，將批陶的旗幟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然而，這時的吳、林也面臨著一個難題：如何解釋陶鑄「九二〇」保吳的四點指示？因為在多數群眾看來，這個指示是“吳、林與陶鑄勾結的鐵證”。其實，這種事的辯證在以耍筆杆子為職業，極盡翻雲覆雨之能事的吳、林那裏，不過是小菜一碟。他們立即指使幾個人貼出批判“四點指示”的大字報，硬說“四點指示”是“陶鑄反革命兩面派的陰謀”，明裡保吳傳啟，實際上“支持總隊繼續整吳傳啟的黑材料”。
1967年初，吳傳啟、林聿時操縱聯隊，以打、砸、搶、抓、抄的血腥手段，將總隊打垮，暫時實現了他們在學部的「一統天下」。緊接著，所謂大批判開始，吳、林利用他們與王、關、戚、穆欣、林傑等人的關係，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了大量批判劉少奇的文章，出盡了風頭。
話，要他儘快將我們的報告讓戚看到並表態。李說他已經將我們的報告放在送閱文件報告的第一份，戚第一眼就能看到。第二天，我們再打電話給李問情況，李說戚已經看到了，但臉色很難看，沒有在你們的報告上批一個字。對戚的態度，我們三人進行分析，認為戚與關鋒關係很好，而吳、林又是關執意支持的。關也知道戚一直支持我們。我們向吳、林發難，關可能懷疑是戚背後支持的，我們的行動使戚很作難。在這種情況下，戚不明確表態反對，我們就可以幹了。就這樣，我們與吳、林一派分裂，另立了一個山頭。被打垮的總隊看到我們起而反對吳、林，也趁機再起，恢復活動。由於總隊是一直反吳、林的，我們也拉隊伍反吳、林，我們之間的鬥爭自然也就停止了。但我們兩派並沒有實現聯合，原因一是總隊此時對我們存有戒心，二是我們也覺得總隊是「老保」，我們這些響噹噹的造反派羞於與他們為伍。至此，學部就分成了三大派。
既然造了吳、林的反，我們就要選一個突破口作為攻擊的重點，思謀再三，就選了潘梓年。為什麼選他作為突破口呢？一是因為他是學部的一號人物，在學部的副主任中級別最高，行政六級，一級研究員，排名僅在郭老之下，打倒他，影響大。二是因為他是吳、林的牌位，打倒他，吳、林就擺脫不了干係。三是他有叛徒的問題。他坐過國民黨的監獄，據社會上傳來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當時全國正形成一個抓叛徒的熱潮，北京大學的聶元梓一派是北京造反派中的「天」派，與以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為代表的“地”派對立，吳、林支持地派，天派自然想打倒他們。北京大學的造反派一直宣稱他們有打倒潘梓年的過硬材料。為同學部的林、吳作鬥爭，他們還組織了一個潘梓年專案組。我們於是通過各種關係與他們溝通，終於把他們掌握的材料弄到手。之後，傅崇蘭安排我向我們一派的骨幹分子們做了一次潘梓年問題的報告，大家一致認為，就憑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於是我們這一派就在學部召開了聲勢浩大的揭露批判潘梓年的大會，由我在會上詳細介紹了潘的所謂叛變材料，使我們這一派人認為潘的叛徒問題是板上釘釘的鐵案。我們這次大會後，吳、林並沒有組織大規模的反擊，只是在他們的骨幹分子小範圍內，由白鋼介紹了潘的有關情況，結論是他不是叛徒。後來的事實說明，我們的材料是似是而非的，潘並不是叛徒。不過，由於吳、林在社會上到處插手，引起中央高層的注意，關鋒就指示他們採取“龜縮”的策略，所以他們並沒有大張旗鼓地為潘辯護，也沒有對我們的“反叛”進行猛烈反擊。
我們同吳、林分裂後，雙方儘管互相敵視，但也沒有打得死去活來。他們知道我們的後台是戚本禹，所以不敢對我們為之過甚；我們也知道他們的後台是關鋒，明白只要關鋒不倒，他們也垮不了。我們雖然一時看不出將來的結果如何，但仍然堅持同吳、林的鬥爭。因為我們認準兩點：一是潘的叛徒問題基本可以確定，二是吳、林是搞陰謀詭計的壞人。即使打不倒他們，我們也決不同他們為伍。
