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一·二五」大會之後，江青、張春橋之流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波瀾達到了高潮。農曆初五那天(1月2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集了解放軍總政治部和《解放軍報》等軍隊宣傳系統的負責人開會。到會的領導人有周恩來、葉劍英、康生、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和汪東興等人。大會堂東大廳里臨時設置的主席台約高出地面十來公分，領導人坐東面西向著群眾。
「到！我在這裏。」田維新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位高個子的標準軍人。
他坐在人群中間，聽到江青呼叫他的名字，立即站起來在原地立正，向江青行了軍禮回答道。
「田維新！我問你，《共產黨宣言》是哪一年發表的？」
「……」田維新一時語塞，回答不上來。如果事先未作準備，恐怕能答得上來的人不多。
「田維新！我問你呢，怎麼不回答？！」
「好像是184……」
「你這個總政治部副主任，軍隊高級幹部，連《共產黨宣言》都說不清楚！」江青怒斥田維新。
「我，我沒有準備……學習得不夠……」
「什麼學習不夠？你還跟我犟嘴？」
田維新並不是犟嘴，他說的是老實話。江青不講道理，他只好保持沉默。
「來人哪，把他的領章帽徽通通給我摘下來！」江青朝門外大聲吆喝道。
立刻進來幾個軍人，走到田維新跟前動手摘下了作為革命軍人榮譽標誌的領章與帽徽。田維新昂著頭一動不動地直立著，一副「視死如歸」的革命軍人英雄氣概，對此未作任何表示。
看來，今天的事情是江青成心要整人，她事先作了安排，會場門外的解放軍戰士能招之即來就是證明。
此時，會場裏的人被江青突如其來的舉動驚呆了，大家瞪大了眼睛，以恐懼、同情和憤懣的目光注視著這一切。我不理解這究竟是為什麼？僅僅因回答不了《共產黨宣言》是哪一年發表的這麼一個問題，以至於在大庭廣眾之下對軍隊一名高級幹部採取如此過火舉動嗎？是否太出格了？！
事情尚未結束，江青的威風還要繼續耍下去。
她像「法官」審“犯人”，接著轉向第二個目標，又大聲吆喝起來:“《解放軍報》的華楠來了沒有？”
「到！」華楠從人群中站起來向江青行了軍禮回答道。華楠中等個頭，是《解放軍報》主編。
「你跟我說說，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華楠一時也答不上來，愣了一下，急得額頭上直冒汗，他似乎說了個「1871年……月……」但未答出幾月幾號。
大家都為華楠捏著一把汗，為他著急擔心，怕他遭到與田維新同樣的厄運。但看來，江青的威風也耍得差不多了，再繼續這樣搞下去亦沒有多大意思了。所以她沒有更多地為難華楠，江青自己收篷作罷。
不久之後，田維新與華楠都被「靠邊站」、罷了官！有人說華楠和田維新一定在什麼事情上得罪了江青，或是他們代人受過，江青故意找茬進行報復，製造冤案。
在那年月，令人不解的是江青在軍隊裏並沒有任何職務，她也不同坐在主席台上的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商量一下，竟然擅自向軍人下達命令整軍隊高級幹部，是誰給了她這樣至高無上的權力？要不，怎麼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瘋狂的年代呢？
在這同一次會議上，江青還有一件「張狂」的事情。
她在整完田維新與華楠後，會議休息了幾分鐘，除了坐在主席台上的領導人短暫離開座位以外，出席會議的大多數人都不敢離開會場一步，連去洗手間的人也不多。
「劍英啊，聽說你有個兒子在空軍，他是怎麼參的軍呀？是不是走了後門啊？」在宣佈繼續開會後，江青一坐上主席台就氣勢洶洶地衝著葉劍英責問道。
江青本想借題發揮，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機會一再製造事端企圖擴大打擊面來整治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但葉帥當時沉住了氣未予理睬；事後，他專門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談及此事。毛澤東對此表示:參軍走前門的也有壞人，走後門的也有好人。他不讓干擾“批林批孔”大方向，故有關“走後門”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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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關鋒、戚本禹（資料圖）
