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文章
美英多國議員發動向中國索償，要中國賠償他們疫情的損失。本地反對派議員，又指五一會有內地人來港播疫。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在立法會發功反擊。
圖：麥美娟在立法會發功反擊。
麥美娟話恐懼源於無知，有人話怕五一有內地人來，其實由2月3日起，內地機關沒有簽發來港簽證，內地這項措施對於控制疫情擴散的措施，十分有效。內地都沒有發簽證，怎會有人來港？
麥美娟又話，「3月2號香港疫情曾經穩定了，之後因為外國輸入個案，又是來自什麼國家呢？有人話要追數追究責任，係唔係要追那些輸入國家？我們之後花了1300億搞第二輪抗疫措施，是否可以追那些國家？」
有外遊紀錄的輸入個案來自的國家。
根據政府文件顯示，頭五大輸入新冠病毒來港個案的國家是：
英國：401宗
美國：84宗
法國：46宗
瑞士：35宗
加拿大：33宗
英美兩國，是香港輸入案例的大戶。食物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話，其他本地個案，大多數和這些輸入個案有關。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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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問責班子撤換5名局長，其中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調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是近年首次由非公務員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2017年脫離公務員隊伍，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聶德權今次的任命，引起AO界議論，他們不是認為聶德權不適合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因為聶自1986年加入政府後，在公務員系統已工作了31年，到2017年才轉為政治委任官員，他對公務員體系非常熟悉。AO界關心是為何突然改變本來用人的政策但無甚交待。
AO界傳來傳去一份2002 年4月17日立法會會議紀錄，當日特首董建華到立法會介紹同年 7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問責制方案。董伯伯提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一職時說: 「為了突出我們對公務員的重視，我們決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必須從資深公務員中調任，保證這位問責官員，對公務員體制和隊伍有充分的認識和瞭解。由於他是行政會議成員，他不但能將公務員的訴求和利益帶入決策層，同時亦能將決策的過程和考慮，向有關的公務員同事介紹，確保政策推動的過程是
全面和順利的。」
而2007年10月政府改進問責制加設副局長時，向立法會提供一份文件，也提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文件指自政治委任制度實施以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人選從在職公務員隊伍中物色並設有「旋轉門」的安排，已廣為公務員和公眾接受，這個安排應予維持。而所謂「旋轉門」是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可以繼續保留公務員的身份，而在接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職位前，不一定要透過辭職或退休脫離公務員隊伍(有異於其他局長)。他在離開公務員事務局的職位時，如尚未達到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可返回公務員隊伍的原有職級。
前華員會會長黃河。
前華員會會長黃河認為，回憶董建華前特首當年推出政治問責制時，主要為安撫升遷出路將收窄的政務官(或有公務員更加明白公務員事務的考慮)，專門為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一職作了與眾不同的特別安排：（1）人選會從公務員隊伍中挑選；（2）任職後仍會保留與公務員的聯繫，即接受任命之前無須永久脫離公務員隊伍，任命結束後，如年紀許可，還可重返隊伍，恢復原職。
黃河認為，由於此項安排純屬政府政策上的決定，並非基本法或其它法律條文的規定，當然可以改變。拓寬人選來源，可增加行政長官「揀蟀」的靈活度，並無不妥。而且聶德權原為政務官，又做了幾年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對公務員事務、政策、管理等，不會陌生，至於是否嫻熟亦非大問題。對此，行政長官在公佈任命時已略有提及。
黃河關注的問題反而是，政府一項公諸於世、行之十多年的重要政策，如今作出改變，有否先根據一定的程序，去修訂並作出交代，才付諸實施呢？尊重並遵循有關過程，可不是一件芝麻綠豆的小事哩。而如今既已有了改變，是否需要「執番手尾」、作出跟進補漏呢？
而聶德權評論他以非公務員身份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時指出，制度精神是希望該局長對公務員系統有充分認識和了解，在政策討論時可表達公務員關注，而自己過去加入政務職系31年，擔任過包括公務員事務局在內15個不同範疇的崗位，在公務員系統有一定浸淫。過去3年擔任政治任命官員期間，一直與公務員緊密配合合作，他相信這些經驗或更使他明白政治委任官員和公務員如何更好各司其職，使整個政府團隊發揮更大作用，對他擔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更為有利。