我們一派在集中力量揭露和批判潘梓年的同時，對吳傳啟和林聿時也寫大字報進行揭露和批判。一天，歷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黃宣民找到我，有點神秘地對我說，你看看這兩本書。說著拿出蘇聯學者羅森·塔爾解釋《資本論》的一部書和吳傳啟所著同樣內容的一部書。他翻開兩書，各找了兩段，讓我對比看一看。這兩段文字基本相同。我問黃：「你認為吳傳啟的書抄了羅森·塔爾？」黃說：“我一年前就發現吳傳啟的書基本上是從羅森·塔爾那裏抄來的，以前你們同吳傳啟站在一起，我不敢告訴你。現在你們反他了，我想這是打擊他的很有力的炮彈。你看怎麼辦？”我說，立即寫大字報揭發他，這對搞臭吳傳啟能起很大作用。黃建議我找幾個人先寫幾張大字報貼出去，他準備整理一份將兩書詳細對比的資料油印，廣泛散發。我同意黃的意見，就找了王宇信幾個人寫大字報，揭露了吳傳啟剽竊的醜行。記得王宇信的大字報幽默地譏諷說：“我們建議吳傳啟乾脆改名叫吳傳·塔爾吧！”後來不少批判吳傳啟的大字報就稱他為吳傳·塔爾了。十多天後，黃宣民刻寫的六七萬字的羅森·塔爾、吳傳啟兩書對比的材料油印出來，廣為散發，這對解構吳傳啟的學者形象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7年8月7日，王力對外交部的造反派講話，煽動他們火燒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將王力、關鋒逮捕監禁。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立即出來大罵王力、關鋒是隱藏在中央文革內部的「小爬蟲」和“變色龍”，宣揚他們一貫同王、關作鬥爭。據說上邊一開始準備將戚本禹與王、關同時端出來，是毛主席決定暫時將戚與王、關分割開來，以觀後效。由於王、關被端出來，學部與其有密切聯繫的以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為首的“紅衛兵聯隊”一派就垮了台。由於我們一派是從“聯隊”一派中分化出來，而且支持我們的戚本禹又仍然在露面，所以原“聯隊”的群眾都紛紛倒向我們，我們一派一時佔了上風，達到我們這一派最輝煌的時期。一時間我們忙於收拾殘局，一方面將原聯隊的頭頭看管起來，另一方面根據戚本禹傳達的周總理指示協助二炮保衛部追捕在逃的吳傳啟、潘梓年等人。不久，吳傳啟、潘梓年、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等被北京衛戍區收監，聯隊在各所的頭頭全都隔離審查。為了清算他們的罪行，我們專門成立了專案組，主要成員有經濟所的吳敬璉、黃范章，歷史所的趙國華、陳有忠等。在我們一派表面上看來取得大勝的日子裡，我的任務一是協助傅崇蘭主持歷史所的日常工作，二是組織批判林聿時、吳傳啟等的罪行。為此我寫了大量的大字報。我一邊起草，一邊有三四個人為我抄成大字報，這些大字報全部貼到學部大院供人們閱覽，同時供我們一派廣播之用。我寫的批判林聿時“政治鬥爭三原則”的大字報，我們的廣播站一連播了三天。可以說在歷史所參加「文革」的所有人中，我可能是寫大字報數量最多的人之一。「文革」後，有一次開會時見到陳智超（著名歷史學家陳垣的孫子），他還同我開玩笑說：“你調走後，我在一個辦公室的抽屜里還發現列印過的你寫的大字報，真多呀，滿夠出一個集子的了。”
1980年代，吳傳啟、林聿時被從監獄放出來，「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使他們在北京平靜地度過了最後的歲月。我想，當他們陷身囹圄的時候，可能壓根兒就不會想到自己的晚景還有一抹如此美好的夕陽。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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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張凱帆（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一些地區規定死人後不准淺埋；不准哭不准戴孝
1962年，七千人大會現場。資料圖片
「大躍進」時期，安徽省委鋼鐵廠的高爐群。合肥市檔案館提供韓福東翻拍
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
———張凱帆（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
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但我們吃飯在友誼賓館。不僅僅是吃飽，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要求保證與會者吃好。有幾個菜記不清了，不只吃菜，魚肉不缺。房間裏還有水果。