《我所知道的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
談及學部的「文化大革命」，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是三個繞不過去的人物。1966~1967年，我同他們有些接觸，記之如下。
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這三個人的大名，我讀大學時就知道了。因為當時我對思想史和哲學史比較感興趣，關鋒、林聿時和吳傳啟三人用「撒人興」（即三人行）的筆名在《新建設》和《哲學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不少有關哲學史的文章，口氣大而霸氣足，其中批判馮友蘭的文章“量多而質高”。後來一個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畢業生告訴我，馮友蘭在給他們講課時承認，儘管他不完全同意關鋒的觀點，但認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關鋒的水平是最高的。關鋒、林聿時合著的《莊子內篇的今譯和詮釋》曾是我讀《莊子》的入門書，我一口氣讀過兩遍。
1966年3月至6月我被借調到《紅旗》雜誌工作時，關鋒是該雜誌的哲學史組組長。一次我們幾個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飯，一個《紅旗》雜誌的工作人員，指著一個瘦小且有點駝背的中年人對我說：「認識他嗎？他就是關鋒。」我立即站住，目不轉睛地看著他走進另一個餐廳。——在當時的中宣部機關食堂，司局級以上幹部與其他幹部的餐廳是分開的。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位大人物。以後在中宣部大院還碰見過他兩三次，但沒有機會說話。在此期間，我讀到他寫的《論雷鋒世界觀的形成》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被其高屋建瓴的氣勢和嚴密的邏輯力量所折服。
1966年7月17日下午，關鋒和戚本禹等代表中央文革到學部，與時任學部工作組長的張際春一起研究傳達陳伯達指示和為歷史所造反派翻案的問題，我被召去，近距離地看到了關鋒：他身材瘦小，面帶病容，留著小平頭，頭髮短到與光頭差不多。架一副深度近視鏡，由於吸煙太多，牙齒都熏得有點發黑了。但講話聲音洪亮，斬釘截鐵，透出不容置疑的氣勢。當晚，他在歷史所小禮堂主持了全所工作人員和以張際春為組長的學部工作組領導參加的會議，當場宣讀了陳伯達的三點指示：一、酈家駒立即停職反省；二、立即釋放一切被關被斗的群眾；三、切斷尹達與歷史所的一切聯繫。接著講了如何做好善後工作，要求歷史所全體工作人員在思想和行動上轉過來，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
此後，我還在幾次群眾大會上，遠遠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關鋒。從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組長是徐向前）、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關鋒，經歷了他一生紅得發紫的意氣昂昂、飛揚跋扈的歲月。
