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間，被病痛折磨的周恩來已經瘦得皮包骨，體重只剩下61斤，在病榻上強撐著起來，用顫抖的手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毛澤東和周恩來最後一次同框
主席：
問候主席，您好!
燒，免致不能電燒，流血多，非開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現在身體還禁得起，體重還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無虞，務請主席放心。手術後情況，當由他們報告。
為人民為世界人為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懇請主席在接見布特（即波爾布特，時為柬埔寨共產黨總書記）同志之後，早治眼病，必能影響好聲音、走路、游泳、寫字，看文件等。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資料研究後提出來的。只是麻醉手術，經過研究，不管它是有效無效，我不敢斷定對主席是否適宜。這段話，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覆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像樣的意見總結出來。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來
1975．6．16．22時
病中的周恩來日漸消瘦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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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胡耀邦在北京郊區順義植樹時小憩。
父親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為了堅持原則，他常常直抒己見，既不怕得罪老朋友，也不怕與黨內老革命家的意見相左。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醞釀中紀委領導班子入選時，不少老同志對一位老革命家提出的副書記人選有不同意見，認為他對自己要求不嚴格。「文革」前，毛澤東甚至在一份有關他的調查報告上作過嚴厲批評，為此還把他從某個工業部部長的崗位上拿下來，下放到東北一個大型企業工作，直至「文革」。「文革」結束後，老同志們仍常能聽到對此人的此類反映。因此，了解情況的老同志們堅持認為，該同志不適合擔任這個職務。
這位老同志本人也表示:自己確實有這方面的毛病，可以不擔任這個職務，到地方工作。
實際上，父親、陶鑄與該同志在延安時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感情十分要好，還戲稱為「桃園三結義」。然而，黨的組織工作豈能攙雜私人感情，為此，父親曾四次代表老同志和組織的意見向老革命家彙報。
父親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即對負責組織工作的領導說:「所有幹部的調動和提拔，都由中組部調查、審核，提出建議後不要報我，直接拿到書記處會上討論。」父親言行一致。從1977年12月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到1987年1月辭去總書記的九年多時間裡，他沒有私自提拔或調動過任何一名幹部。
1986年，政治體制改革再次被提到黨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鄧小平在6月間指出:「現在看，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改革，應該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且應該把它作為改革向前推進的一個標誌」，“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為了實現鄧小平政治體制改革的構想，父親十分重視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強調健全法制，保證多數人的民主，並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研究透，急忙上馬不行。於是，便集中力量搞一個能和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相比美的「精神文明建設決議」。
為了端正黨風
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家長製作風在黨內陋習難改，「以人治國」、“以言代法”，遺患甚多，為害多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的同時，父親著手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出了“以法治國”，並十分贊同在新修訂的黨章中寫上:黨的組織和黨員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
父親認為，端正黨風不僅是黨員幹部的事，黨員幹部的子女也應為之努力。然而，一些幹部子女利用父母職務的方便，不法經商牟利，在群眾中引起了越來越大和極其不良的影響。
那是1985年，一份涉嫌一名政治局委員兒子胡某案件的請示報告送到了父親面前。報告寫道:偵查人員因不能進入首長駐地而無法找到當事人，也無法取證，以致案子長期擱置。報告要求:搜查涉嫌人居住地，以便找到嫌疑人和與案件有關的線索，完成對整個案件的偵查工作。
不知道父親有沒有注意到，當時竟無人對這個報告作出批示。他卻毫無顧忌地批道:各級領導機關理應協助公安人員依法辦案。
胡耀邦和胡錦濤溫家寶
有關部門還是考慮到了那位領導的身體，為了避免突然情況而引發意外，中央辦公廳安排公安人員在那位領導到中央書記處開會時，前往其家進行搜查取證。辦案人員當天就從當事人房間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幣現金，面對用麻袋裝著的贓款，公安人員帶走了當事人。