———馬維民（時任安徽省滁縣地委常委兼鳳陽縣委第一書記）
至於曾希聖，原本有人單獨給他送飯。後來被「揭蓋子」，不好繼續留在房間裏，就改到食堂。一桌要湊齊十人才給上菜，湊不夠10人，服務員去拉人，人也不願過來。只好湊不齊十人，也給上菜了。
———馮希仁（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黨委書記）
親歷七千人大會——1962年前後，漩渦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開會時，馮希仁40歲，是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黨委書記。這是一家有七八千職工的大企業，馮希仁因此有機會成為七千人大會的親歷者。
馮希仁記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與會，其中廠礦代表4人，市委代表2人。其他五人現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們與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車北上，住在北京友誼賓館內，經歷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尋常的旅程。
時為安徽省滁縣（現滁州市）地委常委兼鳳陽縣委第一書記的馬維民，也在同一列車上。他生於1926年，是河北南宮人，1947年來安徽根據地參加革命，三十幾歲已當上安徽省團委副書記，1961年初，被抽調到災情嚴重的鳳陽掛職。「省委原來想讓我去定遠縣，在那待了一個月後，發現鳳陽災情更嚴重，就來到了鳳陽縣。」馬維民，對南都記者說。（注2）
原鳳陽縣委第一書記趙玉書已被停職，安徽省農業廳長陳振亞正在這裏負責組織工作，馬維民是來接替陳振亞的。「我去的時候，情況已有所好轉，農業十二條、六十條（注3）先後下發，不像之前死那麼多人了。」馬維民說，鳳陽當時不足40萬人，餓死大概6萬。
可與此相參照的是「大躍進」時期的人口統計數字。1957年，鳳陽總人口為380711，到1960年減少為306543，人口減少7萬餘。馬維民來到鳳陽後的1961年，總人口數為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現象。到了1962年，人口開始正增長（315535人），而那正是七千人大會後的事兒。（注4）
七千人大會召開於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參加者包括中央、省、地、縣委四級主要負責人以及部分大廠礦和軍隊負責人，共7118人。大會召開的目的，是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統一全黨認識，增強團結，調整方針為戰勝困難而奮鬥。按官方權威說法，“七千人大會取得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對推動國民經濟全面調整起到了積極作用。”（注5）
重災區：「有的村子已經沒人了」
馬維民剛到鳳陽去的時候，發現這裏有的村子已經沒人了。「都逃荒了，房前雜草一人多深。」
有關鳳陽的災情，在陳振亞1961年2月1日《關於鳳陽問題的報告》中有很好的說明：「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據縣委五級幹部擴大會議揭發統計，1959-1960年，鳳陽縣農村人口外流達11196人，占農村總人口335698的3.3%，發病人口達102994，占農村人口的37.7%……全縣人口死亡現象更是驚人。據統計，1959年和1960年，共死掉60245人，占農村人口的17.7%.」“一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准’：一不准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注6）
