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一位讀者的訊息，他是一位爸爸。他看到警方不斷搜出槍械和土製炸彈的新聞，感到十分憂心，因為他的兒子也是去年激進社運的活躍參與者。他說曾經趁兒子睡著的時候，翻看兒子的背囊，打開時戰戰兢兢，很怕會見到有土製炸彈。他問我為何有大學教授可以不斷鼓吹學生犯法，香港現在是否有病？他很擔心兒子會變成恐怖分子。
看完這位讀者的電郵，使我想起一套在Netflix播放的一套以色列反恐劇集《混亂》（Fauda）。劇中演員兼劇作家里奧拉茲曾在以色列特種秘密反恐行動部隊217部隊服役，他將親身經歷改編劇集，內容講述以巴之間無解的衝突。《Fauda》第一季有一幕，講到頭號恐怖分子黑豹綁架了一名反恐部隊成員，而反恐部隊的小頭目違抗上級命令，綁架了一名巴勒斯坦教長，要與黑豹交換人質。但黑豹已施手術在反恐部隊人質的體內埋入炸彈，想殺害大批反恐人員。就在雙方交換人質的時候，黑豹引爆炸彈，反恐部隊人質被炸得血肉橫飛，同樣地，反恐部隊小頭目也在教長身上綁上炸彈，見同僚被炸死，亦引爆教長身上的炸彈，將教長炸得粉身碎骨。
《Fauda》劇照。
《Fauda》阿拉伯文是「混亂」的意思。劇情緊湊，但當中充滿著以巴衝突、雙方永無休止地互相仇殺的無奈。
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立國，巴勒斯坦人持續以恐襲還擊，造成當地無休止的混亂。恐怖主義一旦開花，之後就很難停止。施襲者覺得自己是被害者，非要用恐怖手段不能脅逼到政權接受自己的訴求，但總會激起政權的強硬回應，恐襲者不會達到目的，最後變成持續的仇殺。
香港警方搜獲2.6噸的製作炸彈化學品、土製炸彈和用進口零部件組裝的自動步槍。社會對這些事情沒有太大的感覺，估計有兩個原因：第一、黃營會覺得這些都是警察插贓，放炸彈的人根本不存在；第二、由於土製炸彈和槍械等在用以施襲前已被警方搜獲，未有造成重大傷害，普通人初看時會覺得新鮮，看多幾次已變成「無感」。說難聽一點，就是「未見棺材，不會流淚」。
香港的恐怖主義，已經不是黑天鵝，而是灰犀牛，在人們面前跑來跑去，只是大家卻毫無警覺，背後當然也有是受到一些人的鼓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他最近發帖說：有人話「如果你不想被我拉，只有一個辦法，唔該你唔好犯法。」他認為這種說法是一個非常落後的法律觀。他認為先進的法律觀是以所謂公義為原則，不公義的法律便不需要遵守。他還說：「香港引用一些已被絕大多數人類所摒棄的法律觀，與這種人一同生活在香港，我感到驚訝和羞恥。」
我完全不知道戴副教授所謂的「絕大多數人類」是指那些人類。因為據我所知，不但中國大陸或香港，所有的西方主要國家仍然使用他口中所謂的「被摒棄的法律觀」，都是要求人民守法，而不是讓人民各自按自己以為的公義標準行事，不用遵守法律。
如果按戴副教授所講的，他所謂的「先進的法律觀」，已被絕大多數人類所接受，港大根本不需要再搞法律學院，改成「公義學院」便可以了。因為學習法律已沒有用，任何人覺得某些法律不合符自己承持的公義，便不用遵守，可以推翻，還教什麼法律呢？
如果香港所有的年青人信了戴副教授所講的話，大家都以為自己就是「公義」的代表，不介意用暴力、甚至恐怖主義手段去爭取「公義」，相信《Fauda》的場景，最終就會在香港出現。
盧永雄
香港發展到如今的局面，激進政治積重難返，與香港的傳統精英也有關係。從政府內的文官，到建制派的大黨，再到社會上的商界，這些精英本來是體制的核心，掌握了大量政治和社會資源。他們面對激進反對勢力的崛興，本來有很多機會可以全力抗擊，但他們並無採取應有的行動。歸因究底，源於兩種心態。