1967年5、6月份，王力、關鋒、戚本禹幾個人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前台人物，四處插手，今天封這一派為「革命左派」，明天宣佈那個人代表“革命大方向”，支一派、壓一派，攪得不少地方和單位派仗連連、武鬥不斷。他們的醜惡行徑在群眾中引起越來越大的反感。有些群眾組織就貼出大字報、大標語，要把他們作為“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揪出來批倒批臭。他們可能也感到了逼近自身的危險。1967年7月18日晚，中央文革小組出面，在當時的中央宣傳部教育樓小禮堂召開北京市一些單位造反派代表人物參加的會議。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都出席了。我坐在會場的中間，基本能看清他們幾個人的面部表情。我發現關鋒有點精神委頓，面色蠟黃。他講話時也沒有了昔日的霸氣，不是鼓勵人們如何同“走資派”進行鬥爭，而是批評“懷疑一切”的傾向。他說：“有些造反派，今天抓一個，明天抓一個，老覺著不過癮，老想抓大的，看誰都有問題。這種懷疑一切的傾向是不對的。”戚本禹發言時，就直接提到有人反關鋒的問題，他指著關鋒說：“現在社會上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造反派，反對關鋒。我今天給他講講情，你看關鋒這麼瘦，你們反他幹什麼？”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關鋒。到8月份，他就同王力、穆欣、趙易亞、林傑一起垮台了。
1980年代初，我隨山東出版界的領導和一些出版社的編輯到德州開會，當晚德州地委一位副書記出面請與會代表吃飯。席間他談到，前不久中央組織部派人來德州，商量將關鋒一家安排在德州的事宜，因為德州是他的老家。組織部文件規定：一、關鋒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他有公民權，享受正司局級待遇，以此標準為他安排一套住房；二、不要以黨政機關的名義宴請他；三、可以老朋友和同事的身份請他吃飯。德州方面同意後，關鋒的妻子周英先來德州打探情況，因為德州還有關鋒的前妻和兒女，周英認為兩撥人馬在一個地方容易鬧矛盾，不方便。回京後，她找組織部，堅決要求留在北京。最後組織部同意了他們的要求，關鋒一家也就留在了北京。關鋒晚年在北京過著平靜的生活，潛心從事學術研究，又出版了一批學術著作。對他來說，這應該是最好的結局了。
吳傳啟、林聿時是學部哲學所的司局級幹部。由於他們在「文革」前與關鋒就是熟稔的老朋友，所以「文革」開始時他們能從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關鋒那裏得到最核心的機密，比一般人更能窺透當前的政治動向。憑著這一優勢，他們於1966年5月23日率先貼出批判楊述《青春漫語》的大字報，一下子佔領了學部造反舞台的制高點。之後一路狂掃，不到一個月，即將當時的學部領導關山復、張友漁、劉導生、姜君辰和安排在經濟所做研究員的張聞天以及一大批司局級的幹部打入“走資派”的行列。當其時，他們的攻勢之凌厲，進攻目標之精準，真具有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之勢。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簡單，——他們的每一步行動，都有關鋒甚至陳伯達、康生的幕後指導。其中5月26日，就有康生對學部運動的四點指示。這個指示是寫在學部黨委給上面的一份報告上：“一、貼大字報難道還要批准么？二、林聿時為什麼不能貼大字報？三、學部的問題很多。四、哲學所的問題更多。”
6月中旬，吳傳啟、林聿時推出潘梓年作牌位，掌握了學部文革的領導權。這時，在各單位的呼籲下，中央開始向直屬單位派出工作組，以代替各單位的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6月26日，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陶鑄，向學部派出了以國務院文辦主任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這個工作組進駐學部後，即與吳傳啟、林聿時、潘梓年相結合，共同領導學部的運動。
7月中旬，在外地巡視的毛澤東回到北京。7月26日，他下令撤銷工作組，並指出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線的錯誤」。此後，學部開始批判工作組執行的“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事實是，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在學部領導運動的一個月里，所有的決策吳傳啟、林聿時、潘梓年都是參與的。可是不久他們就借批判“資反”路線之機大批工作組，說他們與工作組之間一直存在“路線鬥爭”。