在全國範圍內，安徽算是「大躍進」的重災區。“有天災，有人禍，有的地方風調雨順，天氣不錯。”馬維民說，就安徽而言，皖南災情少些，江淮與淮北死人最多。鳳陽位於淮河中游南岸，以花鼓著稱，是安徽生產落後地區，災情比較嚴重。十餘年後，正是這裏率先開始了“大包干”的民間嘗試。
馬維民說，彼時安徽省內口號繁多，諸如「拿起巢湖當水瓢，哪裏乾旱往哪澆」之類，“人定勝天”思想風行一時，各地紛紛造假“放衛星”，“你畝產一萬，我一萬五，他兩萬，一個比一個多，幾畝地的稻子堆到一畝，小孩可以坐在上面不動。”
「如果初級社的時候穩住，不再往高級社、人民公社上搞，就好多了。」馬維民一直在安徽從政，他當年也曾覺得農民集體吃公共食堂不要錢是對的，這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須。不過，在他去鳳陽就職時，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中央開始糾正“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也在全省推廣「責任田」。
「搞責任田之前，曾希聖曾在廣州問過毛主席，毛主席開始同意，但後來又批他。」馬維民記得，當時在安徽省內，關於責任田也有不同意見，“有人願意，有人不願意。因為鄰省都沒搞，所以很多人不贊成，說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單幹風’、‘平反風’。”不過，責任田1961年還是在安徽推廣開了。（注7）
農村的奇觀，馮希仁也見識過。1958年秋天的時候，他帶著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兩個勞模去巢湖參觀衛星田，在那裏吃了頓飯。「我當時就有懷疑，他們怎麼可以在稻子頂上走？其實是把快熟的稻子都堆放在這一塊空地上了。稻子站不住，就在下面搭木架架起來。我仔細看，看出了這一點，就問村幹部搭木架幹什麼？他們說太密了，為了搞通風。我當時想，也有道理。就是有點懷疑。」
馮希仁工作在工業，對農業並不了解。但在去個人家糧倉參觀時，他發現僅僅上面一層稻米，下面全部是稻糠。此時，雖然還沒有餓死人，但已埋下了伏筆。
待到饑荒嚴重時，馮希仁曾帶著八九個紡織印染廠員工去肥東縣參與救災，他兼任該縣陳集鄉黨委委員，目睹了大面積的非正常死亡。「剛開始還可以，後來我們連續三天沒東西吃。我住在大隊部裏面，受不了了，去村裡都走不動，要拄棍。全村沒有冒煙（生火做飯）的地方，家裏不讓做，食堂也停了。其他瓜菜什麼的都沒有，一人一天只發2兩糧食，又保持不住，領一次吃三天。沒糧了再去運，農民要排隊領糧，吃三天，餓三天，水腫，很快就死了。」
馮希仁說，「大躍進」導致日常生活困難，他所在的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也開始大鍊鋼鐵，甚至把竹籬笆組成的圍牆都拆了鍊鋼，但生產還算一直正常，雖然也放虛假的衛星，但並不如農業戰線那麼誇張。
馮希仁是安徽第一紡織印染廠建廠元老。該廠成立於1954年，最初有上海榮毅仁的投資，後公私合營，轉為國有。該廠原歸紡織部直管，後管理權下放到安徽省，又下放到合肥市。這種管理權下放，在七千人大會之初，被認為是「分散主義」的重要內容，而受到批判。（注8）
「大躍進」期間，合肥的工業受到負面影響。“很多項目上得過快，攤子鋪得過大，戰線拉得過長，以致不少項目都因資金和技術嚴重不足，原材料供應緊缺等諸多問題影響，被迫半途擱淺；有些企業雖勉強上馬，但不久也都相繼下馬，造成人、財、物的巨大損失和浪費。”“1959年統計，合肥市工業盈利企業利潤總額為4965萬元，虧損企業虧損總額為1338萬元。到‘二五’期末，即1962年，盈利企業利潤總額降至1802萬元，比1959年下降63 .7%.相反，虧損企業虧損總額卻上升至2301萬元，比1959年增加了71.97%.”（注9）
1962年初，馮希仁接到合肥市委通知去北京開會，他當時並不了解開會內容，也不知道要去北京待幾天。他回憶，合肥市與他同去的還有合肥市委第一書記劉征田、一位市委副書記及合肥鋼鐵廠、礦山機械廠、重型機械廠的領導。
在鳳陽縣，與馬維民同去的是縣委副書記張秉堯。
大會現場：「不只吃菜，魚肉不缺」