執法的嚴肅無情，一下子震動了整個中南海，也第一次震動了中國領導的最高層。 事隔一天，政治局開會，胡某之父提前來到會場，大發脾氣，厲聲質問：「為什麼抄我的家？為什麼逮捕我的兒子？」胡耀邦解釋：“三個部門要求立案審查，我們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結論出來了再說吧”
在那幾年的「嚴打」中，違法的幹部子女有的被繩之以法，有的鋃鐺入獄。找父親求情通融的電話為數不少，父親的沉默得罪了不少長期有著很好關係的同志。
即使這樣，在1986年1月20日中央機關端正黨風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父親仍然嚴肅地指出:「要辦案子，不能講空話。至少是用90%的精力解決已經發現的和以後要發現的案件。現在我們的'原則'太多了，教訓人的話太多了。老是講那麼多原則，中央講原則，到省上也講原則，甚至支部里也講原則，哪來這麼多原則呀？中央講了原則，其他人就要辦事，解決具體問題。要從具體案子抓起。今天上午書記處議了一下，有幾個幹部子弟已經抓起來了，可有些該抓的還沒抓。為什麼不抓？沒什麼含糊嘛！過去我們許多事情就是議來議去，照顧過來照顧過去，干擾過來干擾過去，該辦的事情沒有辦。小平同志指出的'手軟'，至少已經講了六年了……我在上午書記處會上就提出來，新犯的罪加一等，立即通報，沒有這一條還行？」
辭去總書記職務
1986年12月初，合肥市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鬧起了學潮。隨之影響到上海，進而波及北京。開始是部分學生對學校的伙食有意見，有些是對學校的治安管理不滿意；後來，也有少部分人將這些具體問題與民主、自由聯繫起來。
中共中央書記處舉行會議，專門討論了學校和學生的情況，並對當時的形勢進行了研究討論，認為:第一，全國的政治形勢是好的。第二，現在出了一些問題，目前是學生當中，前一段是工人當中（瀋陽上街遊行），但不影響全局。第三，要善於引導，學會引導，不要一下子頂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
父親對於少數人鬧事，一直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他說:“一部分青年受騙，經過教育以後，覺悟過來了。少數人鬧點事，有一部分鬧得對，因為我們自己有官僚主義；另外，由於有極少數人對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相當仇恨，這個不要緊，這是極少數人，成不了氣候。”
父親對青年總是充滿了希望。這也許是因為父親長期做青年工作，對青年和學生有偏愛；也許是因為他為人做事的一貫寬容大度。
他說:「廣大青年學生是好的，他們純潔、愛國、向上，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和希望。」
這次學潮在1986年底基本得以平息。然而，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與父親及其他幾位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嚴肅指出:「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他認為，“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
鄧小平認為:這幾年來，一直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但反對不力。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誤。
1987年1月2日，父親給鄧小平寫了一封《向小平同志交心》的信，請求免去自己的總書記職務。
1月16日，鄧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18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2人；中央書記處書記4人；中央顧問委員會負責人17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人2人；以及其他有關同志。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向會議報告了黨中央一級的黨的生活會議的情況。會議對父親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並通過了公報，決定接受父親辭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請求，繼續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
之後，中共中央在半年的時間裡先後三次下發中央文件，向全黨通報了父親的錯誤和他的檢討。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的決定，我是在中華醫學會聽了傳達中央文件才得知的。那會兒，我心裏竟泛起一絲快慰。因為在六年總書記的任上，父親幾乎只屬於黨，屬於人民，屬於工作，屬於勤政殿。如今卸任，那是命運又把慈愛寬厚的父親還給了我們。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父親要秘書告訴家人，誰都不要去看他。他身心疲憊地在勤政殿休息、思考。
兩個星期之後，那是中南海冰封湖面的一個黃昏，夕陽晚照中，父親帶著一些文件、書籍離開了勤政殿，迎著湖畔凜冽的寒風回到了家。當他踏上小院的走廊時，身後那扇通往中南海的小門，悄無聲息地輕輕關上了。一個政治家的政治生涯就這樣默默地畫上了句號。父親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實現了自己退休的諾言。
本文摘自《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滿妹著，北京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