在批判張際春的時候，吳傳啟、林聿時慷慨激昂地舉出一系列的例子，說明他們在與工作組的鬥爭中始終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張際春則堅決予以否認，認為他們之間根本就不存在什麼路線鬥爭。他說：“所有的大事都是我們一起決定的，那時你們沒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見，怎麼現在就有了路線鬥爭？”吳傳啟和林聿時在發言中說，在歷史所的造反派受到尹達的鎮壓時，以張際春為首的工作組支持尹達一夥，他們則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張際春則說工作組與吳、林等一樣都是支持尹達的。我當時參加大會，誤認為吳、林說的是事實，還對他們心存感激。但後來，工作組的會議記錄等材料曝光，證明吳、林說的全是精心編造的假話，他們與工作組在絕大多數問題上都是一致的。傅崇蘭將此事告訴我以後，我對吳、林等人開始懷疑，覺得他們的品質有問題。
不久，我親身經歷的一件事使我大吃一驚：一天晚上，吳、林等人一起在近代史所開會，策劃第二天的一個會議，準備對一個人進行批判鬥爭。我與另外二十多個人參加了這次會議。第二天開會時，參會的一個人突然站出來揭發林聿時，說昨天晚上林策划了一個大黑會，並將林講的一段話原原本本複述出來，要求林作出答覆。我這才明白這個人是對立面派出的一個「卧底」，他講的完全是事實。我正為林聿時如何回答琢磨時，林不動聲色地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你是造謠。”這個人馬上將會議在什麼地方召開，誰坐在什麼位置的情況都講了，問林還有什麼話說。林依然不動聲色說：“你就是造謠！你根本就沒有參加那次會！你說你參加了，誰能證明你參加了？”因為參加這次會議的人除了這個「卧底」外，其他都是與林一派的人，自然誰也不會出來證明他的話是事實。後來，傳出林聿時對他的心腹之人傳授的“政治鬥爭三原則：“一、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二、謠言重複三遍就是真理。三、善於引導對手犯錯誤。”我逐漸覺得吳傳啟、林聿時的品質太壞太可怕，萌生了與他們決裂的念頭。所以第二年4月傅崇蘭與我們幾個人商量與他們決裂時，我是沒有任何猶豫的。
學部的運動進行到8月份，隨著社會上紅衛兵組織的蓬勃發展，吳、林等感到需要在學部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作為他們的工具，於是就由他們指定的年輕的造反派、哲學所的鄒永圖出來聯絡學部其他所同一派的組織，醞釀成立一個學部的紅衛兵組織，得到了各所的贊同，於是在8月27日成立了學部的第一個造反派組織「學部紅衛兵聯隊」。歷史所文革小組指定我代表歷史所參加這個組織。我記得這個組織的領導成員是：隊長曹震中（近代史所）、副隊長杜書瀛（文學所）、指導員鄒永圖，我被安排當了副指導員，同時兼任歷史所紅衛兵支隊的隊長。其實我參加這個組織的具體活動不多，因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所里協助傅崇蘭組織一系列的活動。在學部，我們的對立面見我們成立了一個紅衛兵組織，他們也很快拉起了一個叫“學部紅衛兵總隊”的組織，領導者叫總隊長和教導員，這顯然是要在名目上壓我們一頭。他們的鬥爭矛頭主要指向吳傳啟，以後學部主要就是這兩派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
1966年8月底，在吳傳啟、林聿時主持的一次紅衛兵聯隊主要負責人的會議上，吳傳啟拿出筆記本，說：「毛主席最近寫了一張大字報，是批判劉少奇的。」接著，他就抑揚頓挫地將毛主席的《我的一張大字報》讀了一遍。這張大字報在當時屬於絕密，可吳傳啟很快就拿到了，這顯然是關鋒傳給他的。靠著關鋒的支持，吳傳啟、林聿時利用紅衛兵聯隊，同反對他的紅衛兵總隊進行著日益激烈的鬥爭。
總隊的一個專門小組，查閱了吳傳啟的歷史和大量文章，以各種形式揭發和宣揚他的「罪行」，將他定為“三反分子”窮追猛打。其中最要害的是吳在一次會上攻擊大躍進的話：“褲子賠光了，還談什麼政治！”哲學所的保吳鐵杆分子則針對總隊提出的指控一一進行反駁。後來雙方達成協議，於1966年的9月12日至17日，進行了七天的大會辯論，一對一發言，雙方都使出渾身解數，聲嘶力竭，唇槍舌劍。結果自然是誰也不服輸。總隊於是將吳的「罪行」材料抄成大字報，印成小字報，貼滿北京城。重複最多的是吳的點睛之論“褲子賠光了，還談什麼政治！”一時間將吳搞得灰頭土臉。