馬維民、馮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誼賓館，這裏以前曾用於接待在京的蘇聯專家。「我們去的時候蘇聯專家已經撤走了。我們每兩人住一個房間。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住一棟二層樓上，他愛人余叔是省委辦公廳主任，也住在那裏，但沒看見她參會。」馮希仁說。
雖然還在困難時期，但北京的代表們吃得還不錯。「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但我們吃飯在友誼賓館。不僅僅是吃飽，楊尚昆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他要求保證與會者吃好。有幾個菜記不清了，不只吃菜，魚肉不缺。房間裏還有水果，我有個嬸母住中關村附近，我還經常給她送些過去。」馬維民說，市縣代表一般都沒有帶秘書進京，他們通常的日程安排是白天開會，晚上則在賓館看文藝節目———雜技、評劇、京劇以及侯寶林的相聲。
開大會的時候，人民大會堂內的三層會議廳坐得滿滿的。「會議隆重，組織嚴密。」馮希仁說，“每到開大會時，他們搭車前往人民大會堂，會議結束，再排隊回原來的巴士。有一次，他看到維持秩序的公安人員在人民大會堂外集合，人數有300多。閑暇的時候，代表們也在北京城內四處走走。”
馮希仁也有一次親身經歷便衣幫忙。他們聽聞北京大柵欄電影院有立體電影放映，很想去看看。「之前就有人向中央反映，周恩來說電影院太小，只能坐100人，想去看的自己去看吧。我們幾個人就去排隊，一個便衣同志過來說，他們6個人是開會的，想看電影，就把我們帶了進去，每人發個眼鏡，沒讓買票。」
七千人大會召開時，馮希仁記得，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召集華東局的代表們開了一個會，做動員，然後將中央的書面報告草稿發下來討論。
在毛澤東的提議下，劉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書面報告草稿，未經政治局討論的情況下，就直接印發大會以徵求修改意見。大會自1月11日開始，沒有舉行開幕式，會議一開始的主題是反對「分散主義」，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但到了16日之後，改為以總結經驗為主。（注10）
隔著六十年時間之河，馮希仁和馬維民已經不記得七千人大會還曾討論過反對「分散主義」，但對總結經驗還有印象。“各種意見都有。有人說主要是天災，有人說主要是人禍。有人說，是經驗不足交學費。”在馬維民記憶中，他們沒有討論“三面紅旗”是否還堅持的問題，認為這毋庸置疑是正確的。
1月27日，是代表們第一次參加全體大會，此前都是學習文件和分組討論。毛澤東主持會議，代表們見到領袖都很激動，掌聲熱烈長達15分鐘（注11）。「我不記得掌聲鼓了多久，但見到毛主席會使勁鼓掌，可想而知。」馬維民說，那時對毛澤東還是崇拜，沒有懷疑，“大會上中央承認有責任，毛澤東是一把手，當然也有責任。但那時不這麼想，就覺得是集體責任，是下面沒有執行好。”
在討論基礎上形成的《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定稿，成為大會的正式文件。1月27日，劉少奇還做了補充講話，其中提到「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說法。按照原定議程，報告定稿被通過之後，七千人大會就該結束了。毛澤東也在劉少奇講話後宣佈，會議將在30日結束。
馬上就要春節了，2月4日是除夕。代表們開始準備回家。「大會上供應梨、蘋果、香蕉等水果，在安徽看都看不到，有的人就買了些水果準備帶回家過年。有一天中午吃飯（29日）的時候，接到通知，說下午不要出去，等通知。我們就坐在房間裏，等到下午3點鐘左右，集合上車，把我們拉到了人民大會堂，聽毛澤東做報告。毛澤東說，大家一起留在北京過春節好不好？大家都鼓掌。」馮希仁說。
1月30日下午，毛澤東專門做了一個發言。馮希仁回憶，毛澤東講話的大意是：接到了檢舉信，有人反映如果就這樣回去，問題還是沒解決。所以不能散會。「毛澤東說有些人在捂蓋子。開會的時候，坐在那裏，別人都不敢提意見。說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這次一定要摸。讓霸王‘別姬’。這是批曾希聖。他拿著兩頁紙，講了兩個多鐘頭，主要講揭蓋子。」