第一、膽小怕事。在前特首董建華2005年腳痛落台的時候，有一名政府高官議論此事時說，原來中央換特首是看民望，但如果香港玩民望政治的話，整個政治生態都會劇變。這名高官甚有遠見，看透了民望政治的關鍵，就是只做人民喜歡的事情，甚至乾脆不做事。
過去十多年，泛民主派逐漸蛻變成反對派，由理性地監察政府，變成為反對而反對，再蛻變至激進反對派，使用街頭暴力，同時癱瘓議會。政府內的文官面對此變局，有人以為和激進派玩玩利益交換就可以駕卸他們，更多人是害怕和他們辯駁對抗，以免成為打擊對象，影響自己民望。
民調機構操控了對高官的評分準則，那些敢於出來與激進反對派打仗的官員，民望不高，那些龜縮一角、不哼一聲的官員，民望反而較高。這些官員聲望的民調，促成一種「為官避事」的方程式，不做事民望就高。習主席近年說的「為官避事平生恥」，就是針對這類官員。最近這一批離任局長，當中有一個出名不作為，他佔據敏感職位，掌握大量資源，就連建制派私下也對他劣評如潮，最後阿爺也看不過眼，終至丟官收場。
第二、養寇自重。很多文官精英和建制大黨都看著民望做人，覺得民望高便可以升官發財或者連選連任，商界精英的想法並非如此，他們不是靠民望搵食，雖然都希望威威水水，但不會把民望放在第一位。然而，他們卻有一種買辦（Comprador）的心態。
香港過去百多年，都是一個買辦城市，英國人拿了香港之後，把香港由一個小漁村變成一個商業港，香港的高級華人成為幫助歐美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的特殊經紀人階層。過百年的買辦式經濟活動，衍生了香港很特殊的文化。就算香港回歸了，商界仍有這種心態，在中外夾縫中間，兩頭皆吃，自得其樂。
但隨著中國越來越強大，除了國企、民企也來香港與本地商界競爭，本地商人隱隱然覺得，阿爺太強，他們會「無地容身」，所以，他們希望香港的反對派可以頂住阿爺的勢力，為他們爭取更大空間，讓他們可以繼續獨攬本地生意，繼續賺大錢。
香港的商界不是太多人讀熟中國歷史，其實他們這種行為，歷史上叫「養寇自重」或「養敵於外」，在中國幾千年歷史屢見不鮮。養寇自重通常是指一些鎮守邊關的戌邊大將，由於朝廷的軍餉不是那麼容易得到，如果一下子平定邊疆，盡殺犯邊外敵，朝廷覺得太平無事，朝廷就會少發軍餉。所以，這些戌邊大將對付外敵，一方面會收部份外敵支派作為自己的手下，讓他們自傷殘殺，另一方面又會打打停停，甚至刻意放生他們，讓他們不時擾亂邊疆，到時，又可以向朝廷告急，為取更多的糧餉，然後又殺一、兩個外族頭目，繼續向上邀功。
明末的大將李成梁(1526年-1615年)就是其中的經典，他鎮守遼東，抵禦女真族的進攻。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爺爺覺昌安和父親塔克世，李成梁與塔克世本來關係良好，但在一次明軍攻城時戰死。努爾哈赤就是憑著塔克世餘下的13套甲冑起家，他用了8年時間逐步統一建州鄰近部族。期間，李成梁不但坐視努爾哈赤的壯大，更支持努爾哈赤分化女真諸部，與女真打打停停。努爾哈赤起兵33年之後（1616年），努爾哈赤稱汗，建立後金，並於1618年對宣讀《七大恨》討明檄文，並發兵全力進攻明朝，最後於1644年由其子皇太極推翻明朝，建立清朝。
李成梁養寇自重，是明朝覆亡的其中一個關鍵。香港部份建制派也有這種養寇自重的心態，把反對派越養越大、越來越激，想借此制約阿爺，最後演變成去年的暴力反修例風暴，一發不可收拾。阿爺當然看到香港的問題，現時出手的其中一個方向，是要逐步扭轉建制派各有盤算、一盤散沙的傾向。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