在辯論會進行的同時，吳傳啟、林聿時正通過關鋒運作，要求陶鑄出面保吳傳啟。9月20日，陶鑄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長的身份發出了四點指示，中心內容是肯定吳是「革命左派」，“中央宣傳部對他是信任和支持的”，但也指明，群眾對吳的問題可以辯論。拿到陶鑄的四點指示，吳、林如獲至寶，立即印成傳單廣為散發。至此，明眼人都意識到，吳、林上面有“硬根子”，是不易扳倒的。此後，總隊每況愈下，其中的不少群眾紛紛“反戈一擊”，站到了聯隊方面。
進入1966年12月，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拋出陶鑄。最先得到內部信息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人於12月19日貼出批判陶鑄的大字報，指控他「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同樣得到內部信息的吳、林立即緊緊跟上，指使聯隊到中宣部大院貼出“打倒陶鑄”的大標語和大字報。蒙在鼓裏的總隊認為陶鑄是當時中央的第四號人物，怎麼也不應該打倒。於是也組織人到中宣部大院貼出“誰反對陶鑄，就砸爛誰的狗頭”的大標語和大字報。總隊棋失一著，更加被動。
吳、林對陶鑄的垮台欣喜若狂，一面指使哲學所周景芳等50餘人聯名於12月23日貼出《陶鑄在兩條路線鬥爭中到底站在哪一邊？》的大字報，同時動員其他所也貼出攻擊陶鑄的大字報，大造聲勢；一面要聯隊出面，與教育部延安公社、北師大井岡山兵團等造反組織聯合成立「批判陶鑄聯絡委員會」，將批陶的旗幟牢牢抓在自己手上。
然而，這時的吳、林也面臨著一個難題：如何解釋陶鑄「九二〇」保吳的四點指示？因為在多數群眾看來，這個指示是“吳、林與陶鑄勾結的鐵證”。其實，這種事的辯證在以耍筆杆子為職業，極盡翻雲覆雨之能事的吳、林那裏，不過是小菜一碟。他們立即指使幾個人貼出批判“四點指示”的大字報，硬說“四點指示”是“陶鑄反革命兩面派的陰謀”，明裡保吳傳啟，實際上“支持總隊繼續整吳傳啟的黑材料”。
1967年初，吳傳啟、林聿時操縱聯隊，以打、砸、搶、抓、抄的血腥手段，將總隊打垮，暫時實現了他們在學部的「一統天下」。緊接著，所謂大批判開始，吳、林利用他們與王、關、戚、穆欣、林傑等人的關係，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紅旗》雜誌發表了大量批判劉少奇的文章，出盡了風頭。
話，要他儘快將我們的報告讓戚看到並表態。李說他已經將我們的報告放在送閱文件報告的第一份，戚第一眼就能看到。第二天，我們再打電話給李問情況，李說戚已經看到了，但臉色很難看，沒有在你們的報告上批一個字。對戚的態度，我們三人進行分析，認為戚與關鋒關係很好，而吳、林又是關執意支持的。關也知道戚一直支持我們。我們向吳、林發難，關可能懷疑是戚背後支持的，我們的行動使戚很作難。在這種情況下，戚不明確表態反對，我們就可以幹了。就這樣，我們與吳、林一派分裂，另立了一個山頭。被打垮的總隊看到我們起而反對吳、林，也趁機再起，恢復活動。由於總隊是一直反吳、林的，我們也拉隊伍反吳、林，我們之間的鬥爭自然也就停止了。但我們兩派並沒有實現聯合，原因一是總隊此時對我們存有戒心，二是我們也覺得總隊是「老保」，我們這些響噹噹的造反派羞於與他們為伍。至此，學部就分成了三大派。
既然造了吳、林的反，我們就要選一個突破口作為攻擊的重點，思謀再三，就選了潘梓年。為什麼選他作為突破口呢？一是因為他是學部的一號人物，在學部的副主任中級別最高，行政六級，一級研究員，排名僅在郭老之下，打倒他，影響大。二是因為他是吳、林的牌位，打倒他，吳、林就擺脫不了干係。三是他有叛徒的問題。他坐過國民黨的監獄，據社會上傳來的一些材料，他是叛徒的可能性很大。當時全國正形成一個抓叛徒的熱潮，北京大學的聶元梓一派是北京造反派中的「天」派，與以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為代表的“地”派對立，吳、林支持地派，天派自然想打倒他們。北京大學的造反派一直宣稱他們有打倒潘梓年的過硬材料。為同學部的林、吳作鬥爭，他們還組織了一個潘梓年專案組。我們於是通過各種關係與他們溝通，終於把他們掌握的材料弄到手。之後，傅崇蘭安排我向我們一派的骨幹分子們做了一次潘梓年問題的報告，大家一致認為，就憑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於是我們這一派就在學部召開了聲勢浩大的揭露批判潘梓年的大會，由我在會上詳細介紹了潘的所謂叛變材料，使我們這一派人認為潘的叛徒問題是板上釘釘的鐵案。我們這次大會後，吳、林並沒有組織大規模的反擊，只是在他們的骨幹分子小範圍內，由白鋼介紹了潘的有關情況，結論是他不是叛徒。後來的事實說明，我們的材料是似是而非的，潘並不是叛徒。不過，由於吳、林在社會上到處插手，引起中央高層的注意，關鋒就指示他們採取“龜縮”的策略，所以他們並沒有大張旗鼓地為潘辯護，也沒有對我們的“反叛”進行猛烈反擊。