七千人大會因此延時至2月7日，並進入以揭蓋子為主的所謂「出氣會」階段。而安徽，也成為七千人大會中最受矚目的省份。
馮希仁。南都記者韓福東攝
馬維民。南都記者韓福東攝
轉入「出氣會」：檢舉信與「揭蓋子」
毛澤東提到的檢舉信，有一封來自安徽省蚌埠市委副書記馬騫。
馬騫已於1995年逝世，他兒子馬方晨向南都記者介紹，馬騫的信寫於當年1月25日，遞交上去後，幾天沒看到中央反應，認為沒希望了，誰知接下來毛澤東宣佈會議延期，而安徽省委領導班子接下來也因此而大換血。
七千人大會召開時，馬方晨還小（8歲），他只記得父親給他從北京帶回一個鐵皮的小手槍玩具。而在去北京之前，馬騫把一個舊呢子大衣翻新了一下，據說每個代表都要講究形象，做件與毛主席相同款式的大衣。
在父親晚年住院時，馬方晨特地問及七千人大會寫檢舉信的事。「我當時說，把這段歷史保留下來最好。但因為父親有點老年痴呆，我也沒做功課，沒準備提綱，所以談的效果並不好。父親說，曾希聖這人被稱‘曾霸王’，作風太霸道，地方反映強烈，他才向中央反映……但我後來看了他的檢舉信，發現他沒反映這麼具體的事。他的心裏是想揭開蓋子，但語言又不過分。」
馬騫留有檢舉信的備份件。馬方晨說，檢舉信中提到：曾希聖曾壓制代表討論，說小組會上的發言要有根據，不能亂說。大會報告草稿中提到的問題，安徽都有存在，只是沒有揭開。中央有那麼多指示，如果安徽按著做了，也不會犯那麼多的錯誤……（注12）
馮希仁記得，在毛澤東做了「揭蓋子」的長篇講話後不久，他們在友誼賓館吃飯時，接到飯後到健身房開會的通知。在那裏，他看到了劉少奇及一些部委領導。
「劉少奇主持會議，要大家揭蓋子。曾希聖先表態說：主席講話了，大家要大膽揭發，有什麼講什麼，放心大膽講。檢舉信是哪個寫的我也不知道，這是好事。昨天半夜兩點，劉征田（合肥市委第一書記）來找我，說檢舉信是朱赤（安徽蚌埠鐵路局書記）寫的。不管是哪個寫的，我有則改之。」馮希仁說，當時大家聽了都有意見，恨劉征田，認為他是叛徒告密。後來才知道檢舉信作者不是朱赤，而是同為蚌埠幹部的馬騫所寫。
接下來的鳴放過程中，劉征田也曾試圖上去發言，但遭到其他代表的阻攔。「安徽軍區第二政委李世焱用胳膊向他一撞，說：我也是省委常委，你轄下死那麼多人，你何時彙報過？我從來沒聽到過。劉征田走回去坐下來，李世焱講完話後，他又要上去表態，被滁縣地委書記孟亦奇給撞了回去。」馮希仁說，後來劉征田再次上台，又被一個高個子代表撞了個踉蹌，差點跌倒，終於沒能發成言。後來，大家開始分組討論。
馬維民記得，劉少奇等人來過安徽組幾次，第一次即表示：大家都講真話，哪個講假話，就開除黨籍。代表們開始揭省委領導的蓋子，「主要揭浮誇、餓死人的問題。大會上馬騫發言了，孟亦奇也情緒激昂發表意見。我在大會上沒發言，在小組上發言了，主要講安徽死了那麼多人，省里有責任，不能光怪中央。一開始，大家對揭省委蓋子還是有顧慮，慢慢就好了。那時中央提出對代表的發言實行‘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我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上第一次聽說‘三不主義’。」
安徽在三年「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按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的估計，大概為500萬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志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注13）
劉征田受到了孤立。馮希仁說，當時友誼賓館有個大食堂，可供上千人同時用餐，代表們十人一桌坐好後，菜就上來了。「劉征田在桌前一坐，別人都不來和他同桌，他孤立了。沒辦法，就在樓梯口空地上給他擺張桌子，單獨吃病號飯，看著也怪可憐的；後來給他旁邊搞了個屏風遮了一下。」
至於曾希聖，原本有人單獨給他送飯，在賓館房間裏與愛人余叔一起吃。後來被「揭蓋子」，而且劉少奇等人來安徽組參加小組討論時，都與代表在食堂一起吃飯，曾希聖不好繼續留在房間裏，就改到食堂。馮希仁說，一桌要湊齊十人才給上菜，但肯和曾希聖同桌的只有李任之等幾名省領導，湊不夠10人，“服務員就在門口攔，進來人就拉來和曾希聖同桌。後來，李任之去參加各地市討論，也不回來和曾希聖吃了，服務員去拉人，人也不願過來。只好湊不齊十人，也給上菜了。”
