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正推行一系列政策，提升執政能力，最新的一章是落實「部門首長責任制」。
公務員事務局提出修訂《公務員敘用委員會(調查)規例》，擴大現行公務員敘用委員會的職能，可以對部門嚴重的失職事故進行調查。
這是特首在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改革的其中一部分。當時特首在《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優化公務員管理制度，包括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要求部門首長承擔責任，推動部門建立有效的管理團隊和運作系統，持續優化工作流程，由部門首長開始一層一層地督導屬下公務員負責的工作，建立有效的管理團隊和運作系統，並且設立有效的匯報、監督、查核機制，準確掌握部門在各項工作的表現，提升整個團隊提升管理效率，以及建構良好的組織文化。
當時提出部門首長責任制，會建立固定機制，在部門出現問題的時候公正處理。調查分成兩級：第一、一般問題由部門首長負責調查，予以改善，按公務員管理制度，對過失人員作出相應的行政或紀律處理；第二，如果部門出現嚴重問題，就由公務員敘用委員會領導的小組負責，查找不足，釐清責任。修訂規則就是賦予公務員敘用委員會相關的權力進行調查。
現在政府出現施政問題時都有進行調查，由和事件不相關的高級公務員負責，例如飲用水事件，就由一個常任秘書長去調查。將來出現同類問題，會由公務員敘用委會調查。以免外界有公務員「自己人查自己人」的誤解。
本屆政府有心推動公務員改革。近年推出了獎罰分明制度、更新《公務員守則》，以及設立「全政府動員」制度強化應變能力等，就是想建立「做實事、做成事」的公務員文化。強化公務員敘用委會調查權力，只是整幅大圖畫當中一小塊拼圖。這部分有關「行政問責」，針對前線的執行部門，希望他們行多一步，努力為公眾服務。希望60多個部門首長管理好自己的部門，建立好制度，提升效率，不要出事，根本不用出了事之後進行調查。
回顧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公務員制度出現了多重變化。首先是產生了一層政治問責官員，這些司、局長絕大多數並不是公務員。後來高官問責的需求日增，特首董建華就在2000年引入一套新的主要官員「政治問責」制度，要求政治任命官員負上政治責任。制度原意是好的，本來是希望加強政府的問責性，但後來隨著香港社會日漸政治化，狙擊政府、逼高官甚至特首下台的聲音無日無之。初時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提升施政效率的好主意，誰做錯誰就要下台。但後來政治激化，狙擊高官就變成為一個無休止的政治遊戲。
猶記得2003年政府推出「23條」立法時，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就成為政治問責制的第一滴血。不過問責制加上惡劣的政治氛圍，令整個特區政府逐漸瀰漫避事文化。記得有一個局長跟我說，每逢星期三當他要去立法會答覆質詢，他整個星期二晚都會睡不著，害怕得要命。這種政治化的風氣不單影響了高層問責官員，政治任命官員的壓力亦向整個政府擴散，不止司局長，下面的公務員亦逐漸衍生少做少錯的文化，為官避事，漸成主流。
到2019年爆發黑暴事件後，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政制，局面有根本的轉變，基本上重新確立一個「行政主導」政制。而本屆政府推動公務員改革，就是希望重新建立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這不單要改變制度改變，也需改變文化。過分突出政治問責，不斷要求高官下台，換了政治問責官員，下面一切如舊，施政不會改善 。應該健全制度，明晰權責，各司其職。也應該推動盡責文化，上下公僕，一人行多一步，才能真正解決市民的問題。
政府處理公務員問題，固然應該賞罰分明，要加強獎賞有能力而盡責的公僕，嚴肅處理無能力或卸責的官員，表現極之差勁的，就不應該再按增薪點獲得額外加薪。最後要整個政府動起來，為市民多做實事，才能推動整個社會邁步向前。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