我們同吳、林分裂後，雙方儘管互相敵視，但也沒有打得死去活來。他們知道我們的後台是戚本禹，所以不敢對我們為之過甚；我們也知道他們的後台是關鋒，明白只要關鋒不倒，他們也垮不了。我們雖然一時看不出將來的結果如何，但仍然堅持同吳、林的鬥爭。因為我們認準兩點：一是潘的叛徒問題基本可以確定，二是吳、林是搞陰謀詭計的壞人。即使打不倒他們，我們也決不同他們為伍。
我們一派在集中力量揭露和批判潘梓年的同時，對吳傳啟和林聿時也寫大字報進行揭露和批判。一天，歷史所思想史研究室的黃宣民找到我，有點神秘地對我說，你看看這兩本書。說著拿出蘇聯學者羅森·塔爾解釋《資本論》的一部書和吳傳啟所著同樣內容的一部書。他翻開兩書，各找了兩段，讓我對比看一看。這兩段文字基本相同。我問黃：「你認為吳傳啟的書抄了羅森·塔爾？」黃說：“我一年前就發現吳傳啟的書基本上是從羅森·塔爾那裏抄來的，以前你們同吳傳啟站在一起，我不敢告訴你。現在你們反他了，我想這是打擊他的很有力的炮彈。你看怎麼辦？”我說，立即寫大字報揭發他，這對搞臭吳傳啟能起很大作用。黃建議我找幾個人先寫幾張大字報貼出去，他準備整理一份將兩書詳細對比的資料油印，廣泛散發。我同意黃的意見，就找了王宇信幾個人寫大字報，揭露了吳傳啟剽竊的醜行。記得王宇信的大字報幽默地譏諷說：“我們建議吳傳啟乾脆改名叫吳傳·塔爾吧！”後來不少批判吳傳啟的大字報就稱他為吳傳·塔爾了。十多天後，黃宣民刻寫的六七萬字的羅森·塔爾、吳傳啟兩書對比的材料油印出來，廣為散發，這對解構吳傳啟的學者形象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7年8月7日，王力對外交部的造反派講話，煽動他們火燒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造成了重大的外交事件。毛主席下令將王力、關鋒逮捕監禁。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立即出來大罵王力、關鋒是隱藏在中央文革內部的「小爬蟲」和“變色龍”，宣揚他們一貫同王、關作鬥爭。據說上邊一開始準備將戚本禹與王、關同時端出來，是毛主席決定暫時將戚與王、關分割開來，以觀後效。由於王、關被端出來，學部與其有密切聯繫的以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為首的“紅衛兵聯隊”一派就垮了台。由於我們一派是從“聯隊”一派中分化出來，而且支持我們的戚本禹又仍然在露面，所以原“聯隊”的群眾都紛紛倒向我們，我們一派一時佔了上風，達到我們這一派最輝煌的時期。一時間我們忙於收拾殘局，一方面將原聯隊的頭頭看管起來，另一方面根據戚本禹傳達的周總理指示協助二炮保衛部追捕在逃的吳傳啟、潘梓年等人。不久，吳傳啟、潘梓年、林聿時、周景芳、洪濤、王恩宇等被北京衛戍區收監，聯隊在各所的頭頭全都隔離審查。為了清算他們的罪行，我們專門成立了專案組，主要成員有經濟所的吳敬璉、黃范章，歷史所的趙國華、陳有忠等。在我們一派表面上看來取得大勝的日子裡，我的任務一是協助傅崇蘭主持歷史所的日常工作，二是組織批判林聿時、吳傳啟等的罪行。為此我寫了大量的大字報。我一邊起草，一邊有三四個人為我抄成大字報，這些大字報全部貼到學部大院供人們閱覽，同時供我們一派廣播之用。我寫的批判林聿時“政治鬥爭三原則”的大字報，我們的廣播站一連播了三天。可以說在歷史所參加「文革」的所有人中，我可能是寫大字報數量最多的人之一。「文革」後，有一次開會時見到陳智超（著名歷史學家陳垣的孫子），他還同我開玩笑說：“你調走後，我在一個辦公室的抽屜里還發現列印過的你寫的大字報，真多呀，滿夠出一個集子的了。”
1980年代，吳傳啟、林聿時被從監獄放出來，「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使他們在北京平靜地度過了最後的歲月。我想，當他們陷身囹圄的時候，可能壓根兒就不會想到自己的晚景還有一抹如此美好的夕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