歷史的複雜性：「責任田」被叫停
除夕那天吃的是餃子。菜也很豐盛，很有過年的氣氛。但大家都想家了。那些在毛澤東講話後鼓掌的人，並不是都發自內心同意留京過年。馮希仁說，他們和江西代表在一個食堂吃飯，聽到有江西代表說：安徽人真操蛋，本想回家過年，他們寫檢舉信，讓我們都跟著不能散會，水果都買好了。
在北京的伙食很好，有黃瓜、茄子、辣椒等蔬菜，這些在冬天的安徽看都看不到。「過年時，我帶著幾個孩子，一點肉都沒買，也沒什麼菜，山芋葉子都沒有，蒸窩窩頭，腌鹹菜。那時，我們一人一月只有25斤的糧票。」馮希仁的妻子說。（注14）
會場外，也有很多人在關注著這次大會。除夕那天，馬維民接到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的電話，胡想向他了解安徽揭蓋子的情況。馬維民叫上鳳陽縣委副書記張秉堯和定遠縣兩位書記，一起去了胡耀邦家。馬維民此前為安徽省團委副書記，算是胡耀邦的老部下。馬維民說，1961年的秋天，胡耀邦曾去安徽考察，他的秘書在蚌埠給馬維民電話，說接下來要去鳳陽。當時安徽正在推行責任田，胡耀邦在鳳陽住了兩三天，去農村了解了一下情況，「從安徽回去之後，胡耀邦寫了一份報告，對責任田有保留態度。」
胡耀邦向毛澤東報送的報告名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他在報告中稱「包產到戶」為“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毛澤東在四天後批示：寫得很好，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注15）。這份報告對1962年批判安徽「責任田」運動起了一定的作用。“1982年，胡耀邦去安徽，在合肥稻香樓說：我還欠著安徽的賬呢。主要就是指的這個事。”胡耀邦說這個話的時候，馬維民在現場。
1962年正月初一，馬維民等人在胡耀邦家聊了一上午。「他主要了解情況，沒說什麼。我們就談了劉少奇如何去安徽組揭蓋子和安徽餓死人的情況，中午在他家吃午飯，也沒特別做什麼菜，記得有條魚。他飯量小得驚人，我以前接待過他，他吃的飯不夠我們填牙縫的。」
午飯後，胡耀邦問馬維民等人想去哪裏逛逛。回答是長城。「胡德平（胡耀邦長子）帶我們去轉了一圈。按大會規定，參會者不准出城，我們這是違反規定的。」馬維民說。
在會場上，馬維民關注每一個中央領導的發言。他印象最深的，不是發言者，而是不發言者。「周恩來、林彪、朱德、鄧小平他們都講話了，只有陳雲不講。」
「當時不知道，中央領導有分歧。劉少奇講，地方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天災人禍三七開，過左的政策不行的，農民沒有積極性。」馬維民說。
薄一波晚年在回憶錄中也表示，劉少奇當年的某些話，「今天看起來很平常，但在當時聽起來的確有些刺激，從而也就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注16）
七千人大會在正月初三結束。馮希仁說，會議期間所發的筆記本，全部被收回，「隻字片紙不准留」。他們對會議討論的內容，沒有傳達任務。後來，相關文件下發到縣團級以上幹部，他注意到毛澤東在會議上所說的“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中，沒了“晚上看戲”。他收到參會者全體合影的照片，有一米多長，可惜在“文革”期間丟失。
馮希仁、馬維民等安徽代表，一起回到了安徽。「曾希聖沒有回來。幾個書記都被降職了。李葆華成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馬維民說。
在李葆華主政安徽後，此前被整肅的張凱帆等案獲得平反。就馬維民的感覺，七千人大會之後，農村的政策變得寬鬆，面貌因此有改觀，這其實是大會前農業二十條、六十條等政策的延續。「有個慢慢貫徹的過程，1962年就不餓死人了。」
歷史仍有它的複雜性。值得一提的是，曾希聖在安徽推廣的「責任田」，在七千人大會被叫停。馬維民說，七千人大會後，鳳陽縣大部分農村開始“包產到組”，“一兩家就可以一組，弟兄兩家就可以一組，和單幹差不多，但比單幹好聽。也有少部分包產到戶，都允許。不大提三面紅旗了。”馬維民的記憶或許有誤，據《鳳陽縣誌》，1962年冬天，按照省委指示，全縣取消「責任田」，繼續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進行集體經營。
權威的官方黨史，也認為七千人大會有其局限性：「會議仍然從原則上肯定了‘三面紅旗’。對‘反右傾’鬥爭，只是決定和宣佈對下面受到錯誤批判的黨員甄別平反，而對彭德懷仍未予以平反。在對形勢的估計和困難原因的分析上，黨內也還存在分歧。」（注17）
注釋
注1：馮希仁2012年1月於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記者的專訪。下同。
注2：馬維民2012年1月接受南都記者專訪。下同。
注3：「農業十二條」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共十二條。指示信對糾正“共產風”，扭轉農村局勢，起了積極作用。“農業六十條”指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文件共10章60條。其目的是為了挽救、解決「大躍進」所造就的嚴重經濟困難。
注4：相關數字見《鳳陽縣誌》，方誌出版社1999年版。縣誌第三章「人口」稱，1958年「大躍進」以後，全縣人口呈現下降趨勢，尤其是1960年發生非正常死亡，農村人口明顯減少。1957年全縣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98人，到1961年下降為152人。
注5：《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6：轉引自《鄉村三十年——鳳陽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實錄（1 9 4 9 -1983）》，第194頁，王耕今、楊勛、王子平、梁曉東、楊冠三編，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注7：據《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1961年3月，中央在廣州召開工作會議，曾希聖給毛澤東彙報責任田，毛澤東同意進行試驗，但不久又表明了否定態度。安徽省委是最早在全省範圍對包產到戶加以支持和引導的省份，到1961年底，全省實行「責任田」的生產隊佔總數的91%.這時除安徽外，甘肅、浙江、四川、廣西、福建、貴州、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區也都實行了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
注8：楊尚昆負責大會通知的起草工作。鄧力群覺得人們對《工業七十條》爭議較大，尤其廠礦一級的黨委書記有抵觸情緒，認為消減了他們的權力，因此建議廠礦廠長、黨委書記也參加大會，楊尚昆同意了。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
注9：《合肥市志》，第400、419頁。合肥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注10、11：參見《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注12：2012年1月，馬方晨接受南都記者採訪。
注13：《張凱帆回憶錄》，第344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14：2012年1月，馮希仁妻子接受南都記者採訪。
注15：毛澤東對胡耀邦農村考察報告的批語，手稿，1961年10月6日。轉引自中央文獻出版社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180頁。
注1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046頁。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注17：《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第59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